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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共同语
孔子有弟子三千人，来自四方，语言各地不同。孔子给他们讲学，用的是什么语言呢？孔子不用他本乡曲阜的方言，而用当时的共同语，叫做雅言。《论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诵读《诗经》《书经》，以及执行礼仪的时候，都用雅言。
秦始皇兼并六国，以秦国文字统一六国文字，实行书同文。中央和各地官吏的文书往来，不仅要文字形式相同，用文字写成的书面语也要相同，否则公文难于理解，政令无法贯彻。秦代刻碑和器物上的铭文就是当时的书面共同语。
秦汉之后，历代都重视正音，全国有通用的官厅语言，称为通语。文人学士吟诗作赋，以官厅颁布的韵书为标准。明清两代，通用语言称为官话，这个名称本身说明了这是官吏使用的语言。中国的共同语源远流长，历代有变化，而基本上一线相承。
但是，从孔子时代到清朝末年的二千五百多年间，使用共同语的主要只有政府官吏、士大夫阶层，以及在异地之间进行贸易的行商，他们是全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广大人民跟共同语没有关系，他们安土重迁，大都是文盲，没有在大范围内彼此进行语言交际的条件。古代文明是少数人的文明，这是一切文明古国的共同现象。
现代的共同语
现代共同语起初称国语，后来改称普通话。国语原来是一部古书的名称，历史上曾指本国语言，清末指国家共同语。中国有国语，日本、朝鲜、越南也有国语，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离开了中国，国语不能专指中国的国语。普通话原来指没有严格标准的通用语。从前，人们往往谦虚地说，我说不好官话，只会说普通话。1955年给普通话规定了科学的定义：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的共同语。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的含义等同于国语了。现在中国大陆称普通话，台湾称国语，海外华人称华语，名称不同，实质相同。
现代共同语是古代共同语的延续和更新。它有两点跟古代大不相同：一、现代共同语不是少数人的语言，而是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语言，是普及义务教育的起点。二、古代共同语的标准是不明确的，现代共同语要求有明确的标准。
民国初年提出国语之后，立刻发生什么是国语标准的问题。有人说国语要以南京话为标准，有人说国语要以汉口话为标准，有人说国语要以北京话为标准。当时召开读音统一会，曾规定以汉字在多数省份的共同读音为国音标准（老国音），这种人为的标准没有能够推行。后来改为以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人的语音为标准（新国音），用这个标准注音的《国音常用字汇》在1932年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标准音的字书。
一个国家，不仅文字要统一，语言也要共同，从而进行全民的义务教育，这是现代化的要求。满清帝国在历次反侵略失败之后，开始认识到兵器必须更新，后来知道更新兵器必须创办工业，更后来又知道创办工业还必须开办新式教育，而共同语是新式教育的前提条件。于是，国语提到建设现代国家的日程上来了。
推广普通话不等于废除方言，只是要求每一个汉族中国人除方言之外都能说普通话，成为方言和普通话的双语言公民。这是国家意识的抬头，现代教育的起点。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是北京话并不等于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并不是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以北京的说法为标准。普通话采用常见于书面的、流通较广的、被认为文雅的语词，不用粗俗的北京土话。在北京有几种说法的语词，要选定一种作为规范。普通话要求语音标准化、词汇规范化。规范化的普通话写下来就是规范化的白话文。学说普通话，同时就是学写白话文。
民国二年(1913)制订注音字母，后来改称注音符号，1918年公布。这是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汉语音标，代替了古老的直音和反切。用注音符号统一汉字注音，是推广国语的一个开始步骤。学习国语原来是口耳之学，有了注音符号就成为口耳眼手并用。利用注音符号，口说、耳听、眼看、手写，多官能并用，既有口头国语，又有书面国语，能够提高学习的效率。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简称拼音，是注音符号的发展和改进。
所谓现代化，对中国来说，就是实行工业化，战后又增加信息化，以及推行跟工业化和信息化相适应的各种措施。大家知道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重要性。可是，普及全国共同语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先行条件，这一点还有很多人没有理解。
大半个世纪以来推广共同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凡是上过学校的青年已经没有听不懂普通话的了。广播员和电视主持人都能说高水平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以学校为重点，学校以语文课为重点；语文教师经过不断培训和进修，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普通话标兵。今天跟民国初年相比，人民大众的语言能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推广共同语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国语运动，另一次是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的大家来说普通话运动。但是，潮起潮落，一曝十寒，今天还没有条件规定一个普及普通话的全国时间表。
什么叫做普及？普及有两个指标：一、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二、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西欧国家在300年前就普及了共同语。日本在100多年前就普及了共同语。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积极推广普通话
汉语方言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官话方言区域，包括北方话、西北话、西南话和江淮话。这个区域的方言跟普通话比较接近，各个方言的内部一致性比较高，西南话的内部一致性最高。二、东南方言区域，包括吴语、粤语、闽语、客家话、赣语和湘语。这个区域的方言跟普通话差别较大，各个方言的内部一致性也比较小。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福建话跟普通话差别最大，福建人离开本地，立刻会发生语言困难，因此，福建省推广普通话最认真。西南话跟普通话最接近，说西南话的人到北京没有多大的语言困难，因此，西南地区推广普通话最不认真。这叫做难则勤学、易则懒习，这是一种惰性规律。易则懒习，相当普遍。难则勤学，恐怕福建省之外还不多见。一国同胞，见面不能谈话，这能说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重大缺陷吗？
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日语是台湾的官方语言。光复之后，立即推广中国的国语，得到可喜的成功。起初，台湾设立推广国语的专职机构，在基本上达到普及目标之后，撤销了专职机构，把经常的推广工作交给学校。台湾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充分利用注音符号，出版大量全部注音的读物，包括《国语日报》。这实际是日本一百年前推广日本国语的成功经验。大陆推广普通话，也必须重视利用拼音。如果光复初期台湾不积极推广国语，今天台湾跟大陆往来将发生很大的不便。近年来台湾兴起一股乡土情怀，提倡推广“台语”。所谓台语，实际就是闽南话，不是台湾本土的高山话。一位台湾学者说，提倡台语如果妨碍了国语，那将是台湾的自我封闭。
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期，英语是香港的官方语言。香港归还中国之后，普通话是香港的国家共同语，而英语是一种外国语。对中国来说，英语和日语同样都是外国语，不同的是英语有广泛的国际流通性，而日语只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普通话在香港的推广，将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方言的优越感是在缺乏国家意识的条件下滋长起来的，在国家建设走上现代化的轨道之后就会自然淡化。
推广普通话主要是汉族的任务。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以自愿为原则。但是为了能走出本地区，到全国各地去发挥才能，少数民族也必须学习普通话。语言的使用范围越广，语言的使用价值越大。强调民族语言的优越性，跟强调汉语方言的优越性一样，不符合时代的思潮。对少数民族来说，最好是实行民族语和普通话的双语言。
在信息化时代，传声技术高度发达，电脑网络联系整个世界。普通话是中国人承载和传输信息的最基本的工具。信息化的一切新技术，除利用英语之外，都离不开口头的或拼写的普通话。普通话不普及，将妨碍中国信息化事业和科技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汉族同胞学习普通话并不难，只要有决心，自己可以创造学习环境。例如：听广播的时候轻轻地跟着广播员的说话学习，看电视的时候轻轻地跟着主持人的说话学习。坚持一年半载，无师自通，普通话就能学好。普通话的标准是全国一致的，但是学习的要求应当分别对象、逐步提高；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年龄而异，因职业而异，因民族而异。凡是愿意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人，都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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