墨家逻辑研究的长期性——纪念沈有鼎诞辰百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家论文,长期性论文,诞辰论文,逻辑论文,沈有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1-0129-06
一、问题的提出
沈有鼎(1908.11.25-1989.3.30)是墨家逻辑最重要的现代研究者。沈公的成果，在这一领域引起革命性的激变，是墨家逻辑研究创新和转型的成功范例，值得广大学人，特别是青年学人，世代传承，推陈出新。
笔者2008年11月在天津举办第八次中国逻辑大会，听学者说：“墨家逻辑研究已经很透彻，没有必要再继续。”在有的学者看来，仿佛墨家逻辑研究，已走到尽头，达至极限。笔者认为，墨家逻辑研究，是值得广大学人，特别是青年学人，长期为之奋斗的事业。在沈公诞辰百年之际，重温沈公的教导，认清墨家逻辑研究的长期性，有助于推进墨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激励新人勇创新成果。
沈公说：“作为逻辑学的宝库，《墨经》到今天还有许多东西没有被清理出来。”笔者听沈公说：“《墨经》被清理出来的条目，还不到1/10。”谭戒甫《墨辩发微》附录书评说：“(《墨经》校释)可说者大抵说尽，所遗则往往不可说。”沈公说：“这话我们不能同意。”沈公认为：“要求一下子就把这部艰涩难治的古书每一字都讲通”，是“不合科学规律的幻想。”①沈公说：“以高亨的文字学水平，尚且未能胜任，看来这样的事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当前逻辑界的重要课题，是使用现代理论和语言工具，对墨家逻辑进行高层次、创造性研究，完善研究的转型，把墨家逻辑改造为与世界接轨，用现代语言表述，适合现代需要的新型理论，丰富今日逻辑宝库，为国人提供有民族特色的思维工具。
二、方法的借鉴
1.库恩的科学范式转换论。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amual Kuhn，1922-1996)认为，科学革命是范式转换的进程，范式转换导致理论和方法的变革。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转换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逻辑研究历程，可知墨家逻辑和沈公墨家逻辑研究，是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在主体、对象、元语言工具、成果、层次、方法、作用、后果、评价等方面，有不同性质。如表1。
(1)主体。战国墨家逻辑研究主体是墨家。沈公墨家逻辑研究主体是现代学者。沈公有古文字学和校勘训诂学专门训练，先后到美、德、英等国家进行研究，精通英、德文，懂希腊、拉丁和梵文，西方逻辑素养深厚。杨向奎说：“治《墨经》应当具备两个条件：(1)训诂校勘，(2)现代科学知识。沈有鼎先生具有这种资格，他告诉我，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他还听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课。现代科学知识，他更出色当行。”沈公“虽然博学，但还追求不已，他曾经要我带他去见高亨教授，当时高先生已卧床不起”。②
高亨是继孙诒让后，校注《墨经》的高手，仍对错参半。沈公有时说，高的注解跟自己相同，有时说，高“解释错的地方还是太多，几乎比比皆是”。沈公手捧高亨《〈墨经〉校诠·墨子经说表》，向笔者讲述精研墨家逻辑新见的情景，如历目前。受沈公影响，笔者一直把高亨此表，放在手边，让学生人执一份，用来校诂《墨经》，传承沈公治墨技巧。
沈公墨家逻辑研究的创新与转型，是全球化时代条件，西学东渐文化背景，民族振兴潮流推动，个人刻苦钻研，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墨经》向称奇书。胡适说：“到了今日，(《墨经》)这几篇二千年没人过问的书，竟成了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奇书了！”③沈公20世纪30年代，已是名满国际的奇人怪才。时有《人物》杂志，以《怪哲学家沈有鼎》为题，撰文述说沈公离奇传说，怪异故事。1961年笔者从沈公学第一日，研究室学术秘书倪鼎夫，带笔者到资料室，借阅这本杂志，使笔者对奇人沈公，十分好奇。《庄子·齐物论》说：“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奇人沈公，是奇书《墨经》，失解两千年，旦暮一遇，深知其解的奇才大圣。笔者诌诗：“奇书沉沦埋泥中，旦暮一遇怪沈公。奇才睿智知深解，奇书赖此庆新生。”
(2)对象。墨家逻辑研究对象，是战国百家争鸣应用逻辑。墨子反驳论敌：“今王公大人，有衣裳不能制，危弓不能张，牛羊不能杀，疲马不能治，知道尚贤使能，治国大事，不知尚贤使能。”用比喻形容论敌荒谬。这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应用逻辑。墨子总结“明小不明大”的惯用语，概括元语言逻辑概念“悖”，用质问语“岂不悖哉”反驳论敌。
《小取》总结论辩方式“推”，定义为：“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概括推论规则：“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由辩论的应用逻辑，升华为思维交际的理论逻辑。
沈公墨家逻辑研究对象，是战国墨家逻辑。沈公在墨家逻辑和世界逻辑间，铺路搭桥，引轨相接。沈公说，《小取》总结的“推”，是归谬式类比推理。“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揭示论敌矛盾。“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是同一律，矛盾律。墨家逻辑与沈公墨家逻辑研究对象，判然有别，形态迥异。
(3)元语言工具。战国墨家逻辑元语言工具，是古汉语。《墨经》文字浓缩，惯用省略。语句命题，常浓缩为语词词组。推理论证，常浓缩为“论题+说在+例证理由”的提示语。术语是“辩名辞说”等，表达是“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等。不经现代学者创造性诠释和转型，今日读者难知所云。沈公墨家逻辑研究元语言工具是现代语，今日读者易懂。
(4)成果。战国墨家逻辑成果是《墨经》，不经创造性诠释和转型，不易为今人理解。沈公墨家逻辑研究成果，是墨家逻辑的创造性诠释和转型，是新型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
(5)层次。战国墨家逻辑，是以百家争鸣应用逻辑为对象的第一层次元研究。沈公墨家逻辑研究，是以墨家逻辑为对象的第二层次元研究。后者研究层级，高于前者。
(6)方法。战国墨家逻辑方法，是古代素朴式，开端绪而待引申，初迸发而待梳理，亟需创造性诠释和转型。沈公墨家逻辑研究方法，是积淀至今的世界逻辑，涵盖古今中外。
(7)作用。战国墨家逻辑作用，是为古人提供思维工具。如《小取》总结“推”式归谬类比，为墨家和诸子百家喜用常用。沈公墨家逻辑研究作用，是为今人提供思维工具。
(8)后果。战国墨家逻辑后果，是深埋泥中无人知，更遑论研究。沈公墨家逻辑研究后果，是贡献创新与转型的成功范例，为后学继续研发铺路奠基。
(9)评价。战国墨家逻辑，不经诠释转型，不便认知应用。沈公墨家逻辑研究，经诠释转型，便于认知应用。其价值不亚于墨家逻辑原创。
2.希尔伯特的理论研究分层论。德国逻辑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把所研究的理论，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使用的工具性理论，叫元理论。美籍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Tarski，1902-1983)提出语言层次论，区分对象语言和分析对象语言的工具性语言，即元语言。塔尔斯基说：“把语言分成一系列范围愈来愈大的语言，其中每一个语言，与下一个语言的关系，如同形式语言与它的元语言之间的关系。”④英国逻辑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说，“每一种语言”，“有一种结构，关于这种结构，在这种语言中一点都不能说，但是可以有另一种处理第一种语言结构的语言，这种语言本身有一种新的结构，并且语言的这种系列是可能没有止境的”⑤。同理，科学分为对象科学和元科学，逻辑分为对象逻辑和元逻辑。
借鉴希尔伯特的理论研究分层论观点和方法，可厘清中国逻辑研究的进程与规律。战国辩论的应用逻辑，是墨家逻辑的对象逻辑。墨家逻辑，是战国辩论应用逻辑的元逻辑，又是沈公墨家逻辑研究的对象逻辑。沈公墨家逻辑研究，是墨家逻辑的元逻辑，又是后代墨家逻辑研究的对象逻辑。如此辗转递进，以至无穷。若层次混淆，则像乱麻一团，纠结难辨。
3.傅伟勋的创造性诠释学。旅美华裔学者傅伟勋(1933-1996)提出创造性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五境界说：(1)实谓。原典实际上怎么说，原典校勘考证。(2)意谓。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是“实谓”的意义，是原典训诂和语义分析。(3)蕴谓。原典蕴藏的深层义理，有高低不同的多层蕴涵。(4)当谓。原思想家应当说出的，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如何重新表达，发掘原思想体系表层结构下的深层结构，为原思想家说出应当说出的话。(5)创谓。为解决原思想家未完成的课题，现在必须创新地说什么，从批判继承者，转化为创造发展者，救活原有思想，消解其难题和矛盾，为原思想家完成创新思维课题，促进世界思想传统交流，培养创新力量。⑥借鉴傅伟勋的创造性诠释学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逻辑研究进程，可知中国逻辑界的《墨经》校诂，还远未走出傅伟勋说的前两种诠释境界“实谓”和“意谓”。即使在“实谓”和“意谓”的诠释境界，中国逻辑界的成果；还远未达至理想，臻于完满，形成共识，更遑论傅伟勋说的后三种诠释境界“蕴谓”、“当谓”和“创谓”。而这后三种诠释境界，才真是墨家逻辑创新与转型的理想化、完善化研究。我国墨家逻辑研究的大势，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三、思考的重点
1.《墨经》元典的价值。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的文化轴心时代，是奠定人类精神基础，影响今日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⑦这正值墨家兴盛的战国时期。《墨经》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参与奠定人类精神基础，是影响今日的重要元典。
“元典”即始典、首典、原典、美典和宝典，是历久弥新，经久不衰之典。元典之树常青，《墨经》之树常绿。“经”即经典、典范、规范、常道和路径。《释名·释书契》：“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墨经》含古今中外常用的普遍真理，有“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观念(胡适语)。
元典是轴心时代的原创，蕴藏后代创造性诠释与转型的全息性基元。金岳霖说，中国哲学观念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加以诠释”⑧，道出墨家逻辑可多次诠释和转型的奥秘。
恩格斯赞颂文艺复兴时代，“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⑨的时代。战国时期的辉煌不逊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是需要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含《墨经》作者在内。巨人的智慧之光，辉耀当世，影响现代和未来。《墨经》有恒久不衰的价值，蕴藏适用过去、现代与未来的世界逻辑基元，禀赋永续研发的潜质。
2.墨家逻辑的文化地位。杨向奎说：“一部《墨经》等于整个希腊。”⑩笔者认为，《墨经》是一部浓缩的古中国和古希腊。《墨经》有学人说明发挥的广袤空间，是一个有开端，无终点，有预想，待完善的中国文化科学化、逻辑化的理想蓝图。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的高峰，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思维工具，中国文化的精粹，值得永续研发、创新和转型。以墨家逻辑为对象，以现代科学为工具性元理论的现代诠释、发挥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急务，是进一步研发墨家逻辑的使命和目标。
3.墨家逻辑的可持续发展。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11)墨家逻辑含有现代逻辑分支(如时间模态逻辑)的胚胎、萌芽。(12)近年，同一墨家逻辑，研究者观点多样，视野不同，被解释为不同逻辑：传统逻辑，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论辩逻辑，论证逻辑，逻辑指号学，语义学，语用学，语言逻辑，辩证逻辑，认知逻辑等。墨家逻辑包含现代逻辑分支的胚胎、萌芽，如果条件合适，必可成长壮大。
4.《墨经》的难治。孙诒让说《墨经》：“先秦诸子之讹舛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墨经》语言“几于九译乃通”，学者“罕能尽逮”。黄绍箕说，《墨经》“有专家习用之词”，“有名家奥衍之旨”，不是只有古文字学知识，而能通解。沈公说：“若是诂解的工夫不先作好，正确的全面估价是不可能的。在所有中国古书中，可以说没有一部书与《墨经》同样程度地需要重新作文字方面的诂解。”“古书的校勘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无穷过程，《墨经》尤其如此”，“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业”。(13)
全球化新时代的墨家逻辑研究，是在世界逻辑的新语境中，包含和超越《墨经》元典校诂的新系统工程，复杂繁难，任重道远。重温沈公教导：墨家逻辑研究，不是一人一蹴而就的事业。当前，亟需鼓励广大学人，特别是青年学人，解放思想，解除束缚，敢挑重担，奋勇向前，使新型墨家逻辑之花，开遍人类精神家园。
附录：沈有鼎传记资料(14)
沈有鼎，逻辑家，1908年生于上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研究员。1929年他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取公费留美。1929-193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听谢弗(Sheffer)和怀德海(Whitehead)的课。他认为怀德海有大哲学家的风度。1931年得硕士学位，未考博士；因为那时他有一个思想，罗素尚且不是博士，考博士没有多大意义。
1931-1934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和弗赖堡(Freburg)大学从事研究，听杰浦斯(Jaspers)和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课。他认识了已退休的胡塞尔(Husserl)和他的助手。粗粗体会到现象学这一哲学体系之精深博大。他也认识了数学家策梅罗(Zermelo)。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抗战期间，清华大学迁至昆明，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1945-1948年到英国牛津大学游学，他很欣赏英国学者辩论时引经据典、不伤感情的作风。回国后仍在北京，先后任清华、北大哲学系教授。1955年来哲学研究所。
他在中学的时候，对《易经》的哲学价值已很有体会。入大学后自学数理逻辑，对根本问题深入思考，颇多收获(当时教逻辑的是赵元任，不是金岳霖，他也没有选这门课)。他有志钻研康德哲学。自后，锐志追求真理，虽以康德为主，实对佛家哲学颇有信心。总之，他哲学不主一家，同时继续研究数理逻辑。抗战期间，兼涉及《墨经》的逻辑学和古代中国的诡辩论。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深深体会到掌握了辩证唯物论这一真理，就能解放思想，帮助解决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他在解放前的主要著作，有4篇论文：
1.《评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清华学报》。赵元任先生认为此文写得很深(实际上包括了评者自己的研究成果)，许多专家都不一定看得懂。(孙中原注：载《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1936年1月。见《沈有鼎文集》，第87至96页。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华书局1924年1月出版)
2.《〈周易〉卦序分析》，《北京？报》副刊(倪鼎夫注：沈先生自己记不起来了。孙中原注：载《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1936年9月。见《沈有鼎文集》，第99页)此文他后来在哲学讨论会上曾加以极重要的补充，胡世华同志最近凭当时的印象，认为这是关于《易经》卦序的真正科学的研究。
3.《论表达式》(On Expression)，《哲学评论》6卷1期。此短文对精确语言的逻辑结构作了初步的解析。莫里斯(Morris)来中国时，把它抄了一部分回去。(孙中原注：载《哲学评论》第6卷第1期，1935年3月。见《沈有鼎文集》，第1至32页)
4.《真理的分野》，《哲学评论》7卷4期。此文就严格蕴涵关系对人类知识中所有的概念和真实命题作了简单的分类，和通常的学科分类着眼点不同。在这个初步尝试中，许多说法尚未完善，也有些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孙中原注：《哲学评论》第7卷第4期，1940年。见《沈有鼎文集》，第111至126页)
许多老哲学家解放后的著作在观点上比较生硬，总的说来不如解放前的著作来得爽快。沈有鼎比较上没有这样的缺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当时学风的多少影响。他在解放后的主要著作分两大类，关于逻辑史的和关于数理逻辑的。
第一类，关于逻辑史的，包括1本书和8篇论文。
1.《〈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9月。此书在1954-1955年间曾分期发表于《光明日报·哲学》副刊，题为《〈墨辩〉的逻辑学》。(孙中原注：《〈墨辩〉的逻辑学》首次发表于《光明日报·哲学副刊》1954年5月19日，6月2日、16日、30日，7月14日、28日，1955年3月9日等期。198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题改《墨经的逻辑学》。1992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沈有鼎文集》，收入《墨经的逻辑学》。见《沈有鼎文集》第300至378页)
由于“辩”字的一个意义是“逻辑学”，为了避免咬文嚼字的老先生们把书名理解为“墨家逻辑学的逻辑学”，他改用了今名。出版前，又稍加修改。此书比较精确地叙述了古代中国墨家的逻辑学说。此学说经西晋鲁胜提倡后，东晋时尚有人研究。但从南北朝到明代，一直无人过问。到清代张惠言以后，才又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墨经》文字已大部分不可解了。沈书只解释了逻辑学部分。1958年出版的高亨《〈墨经〉校诠》，有些注释和沈相同。据高自己说，他在解放前已完稿了。沈意高书解释错的地方还是太多，几乎比比皆是；这是因为高校释了《墨经》全书，而要作全书的完美精确的校释，目前条件尚未具备。以高亨的文字学水平，尚且未能胜任，看来这样的事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2.《唯物主义者培根如何推进了逻辑科学》，见《培根哲学思想》，商务印书馆1961年12月。(孙中原注：见《沈有鼎文集》，第252至264页)
3.《〈墨经〉论数》，《光明日报·哲学》副刊1962年10月。此文于1980年收入《〈墨经〉的逻辑学》作为附录。(孙中原注：载《光明日报·哲学》副刊1962年10月5日。见《沈有鼎文集》，第379至382页)
4.《〈指物论〉句解》，同上1963年1月18日。(孙中原注：见《沈有鼎文集》，第479至482页)
5.《〈公孙龙子〉的评价问题》，《哲学研究》1978年6月。(孙中原注：见《沈有鼎文集》，第265至269页)
6.《评庞朴〈公孙龙子研究〉的〈考辨〉部分》，已排印。(孙中原注：《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见《沈有鼎文集》，第399至412页)
7.《论〈墨经〉四篇之编制》，尚未发表。(孙中原注：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见《沈有鼎文集》，第415至428页)
8.《公孙龙考》。第一部分见《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这是关于公孙龙其人的考证。(孙中原注：见《沈有鼎文集》，第276至283页)
另一部分尚未发表，是根据先秦和汉代的典籍，确定历史上公孙龙的思想倾向性，用来衡量现行五篇《公孙龙子》。论文对流行的“现行五篇《公孙龙子》是公孙龙原著”之说进行了反驳。所给强有力的论据是鲁胜所说除《墨经》外名家篇籍到西晋时都已亡绝的话。结论是：现行《公孙龙子》之来源有三：
(1)《白马论》可能是东晋时阮裕的得意之作。这篇“讲义”中有几句话是通过桓谭《新论》的称引而来自公孙龙原著的。
(2)《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三篇的共同特点是引用了大量《墨经》词句，但和《墨经》原意无关。这三篇是晋代人根据公孙龙的少量残篇，加工又加工编串而成的。编书的时间在鲁胜作《墨辩注》之后，大约是东晋。可能爰俞参加了《坚白论》的编串，创造性地发挥了公孙龙。《名实论》是鲁胜后学所作，以“形名家”的姿态出现，和公孙龙的诡论很少关联。《通变论》开首110字是公孙龙原著的保存得特别完好残篇。但下面的文章连一点逻辑的头脑都没有，这位拙劣的编者无疑是儒家。这三篇合称《守白论》，为《隋志》所著录。总的说来，编书者的观点和鲁胜相同，认为公孙龙著书的目的是“正形名”，所有诡论无非是老子“正言若反”的原则的运用，不能单作字面上的理解。晋代形名家心目中的这一公孙龙决不是历史上的公孙龙。
(3)《指物论》可能是爰俞自己的论文，这时他已多少走到了公孙龙思想的反面，因此持论和《公孙龙子》其他篇的思想不协调。《论原始“离坚白”学说的物理性质》，尚未发表。(孙中原注：见《沈有鼎文集》，第479至482页)
第二类，关于数理逻辑的，包括4篇论文。
1.《有集类的类悖论》，1953年6月。(Paradox of the Class of All Grounded Classes.The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孙中原注：载美国《符号逻辑杂志》第18卷第2期。张清宇译题为《所有有根类的类的悖论》。见《沈有鼎文集》，第211至214页)
2.《两个语义悖论》(Two Semantical Paradoxes)，同上，1955年6月。(孙中原注：载美国《符号逻辑杂志》第20卷第2期。见《沈有鼎文集》，第215至220页)
3.《初基演算》，《数学学报》，1957年3月。对此文所叙述的七个系统，广义的演绎定理都能使用。后来他又扩大到十个系统，也同样。路易士(Lewis)的S1-S3三系统，因不适合这条件，未加叙述。(孙中原注：载《数学学报》第7卷第1期，1957年。路易士一译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1883-1964。见《沈有鼎文集》，第227至240页)
4.《纯逻辑中不依赖量词的部分》，《数学学报》，1981年9月。(孙中原注：载《数学学报》第24卷第5期。见《沈有鼎文集》，第479至482页)
此外，他还计划写一本书：《逻辑模态和本体论模态》。1930年左右，他已开始用数理逻辑处理模态问题，此后更加深入，有许多新发现。恰好近年来逻辑模态在西方也有很大的发展，周礼全先生对西方的研究成果作了相当好的介绍。沈计划中的书，就是要把自己的和西方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给以批判的叙述和哲学意义的说明。
注释：
①《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1页；谭戒甫：《墨辩发微》，任继愈等主编《墨子大全》第6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501页。
②杨向奎：《论沈有鼎》，《文史哲》1989年第6期，第37—44页。
③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影印版)，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页。
④张家龙：《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6、327、379、393页。
⑤[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7页。
⑥王赞源：《创造性的诠释学家——傅伟勋教授访问录》，《哲学与文化》1997年第12期，1194—1204页。
⑦[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0页。
⑧金岳霖：《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页。
⑩任继愈等主编《墨子大全》第6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8页。
(12)孙中原：《〈墨经〉论时间的模态》，《逻辑与语言学习》1985年第6期，第20—22页。
(13)《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0页。
(14)“沈有鼎传记资料”标题，是笔者加。笔者提供这份资料，是第一次全文发表。原作者是沈有鼎。组织和审定者是倪鼎夫(1930.1-2005.10.8)。倪鼎夫修改近30处。原稿是倪鼎夫寄给笔者。倪鼎夫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逻辑室学术秘书，副主任，哲学所分党组副书记，副所长，学术委员。倪鼎夫写信给笔者说：“孙中原同志：您好。寄去金岳霖、沈有鼎二位专家的材料，请您审阅。沈老有一篇文章，已忘记登在某报副刊，缺一个字，请设法弥补一下，他实在想不起来了。有便进城来玩，此致敬礼，倪鼎夫，1982年9月8日。”笔者1982年为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撰“沈有鼎”词条，通过倪鼎夫向沈公索取资料。沈公提供这份资料，用第三人称“他”，是借词条撰稿人口气，应理解为第一人称“我”。类似文字，笔者录入保持原文。笔者撰“沈有鼎”词条，使用其中部分素材，见《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355、356页。这份资料，是沈公缜密思虑的结果，弥足珍贵，是研究沈公学术道路和相关课题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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