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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圈外知名度不是特别高的年轻人，３７岁的邓中翰一举成全国的名人：他获得了瞩目的“ＣＣＴ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邓中翰的成功让科技界、经济界备受鼓舞，他的神话故事值得解读。
优秀者常态：做正确的事情
南京长大的邓中翰１９８７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物理系的学生。其间，有人戏称邓为“书呆子”，言其做事情专注。珍惜时间、而不应该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东西上的常识，使他的选择基本遵循一个基本理念：选择有价值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
１９９２年，值电脑从２８６奔向３８６时代，他进入美国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在这里每天都能深刻感受到硅技术和信息技术最前沿的冲击。当时的风云人物搅动硅谷的宁静，榜样就在身边，邓中翰在继续攻读物理学位的同时，将自己的主攻方向调整为电子工程。一次偶然日本之行，让邓顿悟：经济知识不可或缺。兼修经济学的请求，开始时没有被校方接受。邓中翰找到伯克利的传奇校长华裔田长霖教授，在交流想法后才如愿以偿。
当别人忙着旅游的时候，邓中翰在玩命苦读。同门师弟、后来成为中星微副总的张辉就亲眼见邓早上四点回宿舍七点又出去学习。开始独立思考，把商业思维和技术思维交织在一起后，邓中翰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学习的优秀的好学生了，而是一个知道自己要为社会做什么的青年了。
１９９６年底，几近全才的邓中翰毕业了，初始曾在ＩＢＭ工作。在这里短短一年，他就获得了“ＩＢＭ发明创造奖”，也就这短短一年，他就感觉这里不能满足自己渴求的创新需求。次年，沐浴创业风的邓中翰回到硅谷，创办一家名为Ｐｉｘｉｍ的技术公司，他初试身手，效果不凡，Ｐｉｘｉｍ公司在技术上做得非常成功，市场反应也不错。
综观邓回国创业之前的人生路径可见：他在每个转折阶段的选择可以说都做了正确的判断，简单而科学。在每个时代他不仅努力，而且做得优秀，堪称同龄人的楷模。更为重要的是他完成了知识储备、积累了成功的创业经验、赢得了相当的人脉资源，为他下一个成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没有在芯片领域的成功，邓也会在其他领域成功，在此成功与在彼成功的区别在于成就的大小、意义的深浅。
智者选择：大智慧与乘势
做大事情需要大智慧，把大事情做成功除了大智慧还要顺大势。而这一切，邓都占全了。
上国内名校、留学美国名校、硅谷创业，邓中翰与所有优秀的留学生的轨迹雷同，不同的是他把这条优秀者的典型成长轨迹的最后一链拉长并把这个经典环节加上了世界的高度与民族的意义，根本上改写了商业运作的成功模式和个人成功的民族意义。没有回国创业就没有今天的邓，没有中国新产业发展的大势就没有今天的中星微。
在一次次的人生转折点上，没有几个人能够正确把握大势，更少有人能够把大智慧与科学精神无缝连接，有智慧而无科学精神者甚众，有科学精神而没有大智慧的海归也是不少，邓是有科学精神的智者，他因为中国之“芯”而成就了中国新产业，中国新产业的发展大势也成就了他，这也许是一个极富传奇的案例。
大势是芯片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发展起来。但是我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力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１９９０年后的芯片大规模产业化两次努力耗资不小，结果不尽人意。中国自主的芯片何时出现？中国的硅谷何时才有自己的芯？这是个问题，是不能再拖下去的真命题。
１９９８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的到来改变了邓中翰的既有硅谷生活轨迹，因为周光召带来的话题是中国芯片产业的心病：中国半导体工业必须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周老希望邓中翰来做这件有巨大意义的事。因为，邓中翰有爱国热情、成功的硅谷创业经验、极好的人品和优秀的专业技术，周老相信邓中翰正是可以振兴中国芯片产业的人。
而对邓中翰来说，选择意味着风险：陌生的中国产业环境，芯片的高技术门槛与自己在美国的公司极佳的发展态势。确实，这个选择是他人生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艰难抉择的过程。在内心深处，他忘不了田长霖校长的话，“有一天你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变成财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奇迹，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还有一直激荡在胸的责任感，再加之国家的信任。再三考虑后，邓中翰终于答应了周老。
这个选择凸现邓的大智慧：如果过早回国创业，大环境尚欠火候，中星微成功之路难免有曲折；如果再观望等待一两年，最佳的创业机遇将可能擦肩而过。把国家意志和个人发展、企业发展在恰当的时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一门艺术，而邓科学地掌握了这门艺术。
这个选择意味着邓中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一个人是做不成大事的，必须组织一个有凝聚力的核心团队，这不是易事：核心团队一要懂技术、二要有市场意识，三是彼此的个性特点也要能相合。平日人缘极好的邓，身边的朋友就有志同道合者：同门师弟张辉、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博士杨晓东、中学同学能干的金兆玮。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是邓的幸运。应该说这是一个绝佳搭档，直至６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核心团队整齐依旧。其中，邓为人谦和、涵养好、心胸阔起了大作用。
这个王牌团队的形成只是为他们彼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小环境，要赢得中星微的未来，邓还需要制造一个恰当的大环境，为此，他必须乘国家新产业发展需求之势、芯片市场国际化运作之势。如何赢得这个大环境？
这个问题的等价命题就是摆在邓面前的大问题：如何才能把国家意志和企业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信产部而言，也想抛开以往那种以科研单位为主的不成功的模式。模式创新让大家找到了共同点：以信产部电子发展基金的１０００万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以风险投资的形式进入；而邓等４人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入股。邓中翰成为公司董事长，这也是在引入信产部资金时候一直坚持的原则，即自己能够把握公司发展的方向。实际上，信产部成了ＶＣ。邓科学地解决了中国自主芯片发展的这个结点。
邓的起点就是立足自主创新、市场化导向。中星微一开始就按照硅谷模式的运作：吸纳风险投资、全球化思考。
产品定位决定了市场结果，邓在此也是眼力极深刻，具体的产品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酝酿好了：中星微从ＰＣ摄像头切入多媒体芯片领域。这也是邓的前瞻性思维的过人之处。
人才是芯片设计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而这也是北京人力资源当时最大的软助：ＩＣ设计人才匮乏当然不是一个企业所能够全部解决的，这也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中星微的需要与北京人力资源建设的需要契合了。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北京市政府投资８００万元人民币，在清华建立了清华——中星微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中心。该中心为中星微培养、输送了很多人才。
邓成为中国经济英雄、科技英雄对青年人的发展有多少借鉴意义？他是杰出的海归代表，不是人人都可拥有如此学历、技术背景。也许邓的成功故事本身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是他和中星微的观念与创业模式可以不断地被复制到未来的创业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