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马克思运用世界历史思想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发展道路论文,现实意义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实际上是马克思对近人资产阶级特别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的评判和继承的过程。虽然马克思并未在一本著作中集中表述过这种评判和继承，但实际上这种评判和继承内在于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渗透在他的整个学说中的。在《神圣家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基本观点：
1.世界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不同种类的物质生产归纳为“工业”，把世界历史的存在和发展归结为“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他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第131页。）在《形态》中， 马克思又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60年 第4 —41页。）。
2.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马克思开创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他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39 页。）而且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归根到底是每一个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25页。）
3.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形成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首先是指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各民族和国家都要相继被卷入这个世界历史时代。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255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67页。）
4.关于世界历史的未来前途。马克思把“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视为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条件。他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并不意味着人的真正解放，所以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只有在消灭劳动异化和经济关系异化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60年 第40页。）
二、马克思运用世界历史思想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就非常关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早期研究对象主要是印度，这一时期他认为东方社会将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序列。晚期研究对象主要是俄国，他通过分析俄国社会，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设想，甚至认为整个东方社会都有可能直接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他的世界历史思想。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结果》等论著中，分析了印度社会。他认为印度当时存在的村社制度是与世界历史相违背的，印度必须依靠外力汇入世界一体化洪流。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村社制度的存在，印度从遥远的古代直至19世纪初，尽管王朝不断地更替，但社会状况始终未变。村社的孤立性、封闭性，是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牢固基础；另一方面，当时资本主义的殖民性必将打破这种僵局。马克思分析出印度在不列颠人来前后的变化的原因在于“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67页。）他说：“问题在于， 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68页。）由此， 他归纳出英国在印度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双重使命。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殖民地来说，它的经济被摧毁，其发展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化。从上我们可见其中蕴含的世界历史思想：印度民族历史必然向世界历史转变，这种转变是建立在一个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而且英国为这种转变开辟了道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当时发出的感叹：“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69页。 ）马克思曾将世界历史首先归为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而他在晚年又提出俄国可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进入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著名论断，这似乎有矛盾，而且也有些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其它思想。其实不然。让我们先从马克思1877年至1882年期间的信件和有关文章中考察一下马克思是如何提出这一设想的。马克思首先通过与俄国民粹学者丹尼尔逊长达七、八年的通信以及对另一学者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资料，对俄国的农村公社有了详细考察。他发现俄国的农村公社有两重性，即存在两种生产的内在矛盾和公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俄国的农村公社不是纯粹的氏族公社形态或纯粹的阶级形态。他断言这两重性可能成为“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也可能是“公社解体的根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 第434页。）所以马克思认为俄国社会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同时，马克思又分析了当时俄国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即俄国的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同出于一个时代。他说俄国如果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一系列进化才取得的经济成就，那公社注定要灭亡，而事实上，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国家，同时，它又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这就使得俄国能够“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 第444页。）所以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第438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在首先分析俄国的现实条件和其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提出这一设想的。这一方面体现了俄国历史必然走向世界历史的趋势，以及俄国的社会发展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25页。）即取决于公社的性质和当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在这一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种作用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的危机既有利于又不利于农村公社的发展。俄国可以“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第438页。 ）实际上就是吸取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力，用以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另外，他还提出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相互补充。由上可见，马克思提出这一设想的过程与他的世界历史思想是不相违背的。但它的结论似乎有问题。如果我们真正明确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时代和跨越的真实含义便不会产生段首提出的误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时代，是指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时代，是具有一定生产方式性质的，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或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他所指的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具体指“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plusoumoins （或多或少）影响非工业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60年 第69页。）所以，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违背他的世界历史思想。而且马克思还指出跨越是指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无法跨越的，这更加证明了世界历史存在的基础是生产力这一思想。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指明“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斯大林全集》第7卷 第85页。 ）这正是在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指导下，预测俄国未来命运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研究过中国社会问题。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用世界历史思想研究了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的变化对英国和整个欧洲社会的作用，昭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 1961年第114页。）今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依旧保留它的意义。
一方面，它再一次让东方社会的实践印证了自身的准确性。虽然马克思没有给中国提供一套现成的发展方案，但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却交给了它一份满意的答案。古代中国足以令人骄傲，但当西方资本主义用它们的“机器”、“轮船”、“炮弹”等开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后，中国便从高峰上跌落，而且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的落伍状态。究其原因便是类似当年马克思分析的印度村社状态——封闭，然而，这种封闭并不能挡住肩负开创世界历史使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步伐，他们用“坚船利炮”轻易地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被卷入了世界交往的大潮。但是中国却并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正是内外双重因素的结果：国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封建思想顽固；国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不平衡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经过伟大斗争，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从正面证实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正确性，同时新中国早期出现的问题则从反面证明了它。新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力确有迅速发展，但无法持续。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还是相当脆弱，传统小农业生产限制了大工业的发展，反动政治敌人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还存在，最严重的是忽视本国国情而将“苏联模式”极端化，加之对外还正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些说明了尽管历史有了进步，生产方式有了转变，但忽视世界历史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脱离本国国情的道路是不可行的。
另一方面，它将一直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再一次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同志是这一道路的开创者。他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正确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将中国人民引上一条正确的道路。科技革命使当今世界变小，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世界文化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世界交往更加频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不借助于国际协作、关起门来生产现代社会所需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求得经济迅速繁荣和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显示出原来体制对其约束的严重性，而且两种制度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形势逼迫我们要认清所走的道路，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正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其它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例如，改革开放理论。中国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是这一理论深刻阐明的主题。进一步对外开放意味着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在一起，在全球化中求自身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意味着在各方面调整自己，与世界发展接轨。经济理论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思想则说明我们承认资本生产力在世界历史时代范围内还有较大发展空间以及还对各国的生产发展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地位是次要的，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必将是公有制；还有“共同富裕”的思想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起点的思想。这些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中国化。中国人民选择和正在走的道路，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典范。同时我们相信，只要正确坚持以马克思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思想为科学指导，中国人必将创造出更具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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