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错误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主要是1932年下半年至1934年，当时的“左”倾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搞了大规模的“扩大百万铁红军”运动。这一“扩红”运动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扩大红军。通常意义上的扩大红军，是指在坚持赤卫军、少先队、地方红军、主力红军并举的前提下，从地方武装中逐步抽调人员去扩大巩固主力红军，这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扩红”运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只是单方面无条件地追求主力红军的迅猛扩大，用破坏甚至瓦解地方武装的手段去达到扩大红军的目的。全面考察并正确评述“扩红”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对于加深对王明“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提高人们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目前史学界尚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扩红”运动的历史概况及原因
“左”倾“扩红”运动，从其发动到大规模进行，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早在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央就曾发出过“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的“扩红”号召，要求不但把地方红军编为主力红军，而且把手执大刀梭标的赤卫队也编为主力红军。由于地方武装全部加入主力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敌人便乘机向苏区进攻，使革命根据地遭受到较大的损失。但庆幸的是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时间很短，到当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即被纠正，这大大地减轻了损失。
立三错误被制止后不久，1931年初，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上台，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在扩大人民武装方面，他们不仅重复了立三错误统治时期“扩红”中的某些错误做法，而且较立三统治时的“扩红”运动更“左”、更具有理论准备，其规模更大、时间更久，危害也更严重。
1931年初至1932年底，是王明“左”倾“扩红”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舆论准备阶段。在此阶段，中共中央和“左”倾中央领导人，不断地作决议、发指示，过分强调扩大红军的极端必要性，为猛烈“扩红”运动大造舆论。并且，“扩红”运动在一些省区开始初步进行，如福建、江西都搞了“扩红”突击运动。
在此阶段，“左”倾错误虽逐渐推进到中央苏区，并在“扩红”运动中得到了初步的贯彻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到一些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的不同程度的抵制，故“扩红”中的“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很严重。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并且派了许多钦差大臣到苏区去夺权，因此，他们的“左”倾政策逐渐在苏区占了上风，从而使得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越来越向“左”的方向发展，到1932年下半年，就在许多地方提出了把地方武装整团整营地连人带枪编为主力红军的“扩红”方法。这就为即将到来的猛烈“扩红”运动奠定了基础。
从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到1934年长征开始前，是“扩红”运动大规模进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突击竞赛的方法、冲锋的精神去进行猛烈扩大“一百万铁红军”运动，号召动员所有的赤卫军、少先队、模范团、模范营等地方武装整营整团地全体加入红军，党、团支部全体加入红军，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发起了一次接一次连续不断的“扩红”高潮，使突击周、突击月、冲锋季等接连不断，并且残酷无情地打击所谓“扩红”运动中的“消极怠工”分子，以斗争的火力来促进“扩红”运动，这给人民军队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带来了严重危害。
这场“左”倾错误的“扩红”运动之所以能够得以发动，主要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
第一，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从根本上来说，冒进性的“扩红”运动，是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从对革命形势成熟程度的过高估计出发，为了准备同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决战，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采取的必然步骤。他们从主观主义的个人愿望出发，以为只要有了数量上尽量多的红军，单纯依靠这个主力红军同敌人死打硬拼，中国革命就能马上取得胜利。
第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共产国际从对整个国际形势的过“左”估计出发，对中共建设红军政策指导的影响，特别是武装拥苏的要求，是“左”倾领导人搞“扩红”突击运动、改编地方游击队为主力红军、动员整营整团的地方武装加入红军、动员整个党的支部全体成员加入红军等“左”倾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也是“扩红”运动一经发动便持久不辍的重要原因。
第三，“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军事上实行了错误的战略战术，导致了红军过大的伤亡，造成部队减员过多，为了补充兵员，也不得不搞持续不断的“扩红”突击运动。
二、“扩红”运动“左”倾错误的危害
“左”倾冒进性的“扩红”运动，作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产物，曾席卷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江西、福建、湘赣、闽赣、闽浙赣、湘鄂赣等地区，给中国革命以直接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以它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而载入史册的。它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大的方面。
（一）这种把少先队、赤卫军和地方武装整营整师改编为主力红军的猛烈持久的“扩红”运动，是不符合党和毛泽东过去正确的扩军路线的，也是违背了人民战争这一战略战术总原则的。
正规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实行人民战争，是红军战略战术原则中最根本的原则。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的创始人，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出了一整套扩大人民武装的方法，形成了正确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1930年1月，毛泽东把这一路线精辟地概括成“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从这一路线出发，毛泽东、朱德等历来重视武装农民的重要性，在创建扩大主力红军的同时，帮助地方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武装，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等群众性武装相结合的工农武装体制，使武装力量达到了全民动员的程度。正是由于此，红军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援，与广大工农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使红军如鱼得水，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灵活地歼灭敌人，这是红军粉碎几倍于我的敌人的“围剿”并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左”倾临时中央实行盲目的“扩红”及其他“左”倾政策后，我军在这方面的优势逐渐削弱了。这表现在：
第一，这种单纯地为了猛烈扩大百万红军去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决战的做法，所反映的是典型的单纯军事观点。其军事战略则是要依靠庞大的军事力量去同敌人进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正规战”，求得战略上的速决战与战役上的持久战。这在当时是完全违背敌强我弱这个最基本的国情的。
第二，由于把地方武装整团整营连人带枪改编为主力红军，严重削弱了人民的地方武装力量，使地方武装失去了对敌军的牵制和对红军的有力配合作用，从而使主力红军处于孤军奋战和四面受敌的不利境地。
第三，在猛烈的“扩红”运动中，不仅动员地方武装整营整团地加入红军，而且号召“党团员领导整个支部加入红军，工会支部全体加入红军”（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24期，第15页。）。在这种号召下，许多党、团支部全体加入了红军。结果导致了许多党、团支部工作的瘫痪，严重削弱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战争、配合红军的组织领导力量。
第四，由于“扩红”的规定数字定得太高，为了完成计划，导致了“扩红”中的欺骗、强迫、命令等错误做法，造成了党同人民群众、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紧张，削弱了群众对红军的支持。例如，有的地方“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强迫大家报名当红军，“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24期，第18页。）。这种强迫命令的做法造成了严重恶果，工农红军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在一定程度上被破坏了。这对于依靠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而战无不胜的工农红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第五，猛烈“扩红”的结果，在事实上影响了主力红军本身战斗力的提高。这是因为“扩红”运动中“普遍表现了锦标主义，只顾数量的增加，不顾质量的增加”（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18期。）。例如，“贵溪送十个去教导营的新战士，就有八个疾病和老弱”（注：《25天的“扩红”总结与教训》，《突击》第7期。）。让这些老弱病残者加入红军，即使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能成为“铁军”担当起残酷的对敌斗争任务吗？当然不能。即使是身体强健的，许多人由于是被强迫征调入伍，并非出于自愿，因此，入伍后也会成为革命军队中不安定因素，有不少人开小差逃跑。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6月至9月4个月中，博生县开小差回来的不下3000人，（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16期。）1933年12月，“瑞金县共有三千多人开小差的。”（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37期。）……这对于提高我军指战员的斗争情绪和鼓舞士气，是极为不利的，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
第六，过“左”的“扩红”运动，有时还导致了抢兵现象的发生，容易引起各群众团体间、兄弟部队间的矛盾。在少共国际师与工人师的动员中，就曾发生过严重的抢兵现象。工人师动员人员说：“加入工人师有衣服穿”、“工人加入少共国际师是卖阶级”；少共国际师的突击队针锋相对，说：“加入少共国际师有猪肉吃”，“工人师马上要出发，少共国际师可以回去过年。”甚至地方保卫局也加入了这场抢兵的行动。兴国县乐安保卫局长对已经报名的群众说：“加入工人师要到前方，当保卫队在后方，你们到保卫局去当神仙兵。”（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24期，第21-24页。）这种抢兵的错误宣传口号，容易导致群众团体之间、兄弟部队之间的矛盾，是不利于各群众团体间、兄弟部队间在对敌作战中密切配合的。同时，也容易造成部分士兵思想上的混乱，不利于激发广大红军战士为了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而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积极性。
总之，过“左”的“扩红”运动，把地方武装全部改编为主力红军，以及“扩红”中的强迫、欺骗、抢兵等错误做法，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破坏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失去了我军的优势，这对我军的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是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这种持久连续猛烈的扩大百万红军运动，实际上超过了中央苏区人力、物力所能承担的限度，造成了根据地人财物的困难。
第一，首先是超出了人力所能容许承担的限度。中央苏区所辖范围最鼎盛时期是21县，人口仅有250万至300万，扣除妇孺老人及病残者，能够参加红军的壮丁是有限的。因此，尽管中央局及各级党政机关一再强调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重要性，并且以反罗明路线斗争来促“扩红”运动，但因定的指标过高，超出了根据地所能承担的限度，故所定计划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扩红”计划一再完不成，但根据地的许多地方“扩红”已达到了极限。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上、下才溪两乡共有4928人，参加红军的有1018人，占总人口的20.6%。上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也占了70%。（注：毛泽东：《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长汀河田中坊乡扩大红军更是达到了全部青壮年的100%。（注：转引自《长汀红旗》第3辑，第154页。）在这些地方，继续“扩红”确实成为不可能了。
第二，猛烈“扩红”也超出了中央苏区经济实力所能容许的限度，造成根据地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这是因为：首先，当时中央根据地面积只有五六万平方公里，地处比较落后的山区，又处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和长期的战争环境中，而“扩红”中主力红军又迅速扩大，相应的后方机关亦渐趋庞大。以这样有限贫瘠的土地资源，微薄的经济实力，来养活数十万脱离生产的士兵和机关工作人员本身就是困难的；其次是猛烈“扩红”又导致了劳动力的欠缺，无法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农村的青年男子大都参加了红军，使得农村劳动力缺乏，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却无力耕种，致使部分土地荒芜。苏区工人也大批参加红军，有的地方是“全区工人加入了工人师”（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98期。），造成苏区工人数量的急剧减少，从而使不少手工业因无人工作而陷入瘫痪；再次，为了促进“扩红”运动的开展，“左”倾临时中央还实行了一些过“左”的经济政策措施，例如：在农村，把“扩红”运动与当时正在开展的过“左”的查田运动结合起来，强调要“在查田运动每一胜利中，最大限度的发动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武装上前线”（注：《斗争》，第61期，第14页。）。而在查田运动中，阶级路线又不明确，把许多富裕中农当作地主富农加以打击，引起人们的恐慌，降低了农民群众的种田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在劳资方面，为了调动工人的参军积极性，实行了过“左”的劳资政策，致使某些中小企业有将产品全都卖了还不够付给工人工资的事，私营企业在这种政策下，无法继续营业。可见与“扩红”运动相伴而生的“左”倾经济政策，是有损于苏区经济建设的。
由于以上原因，加之自然灾害等因素，使苏区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就首先必须解决的温饱问题——粮食来说，在1933年夏季就曾发生过严重困难，据记载：当时“粮食缺乏，谷价飞涨，中央苏区有些地方已经发生夏荒”；（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81期。）“红军发生了严重的粮食问题，有些红军在吃稀饭”（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83期。）。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党和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债，发起连续不断的推销公债运动，进行大规模的征集粮食运动，等等。应该肯定，根据地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了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响应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对减轻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当时军队提出的口号是从伙食中节省，甚至诗歌中亦有这样的句子：“我们可以吃最粗糙的伙食，我们可以忘掉甜腻的小食”（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69期。）。新编三师决定每天每人吃一顿午饭，并在伙食钱内每天每人节省铜板一个或两个。这种精神固然可嘉，但是，人是铁，饭是钢，红军战士经常吃不饱的后果，必然导致体质的下降，而软弱的体质是适应不了对敌残酷作战需要的。
第三，造成武器弹药的紧张和缺乏。当时苏维埃区域只有简单的兵器制造工业，只能修补废旧枪炮和生产少量的武器弹药，在此情况下，红军枪枝弹药的主要来源是在与敌人的作战中夺取。但是，夺取武器的数量总归是有限的。猛烈“扩红”的结果，必然导致武器弹药的缺乏，使某些士兵手中没有正规武器，而没有有效的常规武器是不能有力地杀伤敌人的。为了解决新兵的武器问题，1934年9月的“扩红”突击中，中央号召新扩充的红军入伍时每人自带一枝梭标，但长汀500多人中只有梭标21枝，胜利县甚至一枝也没有。（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234期。）红军不仅没有必要的充足的常规武器，甚至连人手一枝梭标都办不到，赤手空拳，怎能有效地打击有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呢？这样，表面上红军的数量成倍地增加，但却缺乏坚强的战斗力。
概言之，猛烈持久连续的扩大百万红军运动，实际上超出了中央苏区人力、物力、财力所能承担的极限。在人口仅有250万至300万，土地面积只有五六万平方公里又多是山区的中央苏区，加上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是难以扩大和养得起几十万脱产的红军的。因此，猛烈“扩红”“左”倾政策的结果，必然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的困难，甚至枯竭。竭泽而渔的做法也是最后导致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而开始长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面对队伍庞大、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人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保卫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有计划地、不断地扩大红军，建设坚强有战斗力的主力红军及地方红军部队，无疑是绝对必要的。因此，1933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扩红”运动进行了广泛群众性的政治动员，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根据地人民曾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拥护并投入扩大红军运动，曾出现过无数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事迹，甚至不少青年妇女报名参军，从而使“扩红”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起了几倍于过去的红军部队，这对于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抵御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起过重大作用。但是，这场“扩红”运动因为是从错误地估计形势出发，实行了错误的“左”倾冒进性方针政策，又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如上所述的严重危害，并且就程度而言，其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这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做法，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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