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态度对回乡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乡论文,态度论文,风险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备受人们关注，其中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关注民工潮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外出农民工中有一部分人回乡和回乡创业。进入21世纪以后的2004年第一次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民工荒现象，这使人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农民工回乡创业热潮正在兴起（韩俊、崔传义，2007）。本文将在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框架内分析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问题，重点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乡和回乡创业行为为什么存在差异。
我国农民工与其他国家内部流动者和国际迁移者还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是：我国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民不仅出得去，而且能够回得来，因为外出农民不会因此丧失土地。在解释农民工留城定居及回流现象的文献中，白南生等(2002)、曾旭晖等(2003)和吴兴陆等(2005)提出了推拉理论，农村对外出农民还存在一定的拉力。从本质上讲，这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比较符合劳动力的生命周期假说。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人们外出的目的是为了创业或扩大生产所需投资做准备，这种假说称为目标导向假说，例如Nadeem(1999)、Ma(2001、2002)、Dustmann(2002)、McCormich和Wahba(2000)、Kilic(2007)、Rapoport(2002)、Kirdar(2007)、Yang(2006)，等等。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于回乡创业的农民工，有一部分在开始创业的时候是目标导向型的，到他回乡的时候却表现出生命周期型的特点；也有一部分是在回乡的时候才开始创业，但“是因回乡而创业，还是因创业而回乡”却是一个难以区分的问题，前者更像生命周期类型，而后者更像目标导向类型。由此可见，区分回乡创业农民工的类型并不容易。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回乡创业农民工，我们看重的是两种类型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对差异的解释，回乡者类型的确是其中一个很好的理由。但回乡者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回乡者个人的性格所决定，外界环境只是对个人性格的表现程度起作用。所以本文并没有将回乡者的类型作为研究内容，而是从收入风险和风险态度的角度对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借用了对回乡者进行分类的思路，融合了对回乡者类型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到生命周期型和目标导向型回乡者的影子。
本文以下首先介绍我国农村劳动力回乡创业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介绍本文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的理论框架，第四部分则从理论框架出发分析风险偏好程度对回乡创业行为的影响，第五部分则从实证角度验证风险偏好程度对回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回乡创业基本情况
由于农民工回乡创业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于2007年开展了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的调查研究，调查区域包括东部地区11个省份的30个县；中部地区8个省份的34个县；西部地区12省份的35个县。调查主要结论表明，外出就业虽仍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但农民工回乡创业步伐正在明显加快，它打破了农村劳动力长期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单向转移的旧格局，呈现出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的新局面（韩俊、崔传义，2007）。调查发现，20世纪80、90年代就已有农民工回乡创业，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回乡创业步伐正在明显加快。根据对301个村的调查，回乡农民工有3.7万多人，占外出农民工的23%，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其中回乡创业者占回流农民工的16%。根据对3026名回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1990年以前回乡创业的占4%，1990～1999年回乡创业的占30.6%，2000年以后回乡创业的占65.4%，其中2003年以后的占了43%。
农民工回乡创业所起的作用也十分巨大。根据百县调查结果初步推算，回乡创业农民工总数约有800万人，他们创造了约3000万个就业机会。平均每个创业者带动就业3.8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地不能外出就业的中年以上农民和打工回来的农民工。根据对301个村的调查，回乡创业者带动就业的人数约占留存劳动力的18%。
回乡创业者的经济地位也有明显的提升。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回乡创业者家庭人均年收入2.17万元，是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的6倍，是外出务工人员年平均收入的3.2倍。他们自身也认为他们的收入水平高于没有外出打工的同龄人，若他们没有回乡创业，年均收入将比目前回乡创业要低很多。
三、关于农村劳动力的基本假设
本节是本文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础。本文认为，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或回流，均是他们理性决策以后的结果。但是，他们的这种理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包括我国现行的制度约束，以及来自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特别考虑了风险偏好程度在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风险偏好程度作为当事人自身所具有的心理特质，决定了当事人对不确定情况的预期，以及他们如何评价不确定事件的效用，从而影响了当事人的选择。人的性格和认知能力等心理要素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Borghans et al.,2008)，而将风险偏好程度引入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框架也是笔者所看文献中很少涉及的。
对于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基本假设主要有3个部分，即2种资本、4种状态、3种情形。
（一）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
外出务工农民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的资源，另一类是无形的资源。有形的资源转化为有形资本，而无形的资源转化为无形资本。有形资本用K表示，无形资本用A表示。有形资本如现金、金融资产、不动产等；无形资本如各种技能、能力、社会关系等。
（二）4种状态——4种获得收益的方式
一个农民的状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投资的状态，另一类是非投资的状态。根据所在地不同可分为城市或农村，也就是农民工外出地和原籍所在地。由此可以得到农民的状态一共是4种，即城市投资、农村投资、城市非投资、农村非投资。
1.投资的状态
投资状态的收益用下式表示：
其中a为要素综合生产能力系数，有形资本的贡献率为α，无形资本的贡献率为β。用
表示在城市投资创业所获得的收益，用
表示在农村投资创业所获得的收益。我们对城市和农村两种情况下的投资创业收益函数的假设有3点。
A1：暂不考虑投资的规模效应。
A2：城市综合要素生产能力高于农村，用以表示城市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配套设施要优于农村。
A3：城市无形资本贡献率高于农村，用以表示在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城市高于农村。
2.非投资的状态
非投资状态的收益用下式表示：
其中i表示利息率，工资用W(A)表示。在城市打工这种情况所获得的收益用
表示，在农村进行非投资性的生产活动所获得的收益用
表示。对于中国的农村外出劳动力，由于家庭承包地的存在，农村劳动所得不会等于0，这是农民工的底线。关于非投资状态下的收益函数有2点假设。
A4：非投资状态下的收益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有形资本的利息性收入和无形资本的劳动收入。
A5：同一个人，城市工资高于农村工资。
（三）风险的存在
无论是投资创业还是非投资活动都存在风险，以下2个假设分别针对投资风险和非投资风险提出。
A6：创业活动的风险来自于创业活动本身的风险，如创业活动不一定能成功；同时也来自于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在市场是否能获利。为简单起见，我们用创业成功概率来综合描述创业风险，如果不成功，则收益为0，如果成功，则收益为或。
在城市创业成功的概率用
表示，在农村创业成功的概率用
表示，两者不一定相同。
A7：非投资活动的风险则来自于是否能够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工作，有了工作能否得到报酬。如果是在农村家庭承包地上劳动，就是农田的收成情况。利息性收入是没有风险的。
（四）风险偏好程度的引入
风险偏好程度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一个因素。为了说明风险偏好程度因素对人行为的影响，本文将对以下3种情形进行比较：即无收入风险时的情况（用Y表示），有收入风险时的情况（用E(Y)表示），和不同风险偏好程度下的情况（用U(Y)表示）。在此先对收益效用进行定义。
1.无收入风险时的效用
虽然能够在城市和农村获得同样数量的收入，但这份收入在城市获得的效用却不同于在农村获得的效用。这也就是说，收入也是有效用差异的，假设A8是关于收入效用函数的假设。
A8：收入的效用函数借鉴商品的效用函数，用指数函数的形式表示。城市的收入效用函数用
(Y)表示，农村的收入效用函数用
(Y)表示。并且有：
δ表示农村效用系数，即相对于城市，农村收入效用是城市的倍数。
γ表示风险偏好的系数。γ=1表示没有风险偏好，是风险中庸的人，γ＞1表示偏好风险，是喜欢冒险的人，γ＜1则表示规避风险，是相对保守的人。
2.基于收入风险的效用函数
如果收入存在风险，那么基于收入风险的效用函数形式为：
如果收入由无风险收入和风险收入两个部分组成，我们提出可分的收入效用函数假设A9。
（五）有形资本临界值
有形资本临界值是假设无形资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农民工所处4种状态中任意两种状态之间相互发生转变时有形资本应该具有的水平。在我们的分析中，临界值分别在无风险收入情形下、有风险收入情形下和收入效用情形下3种情况下求得。本文一共讨论4种状态，共6对状态之间临界值的情况。6对状态分别对应6个有形资本临界值，分别用
、
、……、
表示。此6个有形资本的临界值的具体含义可以从图1中看到。
图1 静态分析中6个有形资本临界值的含义
对临界值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得到创业农民工回乡创业时所需有形资本的情况。以从城市投资状态转变为农村投资状态的临界值为例，如果变小，则说明创业农民工回乡创业时所需有形资本的数量减少，即创业农民工拥有的有形资本数量只要达到一个较小的临界值，回乡创业获得的收益就要比在城市投资大。临界值越小意味着回乡创业所需资本数量越少，则回乡创业的难度下降，回乡创业的可能性也就大。下面我们在以上理论框架内对回乡创业问题进行分析。
四、风险态度对回乡创业的影响
在不考虑当事人无形资本发生变化的情形下，状态发生变化仅由有形资本的水平决定，当有形资本达到临界值时，当事人才可以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为了分析风险态度对有形资本临界值的影响，我们首先重点研究城市投资和农村投资两者状态转变时有形资本临界值的情形，然后再看和其他状态转变时有形资本临界值之间的关系。
（一）无收入风险情形
在无收入风险情形下，即城市创业投资的收益等于农村创业投资的收益，=，有形资本临界值用'表示。当K＜'时，＞，即创业农民工的有形资本小于临界值'的时候，在城市投资创业得到的收益高于在农村投资创业所得到的收益。这也就是说，当有形资本较少的时候，会选择在城市进行创业投资活动。只有当创业农民工有形资本达到'，并超过'的时候，他才会选择去家乡农村进行创业投资活动。
（二）有收入风险情形
如果创业投资存在风险，那么需要考虑城市创业投资的期望收益等于农村创业投资的期望收益，即E()=E()，有形资本临界值用''表示。将无收入风险情形与之比较可得，''和'的大小关系由城乡投资成功概率所决定。如果农村创业投资成功的概率高于城市，则''＜'，说明有形资本临界值相对于无风险情形是下降了。也就是说，创业农民工如果考虑到城乡创业投资成功概率的差异，并认为农村创业成功概率高，那么他会选择在一个更低的有形资本水平的时候回到家乡农村进行创业投资活动。
（三）考虑效用函数的情形
考虑到劳动者城乡收入效用的不同和对风险偏好的差异，城市创业投资得到的效用要和农村创业投资得到的效用相同，即(E())=(E())，有形资本临界值用'''表示。将无收入风险情形与之比较可得，'''和'的大小关系由创业成功概率和农村效用系数决定。如果农村创业投资成功的概率高于城市，相同收入情形下农村的收入效用也高于城市，则有'''＜'，说明有形资本临界值相对于无风险情形也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创业农民工如果考虑到城乡创业投资成功概率的差异，并认为农村创业投资成功概率高，同时农村生活带给他的效用高于城市，那么他会选择在一个更低的有形资本水平的时候回到家乡农村进行创业投资活动。
（四）对风险偏好的分析
在收入效用函数形式中，γ表示风险偏好的特性，γ的大小对临界值'''有很大的影响，下面针对γ的大小对'''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γ=1，表示风险中庸型。如果在农村创业投资成功的概率高于城市，并且偏好农村生活，对于风险中庸型的人，此时有形资本临界值
'''小于''。
第二种情况：γ＞1，表示偏好风险型。将风险中庸情形与之比较，则有'''＜
'''。这表明，如果创业农民工偏好风险，那么有形资本临界值一定高于风险中庸的情形。
那么有形资本临界值还要低于风险收入的情形。也就是说，农村效用系数够大，并超过一定水平，那么他会选择在一个更低的有形资本水平的时候回到家乡农村进行创业投资活动。
第三种情况：γ＜1，表示规避风险型。将风险中庸情形与之比较，则有
'''＜'''。这说明，如果创业农民工规避风险，那么有形资本临界值一定低于风险中庸情形。
综合比较后有，'''＜'''＜''＜'，这说明，当城市和农村创业投资收益函数形式符合假设A1、A2和A3，同时农村创业投资成功概率高于城市，农村生活带来的效用高于城市，那么，规避风险情形的临界值低于风险中庸情形，风险中庸情形的临界值低于风险收入情形，风险收入情形的临界值低于无风险收入情形。
（五）和其他状态转变时有形资本临界值的关系
如果综合考虑风险偏好程度对各临界值的影响，我们发现，相对于风险中庸情形，越规避风险，'''越小，而其他临界值越大；越偏好风险，临界值'''越大，而其他临界值越小。这说明，越是保守的人，由于期望投资量偏小，回乡创业难度降低，回乡创业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年龄越大越保守，从而年龄越大的人，回乡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对于喜欢冒险的人，越是偏好冒险，由于期望投资较大，回乡创业难度增加，回乡创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五、风险偏好程度对回乡
创业行为的实证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知，保守程度与回乡创业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直接衡量一个人的保守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文利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从中也难以找到可以直接反映被调查者风险态度的问题。我们考虑用间接的方法估计被调查者对待风险的态度。
（一）研究方法
在相关文献中，Jaeger等(2007)在研究风险态度和迁移行为之间关系时发现，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也是迁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越是愿意冒险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作者们认为，迁移以后的收入是充满变数的，喜欢冒险的人乐意从中获得比平均收入更多的超额收入，所以越是喜欢冒险的人则迁移的可能性越大，相对保守的人则可能性越小。更深入的研究还发现，风险态度对迁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的影响更为重要，对迁移到多远的地方和迁移时的条件等则影响不明显。因此，本文将用外出行为来估计被调查者对待风险的态度。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保守程度越高，面对同样的不确定对象和环境，做出具有冒险性的决定所需时间一定会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保守程度越高，要做出外出打工的决定，所需时间是不同的，从而外出时的年龄也就不同。因此，我们对创业农民工初次外出时的年龄情况进行分析得到保守程度的估计值。我们假设，外出时的年龄和个人的保守程度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即外出时年龄越大，保守程度越高，外出时年龄越小，保守程度越低。
但是，外出时的年龄并非仅受保守程度的影响，如果不考虑任何对待风险的态度，外出时的年龄也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果能将影响外出年龄的其他因素找到，估计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期望的外出年龄，那么实际外出年龄和期望外出年龄之差则主要受保守程度的影响，也就可以用外出年龄的残差作为保守程度的估计值。在此，我们考虑的因素包括性别因素、外出前在家务农时间、个人对务农的态度、外出前的家庭情况等。除以上个人、家庭等主客观因素以外，所在县的人均耕地数也需要考虑在内。地区人均耕地多少反映当地耕地紧张程度，人均耕地越少的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越多，当地外出务工风气也会较为浓厚，从而使当地青年外出年龄提早。
以上因素和保守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Lex Borghans等(2008)在分析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时也发现，人们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共识，例如有人发现教育程度和规避风险是负相关的，教育程度越高，规避风险的意识越弱；有人却发现两者是倒U型，对风险容忍度高峰在12年教育程度的时候。还有失业时间长短、性别因素、父母教育程度、是否是长子、年龄等很多因素也是人们分析风险态度的焦点，同样没有形成共识。同时，Dohmen等(2005)也认为风险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基因所决定，但也是随外界和社会因素而具有可塑性，如果利用某个或多个因素来确定保守程度，这种方式并不可取。
（二）数据处理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需要对调查样本进行筛选。通过对某些变量的观察发现，某些特殊样本不能作为分析对象进行计量分析，从真实性看，这些样本的特殊情况并非不可能存在，但这些样本却是脱离样本总体所处的基本环境所出现的。
对于家庭耕地数100亩（含）以上的样本。我们认为大户家庭的行为方式肯定不同于一般家庭的行为方式，它们样本数量不多，但对实证结果影响较大，所以暂不考虑这部分样本。
对于在1980年（含）以前外出的样本。在改革开放以前外出的农户不属于我们需要关注的对象，因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改革开放以后不同，不能在本研究框架内进行分析。为保证分析的有效性，需要剔除这部分样本。
对于14岁（含）以下就外出的样本。在农村14岁之前就外出不属于自主意识行为。对这些样本，我们也无法对其行为方式进行分析。
由于是否自我经营和初始投资额均是将要用到的关键变量，因此没有回答是否自我经营的样本和没有填写初始投资额的样本也无法进行分析。
经过以上筛选，调查所得样本还有1770个。
（三）保守程度的估计结果
我们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表1给出了保守程度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模型A整体拟合程度R平方值达到0.558，F值为159.699，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外出时的年龄拟合性很好。比较各模型发现，模型A和B显示性别对外出时的年龄有显著的影响，t值较大，不能从模型中剔除，但年龄因素对整体模拟的提高并不明显，R平方值只是从0.554提高到0.558。模型C和其他两个模型比较后发现，教育程度对外出年龄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t值没有任何显著性，同时该因素对模型整体拟合效果也没有改进，可以不将其作为解释变量。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决定用模型A来估计外出者的保守程度。这个保守程度的估计值和性别、年龄无关，和教育程度是否有关并不能在模型中体现。
（四）保守程度和回乡创业的关系
有了保守程度的估计值，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保守程度和回乡创业之间的关系。由于分析方法不同，我们将回乡创业者分成，即外出期间已经创业和没有创业两类。对于外出期间没有创业，回乡后创业的人，主要分析初始投资的情况。初始投资越少意味着回乡创业者能越早回乡创业；同时，由于投资创业并不需要自己全额出资，初始投资中一部分有来自个人储蓄，一部分来自银行或亲朋的借款，所以初始投资时自己的储蓄额也是一个被解释变量。投资额和储蓄额均按照回乡者回乡年份统一到某一基年进行核算，在模型中用对数处理。
对于外出期间已经创业的人，初始投资情况并非回乡时的投资情况，因此对于这部分样本不能使用初始投资情况作为被解释变量加以分析。这部分样本的回乡情况直接使用时间来表示，即对从初次外出到回乡创业总共经历的时间进行分析。外出时间越短，说明回乡越早。
解释变量中，保守程度是首要关心的一个变量。对于保守程度，我们提出以下3个假设。
假设1：保守程度越高，回乡创业的初始投资额越低。
假设2：保守程度越高，回乡创业用于初始投资的个人储蓄越低。
假设3：保守程度越高，在外创业的时间越短。
除此以外，还有两类解释变量，分客观解释变量和主观解释变量。客观解释变量包括性别、教育程度、回乡时的年龄、去过的城市个数、做过的工种个数5个。性别因素对回乡创业的影响并不明确。教育程度高的人外出期间的收入也高，回乡创业的投资额预期比教育程度低的人多，但在外逗留的时间不能确定。年龄越大，去过的城市数越多，做过的工种数越多，则收入相应越多，投资额也越大，在外时间也长。主观变量包括寄钱的主要目的是否是为存钱，打工期间最大收获是否是积累了资金，回乡的原因是否是感觉打工太累、是否感觉就业不稳定，假设有城市户口是否落户，是否因就业发展问题而回乡等。寄钱的目的是否为存钱，以及打工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否是积累的资金主要是为了验证资金约束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重要性。打工太累，就业不稳定都能促使农民工回乡创业。如果城市户口能挽留创业农民工，那么能够落户将打消他们回乡创业的计划。在城市的就业发展出现问题，也能促使农民工回乡创业。配偶是否共同或协助创业也是模型关注的一个因素，对回乡创业有何影响并不清楚，还需要验证。
（五）实证结果
我们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表2、3、4分别是假设1、2、3的实证结果。表2、3、4结果分别表明，假设1、2、3能够通过检验，即保守程度越高，回乡创业的初始投资额越低，用于初始投资的个人储蓄越低，如果是已经在外创业，则外出时间越短。
表5给出了实证结果和预期结果的对照表，从中可以看出已经创业的人回乡创业和回乡后才创业的人还有很多地方存在差异。性别、教育程度、资金约束等因素对已经在外创业的人回乡创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回乡后初次创业的人有显著的影响。如果是女性回乡创业，投资额小于男性。教育程度和资金约束均是影响回乡后初次创业人员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越高，投资额越大，存钱的愿望和资金的积累对农民工回乡后初次创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决城市户口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影响并非预期一样，相反如果能够在城市落户，他们回乡创业的资金需求是降低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年龄和打工地的经历对回乡创业所需资金有显著的影响，能起很大的帮助作用。打工就业的不稳定性、打工感觉辛苦等因素也促使他们尽早回乡。
六、政策意义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都表明人的保守程度、偏好风险的程度对他们回乡创业行为能够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此我们提出两点政策上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应该利用各种教育和培训的渠道在社会上普及创业方面的知识。一般而言，相对保守的人员创业意识相对较弱。到他们具备回乡创业的实力，能够回乡创业的时候，资本已经能够满足创业要求，但创业知识却成为他们回乡创业的瓶颈。因为相对于有创业意识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有意识地去收集、学习、积累与之相关的知识，例如开办企业的相关程序、财务和税务方面的规定、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标准等等。如果社会或者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便利、低价甚至是免费的系统服务，他们创业的瓶颈也就能够打破，从而提高他们回乡创业的可能性。所以，应该利用各种教育和培训渠道，将创业教育在社会上普及，并使之长期化。
其次，当地政府对小额投资的回乡创业者应该更加主动和积极。一般而言，保守的人投资数额小，冒险的人投资数额大。但小额投资人数多，对经济的贡献并不小。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保守的人更容易回乡创业，冒险的人回乡创业则需要等到经济繁荣的时期才会有所增加。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保守的人在创业过程中缺乏主动性，人际关系范围小。所以，相对保守的人更需要当地政府主动积极地提供帮助。由他们开创的中小企业越多，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