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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2－0051－10 中图分类号：D815.373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塔利班已经成为把握巴基斯坦政局及其未来走向的关键。近几年，学术界涌现了大量与此相关的词汇，比如巴基斯坦塔利班化、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ehrik-e-Taliban Pakistan,“TTP”）、旁遮普塔利班、俾路支塔利班、斯瓦特塔利班、南瓦济里斯坦塔利班等。2007年以来，巴本土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事件大多与塔利班有关。继2009年在斯瓦特谷地和南瓦济里斯坦地区发起并完成代号分别为“正道”（Rah-e-Haq）和“拯救之路”（Rah-i-Nijat）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后，2010年3月底，巴军队在奥里克兹地区开展了清剿TTP的行动。
2010年10月底，巴基斯坦军方宣布奥里克兹军事打击已基本取得胜利。但有消息称，在开伯尔、斯瓦特和南瓦济里斯坦等地，又重现TTP的踪影。在巴政府和军队尽力打击TTP的同时，美国官方一再宣称，本·拉登以及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躲藏在巴境内；印度和阿富汗政府则指控巴秘密支持阿富汗塔利班。这些状况令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更加扑朔迷离。巴基斯坦塔利班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关系如何？巴基斯坦塔利班与TTP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将对巴基斯坦和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形成以及TTP的组建
“塔利班”（Taliban）是“塔里布”（Talib）的复数形式，Talib意为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sas，麦德莱塞）学生，是相对于毛拉（mullah，伊斯兰宗教学校教师）而言。因此，Talib原本不具有政治含义，直到1994年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兴起并于1996年夺取喀布尔政权后，“塔利班”这个词汇才具有了特殊的政治内涵。但时至今日，人们对“塔利班”的评价截然对立：作为塔利班运动的原型，阿富汗塔利班公开宣称其目标是恢复和平、解除民间武装、实行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制度、捍卫阿富汗的统一及其伊斯兰特性[1]22；西方观察家则大多认为，塔利班是原教旨主义的神权专制，它复古、排外、反西方、反现代等。不过，对于塔利班的成员构成，人们鲜有异议：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麦德莱塞学生。①
巴基斯坦大多数公民都曾在麦德莱塞学习过《古兰经》和宗教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的必然性。事实上，就其活动范围、人员构成、政治目标而言，2001年10月以前的塔利班运动主要是阿富汗国内的政治现象。而且从始至终，并非所有巴基斯坦人都支持（或参与）塔利班运动。与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密切相关但不尽相同的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主要是地区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产物，其孕育和演进的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4～2001年10月，这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孕育期。巴开始出现塔利班力量，但以巴基斯坦人加入阿富汗塔利班运动的形式为主，他们在组织上属于阿富汗塔利班，也主要在阿富汗领土范围内活动。
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兴起之初，巴部落区数千人跨越边境，与阿富汗塔利班并肩作战，共同对抗北方联盟。他们是巴基斯坦最早的塔利班，为阿富汗塔利班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内克·穆罕默德（Nek Mohammad）、赛福乌拉·阿克塔尔（Qari Saifullah Akhtar）、阿卜杜拉·马赫苏德（Abdullah Mehsud）等人以及巴基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Hatkat-ul-Jihad-i-Islami,HUJI）是其中的典型。[2]同时，有一些民众和激进组织在巴境内支持、响应并试图仿效阿富汗塔利班。1994年底，苏菲·穆罕默德领导“保卫先知教法运动”（Tehrik-e-Nafaz-e-Shariat-e-Mohammadi,TNSM）在斯瓦特部分地区夺取控制权并强制推行沙里亚制度。[3]1998年，奥里克兹地区出现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ehrik-e-Taliban Pakistan）的武装政治组织，仿效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试图在当地推行沙里亚制度。据说这是TTP第一次见诸报端，但很快便悄无声息。[4]
2001年10月阿富汗战争打响以后，巴激进组织、部落民众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联系更加密切：TNSM积极为阿富汗塔利班募集资金和物资，并动员组织1万多人到阿富汗参加“抵抗美国军队的圣战”。阿布杜·拉希德·贾兹（Abder Rasheed Ghazi）、法基尔·穆罕默德（Faqir Mohamed）等人在大城市发起和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与抗议活动；还有大约40个宗教政党和组织联合组建了“保卫阿富汗阵线”（the Front for the Defense of Afghanistan），声援阿富汗塔利班活动。
历史证明，早期加入阿富汗塔利班的巴基斯坦人是后来巴塔利班力量的种子和胚芽，内克·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马赫苏德等人在巴本土塔利班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支持和同情阿富汗塔利班的巴广大民众是塔利班后来得以落土巴基斯坦的温床。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则为这一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实际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第二阶段：2001年年底～2007年6月，是塔利班在巴落土生根和成长发育的幼年期。随着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残余躲藏到巴境内求生和重建，巴本土塔利班运动逐渐形成，并在部落地区夺取部分控制权，其同巴政府/军队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
2001年10月，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美军的强大攻势下迅速瓦解，其残余大量进入巴基斯坦，历史开始了转折：此前，巴部落地区民众和激进组织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声援是分散的和道义上的，或者限于有限的人力物资供给，此后则是在本土为他们提供全方位庇护和日常生活保障；此前，塔利班在阿富汗作战，此后则以巴部落区为新的根据地。随着阿富汗塔利班力量移植到巴部落区生根发芽，其意识形态逐渐浸透到当地社会政治体系中，巴本土塔利班组织呼之欲出。在南瓦济里斯坦、斯瓦特、北瓦济里斯坦、奥里克兹等地，塔利班夺取政权，强制推行塔利班式的政治社会秩序，禁止刮胡须、袭击音像制品商店、关闭女子学校和其他被其认为“不道德”、“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机构。
穆沙拉夫政府的反恐措施客观上营造了有利于塔利班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从2002年年初起，遭到取缔和禁止的极端组织在巴内地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纷纷转移阵地到部落地区，其中一些个人和组织加入塔利班，部落地区激进和极端主义力量迅速发展。2005年以前，塔利班的活动范围还主要在联邦直辖部落区、西北边境省的省辖部落区。2006年夏天，塔利班的活动范围开始触及西北边境省府白沙瓦和首都伊斯兰堡。[5]41－47观察家一般称这个过程为“巴基斯坦塔利班化”。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塔利班运动“巴基斯坦化”的过程，此后，巴基斯坦塔利班逐渐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阿富汗塔利班的本土化特色。
该时期，塔利班同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个别塔利班力量策划实施了针对包括穆沙拉夫等军政要员的暗杀行动，巴军队在部落地区实施小范围打击。但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你死我活的全面对抗，而是局部交火与谈判媾和并存。2004～2006年间，政府加大了军事打击力度，但收效甚微。在遭遇顽强抵抗的斯瓦特和南、北瓦济里斯坦等地区，军事行动以媾和收场，和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政府允许塔利班在相关地区实行沙里亚制度。然而，条约并没有转化为真实的和平，激进极端组织利用条约获得喘息和重组的机会，其在部落地区的地位不断巩固，实力不断增强。这一时期，巴各地塔利班力量的共时性存在及其大体相似的思想和政治实践，客观上形成相互呼应的态势，对联邦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但各塔利班实际上并未形成正式的组织结盟，基本上仍是“划地为营、各自为阵”的状态。
第三阶段：2007年7月29日“红色清真寺”风波发生以后，巴基斯坦塔利班突破原先分散的、缓慢的、暗流式的成长方式，汇聚成巨大洪流。以TTP成立为标志，部分塔利班力量在组织上团结起来，高举反美和支持阿富汗解放的旗号，同时聚焦于巴基斯坦内部政治，以在部落地区扩大政治控制范围、在全国各地广泛实施恐怖活动等形式，公开挑战巴中央政府权威，行动力明显增强。2008年夏秋开始，TTP与政府的对抗全面加剧，直接导致2009年联邦政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在“红色清真寺”风波发生后，各地方塔利班力量撕毁了与政府的和平协定，原本分散活动的组织开始联手。12月14日，来自北瓦济里斯坦、南瓦济里斯坦、古拉姆、巴焦尔、奥里克兹、开伯尔和莫赫曼德等7个部落区以及西北边境省各地的20多个武装组织的代表在南瓦济里斯坦聚集召开会议，宣布成立“TTP”，组建了TTP中央领导和组织体系：南瓦济里斯坦的白图拉·马赫苏德（Baitullah Mehsud）担任埃米尔，北瓦济里斯坦的古尔·巴哈杜尔（Gul Bahadur）为第一副埃米尔，巴焦尔的法基尔·穆罕默德为第二副埃米尔。同时成立了舒拉委员会（Shura Council），由来自7个部落区和西北边境省各地的40名代表组成。TTP宣称其主要目标是：贯彻沙里亚、团结起来打击美国和北约占领阿富汗的军队。同时称自己被迫在巴境内进行防御性战斗：“由于巴基斯坦政府的错误政策，我们也被迫在我们的国家采取防御性的圣战措施”。[6]
巴政府并没有立即对TTP采取强制措施，直到2008年8月25日，内政部才宣布取缔TTP，冻结其在巴银行的所有资金账户。此后，在卡尔·施密特所谓“政治逻辑”② 的作用下，双方对抗不断加剧，TTP的恐怖袭击行动不断增加，暴力程度日益增强，巴基斯坦陷入了空前黑暗的恐怖主义深渊。据统计，2009年，巴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事件共2586起，同比增长48％，8096的巴基斯坦人认为公共场所不安全。[7]2－4同年4月和10月，军队在斯瓦特和南瓦济里斯坦地区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面对军队的强大攻势，TTP在转移和扩散中保存了战斗力，并扩展到教派主义目标，于是，2010年巴基斯坦境内的，教派主义冲突和基于教派的恐怖袭击事件便迅速增加。
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成因
在了解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兴起的历史过程后，问题随之而来：巴基斯坦人为什么会参加和支持阿富汗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为什么会选择逃往巴部落地区？巴本土塔利班如何成功地占据并夺取了部落地区控制权，并在其他地区发动恐怖袭击？
第一，宗教感情和民族认同是巴民众自发同情和支持阿富汗塔利班运动的内在依据，而过去30年特殊的地缘政治则铸就了真实的团结。
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原本是由阿富汗普什图人发起的（但不能简单地把“普什图人”和“塔利班”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普什图人是巴阿边境地区的跨界民族，联邦省辖部落区的7大部落中有6个部落跨界而居[8]，同阿富汗有着血缘、族裔和历史文化联系，普什图人大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是伊斯兰教的严格实践者。[9]105民族认同和伊斯兰信仰长期以来一直是紧密团结边界线两侧民众的强大纽带，成为巴境内普什图人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亲密关系的感情基础。以普什图人身份和伊斯兰认同为基础，他们在感情和意识形态上休戚与共、同仇敌忾。
观念和感情层面的认同转化为现实政治行动中的团结互助，需要适当的平台和政治机遇。过去30年南亚地缘政治的演变恰恰提供了这些条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齐亚·哈克政府推行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推动了巴激进和极端宗教政治力量/运动的兴起，其对巴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明显增强。苏联入侵阿富汗后，300万阿富汗人不堪连年战火之苦，逃往巴基斯坦。[10]14720世纪八十年代反苏战争期间，巴部落地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三军情报局支持阿富汗圣战的中心，也是穆贾希丁（Mujahideen，圣战士）的大后方和集散地，联邦省辖部落区和西北边境省的省辖部落区对圣战主义运动和各种激进/极端分子完全开放，大量武器弹药在这里散落民间；不断新建的诸多激进麦德莱塞和军事训练营，使该地区圣战热情保持在高昂状态；巴部落民同阿富汗政局的联系更加紧密，阿富汗塔利班的许多骨干成员便出生在巴境内阿富汗难民营中，并在巴边境地区的麦德莱塞接受教育。
可见，巴民众自发支持和参与阿富汗塔利班运动，既是巴部落地区民众长期以来对阿富汗普什图同胞命运的关切和同情，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20世纪八十年代的圣战文化和穆贾希丁精神。不过，在巴基斯坦，支持同情阿富汗塔利班的人决不仅限于普通部落民众，也不限于草根阶层的某些激进或极端组织，就连某些政治精英也同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密切，比如伊斯兰贤哲会（JUI）等宗教政党，以及长期受困于印巴对立劣势、希望在阿富汗获得“战略纵深”的巴军队和联邦政府。实际上，阿富汗战争之前巴官方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密切关系，是阿富汗塔利班以巴基斯坦作为逃亡求生首选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阿富汗塔利班之所以能够逃往巴部落区并落地生根，首先是由于“杜兰线”（Durand Line）作为巴阿国界线的法律效力缺失，同时还与普什图人特殊的政治文化以及巴部落地区的政治管理体制密不可分。
对于巴阿边境地区居住的数千万普什图人来说，1893年英国人划定的“杜兰线”从来不具有现代国际法中所谓“国界线”的权威。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杜兰线”引起的领土纠纷一直是巴阿政府间关系的症结之一，但是对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来说，自由穿越“杜兰线”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杜兰线附近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表条件，增加了国家主权管辖的难度，因而实际上“没有进行落实，也不可能落实”主权管治。[5]41－47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时，巴基斯坦是阿富汗难民逃避战祸的主要目的地，难民和穆贾希丁自由出入巴阿边境；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后，巴部落地区也成为塔利班的首要退路。2001年9月，穆沙拉夫决定加盟美国反恐战争时，并未有效改善巴阿边境线的防卫状况，巴情报和执法机构实际上无法监管包括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内的外国武装人员穿越边境线。[11]巴阿边境线法律效力的缺失给阿富汗塔利班跨境及其与当地普什图人团结行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1947年建国以来，巴中央政府在普什图人部落区没有实行直接管辖，从联邦省辖部落区到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省辖部落区，普什图人传统的社会秩序基本保存下来。以传承一千多年的“普什图法则”（Pashtunwali）为依据和基石，由部落长老组成“议事会”（jirga）解决民事纠纷、维持生活秩序和部落尊严。在政治管理方面，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巴中央政府基本保留了英帝国时代的“间接统治”制度，即委托当地部落长老（malik）代为管理：“在这些地区，巴国家政府的权威十分虚弱，乃至徒有虚名。”[12]45－48在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基本得到保留、中央政府意志难以贯彻的政治环境中，普什图法则中“恩仇必报（badal）、乐善好施（mailmastia）、尽全力保护求助者（nanawati）”等核心价值观，使逃亡至此的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得以安身，导致巴部落地区被美国称为“极端恐怖分子的天堂”。因此，虽然穆沙拉夫在伊斯兰堡高调支持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但部落地区却呈现另一番景观：阿富汗塔利班得到当地人的热情接待和倾力保护。在巴民众的支持和庇护之下，塔利班势力得以存活。
第三，巴本土塔利班运动得以在部落地区不断发展壮大，主要有以下原因：
1.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2001年阿富汗战争之后，耗时9年却没能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因此没能消除塔利班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和吸引力。阿富汗塔利班在恢复元气重建组织以后，2004年开始不断加大对驻阿美军和北约军队的袭击力度。2009年秋，美国公开承认阿富汗塔利班已经复兴并重新控制了阿富汗75％以上的地区，并调整了对阿战略和政策，但迄今未见明显成效，阿富汗继续在动荡漩涡中越陷越深，而“解放阿富汗”一直是巴激进和极端主义力量的口号，推动了巴塔利班的兴起和发展。
2.巴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以及部落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由于“9·11”事件以及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巴民众的政治宗教热情不断高涨，并集中表现为强烈的反美情绪。在这一语境中，穆沙拉夫政权加盟美国反恐战争的决策被解读为背信弃义、效力和听命于异教徒、为虎作伥等内容。这不仅激励巴民众支持和接受塔利班意识形态，而且还赋予巴本土塔利班以新的政治议程，即反对巴本国政府。
不少学者强调，联邦省辖部落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民生建设和福利保障方面的严重滞后和缺失，是塔利班及其蒙昧专制体制得以成长的重要基础。[13]同时也有学者强调文化和宗教的重要性，认为部落地区“尽管贫穷，失业率、文盲率、妇婴死亡率高，人均预期寿命几乎全世界最低，但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普什图人过着田园诗般的安宁生活……”[5]41－47
如果参照斯瓦特地区TNSM的兴起及其塔利班化的演变过程，或许能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图景：在地缘政治逻辑的作用下，20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旅游天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作为大批阿富汗难民和穆贾希丁聚居、集散和培训地之一，该地区政治经济局势日益恶化，各类犯罪活动和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当地民众对于政治法律秩序和物质保障的需求与政府效能不足/政策缺失之间的矛盾，加速了民众的政治觉醒，1988年出现了以TNSM为代表的要求变革的激进运动，地方宗教政治力量的组织化程度提高。1994年以后，受阿富汗塔利班运动的鼓舞以及后来阿富汗局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TNSM日趋激进化，其中一些成员在2002年前后追随卡齐·法兹鲁拉（Qazi Fazlullah）成为斯瓦特塔利班的骨干。
3.塔利班武装依靠强力夺取和实施政治控制权。作为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一种组织形式[14]，塔利班必然追求政治权力和控制，并竭力消除其权力和权威的障碍。2002年起，塔利班以暗杀和胁迫方式剥夺部落长老的权力。2005年，白图拉·马赫苏德以沙里亚和“惩罚美国间谍”的名义，杀死了大约600名对他公开反抗和非议的部落长老。[15]经过一系列袭击、屠杀和高压措施，塔利班夺取了政治控制权，“当地的军事领袖和部落长老们要么被同化到原教旨主义行列之中，要么被系统地清除掉了。”[16]
4.联邦政府对极端主义力量的政治治理和军事打击行动，成效有限。2002年起，巴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遏制和打击国内激进极端组织的政策措施，在部落地区实施军事打击，而且力度不断增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管治打击措施成效有限，同时延续并加剧了政府同宗教政治激进力量之间的敌对循环。塔利班在对抗政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导致TTP的成立和2009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三、TTP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许多观察家称TTP为“伞状组织”，而TTP在成立之初却自称为“运动”（Tehrik）。从内在结构来看，2007年底创建时，TTP由20多个相对独立的武装组织联合而成。这些组织有各自的根据地和领导人，但在TTP框架中，它们有共同的最高领导人，并各自委派代表组成了协商机构舒拉，负责商讨、筹划和协调行动计划。它们还有共同的目标和意识形态，有大体相似的行动方式，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协作关系，比如2007～2008年，白图拉曾先后两次派兵支援斯瓦特塔利班同巴军队作战。
2008年以来，在同政府和军队的较量中，TTP成员组成、最高领导、斗争策略等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其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动之中。毫无疑问，TTP的演化趋势将直接决定巴基斯坦政局乃至南亚地区格局的走向。尽管不能准确预测它在未来会如何变化，但根据过去几年的历史事实，却可以识别出它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发现它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异同以及由它所创造的地区性政治机遇和变数。
第一，TTP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浪潮中一个重要的行为体。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它具有极其强大的行动力和号召力；但作为初级政治军事组织，其内部结构较为松散，迄今尚未定型。作为一支由多个组织结盟组建的力量，TTP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其结构的松散性明显地表现在最高权力同下属成员组织的关系中。2007年12月，白图拉·马赫苏德扛起反美和实行沙里亚统治的大旗、凭借个人魅力总体上掌控着大局，但斯瓦特塔利班领导人法兹鲁拉一直不太愿意拱手让出领导权。2009年5月巴军方在斯瓦特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后，法兹鲁拉向白图拉寻求援助，未能遂愿。[17]
TTP内部高层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白图拉在2009年8月5日被无人机炸死以后，TTP内部各大派系之间发生了较为激烈的“继承人之争”。8月中旬，哈基穆拉·马赫苏德（Hakimullah Mehsud）、瓦里乌尔·拉赫曼（Wali-ul Rehman）和法基尔等人都曾公开称自己继任TTP埃米尔，还有报道称哈基穆拉和瓦里乌尔为此发生流血冲突。2009年9月，马赫苏德部落和瓦济里人部落的武装组织表示“绝不可能接受哈基穆拉为首领”[18]，而哈基穆拉就任TTP埃米尔后则以“为白图拉之死报仇”的名义，在。TTP内部“清除内奸”。南瓦济里斯坦的阿兹马图拉组织（Azmmullah Shaheen group）和阿瓦尔汗组织（Awal Khan Bhitani group）也因此宣布退出TTP。
白图拉被炸死时，许多分析家断论TTP将很快分崩离析，巴内政部长也预言TTP在短期内难以重组。[19]2010年年初，哈基穆拉死讯的谣传再次引发类似言论。③ 但TTP顽强的生命力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和愿望。作为一种象征和符号，TTP正在整合巴国内先前聚焦于克什米尔事业和教派主义目标、各自为阵乃至曾经相互对立的极端主义力量。除前述TNSM和HUJI以外，简格维军（Lashkar-e-Jhangvi），先知伙伴卫队（Sipah-e-Sahaba Pakistan），先知军（Jaish-e-Mohammed）等武装激进组织中，都有成员加入TTP或在行动中高举TTP的旗号。相应地，TTP成员也不再限于普什图人，旁遮普族和俾路支族武装人员的加入，不仅强化了其行动能力，扩大了其覆盖范围，而且也弱化了塔利班运动起初具有的普什图族特性。
不过，TTP并没有涵盖巴全部塔利班运动。即便在白图拉时代，在TTP的核心根据地之一—瓦济里斯坦地区，也始终存在TTP的对手和其他塔利班力量，以纳兹尔（Mohammad Nazir）、巴哈杜尔为典型代表。纳兹尔与白图拉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可以追溯到瓦济里部落同马赫苏德部落之间的古老仇怨。巴哈杜尔2007年12月当选为第一副埃米尔，但很快由于同白图拉的战略分歧难以调和而宣布退出。他们同TTP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纳兹尔和巴哈杜尔反对在巴境内发动暴力袭击，认为塔利班运动应该致力于解放阿富汗，全力打击美国和北约军队，而不是袭击巴军队政府和人民。[20]2008年夏，纳兹尔和巴哈杜尔等人组建了“地方性塔利班运动”（Muqami Therik-e-Taliban，俗称“瓦济里人联盟”），对抗白图拉领导的TTP。但随着美国无人机在巴部落区的轰炸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2009年2月22日，白图拉同纳兹尔、巴哈杜尔秘密会晤，宣布组建“圣战士舒拉”（Shura Ittihad-ul-Mujahideen），奉阿富汗塔利班埃米尔奥马尔为最高首领，三人轮流担任实际领导人，并设立13名成员的舒拉负责新联盟日常事务管理工作。
可见，TTP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同政府对抗过程中，寻求组成联盟的一种努力，它不是巴本土塔利班的唯一联盟，也不是其演化的最高阶段。在TTP框架内各成员之间、在TTP同其他塔利班运动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因时局或偶发事件而分化组合的巨大可能性。
第二，TTP在目标议程、活动方式等方面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其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也日益复杂。巴本土塔利班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关系密切。在组织方面，从内克·穆罕默德到白图拉·马赫苏德、哈基穆拉，以及巴哈杜尔、纳兹尔等巴基斯坦各主要塔利班运动和TTP的历届领导人，都公开宣誓效忠于奥马尔，尊之为“信徒的埃米尔”。阿富汗塔利班要员达德乌拉（Mullah Dadullah）和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等人经常代表奥马尔，调停巴本土各塔利班组织之间的关系，乃至推动巴塔利班组织同政府达成和平协议。[21]
不过，从2004年年底开始，巴本土塔利班运动呈现出—些本土化特征：频繁使用自杀炸弹或者敢死队（fedayeen）袭击方式，造成大量无辜民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伤亡。这些行为特征被认为不符合阿富汗塔利班运动的传统，有悖于普什图人保护妇女儿童生命安全的价值观。有分析家指出，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行为方式来自伊拉克，是阿拉伯极端武装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在伊拉克广泛使用的[5]41－77。此外，TTP领导人频繁在媒体曝光，高调发布各种消息和音像资料，使用广播和卫星通讯等宣传手段，来提高声誉、进行动员等做法，也与阿富汗塔利班大相径庭：阿富汗塔利班“不发布新闻消息，不发表政策声明，也不举行常规的新闻发布会。他们禁止照相和电视，所以没有人知道其领导人的模样。”[1]5
2009年，TTP制造的恐怖袭击造成严重平民伤亡，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谴责。阿富汗塔利班一些高级成员同TTP公开划清界限，要求媒体称自己为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而不是“阿富汗塔利班”。同时强调自己进行的是反对异教徒侵略军占领阿富汗的圣战，“我们不能说在阿富汗之外其他地方活动的塔利班新组织也是同样的性质。”[22]针对TTP的恐怖袭击，阿富汗塔利班有高级指挥官批评说，“用炸弹袭击无辜人民是错误的，非伊斯兰的”，称自己不明白巴基斯坦塔利班这些行为的目的和用意何在。[23]2009年9～10月，TTP向阿富汗塔利班提出派兵支援的请求遭到拒绝，因为“阿富汗塔利班的原则之一是不干预巴基斯坦事务”[24]。
当然，两个规模庞大并且同样处于“非法”状态的运动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整齐划一，巴本土塔利班与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关系亦然。纳兹尔和巴哈杜尔领导的塔利班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关系亲密，而TTP一度与哈卡尼发生冲突。阿富汗塔利班指挥官同巴基斯坦各塔利班力量之间亲疏各异，立场不同，少数人卷入了巴本土塔利班同巴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2009年底TTP在阿富汗境内袭击北约部队之后，双方的关系又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失守南瓦济里斯坦的TTP成员在阿富汗境内得到阿富汗塔利班的庇护。可见，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携手合作、共同实现其各自目标可能性依然存在。
第三，TTP使巴基斯坦陷入困境，同时也给南亚地区政治创造了新的政治变数和机会，增加了地区政治局势的复杂性。
在全球反恐态势的影响下，在巴基斯坦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TTP激烈的反美立场、同巴国家机器的公开对决、肆无忌惮的恐怖袭击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各种激进极端宗教政治力量和圣战主义者的加盟[25]1－4，巴基斯坦反恐任务更加艰巨而复杂：一方面，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把巴基斯坦变成了黑暗的恐怖主义深渊，成千上万平民失去生命和安全住所，能否为民众提供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权威及合法性；另一方面，长期的政局动荡和武装冲突已使巴基斯坦政治经济不堪重负，2010年年初，巴基斯坦军队坦承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更为重要的是，打击恐怖主义不是纯粹的军事行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2009～2010年斯瓦特和南瓦济里斯坦等地区的状况表明，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胜利的过程很不容易。在清除塔利班武装力量之后，逃亡的民众没有返回家乡，暂时撤退或隐藏的塔利班力量却可能东山再起或卷土重来。同时，反恐也不是单纯的巴基斯坦国内事务。尽管扎尔达里和吉拉尼政府一再强调反恐完全符合巴国家利益，还称TTP为“国家的敌人”，但基于穆沙拉夫的反恐决策过程、美国的强势存在及其不断施压、过去9年巴基斯坦国家和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越反越恐等事实，巴民众把政府的某些决策理解为“屈服于美国意志”或“服务于美国利益”，巴政府左右为难。2010年10月关于是否要在北瓦济里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争议，是诸多例证之一。
塔利班在挑战政府治理能力的同时，也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政府合法性的舆论环境。塔利班在其控制地区内实行绑架人质、征收高额赋税等敲诈勒索行为以及禁止原本在普什图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音乐舞蹈，关闭女子学校等措施，引发民众不满。2004～2009年2月，巴政府先后与塔利班达成多个和平协议，允许在相关地区实行沙里亚统治。特别是2009年2月同斯瓦特塔利班的协议中，政府做出了巨大让步，但法兹鲁拉等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恐怖袭击活动。人们逐渐认识到，TTP的真实意图或许并不是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秩序，至少在这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目的。于是，2009年，巴民众对待TTP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塔利班的支持同情率正在下降，政府在部落区的军事行动得到支持。根据2009年8月和10月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两大调查机构公布的结果，巴90％的人认为“宗教极端主义在巴基斯坦是一个严重问题”，87％的穆斯林认为“自杀炸弹是绝对不正当的”，86％的人认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行动是一个严重问题”，73％的人认为“塔利班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69％的人支持军队实行的斯瓦特军事行动。[26]一些部落地区民众在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下，组建起民兵武装，从而保卫本地区安全，防止塔利班再次进入。
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既存秩序的挑战者和反抗者，还是新制度的构想者和实践者，塔利班的根基、活力和未来前途都有赖于争取民众的同情或支持。同样，政府的反恐斗争能否最终胜利也将取决于民心向背。当然，TTP的民众基础在削弱，绝不意味着塔利班的消亡指日可待。当前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集中呈现的是过去30年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积聚的能量，其消亡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如今，由于阿富汗塔利班再度崛起及其政治立场、美国承诺将于2011年7月开始撤军的前景、人们对卡尔扎伊政府能力与合法性的质疑等因素，阿富汗局势还是一个未知数。加之美国政府一再要求巴政府和军队在反恐方面“做更多努力”，无人轰炸机还在继续增加平民伤亡，争议不断的“黑水公司”问题难以澄清，恐怖暴力严重阻碍巴经济社会发展等，距离巴政治局势和民生状况的彻底改善还路途遥遥，塔利班运动远未丧失其继续生长的空间和沃土。
四、结语
近年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扩展，在困扰巴政府的同时，给南亚地区博弈者营造着新的机遇，因而可能孕育地区政局的重大变故。随着TTP与巴政府和军队公开对抗，它成为在巴本土挑战政府和政治秩序的一面大旗，其地缘政治价值日益突出。塔利班运动本身固有的草根性和分散性，以及近年来巴政局的动荡，给浑水摸鱼者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入口和外衣。2009年以来，巴基斯坦一再强调“印度塔利班”问题，政府和军方发言人多次公开表示，有确切证据证明，印度在幕后操纵和支持恐怖分子在巴境内从事反巴基斯坦国家的行动。[27]这给原本复杂的印巴关系增加了新的变数。实际上，2010年以来TTP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对抗、美国和卡尔扎伊政府对阿富汗塔利班态度的改变，美国在巴基斯坦反恐问题上一贯的成见和高压态势，以及奥巴马在印度发表的意味深长的讲话等，不仅表明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政治影响力已超越巴本土，而且提升了其在南亚博弈中的地位。当然，迄今为止，塔利班运动还没有进入印度本土，“印度塔利班”主要混迹于TTP中，在巴境内活动。但在了解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的孕育生长过程之后，考虑到TTP同巴各极端主义力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考虑到印度国内约1亿穆斯林群体、印度教民族主义近30年来引发的群体冲突以及牵动穆斯林感情的查谟—克什米尔争端等政治土壤和环境，人们有理由猜测，“印度塔利班”在未来某一天是否会像今天的TTP一样，进入印度本土，在其国内点燃战火？
如果把视野投向历史和更广阔的世界舞台，把塔利班运动从1994年在阿富汗兴起并建立政权、到今天在巴基斯坦的活动及其演化，以及当前TTP同巴基斯坦政府/军队的较量，放置到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全球反恐形势的历史政治大背景中去观察，TTP对伊斯兰教本身、政治伊斯兰运动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需要深入研究和密切关注。
注释：
① 塔利班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麦德莱赛学生。这方面的著作很多，比如Ahmed Rashid,Taliban:Militant Islam,Oil,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Also,Stephen Tanner,Afghanistan:A Military History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Fall of the Taliban.London:Cambridge Press,2003.
② 详见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的文章《政治的概念》一文，其中文版收录于（德）卡尔·施密特著，刘宗坤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2010年年初，美国多家媒体宣称哈基穆拉被无人机炸死，TTP对此坚决否认。2010年5月纽约时代广场未遂爆炸案事发后，TTP公布了哈基穆拉强硬反美的讲话资料。2010年9月1日，克林顿国务卿把TTP宣布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同时把哈基穆拉·马赫苏德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