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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捕鼠
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曾著书写道：“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费正清的这一发现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答案很明显：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1940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
如果是所谓的“传统”，那么对于当今数以百万计的工商业者，其实就要直面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这种传统。而这一命题，也正是本轮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想不想捕鼠
曾几何时，中国商人阶层是否尝试着从政治的托庇中摆脱出来？答案是肯定的。
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赢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金融家集团，这就是著名的江浙财团。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资本集团的崛起。而摆脱管制，争取更大的商业自由，一直是改革的主题。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发生在1984年的“松绑”新闻。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向省政府致信《请给我们松绑》，文内呼吁：“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很多工商业者认为，制度环境终于得到了根本性的变化，“捕鼠的特权”正在涣散，历史宿命宣告终结。
让人欣喜的是，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商阶层像今天这样的蓬勃、富有和拥有力量。但“国进民退”使得产业垄断更为坚固，最大的赢利模式，仍然不是去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我们仍然需要呼唤“松绑”。
十二字捕鼠策略
从来没有一次特权的释放是从天而降的，民间阶层的觉醒与争取，才是变革发生的根本动源。当今的工商阶层都必须从理性和制度的层面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有所作为的策略。以我浅见，有组织、不依附、结同盟、求独立，或是可以采用的十二字策略。
有组织：无组织，再富有的人群仍是没有力量的。中国工商阶层有悠久的组织化传统，从明清商帮的会馆到民国的商会，都是自主、独立的商人组织模式，均可借鉴。而西方的NGO（非政府组织）模式更应被广泛推广。
不依附：这涉及到阶层自觉的命题。以追逐利润为职业目的的企业家阶层，最容易受到利益的诱惑，在关键时刻被分解和利用。所以，与政治保持独立之距离，不依附，不阿谀，不试图从行政垄断中分一杯羹，却是艰难而必须的决定。
结同盟：商人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对立与撕裂，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今天，我们仍然担忧地看到重演的可能，“富二代”这一名词的出现便足以证明。而其责任不在公众，在商人阶层自身。企业家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单独地成为一股力量，而必须与工人、农民、学生，特别是知识分子达成良性的合作，才可能共同推进改革的进步。
求独立：产业经营的独立。所有企业家都应该抓住任何一次周期性的机遇，努力推动垄断行业，特别是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市场化改造。
以此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中国。只有工商业者可以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自由地捕捉老鼠，才可能制造出最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机。费正请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这一景象了，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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