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新格局与内陆地区发展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内陆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新格局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4)05-0103-10 一、背景与问题 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严重，形成了“东强西弱”的基本格局，其成因既有历史、文化、地理区位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政策方面的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已不仅仅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1978-2008年的近三十年之中，东部沿海地区受惠于国家采取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率先改革开放的体制政策优势和全球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局面，形成了具有较强外部依赖性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区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一国两速”模式，比如1990-2007年期间，沿海地区的GDP增速高达12.4%，大大超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0.6%和10.2%，这导致在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快速拉大。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一国两速”模式发生了逆转，沿海地区的GDP增速已经被内陆地区赶超，地处内陆的湖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江西等多个省市三年来的年均GDP增速都达到了12%-17%的较高范围，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内陆经济崛起”。[1]这既显示了内陆地区将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更意味着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出现重大变化，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中国经济区域划分作为国家区域经济格局形成的观念基础，是否能够适应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实施的需要？(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具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内陆地区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条件？(3)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内陆地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提升区域发展水平？ 二、沿海、内陆和沿边：新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 一个国家的经济区域划分是构建区域经济发展体系、制订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经济区域经济划分的主要依据包括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城镇分布、政治和军事考虑等多种因素。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需要对现行经济区划进行回顾与审视，并提出适应性新方案。 (一)经济区域划分的回顾与审视 改革开放初期，“六五”计划中沿用了之前的沿海与内地“两分法”，“七五”计划实行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八五”计划又恢复为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九五”计划重新表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十五”计划又回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补充形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划分(见表1)。综观中国经济区划的演变过程，“七五”时期形成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构成了其核心线索，大体反映了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其他时期仅作了局部调整或补充，基本框架改变不大。[2] 针对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实践，诸多学者进行了批评和质疑。概括而言，主要观点包括：(1)这一划分不能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大的差异所在。事实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变化差距最大的地方出现在东部和中部之间，而中部与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水平很小，[3]西部的四川、重庆和陕西等多个省市与中部的各个省份之间的“同质性”明显大于“异质性”。(2)这一划分不能反映各个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内部存在的诸多差异性，异质的地区间差异被人为的平均数所“同质化”掩盖。[4]比如四川、重庆和陕西三省市与西藏在经济发展条件和格局上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导致无法有效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3)这一划分明显地将一些具有内部紧密经济联系的整体性区域经济体分割开了，如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等，难以作为进一步划分综合经济区的基础，阻碍了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增强和深化。[5](4)这一划分针对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对外经济联系十分薄弱，总体上具有内向、封闭的特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资源禀赋，不能反映在当今中国全境对外开放和全面融入全球经济背景下各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全面提升，都可以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特点。
(二)沿海、内陆和沿边新三大区域的划分方案 一个大国的经济区域划分要能够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战略重点和政策导向。这里划分的依据包括：(1)以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视角重新审视各地区的地理区位条件，并以此作为区域同质性判断和经济区域划分的主要依据。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渐改变地理区位的性质，虽然沿海地区仍将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互动最重要的区域，但是内陆和沿边地区融入全球发展的潜力也越来越重要。(2)兼顾各个区域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发展模式的相近性和相互经济联系。现行中部地区和西部许多省区基本上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具备类似的发展条件，发展模式也呈现诸多共性，相互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联系，应该划分为同一区域。沿边各个省区经济发展则都呈现类似的复杂性，既面临沿边开放发展的机遇，也面对政治、军事、民族等多因素的掣肘。(3)充分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各个区域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演变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一国两速”模式发生逆转说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内陆地区的作用和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基于以上考虑，提出经济区域划分的“新三大区域”方案(见表2和表3)：(1)沿海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10个省市；(2)内陆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安徽、青海、江西、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和河南13个省市区；(3)沿边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和海南8个省区。需要说明的是，甘肃虽然有一部分很短的陆地边境线，但考虑其绝大部分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具有干旱半干旱气候特征，与宁夏、山西等典型内陆特征省区的经济特征更为接近，因此将其划入内陆地区；海南在传统划分中通常属于沿海地区，但考虑到海南经济发展水平与沿海其他省区的巨大差距，较低人口、经济和城镇密度，以及发展模式可能的特殊性，这里将其划入沿边地区。
(三)沿海、内陆和沿边新三大区域的基本特征 沿海地区由传统的东南沿海省份组成，依托优越的地理区位、繁荣的对外贸易、活跃的民间资本等条件，成为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区域，经济总量规模大，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口、经济和城镇高度集聚，目前整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沿海地区面临外需骤降的严重打击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抑制，加上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和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自然减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原先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今后，沿海地区虽然仍将是中国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区域，但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讲属于优化开发区，需要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努力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继续保持在全国整体格局中优先发展和引领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内陆地区由传统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组成，主要涵盖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上游大部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属于相对被忽视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数量最多，工业门类齐全，经济总量规模较低，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具有一批综合功能配套较为完整的大型城市和城市群，目前整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以来，内陆地区获得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危机以来则吸引了大量沿海产业投资的内向迁移和国际产业投资的直接布局，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快于沿海地区。今后，内陆地区将是中国宏观层面的重点开发区，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低成本和区域市场广阔等比较优势，积极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态势，成为保证中国整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区域。 沿边地区主要由具有陆上边境线的省份组成，分别毗邻东北亚、北亚、中亚、东南亚，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较多，人口、经济和城镇分布稀疏，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由于人口总量少和国家扶持政策力度大，其人均收入水平稍高于内陆地区，整体经济发育程度较低，处于工业化前中期阶段。沿边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缘区位，一方面具有在和平时期对外开展经济合作和贸易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军事、政治、民族和宗教等多种问题的挑战，其经济开发的复杂性极大。今后，其各个省区需要充分利用地缘区位和资源特点，综合考虑军事、政治、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在国家针对性区域政策的扶持下，发展各具特色的沿边开放型经济。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经济格局的新特征 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中国新三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态势、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调整，以及国家对区域经济格局的重新设计、区域发展战略的密集出台和地方发展战略地位的上升，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 (一)内陆经济崛起成为区域经济格局最重大新特征 基于内陆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可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见表4)。第一阶段：1979-1991年。内陆地区虽也获得较大发展和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比沿海地区年均低1.28个百分点，从水平提高的程度来讲，处于明显滞后状态。第二阶段：1992-1999年。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在1992-1999年期间的年均增速差距达2.55个百分点，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急剧扩大。第三阶段：2000-2007年。20世纪末期，国家开始全面实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改善了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2000-2007年内陆呈现明显的加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与沿海地区的差距缩小为1.19个百分点，两大区域2007年的增长率已经基本持平。[7]
2008年以来可看作内陆地区发展的第四阶段，也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当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遇到的最严重危机，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且深远的影响。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欧美发达国家内需严重萎缩，直接影响到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8]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打击，内陆地区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加快扩大内需、阻止经济下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如2008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绝大部分投向了内陆地区。同时，内陆与沿海地区成本差异扩大和巨大内陆市场吸引了大量国际国内产业投资从沿海向内陆迁移或直接布局。再者，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增长速度必然放慢，而内陆地区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正进入加速增长过程。在这些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国两速”模式发生了扭转，2008-2011年期间内陆地区的年均增长率超过沿海地区1.78个百分点。 (二)区域经济格局日益细化，突出区域化、城市化和网络化 2008年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一步细化，自“四大板块”演变为“六个核心经济圈(带)”。六个核心经济圈(带)包括首都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东海经济圈、南海经济圈、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以及黄河中游经济带。这一空间格局以沿海和沿江为依托，覆盖了从东北到西南的全部沿海地区，华北、北中、华南以及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东北地区也被涵盖在内。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又可表述为“三大五小”，“三大”指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五小”则指辽宁沿海、山东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广西北海经济区。内陆地区的核心经济带分别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轴线，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地区、昌九地区为重点区域，黄河中游经济带以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以及国家能源基地为依托。 这种区域经济格局的细化过程突出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区域化。尊重区域经济空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自发性规律，强调区域内部的密切经济联系。二是城市化。明确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地位，强调特大城市、城市圈和城市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扩散作用。三是网络化。在这种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中，存在着明显的“大圈套小圈”的空间交叉现象，形成了“大”中有“小”、“圈”和“带”交错的网络化格局，对于位于边缘的地方提供了多重发展机会。 (三)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多元化布点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早使用的经济增长极布点方式是设立经济特区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承担着探索体制创新的使命，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成为市场经济的破冰之举；经济开发区在优惠政策支持下，成为吸引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载体，发挥了产业集聚效应和区域辐射效应，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二十多年后，随着经济开发区单一经济开发功能无法应对持续增加的社会管理和服务需求的问题的日益显化，2005年国家开始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已经形成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3个综改区，被赋予了更大的政策支持和“先行先试”权进行系统性、多层面、深度化的综合制度改革，成为第二种经济增长极布点方式。3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位于东部沿海最发达区域，其基本思路仍是形成区域规模较大的增长极，并遵循梯度规律带动其他地区的渐次发展。自2007年至今，国家为了应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先后批复了成都、重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沈阳、义乌、海南、舟山等9个专题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采取地方试验方式进行不同问题导向的专题性改革探索，成为第三种经济增长极布点方式。自国家设立专题型试验区以来，地方性的区域发展规划也开始寻求中央政府的认定，以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和战略定位，出现了把地方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潮。仅2009-2010年，就有24个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极布点方式，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9] 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和战略路径 纵观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内陆地区已经进入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并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最重大新特征。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和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内陆地区必须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和选择。 (一)加快“双重”开放，逐步形成内外源结合的开放型经济 输出基础理论强调区域外部需求是区域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输出型产业部门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这说明建立一个开放型经济是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形成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要想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都必须积极融入到全球经济系统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通过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沿海开放型经济的强力带动，才获得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是渐次空间推进的。目前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远低于沿海地区，成为影响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的最直接因素。[10]理论、经验和现实都说明，内陆地区要想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必然选择。 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的独特路径。首先，内陆地区要加快推进“双重”开放，[11]即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国际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扩大国际贸易往来，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快扩大国内区际开放，加强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合作，密切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的交流与共享，特别要积极吸引沿海的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与合作。其次，内陆地区要汲取沿海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经验教训，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充分依托国内市场需求，积极建设内源发展动力，形成内外源结合的开放型经济，避免陷入“依附型经济”的陷阱。 (二)投资驱动先行，逐步形成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型模式 当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所做贡献时，称之为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时，称之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内陆地区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断加速的投资增长，属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考虑到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和要素特征，内陆地区在近中期内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仍将主要依靠投资驱动。一是进一步加大政府对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要注重建设内外通达的快速通道体系，降低区位劣势导致的过高物流成本；二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沿海地区产业西进，努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沿海企业投资，特别要吸引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和国内500强企业的高附加值项目，扩大产业投资规模；三是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鼓励创业投资和扩资成长，培育根植性的内生增长力量。 从中长期来看，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内陆地区需要不断培育创新驱动能力，逐步形成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由于面临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低、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低、创新资源吸附能力低、自主创新环境较差等问题的制约，[12]内陆地区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一是国家要在内陆地区现有优势科研技术门类和重点布局区域的基础上，战略性布局高新技术和其他新兴产业等重大项目，加快创造和利用高新科技成果，引导内陆地区构建新的区域创新体系。二是不断增强引进创新，从引进外资、进口贸易、对外投资等途径吸取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尤其要注意制定系统、完整的行业技术引进政策，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技术的力度。三是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加强创新环境建设，优化创新激励机制，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创新要素汲取能力，注重创新型企业家这一高级创新要素的催化、占有、保留和集聚。四是把自主创新与吸收引进有机结合，如国际技术引进时要加大本地技术创新投入和创建共性技术研发中心，提高本土企业消化、吸收、集成、创新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 (三)政府推动先行，逐步形成政府与市场协调分工型模式 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已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但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很不平衡，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13]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市场，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是树立全球化理念，加快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建设，形成兼容并包的社会心态、自觉接受国际准则与惯例的社会意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便捷的交通通道和畅通的信息网络，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硬件框架。三是按国际水准建设区域中心大城市，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产业配套能力，构建多种类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四是政府在招商引资、对外贸易、产业培育和要素保障等方面要做好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实施推进工作。 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根本上还是要依赖市场化的深入推进，逐步形成政府与市场协调分工型模式。首先，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限制地方政府的直接市场性功能，既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尽快实现非特殊国有企业产权向市场微观主体的转移，扭转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局面，又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尤其要加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融合发展。其次，要约束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行为，消除市场壁垒，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重点是建立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产权交易市场、金融服务市场和技术市场体系。最后，积极推进战略性国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起到合理定价、有偿使用、配置市场、鼓励投资以及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实现自然资源科学开采、集约使用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协同。 (四)特大城市优先，逐步形成特大城市区域主导型网络模式 根据现代城市发展理论，在区域城市化的早期启动和中期快速发展阶段，顶级城市优先发展是一个必然特征。从内陆地区城市化现状来看，正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但城市规模结构极不合理：有重庆、成都、西安、武汉等一批特大城市，而大城市则较为缺少；有一定数量的中等城市，而小城市数量相对较少。由于缺乏大城市，大量劳动力和其他经济要素快速流入特大城市，内陆地区城市化的顶级优先发展现象更为突出。同时，从追求城市最大化规模经济效应来讲，这些特大城市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关产业配套、经济要素供给、综合服务功能和对外通达能力，必然成为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优先选择。因此，与沿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以大量中小城市快速成长为主导的模式不同，目前内陆地区必然选择以特大城市优先发展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和综合竞争的地理层级正在发生从城市向城市区域的明显变化，城市区域正在成为现代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舞台。城市区域是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结果，指相邻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生产、市场、交通、信息等经济社会网络化联系，区域范围内存在明显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城镇密集分布地区。目前，内陆的四川盆地、郑州—洛阳地区、长沙附近等地区的城市已经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依托特大城市发展一批特大城市区域，推进城市区域内部空间组织一体化和外部空间联系一体化，逐步形成区域空间网络化发展模式，不断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和全球竞争能力，将是内陆地区获取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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