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卡尔·马克思诞生起的近两个世纪，是以并非偶然的按其创始人的名字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和社会流派的诞生及多次宣布死亡而著称。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科学中大概再也没有另一个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名字：它直到现在都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无关痛痒。仇视马克思主义的人，对它也近乎崇拜。使其威信扫地的人也极力为其辩解。批判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也经常宣布马克思主义已彻底死亡。
马克思主义的议题也是最有争议性的议题之一，而且在俄罗斯，正是在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关于该学派的作品出版。①结果是，21世纪初成了大部分对该流派有独立思考的社会学家相当明确的自决期。
一、现在哪些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早在20个世纪80年和90年代之交形成的第一个派别——马克思主义的右翼自由主义评论家。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意识形态——旨在压制民主和自由，使个人服从极权政治，用无法实现的反动的普遍公有化模式使有效的市场体制威信扫地。从纯形式方面来看，这一派现在很少在学术圈公开露面。但是，它的“驯化的”解释，即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史领域作为一个部分的存在权，甚至作为某些社会进程的某些研究领域的“有益装饰”的形式的存在权，重新宣称自己最近几年是处于更接近社会自由主义流派的框架内。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否定马克思的基本政治经济思想(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等)，否定从其理论得出的几乎全部的政治思想结论，但是，他们认为，可以使用社会哲学领域的一些论点。该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公开否定苏联体制、公然肯定西方世界的模式的前提下，把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利用这种理论进行实践的苏联现实强行捆在一起。②
对马克思主义更有好感的是一个很模糊的流派，可以有条件地称其为“社会民主主义”流派。首先，其代表人物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19世纪的现实而言是正确的；其次，他们赞同向更多的社会公正和现存社会人道化方向推进的基本思想。同时，对马克思的“史前史终结”和人类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论断，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者沉默，或者直接否定，或者做出本质上不同于马克思的另外的解释(以后工业社会思想的形式进行解释等等)。该流派的代表主要是社会哲学领域的专家和政治理论家。他们追求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上的主要成就、实践中的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些成分“事实上的趋同”。对后工业社会正在形成的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新质量问题的集中关注，是20世纪该流派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个特点使其有别于一百年前的“修正主义”③。
左翼知识分子的各类著作其实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在左翼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在不丢弃该社会思想流派的主要特点的同时，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做某些完善以适应新时代的现实。该流派为数不多的代表人物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坚持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都在寻找通向与现有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未来世界的发展道路。④
总体上讲，后苏联时期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正是属于这一谱系，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主要谈这一学派。⑤
与这一流派相反，我国依然存在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些代表人物所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达到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式的荒诞程度；另一些代表人物所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被提升到了经典的高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正统马克思主义都是在重复20世纪中叶苏联的刻板公式的基本原则，补充了一点点新东西，或多或少地带有点儿尖刻粗暴的斯大林式的任性。⑥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以作品的广谱性出现在世人面前，总体来讲，它的这些作品都处于同样的一些大的社会思想流派的框架之内，但是同时，它又具有一些重要特点。
我不对他们进行详细的阐述(这是一个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大题目)，我仅指出三点，三点俄罗斯现实不具备、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特有的方面。
第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修正。从美国和西欧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时期起，王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相结合的拥护者构成的无形的流派就是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在最近二三十年，使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交融合的众多尝试是对他们的补充(后现代主义的左翼原本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成长起来的)。
第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有影响的社会思想流派在理论领域相交融合主题的各种变体。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方案以及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把女权思想等话题引入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各种理论创新。这些在俄罗斯还不太为人所知，但是，在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中却极受欢迎。
第三，这是旨在全球问题尖锐化的新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使其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的研究。
二、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问题
我从一个不新鲜的论题开始：除了恢复现实性之外，就马克思主义的纯经典形式来看，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但不是150多年来作为世界潮流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今天还远没有达到毫无现实意义的地步，但是它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恢复现实性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进行恢复现实性的工作。这里确实有某种“细微的差别”：恢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性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可能得以展开：第一，批判20世纪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著作变成了圣经，并任由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解释。第二，批判非常教条化的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反马克思主义以毫无根据地否定及宣传性诽谤为原则，是为属于另一个阵营的教条主义者的政治宣传目的服务的。⑦第三，针对新的现实，考虑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的大量著作，这在世界及俄罗斯过去都做过，而且现在仍在继续。
但是，除了150多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确定马克思本人著作的双重现实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在一百多年来人的社会生活基础没有发生变化的那个世界依然“起作用”的一种经典理论和经典方法论，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指的是经济理论和作为该题目的最重要的著作、著名的《资本论》。如果我们把《资本论》作为一本著作进行研究，该著作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中叶英国的资本主义完全一致，那我们就可以断定：在某种程度上，该制度的基础在今天仍没有改变，《资本论》依然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
这里存在着一系列多少已经明确的原则。最容易看到该理论模式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一系列部门和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相似之处。指出当今的全球经济基本上仍是这样一种体系，即进行商品生产，以货币为中介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至今为止，仍是一个社会阶层是数十亿财富的所有者，而另一个阶层仍是雇佣工人，他们的全球平均月收入为几百美元(大约相当于俄罗斯伊万诺沃州纺织工厂工人的收入)。
至于《资本论》的某些普遍性理论原则，在此强调这一理论著作重点研究的是历史上不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这样一种态度可以指出“市场经济”是这样的制度之一，它有内容丰富的时空界限。
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您应该同意，至少，在理论方面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有所指的。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前马克思主义者写的序言除外⑧)一般来讲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然而，通过对参与商品关系的方式而生产和消费大部分产品的世界人口比重的最简单的分析表明，市场只是在20世纪中叶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甚至，如果我们分析通过市场交易而生产的世界产品的比重，那么，在这里市场经济就会是一种未必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是世界范围占主导地位的制度。
关于存在后市场(也就是比市场更有效)关系的问题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考虑到，人的个体素质的发展，对新世纪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有成效(为了评价有效性，应当把它与花费进行比较)，那么，这类关系的存在问题就会变得不那么浪漫理想了。如果看一看，什么样的关系和价值是靠教育的主体(而其绝大部分在欧洲都是非商业性的)、基础科学、真正的文化(不是商业演出)、医疗、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休养生息活动等推动的，那么，后市场关系问题——这不是恢复斯大林中央集权主义的意向，而主要是对后工业经济领域的非商业网进行有意识地调整问题。发展自由劳动关系问题更为重要，自由劳动克服了雇佣劳动的狭窄框架，在雇佣劳动框架内资本附属于劳动，而在向自由劳动过渡的框架内，工作人员(或工作人员协会，像学术及其他临时性的创作集体、公共大学等的协会一样)自己确定工作的参数、结果及收入。
这一切都使马克思提出的商品生产和资本(“市场经济”)的历史界限问题极具现实意义。而且，在苏联及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非常详细地揭示了这类关系的基本结构。⑨
就本质来讲，这种旨在把历史上具体的制度区分开来的研究，可以显示这种或那种所有制形式在不同时代的具体的、不同的内涵。尤其是，私有制可以成为内涵迥异的生产关系形式：从个人依附和受奴役，经过“古典”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到私有制社会化的复杂形式。例如，私有制社会的复杂形式，揭示了当今俄罗斯掩盖在私有制形式背后的复杂的关系体系，在当代俄罗斯不仅雇佣劳动关系和人身依附残余彼此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存在很多苏联式的家长式经营特点等等。国有的内容可能也是如此复杂、如此不同：从由国家官僚的实际私人占有(当今俄罗斯)到真正的全民经济占有(等同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人人可以享受的社会福利)。
更为重要的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在哪里、在何种条件下会出现取消(《资本论》中的“扬弃”)、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的趋势，尤其是随着公共所有制的普及——每个人对一切都拥有所有权——特别是对文化财富和知识，取消私有制就逐渐变成现实。⑩
第二，特别是变成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同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文化生活、人的积极性之间的真正的相互协作，尤其可以揭示技术类型更替的经济原因及后果问题，揭示出经济基础及作为改变历史主体的人的社会积极性的界限，某种经济制度发展的技术和社会文化限度等。
这一问题由于对后工业社会的研究而逐渐变得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后工业社会，首先突出出来的是生产要素及生产结构、个体类型、生产关系等方面发生的根本变化。
我们继续思考。把“市场”看成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形式，而不仅仅看成强制关系之外的一种交易空间，尤其可以揭示商品生产关系与特殊的技术类型及超经济因素之间的关联，指出哪些物质条件和后物质条件能够促进市场的发展，哪些不能，为什么？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可以对哪种特殊的个体类型(行为、动机、价值)造成了这种体制做出(而不只是简单地假定)评判，揭示当今正在发展成“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商品(货币)拜物教的本质。
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资本论》的方法论可以指出，在哪里，怎么样和为什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形成替代市场的协调机制(从物物交换到自觉调节)，揭示了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的货币的天然属性及由此引起的全部后果，等等。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把资本作为异化(工人异化于劳动、劳动要素及劳动结果)和占有关系体制(占有劳动、劳动要素及其结果)的分析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该研究可以揭示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经济基础。其中包括——揭示劳动依附于资本的演进规律性的经济基础及该依附关系从形式到实质并进而向现代形式——个人素质依附于公司“模式”的演进的经济基础。
以此为基础，有可能揭示雇佣劳动主体和资本主义占有(而且占有的不仅是利润，还有作为实物资本和制度前提乃至公司的“非物质资产”的生产条件)之间矛盾激化的原因和条件，或者相反，揭示雇佣劳动主体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矛盾弱化的原因和条件。而这一矛盾可能引出各种各样的意图：从进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这样的革命从1917年起进行了20多年，一直到要求社会限制“市场”(更准确地说是资本)并寻找可以消除这些紧张矛盾的妥协(“社会伙伴”等)。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敢于指出，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佣工人，在哪些地方、出于什么原因将会怎样做出妥协，在哪些地方、出于什么理由他们将会采取革命行动。这难道不是有用(对有产阶层的代表也有用)的知识吗？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可以指出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原因和条件，尤其是，可以证明这样一种结论，即在同等条件下，资本都要相对缩减工资份额以便进行价值再创造，在不存在雇佣工人的社会反抗的条件的情况下，会导致社会分化加剧。对雇佣工人而言，这是指出了统一的社会经济行动的必要性的结论。对资本所有者而言——是行动的指南：如果工人及其工会组织比较弱，则可以增加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降低社会保障(近些年来这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发生过)等。
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著作中，这个结论也得到相当详细地阐发。在莫里斯·多布、曼德尔、保罗·斯威齐等人的广为人知的著作中，都根据大量事实对这个结论进行了论证。在同工会和很多国际科研组织进行对话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取向学者的著作中，提供了有关该问题的最新材料。(11)
如果关注我国对该问题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俄罗斯的现实性是与解释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及研究可实现的未来产生的客观趋势联系在一起的。
至于过去，葛兰西关于1917年革命的发生不是“依据《资本论》”的论断众所周知。如果从狭隘的政治经济视角来看问题，那么，的确如此。但是，20世纪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中客观上发生的反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变化，提出了超前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和解决资产阶级任务的可能性问题，即(1)技术进步的任务，建立后期工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向后工业的社会经济结构过渡的任务和(2)为最大多数的公民保障“消费社会”水平上的物质福利、提供职业教育的任务，等等。
《资本论》的方法论，首先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及实际上的依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解决上述理论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及实际上的依附理论的框架内指出，在有利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形成的“有发展余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如，自16世纪起的荷兰)可以保障技术的超前发展。相反，在不利的条件下，工业技术只能在封建形态下发展(19世纪俄国的农奴工厂)。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论断，在后资本主义制度缺少技术和文化前提的基础上，在真正解放了劳动关系的有利条件下存在着发展的可能性。在苏联，社会和政治条件对于解决超前发展任务是不合适的，解决(1)和(2)问题的非资本主义方式没有被找到(或者只是部分地找到了——在教育、基础科学、文化领域)(12)。21世纪，在其他国家能否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3)
由于在我国在不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一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尝试发生、出现危机，出现了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反向运行模式。
这样的运行(“休克疗法”)也是在不利的(按《资本论》中阐述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理论的标准)条件下发生的。尤其是对前苏联而言，典型特点是社会劳动分配体系的很多参数被破坏(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瓦解)。我们的这些国家缺少生产者独立的技术前提(高度集中与高度专业化)，没有准备从事雇佣劳动的自由合理的劳动大军及能够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企业主(家长式经营残余、独特的价值模式和行为模式等)。也缺乏快速积累能够消耗苏联所具有的巨大的物质生产资源资本的前提。
由于这些原因，完全按《资本论》向市场的快速过渡不能不导致马克思主义者早在“改革”前夕就已经描写过的深刻危机。
最后，作为理论的《资本论》和后来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著作，对于理解当今俄罗斯经济的实际构成也是有益的，在当今俄罗斯经济中，变体形式掩盖了经济过程的真实内涵。所说的方法论让我们把真正的商品和资本主义的占有、异化和分配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的，具有过渡性特征的、隐藏在虚伪的“市场”制度化模式后面的突变的“社会主义”关系区分开来。
从所说方法论的角度看，经济发展的未来可以在寻找对众多问题的答案的框架内进行研究，这些问题包括：信息革命时代、全球化时代与大帝国诞生时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商品关系、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什么样的界限还是根本就不存在？
国外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14)，要特别指出的是：不仅存在新的全球市场的矛盾(该市场是作为总的系统组织起来的，由全球参与游戏者进行调整)，而且还有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社会限制、调整进而取消的可能途径；在“创造性社会”中，创造性的活动内涵与雇佣劳动这种形式的极限之间的矛盾，自由劳动与合作经济形成的各种途径(15)；首先表现在金融贸易、军国主义、大众文化等领域的后工业技术发展的困境；金融虚拟资本——作为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式发展的矛盾及威胁(16)；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的矛盾及其极限，可供选择的各民族及文化的一体化形式发展的可能性(17)，等等；探寻后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的—系列拉丁美洲国家(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发展前景……毫无疑问，研究这些问题非常有趣，但它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18)
三、后苏联时期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素描
但是，对未来更有意义的，与其说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分析，不如说是对发展了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的评判。在此，我们要关注一下最近十五年来形成的后苏联时期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下面我们只是概括这些作品的主要结论，但是，我首先想指出当代再现其现实意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原则，在我们看来，这几个原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是需要进一步地批判发展，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辩证的方法。它可以而且应该再现其现实意义，以适应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现实，如果谈的是经济理论，就应该更严格地同数学方法和形式逻辑方法结合在一起(作者就该题目正在写作一篇长文)。
第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尽管根据现今绝对占主导地位的新经典作家乃至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的观点来看，这些理论显然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打算同这种观点进行辩论。以上是我们对此所持的看法的一些简要评注。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正面展示在对最近一百年及最近几十年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过程中这些理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有不少已经开始，正待完成的工作。在俄罗斯也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该题目需要独立的深入研究，这样的研究正在进行。现在我们要指出，只有在经济建立在商品生产者的独立性、劳动的社会分工、在工业生产范围内大规模生产产品、雇佣劳动者个人的自由劳动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用新古典主义作家的语言——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才能与其自身的公理体系完全吻合，才是正确的。当然，当今的全球新经济学就一些参数(尽管不是本质上的)来讲与这一模式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就要求研究后工业社会的形成过程及资本的全球霸权正在如何改变资本和市场。
第三，生产力、生产关系及“超”经济参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参数)相互影响的理论。在此，使用研究方法论可以提供很多东西，不仅是直接关联的研究方法论，而且还有逆向关联的研究方法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及20世纪他们的一些富有批判精神、善于思考的拥护者都指出过。当今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强调这一点，不局限于指出有这类逆向关联的存在，而且还在揭示这些联系。
经济关系及固定这种经济关系的成规对科学和技术、“社会—自然”秩序、人的生产力、尤其是人的创造力的反作用问题，也属于这类问题。这也是“自由”竞争、国家调控及规划等关系影响生产力进步的问题；也是技术类型和被这样的或那样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全球资本和市场、“消费社会”等培养起来的人的素质问题。
上面我们指出了利用研究劳动对资本的形式和实际依附的方法论，来解决落后于先进的技术强国的区域性人口集团的赶超发展、现代化问题。不应该忘记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某类经济关系与当今全球的后工业技术、与发展人的创造潜力等任务等相一致的措施。
第四，“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还是对该问题的自由主义解决方案，都不能对该问题做出令人满意(无论如何都不能令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满意)的答案，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理论家的大量研究可能是解决当今后苏联问题的关键。
最后，后工业转轨理论和全球化理论(这里有很多当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里已经成功地指出了这个时代价值和货币本质上的特殊变化(随着普遍的创造性劳动的产生形成价值的扩散，由全球虚拟金融资本派生出来的作为组合机件的当代货币的双重虚拟性)；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当今公司资本追求的不仅是劳动力的依附地位，而且还有人的个人素质的依附，在世界体系内自由流转的全球性的有组织的资本与有差别的、受民族限制的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本身是与全球经济对自由移动的严格限制相抵触)。对全球问题做出了独特的解释，指出，它们不是由“自然而然”的原因引起的，而是由具体的社会经济形式——全球资本霸权引起的，等等。(19)
至少，我们在以上提到的一系列著作中曾努力发展完善这些原理，这些著作的作者可以有条件地归为后苏联时期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为了了解该学派，我们认为可以让读者去读读文化革命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后苏联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作品》，因为，其中介绍了属于该流派的主要学者中的很多学者。
能否把该书的所有作者都归入后苏联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是个问题。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首先是Г·Г·沃多拉佐夫教授、B·M·梅茹耶夫和B·H·米罗诺夫教授)只能部分地把自己归入马克思主义者之列。但他们接近我们的学派，因为在他们的或多或少带有接近成分的作品中，理论领域的那些对我们大家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则界限依然存在。
我们大家都是立足于某种遗产之上的，它把我们塑造成了我们现在成为的那种人。在这种遗产中，首先，马克思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读他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与苏联的(也不仅仅是苏联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本书的作者们的出发点是：批判马克思及其战友，通过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对他们的思想的极大丰富及修改来发展完善思想的这种结构，这使我们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敢于对社会实践中碰到的一切持怀疑态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们对各种马克思的信徒的态度更为复杂。我们中的一些人倾心于考茨基的著作，另一些人倾心于乌里扬诺夫的著作；对一些人而言，布哈林更为合心意，对另一些人而言，托洛茨基更合意。但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把“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人物中某个代表人物的作品拿来作为教条来信仰。
但是，20世纪的学者圈，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他们的著作大概对我们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些学者是卢卡奇、米哈伊尔·利夫希茨、埃瓦尔德·伊利延科夫、萨特、弗洛姆等很多上个世纪富有创造性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当然也都有自己的偏爱。有一些人在经济学家那里受到偏爱(比如，C·扎拉索夫与后凯恩斯主义的对话)；文化哲学家那里则是另外一些人(比如，Л·布拉夫卡——与H·兹洛宾的对话)；而政治学家那里又是另一些人(比如，对B·米罗诺夫而言，确定与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奈格里的著作的相互关系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全是从马克思的经典遗产和苏联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六十年代人”的著作中成长起来的。
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都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十分遥远，离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略近，个别人倾向于同左翼后现代主义进行对话(B·米罗诺夫、在某种程度上还有B·梅茹耶夫)，大多数对左翼后现代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我们同西方社会民主派理论家的对话也同样有限。无论苏联读者觉得多奇怪，我们还是与新社会运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更靠近，更靠近后工业趋势和全球问题的左翼研究者，更靠近对托洛茨基倾向和欧洲共产主义趋势感兴趣的当代学者。我们的立场与20世纪50—70年代美国的超党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思想相近。
至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学派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有些问题上，Г·沃多拉佐夫、B·梅茹耶夫是例外)不仅与新自由主义和保守的强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相距甚远，而且与他们的中左同事也相距甚远。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说，那么可以说我们的思想在批判当今的异化(首先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收归国有)体制和提出社会主义选择方面，要比认为必须“两条腿支撑”(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传统的代表或主张继承苏联的伟大成就的“爱国”理论家们更“社会主义”，声音更大。在第二种情况下，彻底的国际主义、强调当代世界发展的矛盾统一性、不同意接受民族主义和坚决与大国沙文主义相脱离是我们派别的判断标准。最后，我们都放弃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条式提法和他提出的必然的“五阶段划分”等方法论的刻板公式，远离了复活的斯大林主义的崇拜。
至于我们学派正面的细微差别，它们是由不太有组织的状态决定的，这不是偶然的：我们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我们正在根据各个学科和流派的传统和遗产，按各种方式进行寻找，还没有找到最终得到公认的公式。尽管如此，这里也有了一些能表现我们派别特点的相当重要的不变量。
第一，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始终认为，一般来讲，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当代全球资本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制度。它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成就，也带来了很多罪恶，但是越往后，它发展的轨道越危险，最后就是走上绝路，总体来讲，它已经完全完成了自己进步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没有像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那样把“现实社会主义”理想化。在对这种社会的具体评价上，我们看法各异，但也取得了一致认识，即这种体制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挺进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人类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取得的很多成就都与它的发展紧密相连。但是，这一尝试也是非常惨痛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很多表现形式和基本原理，甚至都与“自由王国”初级阶段的那些原则相差很远，“自由王国”初级阶段的那些原则不仅是预言，而且在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论证(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指的是作为社会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更民主、更人道的一种制度的社会主义)。
第二，我们认为人类，特别是俄罗斯，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是可能的、合乎规律的，这种社会主义轨道要求在人摆脱被异化的社会力量、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强制统治的道路上实现质的飞跃，要求在摆脱资本和不受人监督的政治权力统治的道路上实现质的飞跃。社会主义发展轨道(对本文作者而言，更加明确：共产主义社会的起源；对其他作者而言——极少伸缩余地：作为文化世界的现实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进)在我们流派的框架内被确定为扬弃资本主义，总体来讲是扬弃“必然王国”。
在此，要着重强调两点：第一，我们说的不是消灭，而是要扬弃原来的制度，也就是否定，同时继承其成就，发展完善其进步的趋势(首先是广义的文化——从技术到教育、“消极自由”原则、摆脱——摆脱个人的依附、摆脱政治操纵等)。第二个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说的扬弃，不仅要扬弃资本主义，而且要扬弃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以前的各种关系，要知道，在当今世界，奴役关系、帝国趋势、宗教原教旨主义等很多好像20世纪就已经沉入勒忒河(20)的现象，现在依然存在而且正在不断得到重新发展。
第三，对我们而言相当明确的是，新社会主义世界将要建立在创造性活动优先的基础上，首先在创造领域、在合作创造领域得到发展完善。我们书的作者之一B·梅茹耶夫，发展了李卜克内西(社会主义=文化)、H·兹洛宾和其他一些20世纪60年代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他本人就来自“六十年代人—马克思主义者”俱乐部，他直接写道：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文化空间。对斯莫林而言，“知识社会”这个术语更适合，对本文的作者而言——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的概念更合适。也可以这么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说的世界，都是克服了工业制度的狭隘范围的世界，是“后工业社会主义”。
同时，我们完全不认同，最近几十年在西方受到激烈而公正抨击的将当今“金十亿”国家的后工业取向的发展模式与未来的社会主义混同起来的思想。前者正在走进“饱和社会”和新的全球超级帝国的绝境；后者的最高任务——根本改变新技术、关系、制度的发展轨道。
相应的，对我们而言，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不仅是个人素质的发展过程，也是个人素质发展所必需的这样一些前提，诸如，以公民社会的优先权为基础的民主(向基层、底层民主、参与民主的过渡)、无条件地保护人的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等等的发展过程。这一切——只是向新的、细节还不清楚的、开放的、自愿联合体的全面自治方向发展的开端。我们明白，“自上而下”地建设社会主义，靠暴力支撑——这是条绝路。B·乌里扬诺夫早在几十年前就强调，社会主义不仅是结果，也是人们自己创造的过程。
第四，20世纪的经验向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本书的作者们表明，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轨道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是胜利和失败、成功和倒退的进程，而且是一个其自身的各个环节都紧密相连的世界性进程。因此，近期的使命——在旧的体制内引发并支持这个新世界的萌芽，在世界共同体(国家、地区、网络、文化世界)中那些自觉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任务的飞地发展完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为一个别样的——社会的——人道的——生态取向的、而前景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而奋斗。
在所有这些总的前提下，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也是有重大分歧的。
如果从方法论入手，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明确地强调辩证法(A·布兹加林、Л·布拉夫卡、A·科尔加诺夫)；另一些人强调后现代主义(B·米罗诺夫、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B·阿尔斯拉诺夫)，还有一些人不强调自己对方法论的偏爱。
就对现存体制批判的激进程度看我们也有差别。有人更喜欢提“现实的人道主义”(Г·沃多拉佐夫)。对另一些人而言，社会主义——这是“文化空间”的发展，对现有经济、政治体制类型进行某些改革，保留市场和议会民主原则把它变成社会生活占主导地位的领域(B·梅茹耶夫)。对第三类人(尤其是上面提到的辩证法的拥护者)——质变的新世界，其实现的途径是社会革命。
这样的差异还很多。尽管如此，但是对我们重要的是将我们联合起来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界限上面已经指出了。我想，本书的其他作者也许会用略微异样的方式、用略微不同的术语来界定它，但我要预先提醒一下——这是我们方案起草者的看法。
究竟什么是客观的呢——这就是我们的学派不是一个认真装饰的名称，它已经是一个有活动的实体。它在活动，在自己相对狭小的共同体内进行对话和争论，我们感到很有意思(经常起作用的讲习班已经存在一年多时间，在讲习班上我们提出并讨论我们独创的思想)。在大量的学术会议和出版物上，我们面向广大听众与读者，在俄罗斯各地区，在青年中间我们有一大批拥护者。在互联网上，我们与我们的国外同行进行对话(这反映在“21世纪社会主义”国际互联网网页上，网址为www.alternativy.ru)，而且是直接地对话。在最近一段时间同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奈格里同阿明、同C-M·米哈伊尔等人进行了辩论。
请允许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俄罗斯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流派，该流派特别强调把当今的(广义上是从20世纪开始)现实理解为全球化、社会生活基础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的现实，这种质的变化既为后资本主义，又为后工业、后经济社会的形成(自由王国)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流派称为“后工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态度可以使我们全面、系统、辨证地在社会经济生活历史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当今的社会经济生活。经典马克思主义是进行这种工作的最重要的基础(但不是教条主义的准则)！
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标志。大概一些读者早就急着向我们提出异议，即以上提到的很多问题早就在被很多研究者、甚至是都没有想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富有成效地发展着。
我们的回答非常简单：是。情况是这样。连原因也如此简单：就像著名的主角莫里哀，他一生都在用散文式的语言说话，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这一点。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专家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已经一百多年了，甚至还不知道，纳入他们学术活动中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则是马克思、马克思的同志、马克思的信徒得出并证实的。(21)
有人自作聪明(这对西方学者很普遍，其中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读《资本论》)，有人只是忘了年轻时代人们教过他的东西(后一种情况对后苏联的学者特别普遍)。有人根本就从来没想过，他是在什么样的学术范式框架下进行自己的研究……
但他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进行着实际工作，他们对此甚至也经常是毫不怀疑的。就原则来讲，尽管不自觉地利用马克思主义能导致简单化和庸俗化，这并不可怕，可这就是在断送科学。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让尽可能多的学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并有意识地使用(或者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本文选自《选择》2008年第2期。
注释：
①我们在后面列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在20世纪，甚至国家科学院的出版物上(《哲学问题》、《经济问题》)都经常发表一些涉及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文章。这类文章也经常出现在《自由思想》上。《选择》期刊几乎每期都刊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章，已经坚持了17年。
②E·盖达尔和B·茂：《科学理论与“苏联现实”之间的马克思主义》，载《自由主义的辩护》2004年第5-6期；B·库德罗夫：《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济理论进行的当代学术评价》，载《经济问题》2004年第12期：P·努列耶夫：《卡尔·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经济问题》2007年第9期。我们发现，如果B·库德罗夫仅是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为苏联的极权主义辩护，那么，P·努列耶夫力争站在一个更加中立的立场上。
③A·加尔金、B·麦德维杰夫、Б·奥尔洛夫，还有很多人都在写这方面的文章。Т·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理想主义》(莫斯科，2003年)一书是该派引起轰动的代表作之一。经济学家中，О·И·阿纳宁、Л·И·格列布涅夫、А·В·索罗金的作品可以有条件地归入该谱系。参见Л·布列格涅夫：《“摩尔人”回来了吗？可他还没到来……》(关于卡尔·马克思学术遗产的历史意义的争论)，载《经济问题》2004年第9期；O·阿纳宁：《卡尔·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从19世纪到21世纪》，载《经济问题》2007年第9期，等等。
④A·巴拉耶夫：《阅读马克思》，莫斯科，2004年：A·H·德米特里耶夫：《不要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和20世纪20—30年代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圣彼得堡，2004年；К·М·坎托尔：《历史的双重螺旋》、《设计主义的历史诡辩》，莫斯科，2002年；B·ж·凯勒：《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载《选择》2006年第3期。在将政治和经济结合进行研究的作者中，我注意到A普里加林和C·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家中，我注意到P·T·贾布留克和B·H·切尔科韦茨等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通过2002年和2007年莫斯科出版的两卷本《资本与经济学》被人们认识的)。
⑤参见《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莫斯科，1998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继续》，莫斯科，2001年。该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中，我列出如下一些：ЛА·布拉夫卡：《苏联文化现象》，莫斯科，2007年；М·И·沃耶伊科夫：《政治经济学随笔》，莫斯科，2004年；БФ·斯拉温：《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莫斯科，2006年。В·Γ·阿尔斯拉诺夫(《后现代主义与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莫斯科，2007年出)、B·M·梅茹耶夫(《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莫斯科，2007年)、C·C·扎拉索夫(《资本与经济增长》，莫斯科，2004年)等学者的著作处于我们学派的边缘，部分已超出了我们学派的范围。本文作者也有不少著作属于该主题，参见：A·B·布兹加林和А·И·科尔加诺夫：《我们需要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吗？》，载《经济问题》2004年第7期；A·B·布兹加林和А·И·科尔加诺夫：《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载《哲学问题》2005年第9期；A·B·布兹加林和А·И·科尔加诺夫：《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经济问题》2005年第9期，等等。
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首先指出P·И·科索拉波夫的著作(我们注意到该作者发表在2007年末到2008年初的《经济哲学报》上的系列文章)和Д·B·焦哈泽主编的已经出版多年的围绕马克思主义问题召开的学术会议的资料集(其中的最后一本是200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书名是《马克思主义与文明的未来》)。但这主要是围绕哲学、社会和政治规划问题的文章。还有不少属于该流派的其他作者，首先就是参加“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组织的作者。
⑦有一篇文章写到该派：A·B·布兹加林和A·И·科尔加诺夫：《对正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再批判》，载《选择》2005年第4期。
⑧参见P·M·努列耶夫：《微观经济教程》，莫斯科，2002年。
⑨参见A·B·布兹加林和A·И·科尔加诺夫：《“市场中心”经济理论过时了》，载《经济问题》2004年第3期。
⑩详见A·B·布兹加林：《私有制过时了》，载《祖国札记》2004年第6期。
(11)用多种语言在世界上出版的《全球化与抵抗运动》年刊中，可以找到很多描述新世纪最近几年状况的实例。
(12)作者回答的是苏联形成的经济制度的本质问题，在文章《突变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突变的社会主义半解体的产物》中可以找到答案。(《经济问题》2000年第6期。)
(13)在一些文章中，作者预见了俄罗斯未来超发展战略研究和实现的前景：A·B·布兹加林和A·И·科尔加诺夫：《俄罗斯帝国计划的僵局和以强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文化俄罗斯扩张战略实现的前景》，载《经济哲学》2005年第1期；A·B·布兹加林：《新卡斯塔利娅》，载《选择》2006年第2期。
(14)上面提到的学术专著《全球资本》中已形成我们对该问题的立场。依我看，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最典型的一些是：埃尔玛·阿尔特瓦特：《终结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彻底地批判资本主义》，明斯特，2006年；丹尼尔·本塞德：《适合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伦敦，2002年；W·豪格：《高新技术的资本主义》，伦敦，2004年；迈克尔·勒博维茨：《超越资本》，纽约，2003年；伊扎万特·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伦敦，1995年；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牛津，1996年。
我要强调，大部分作者，在后工业社会问题(从丹尼尔·贝尔的著作开始)、世界体系的立场问题(首推其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帝国”的起源问题(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奈格里)和其他当代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的研究上，都成了先驱，他们大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关于这一点，他们自己都已经直接写出来了。
(15)在一系列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对该问题的立场，尤其是在《21世纪经济学中的人、市场和资本》中。(《经济问题》2006年第3期。)
(16)参见A·B·布兹加林：《后工业社会——陷入困境的社会发展派系》，载《哲学问题》2003年第2期；在И·列文的《论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相互关系问题》一文中分析了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金融资本的矛盾(《经济问题》2006年第9期)。
(17)该问题的观点概述参见：《可选择的全球主义》，莫斯科，2003年；《抵制全球化》，莫斯科，2004年。
(18)参见：A·B·布兹加林和A·И·科尔加诺夫：《“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对新经济挑战的回答》，载《选择》2006年第4期。
(19)我们已经提到的著作《全球资本》援引了大量的文献对这些后果进行分析。
(20)勒忒河：希腊神话中的忘川，河水能使死者灵魂忘却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沉入勒忒河：比喻完全被忘记，消失得无影无踪。——译者注。
(21)我还指出了一个“细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整个经典社会理论血脉相连，是其批判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发展了经典作品，为了21世纪经典作品重新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