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城中村变迁的社会文化考察&以祁德村为例_广州城中村论文

地方、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的社会文化考察——以猎德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性论文,为例论文,社会文化论文,城中村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4-12-03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5)03-0042-08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3.007

      1 引言

      伴随着城市的急剧生长，农村用地不断转为城市用地，农村人口不断变身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城中村”出现成为历史必然。城中村的原居民以及怀揣着梦想的新移民，居住在城市边缘，在城市化以及新一轮的后城市化浪潮的激荡下持续地经历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集体与个体的重构，“城中村”的文化意义也在发生改变。然而，城中村虽然承载了千万人的希望，而其价值却又不被重视。随着越来越多城市进入到后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策略集中进入转型期。“城中村”的整体更新改造成为了实现新时期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手段。

      城中村的整体更新改造是指对老城中心区内的旧村进行整体拆除、改造、重建以达到改变城市中微观空间形态，调整用地功能，消除城中村与城市用地布局和景观面貌冲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建设行为。城中村由于其建设时代条件限制以及时间更迭下的物质损坏，在城市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急需得到更新和重新整合发展。新与旧的更替、拆与建的变迁在城中村里集中“上演”。曾经“脏、乱、差”的城中村被一幢幢崭新整齐的集卫生、物管、警卫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小区所置换，昔日村民经历拆迁后回迁在“故土”上开始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果。然而，在由“乡”转“城”，“村民”转“市民”的过程中，城中村的物质生产结构、空间聚落形态、居民社会结构、城乡文化形式等差异巨大[1]。在经过彻底改造后，旧村内原有的物质形态消失，生活方式随之变更，唯精神形态的乡土情怀(nostalgia)尚存。在这悄无声息发生的地方巨变里，新市民除了惊叹欢喜，也有复杂的失落和茫然，“无根感”(rootless)衍生出城市高楼里的“恋旧症”等。身份的转变、物质条件和居住模式的变化，城市生活的嵌入及乡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都使城中村原居民在遭遇物质环境的彻底改变后衍生出众多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实际上，在文化地理视野下，从人本主义的人地关系观来看，这些都是人们在长期的地方行为、记忆和感知下所建构的地方性在起作用。

      2 地方与地方性

      自1970年代地理学界对逻辑实证主义计量方法进行反思[2]，以及以段义孚[3，4]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回归以来，“地方”(place)就成为人地关系讨论中最具重要地位的概念[5]。随着对于“地方”的讨论热潮，“地方性”(placeness)作为地方文化的本质描述同时得到学者的关注。事实上，关于地方性的形成是近20年英美人文地理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6]。1970年代，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在重视“地方”概念的同时将“地方性”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认为地方是被人类赋予意义的空间。人的空间经验是构成和解释地方的重要方式，而地方性不仅是地理现象，而且是丰富的人类经验[7]。人之于地方性的主体地位意味着不同人对于同一地方的地方性具有不同的理解[8]。事实上，作为承载“人—地”活动的基本空间单位，地方不单具有其地理意蕴，同时也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地方对建构个人或群体身份认同具有深刻的作用[9]。自我本性与个人或群体在特定环境的经验和理解间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10]。同时，特定的群体也会对某一空间和边界形成强调作用，并赋予地方想象性的故事、描述以及有组织的观点来区别“我者”与“他者”[11]，营造出具有“我者”意义的地方独特性。因此，地方本身有超越其空间原义的社会意义，是由地方、空间、社会组合而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12]。198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逐渐向后现代地理学转型。在后现代空间理论的话语背景下，“短暂”、“流变”、“断裂”及“差异”使世界分裂成了具有内外部运作的、复杂的、马赛克式(mosaic)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空间[13]。现代性及社会同质性的空间建构在后现代性的冲击下逐渐被具有地方差异性的“破裂的世界”所取代[14]。因此，地方性的特质精神与话语成为了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文化空间对话与博弈的基础[15]。而“地方”同时成为了建构社会关系及社会网络的基本空间与文化载体，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16]。

      诚然，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基于地方意义的社会文化的再建构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17]。在地方性精神之于空间的重要性地位确立之前，英美学者曾基于“地方—全球”这一对二元关系开始对地方化与全球化进行讨论[18]。全球性意味着流动、开放、同质而不稳定，而地方性则体现了本土性、相对稳定性及内聚性[19]。Castell认为全球性意味着“去地方化”[20]，地方性将面临着全球性所带有的同质化而不断地遭遇挑战导致最终的颠覆瓦解，造成地方性的消亡[21]。而Harvey则融合列斐佛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从资本的空间积累角度出发，认为全球性下的确存在“地方意义的消解”，但同时指出，在“时空压缩”的时代，在不断碎裂的文化空间中，本土社会只有通过对地方性的再生产，才能实现保护地方文化意义的可能[13-22]。而Massey则首先冲破了“全球—地方”这一二元结构对地方性进行重新考察。Massey认为，地方特性会在特定的地方空间通过“权力几何”(power-geometry)的内外流动，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得到整合[23]。地方特性是通过与外部的联系而定义的，事实上，地方性并不仅在于“地方”本身，而且在于其与其他地方与社会过程互动联系的方式[24]，地方意义也通过地方与人，地方与地方的不断互动进行建构、解构与重构，从而具有不断“进步”的文化内涵[25]。因此，地方的意义是开放、动态和多样的。Massey的“全球意义的地方”[26]是对现代性的地方同质化趋势下所形成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27，28]和“非地方”(nonplace)[29]的强有力批判，同时揭示了地方性在空间建构理论中的重要性，确立了地方性在现今人地关系考察中的重要地位。而正因西方文化地理学界对于地方性的长期讨论，尤其是“无地方性”和“非地方性”的提出，深深触及了新文化地理学学者的神经，从而使学界发出呼吁，保护和拯救地方性、传统和原真性，塑造地方和传播地方形象的呼吁[30]。

      3 城中村改造与地方性的重构与保护

      3.1 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建构

      对地方性内涵的解构是认识和保护地方性的基础。从本质上讲，地方性即地方的独特性，是自身固有的、区别于另一地方的根本属性[6]。从人文主义出发，有学者指出地方性是人与自然环境在恒久的交互作用中，对地方的构成所赋予的精神或特质，经由人的“主体创造性”活动而产生并发展的地表人文现象，并且在地表上塑造出一个区域的地方或乡土特色[31]。无疑，地方景观的独特性是地方性的最直观表现形式，人对空间的主体性创造行为是建构地方性的重要方式[32]。然而，地方性是具有其表征及非表征的存在形式。Kate通过对阿拉斯加部落研究发现，族群通过日常生活特殊方式、历史的描述、符号以及想象来延续部落独有的历史文化[33]。国内学者对于广州酒吧的研究指出，经营者通过对酒吧名字、装饰、色彩、酒类、音乐等符号的创造营造具有强烈个人印记的文化空间，创造了酒吧的地方性[34]。同时，文本是创造地方性的又一重要途径[35-38]，如梭罗对于瓦尔登湖素雅世界的描绘，《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中滑铁卢桥上的凄美故事；《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中查尔斯顿的悠闲、安详等都是文本赋予地方独特的文化意义，创造了专属地方的文化特性。事实上，在地方性的建构过程中，除了人类历史轨迹在地方中的沉淀，人对地方的感知和认同也成为建构地方性的重要方面[39]。Relph在Place and Placelessness也指出，人们对一个地方所显示出来的稳定的一致性和认同感是让一个地方与别的地方区分开来的重要原因[40]。他认为地方的物质环境，地方活动、条件、大事件以及地方个人或群体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的经历和情感是构成地方性的三个重要维度[41]。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方性建构路径的多样化。然而，景观、符号、文本和感知都是构成人们生活世界(lifeword)的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元素[42]，对于生活经验(life experience)和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解读是理解地方性建构的最重要途径[43，44]。进一步考虑地方性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空间与地方是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被辩证地构建起来，而地方的独特性就在于其有让人们空间想象、经历及实践的能力，因此地方具有本质的空间性[45]。因此，将地方性投射到空间中，可以将地方性看做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空间。从人类学的文化理论看来，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到精神文化系统组合的文化结构正是理解社会文化空间建构的重要方式[46-48]。物态文化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可理解为人类对于环境的改造效用；制度文化是地方社会运作的实践结果；行为文化是地方社会网络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是民风民俗的集中体现；而精神文化则是地方人群的社会心理、感知与社会意识形态。人之于地方的作用，人对于地方的感知在地方社会文化空间的文化结构中得以有效解读。综合对地方性已有的研究和理解，本研究认为，地方性形成于“人—地”的历史互动当中，并强调地方的个人或集体通过亲身经验、记忆与想象而发展出来的对于地方的深刻依附，这种人与地的依附是物态的、制度的、行为的和精神的，具有景观、符号、文本和感知等表现形式，同时显示出物质、象征和历史特性，从而构建具有特殊意义、深嵌记忆和认同的地方(见图1)。

      

      图1 地方性的内涵体系

      Fig.1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3.2 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面临着城与乡，现代性与地方性的矛盾，冲击最为激烈，通过地方性视角对城中村整体改造进行社会文化分析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地方性的辩证认识启示人们不仅应该要重视地方特性的探讨，而且还需要从更多元化的视角，更灵活的空间尺度来重新考察地方性，认识保护地方性的重要性。在中微观尺度，对应“全球—地方”辩证关系的是“城市—农村”的二元关系。在后现代空间理论下，学者对“城—乡”的紧张感(tension)给予高度的关注[49-51]。由城市化所引起的现代文化要素的流动，对地方，尤其是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地方，往往意味着其原有社会秩序的被打破和地方社会文化的演进和重构。Don Martindale等考察一个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小城镇在城镇化下，地方的立法、经济、财政等方面逐步失去话语权，继而被“复制”成“现代化都市”。随之，地方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等也随之发生改变[52]。而“眷村”作为印记台湾社会变迁特有历史文化与都市纹理的地方，也面临着城市化的空间挤压。台湾对眷村整体改造的浪潮，使眷村特有的集体记忆和“混杂文化”(hybrid culture)迅速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53，54]。确实，现代性对地方性的作用是具有颠覆性且正广泛发生的。城市流行文化挟着传播上的优势，其整齐划一的形式逐步瓦解了地方的草根文化。原先各地区独具特色的地方性在大众文化侵略下正在迅速消失。在我国，城中村作为“都市中的村庄”，直接面对着城市化对其乡土地方性的挑战，并正经历着最激烈和彻底的地方性的解构与重构过程。长期以来，城中村的特殊存在正是与现代城市文明相“抗衡”的一种地方性[55]。

      有学者认为“城中村”是现代都市文化与传统村落文化、农业文明交锋的一个“战场”。但同时，虽然在城市化过程中现代都市文明凭借其经济和政治优势，对传统的村落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传统村落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并正顽强地抵抗[56]。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改造后的“城中村”的牌坊依存，甚至扩大规模。仍然重视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等乡土传统节日，并具有地方特定的民风习俗。此外，在一些村落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其传统的宗族文化有了新的保育基础。胡莹对于广州石牌村文化冲融的解读时也表示本土文化会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获得更新发展的契机[57]。同样的，李郇等在对于广州车陂村的研究中也指出城中村仍然保留了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并保持和发挥着混合功能的使用、以公共空间为核心的村落肌理以及场所的文化传承，是创造城市空间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式[58]。李培林对广州市139条城中村进行综合考察，发现村落是一个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生活共同体，虽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非常城市化，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断裂。城中村的村落社区与城市的街道社区和单位社区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不是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生活共同体(如街道和物业小区)，也不是一个仅由业缘关系而构成的熟人社区。同时，虽然城中村建筑密布，但宗祠、小学幼儿园和老年活动中心享受“空间特权”，它们作为村落里敬祖同宗、尊老爱幼的共同价值观象征而存在[59]。确实，在面临城市化的文化冲击和融合后，“城中村”依然保持着自身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保留着浓厚的地方传统观念和生活风俗，体现出乡土性很浓的血缘和地缘社会意识，显示出城中村地方性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然而，“城中村”在悲观情绪的负面渲染下，其“脏、乱、差”的形象被集中放大体现，而其对于城市的文化功能则常被忽略。事实上，传统的村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城市特色最重要的载体，城市文化多样化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人们在村落终结的过程中发现，“由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结的村落魂灵，在农民和农业的载体消失之后，仍然会长时期的‘活着’”[60]。若目前城市文化建设中忽略城中村文化对于现代都市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城中村地方性在整体改造中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重构，这将不仅降低原有村落文化的积极因素，同时会对城市文化的特色性和多样化造成影响，导致城市精神的同质化与空泛化。在当前发展中，大多数的城中村改造都采取整体拆迁，异地重置的工作办法。城中村居民实现了身份由村民到市民，生活环境由城中村向现代小区，社会网络由开放式邻里向门禁社区的转变。乡村景观、传统的乡村制度、符号以及情感都只能建构于对于历史的想象以及无根的土地之中。在物质与文化环境的彻底变化中，城中村居民短期内可以通过文化惯性依然能实现乡村生活的一定恢复，如在家庭空间布局和装饰中依然尊重乡村生活习惯、群体对于乡村记忆的感知以及族群之间纽带依然强烈等。然而长此以往，乡村性的保育和延存仍值得深思。不同于传统的理性外科手术式的改造方式，本文着重分析近年来逐渐出现的，具有文化恢复性质的整体改造项目在乡村性建构中的思考。此类改造项目承载着城市文化和记忆的恢复，也起到存量土地盘活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未来城市有机改造的方向。在此背景探讨乡村性的建构与重构更富有现实意义。

      反观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的改造的研究：一是对于城中村改造的居住环境进行探讨[61][62]；二是侧重于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有关制度层面的讨论[63，64]；以及“城中村”文化性质的研究[65，66]。虽然目前学者对城中村改造的研究角度多样，内容丰富，但真正从人本出发，从地方性的角度对城中村整体改造后所引起的人地关系矛盾问题的研究目前尚缺，深入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和前景。

      综上，立足于地方性在空间建构理论中的重要性以及在现今人地关系考察中的重要地位，面向我国目前大规模的城中村整体更新改造运动，本研究尝试从地方性的角度出发，分析城中村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和体现方式，利用历史演进的分析方法考察城中村改造前后的地方性解构与重构现状。本文尝试从理论上构建文化地理学视野下中国特色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现象研究，完善当前学术研究中对人与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思考；从现实意义上则为更深入地理解城市政策转型期中城中村改造与地方性的关系，为更好地推进城市更新质量，保护地方文化和城市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也希望未来城市更新过程中能够更注重城市自身文化的延续、地方性的刻意保护，尽量杜绝外科手术式的整体改造，为城市有序而健康的发展探索新式道路。

      4 案例研究：猎德村整体改造的地方性演化

      4.1 研究案例与研究方法

      猎德村是广州城中村改造的第一个试点，2010年9月已经完成整体拆迁以及整体原址回迁。猎德是始建于北宋时期的古村落。猎德人的祖先从陇西南迁，辗转来到珠江边定居，渔耕为生。“猎德”是该村人引用“成汤主张围猎时要网开三面”的典故，取其狩猎也要行善积德之意，以及猎取完美道德的寓意。这里曾经是水乡，有岭南周庄之称，经过近千年的积淀，猎德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村内保留着大量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石板街、河涌、龙舟等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建筑及景观。广州的“城中村”改造将继续贯彻“文脉延续”的理念，并强调城中村改造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同步进行。故此，18座历史悠久的宗祠和家塾被异址重建，保留一池塘作为龙舟存放地，猎德涌两岸将构建猎人街历史文化风情街，同时修建猎德村改造博物馆。虽然政府在保存猎德地方性上做了一些努力，但猎德地块将发展定位成集五星级酒店、豪华服务式公寓、酒店式公寓、大型高档购物中心和甲级写字楼于一身的CBD都市综合体项目，同时整体改建后高达5.2的回迁复建区的容积率意味着猎德传统村落文化肌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必将受到破坏。因此，作为已经完成了拆迁回迁全过程的猎德村是研究目前城中村整体改造中所体现出来的地方性重构、居民地方性感知以及评价目前政府对于地方性重构的尝试的绝佳案例。

      通过实地调研猎德村改造前后，在接近5年的实地多次走访和回访中，收集了大量的涉及村落改造前后的地方性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响应的一手及二手材料。在结构性深度访谈中，围绕城中村改造与地方性主题向政府相关部门、本土居民和开发商等相关利益主体发起追问。在文本分析中，充分收集猎德村的村史村志等反映地方特性和文化的二手资料，以期充实论证。

      4.2 猎德村整体改造前后地方性建构的分析

      基于上述对于地方性建构的思考，从景观、文本、符号以及感知四个维度对猎德村地方性的历史演化进行考察(见图2)。

      4.2.1 地方景观的演化

      猎德村立于珠江之畔，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是典型的岭南传统水乡。经过统计，建村超过900年以来，村内形成了81个姓氏，并以李、林、梁为三大姓。村落里巷交错，十多条小河涌皆汇流猎德涌后流入珠江，宗祠、神庙及私塾均有一定规模。村落整体空间结构沿猎德河涌展开，里、巷沿河垂直于河道，两旁为民居，形成岭南水乡特色的“梳式结构”[67]。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全国九运会)以来，猎德村成为了广州城市空间东拓的重要支点。随着大量劳动力的涌入，猎德村成为了接收大量全国劳动力的“城市中的村庄”。一方面为了满足大量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为了使租赁利益最大化，村落房屋景观以及空间形态开始发生变更，原有乡村景观逐渐被打破，形成以高密度为主特征的城乡结合部景观。近年来，猎德村改造采用“原地改造、整体重建”的做法，整体拆除、重新规划土地的用途，重新设计和建设，对该村的土地利用、空间环境、居住环境带来跨越式的变化[68]。现代塔楼式的商品公寓成为了村落的景观典型特征。此外，与先前大多数“一刀切”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相比，猎德村采取一种尊重本土文化的精神和原则，在拆卸原有祠堂调整地块用途的情况下，在村落空间中心位置复建了五个宗族的祠堂和龙母庙，并在祠堂和龙母庙旁边建龙舟湖和码头供村民使用。此外，在文化旅游的思想驱动下，一方面为延续村民对传统村落和生活的记忆，一方面打响猎德文化品牌，宣扬“猎德生活”，改造主导方以原有村落传统建筑为蓝本，沿村落原有河涌建设了一条岭南清末民国时期建筑风格的仿古商业街，并取名“猎人坊”[69]。此外，对于古树、古桥、龙舟码头以及原有休憩空间模式也被纳入到地方景观的重构当中，通过上层力量和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景观的移植，有效地延续地方景观。

      4.2.2 地方文本的演化

      猎德地方文本之演化集中于地方特有的生存生活方式中所形成的一套独特的生活经验。在传统水乡生活中，猎德人形成了成熟的捕鱼及务农术，并且代代相传。此外，以姓氏为单位的每个猎德宗族都拥有祠堂，而祠堂是每年祭祀祖先、维系宗族血缘关系和宗族内举办活动的空间和场所，成为了宗亲关系的记忆空间。此外，围绕着祠堂而建立的一套木、石以及砖雕艺术体系，围绕着村民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地方语言系统等都成为了建构猎德岭南传统水乡地方性的重要元素。自猎德村从传统乡村向城中村转换过程中，除延续了宗族祭祀、地方语言系统、节庆等传统地方文化外，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租赁经济在村落中兴起并成熟，全国文化在村落中得以呈现，这体现为饮食文化、语言文化以及节庆等。此外年轻群体的进入所衍生的城中村文学也彰显着城中村特有的文化。自全村整体改造以来，在原有租赁经济以及地方文化的传承外，门禁社区的引入，以及现代化市民化的生活成为了解读村民日常生活的文本。在猎德村地方性演化的过程中，地方权力体系由乡土自治，村经济联社到村级集团式管理的演化显示猎德村权力结构逐渐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和经济化。可见，在地方开放性逐渐增强背景下，猎德村地方文本的演化经历一个从内聚性向开放性转换的过程。

      4.2.3 地方符号的演化

      猎德地方符号是地方性的最直观体现，并彰显不同时代的地方特征。在传统水乡时代，猎德人逐水而居，美称猎德水系为“猎水通津，玉带缠腰”，并形成了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文化符号，如：猎德涌水系，龙母庙，龙舟(船及节庆)，水乡民居，码头及水上商业等。其中，猎德人与龙舟这一地方符号紧紧相扣。现今，村民依然保持着拜龙母祈求风调雨顺，而每年端午节划龙舟更是成为了猎德乃至全广州市的民俗盛事。

      “说到猎德，就离不开龙舟。龙舟文化是猎德村人共同的文化，多少年来祖祖辈辈一直流传，以后龙舟一定会继续划下去。”

      ——猎德本地老人A，2014年5月5日

      城中村时期，除沿袭传统水乡文化以外，由全国人口流动性带来的文化冲融在猎德发生。因此，由流动人口创造的城中村文化符号在猎德村逐渐繁盛：丰富的低端商业形态及各色面向底层劳动者的服务业(如渗透到外来工作人口日常生活的房屋租赁、二手回收、招聘信息等广告贴纸)等，形成了纷繁、多样的地方文化符号。时至整体改造以后，猎德村物质环境的彻底变换导致了居住人群改变，底层劳动者被能支付更高租金的都市白领及居广外国人所置换，旅游商业的渗透也引致旅游者的进入。猎德生活方式成为了地方品牌和符号，猎德城中村拆迁的“成功”也被建构成为猎德的地方符号。再之，地方性被纳入到重建的考虑中，新建的猎德牌坊、仿古商业街以及雕塑小品等景观符号也被有意地复刻，旨在在新的物质环境中建构与原有地方性的联系。

      4.2.4 地方感知的演化

      地方感知是构成地方性的重要维度，是体现人之于环境主体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猎德建村超过900年，对于传统的猎德，猎德人多给予积极的怀旧和记忆情感，淳朴、热闹、团结、宗亲、物产丰富、水乡生活方式等措辞成为了现代猎德人对过去猎德的追忆。在城中村时期，对于猎德的地方感知由于社区多样性的增加而出现了多元化。部分来自社会对于城中村发展模式的批判，猎德被认为是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毒瘤”，被认为是“藏污纳垢”之处。而相对地，城中村作为底层工作者实现阶层上升的跳板，以及低消费生活的天堂，也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而对猎德人而言，在感受到地方本土文化受到威胁的同时，也认为城中村发展模式是村民致富的重要道路。而猎德村的整体更新改造无疑是近年来广州乃至全国争议最大的城中村改造案例之一。“猎德模式”一方面被批判是过度福利的代表，部分社会话语也担忧猎德现代化的高层公寓会变成竖起来的城中村，而传统文化和乡土系统将会进一步被排挤。对应地，猎德模式也被认为是城中村改造中对乡土地方性恢复的有益尝试，同时，改造中对于乡村本土村民利益的关注也被社会称许。因此，在猎德村发展历程中，地方感知的演化是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过程。

      

      图2 猎德村地方性的历史演化

      Fig.2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placeness of Liede village

      5 总结与讨论

      从地方概念出发，探讨地方性的社会建构体系及特征，并结合当下中国正经历的城中村改造的鲜活案例，通过分析城中村整体改造过程中乡土地方性的演化来增强对于理论研究的认识。

      通过理论回顾，在体现物质环境、文化形态以及人主体性感知基础上，地方性可被解构为景观、文本、符号以及感知四个维度。结合猎德村改造的地方性分析，地方性的建构与时空元素紧密相关，镶嵌在地方的发展过程，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正如Massey所认为，地方性是权力几何对话的产物，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持续构建的文化系统。猎德村地方性的历史演变所展演的不仅是地方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体现出的开放性和可塑性，更体现出地方在不断地与更大尺度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对话下所呈现的地方意义的进步性。再之，从猎德村案例可知，猎德村地方性的历史流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全球”二元对立过程，而是基于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的乡土地方意义的建构与重构。猎德村的整体改造并不会导致“无地方性”和“非地方”的产生，反之，基于地方的持续社会建构会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赋予猎德村新的地方性。

      本研究尝试从地方性的角度出发，对应分析改造前后乡村地方性的演变，旨在重申目前城中村整体改造行为中存在的深层次文化问题，并搭建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地方性研究与城中村研究之间的对话，呼吁为完善目前城中村改造政策做出更多文化角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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