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183;斯密到严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斯密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4)12-0028-04
亚当·斯密和严复，分别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都留名史册。但是，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为经济学做出了贡献，而且为英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行的经济政策；而严复第一个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成中文，并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极力推崇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严复的主张并没有像斯密的理论那样引起反响。“温故知新”，究其原因，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处理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间的关系，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
斯密的经济理论的提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18世纪后期的英国，经济上处于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开端。这时不仅需要向各产业部门大量投资，而且需要清除一切妨碍这一过程的阻力，其中最主要的是清除重商主义所奉行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束缚，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创造一个适宜的、充分自由的条件。这时的英国，在生产力和资本方面，已优于其它国家而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外都可以从经济自由政策中获得好处。因此，它迫切需要克服重商主义的传统而采取开明的自由放任政策。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正是适应这种历史要求而提出的。
斯密的经济理论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他以“经济人”的“利己心”出发，把“经济人”的“利己心”看作是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源。所谓“经济人”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表现人的利己本性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企业家、资本家。所谓“利己心”就是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即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斯密认为，这是人的本性的要求。而为了利己，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利他，损人利己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只有激发他人之利己心，才能使之为自己提供某种利益。所以，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他说：“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5]资本家在从事投资时，所考虑的只是个人利益，然而结果却最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5]人们出于利己心的这种利人的考虑，就会使人类产生了一种“交换倾向”，人们都是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的，“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5]这种“交换倾向”，也就是利己主义本性的表现。所以，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所作的一贯的、恒常的努力，是社会、国家和私人富裕由以产生的源泉。基于人们这种利己主义的“交换倾向”，斯密认为满足人们“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
所以，在经济政策上斯密也就特别强调自由放任，这表现在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上。他认为在“一切都听其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够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5]既然如此，国家就不应该去干预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自发势力。因此，斯密主张自由竞争。其后100多年间，英国经济政策完全贯彻了这些思想原则。
二
1897年，严复着手翻译《国富论》，1900年全部译毕，名为“原富”。此时的英国已进入垄断阶段，经济繁荣已是昨日黄花。严复的用意是极为深远的，他在《译事例言》中说：“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严复之所以没有选择当时更为流行的其他的经济学说，而选择了斯密，是因为他觉得斯密的学说最适合当时中国的需要，英国的弊政正与清朝“言财政者所同然”。换言之，是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反对洋务派垄断的最好理论武器。
从客观讲，严复把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介绍到中国，也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发展的反映。外国的资本输入；机器工业的建立发展；铁路、银行、邮电事业的兴办；国家财政赋税的收支平衡，社会分工的扩大等等，一系列崭新而复杂的问题，摆在中国社会面前，必须要求得到解决。尽管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按常规进行的，而且严复作为早期的思想启蒙者具有先天的缺欠，但严复对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推崇备至，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严复认为经济自由是“自然之机”和“必至之势”，即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他给“自由”所下的定义是“自由云者，乃惟民所欲而无所拘，然虽有严厉国家，必不能取民事一切而干涉之。于其所行，势不能尽加约束，于其日力不能尽夺，于其财产不能尽罗，必留有余，任民自适己事。凡所自适者，皆自由也。”[6]所以，在以下三点上他的思想与斯密十分接近：
1.反对政府干预。斯密认为，使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生产者人数。前者归结为分工的发展，而分工就是由于人类所共有也为人类所特有的交换倾向的自由发展的结果；后者归结为资本的增加，而资本增加则是由于人们为了谋求改良自己的现状而自发地厉行节约的结果。他还认为，个人的节俭，比之个人的浪费，自发地大占优势；相反，政府的奢侈与妄为，都会使社会造成灾难和穷困。因此，资本的增加是无需政府干预的。严复则认为“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而一切上之所应享，下之所宜贡者，则定之以公约。如此则上下相安而以富。”[6]达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效果。
2.反对垄断。斯密认为垄断的消极作用有三：一是“独占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而出色的经营必然来自“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因为“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势必驱使各个人，为了自己而采用良好的经营方法”；二是独占可以提高利用率，但是利润不仅会妨碍资本的增长速度，在农业中还会因谷物价格的高涨，妨碍土地投资和农业技术的改良；三是独占违反了资本流向的自然驱使，使资本时而流向享有独占收入的特殊贸易，时而又限制这种贸易，其结果将破坏国家一切产业部门的自然均衡，同时也将造成国际间的敌对与不和。因而，他主张选择职业的自由、土地买卖的自由和国内外贸易的自由。
严复认为，首先就应去除中国工商业中现存的束缚，要给愿意经营工商业的普通百姓以经营的可能与自由，反对“必强有力之官商贵富而后为之，其于通地之小民，凡勤俭劳力以治身者，又无裨也！”[6]的现状。在经营当中，政府更要注意不要肆意搜刮，或是进行地域限制。要给人民自由竞争的权力，不能加以干涉，“强物情，就已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6]相反，“工商民业之中，国家去一禁制，市廛增一鼓舞之神。”[6]所以政府不能以防奸塞弊为理由，对人民的经营生产横加阻抑，这只会使国家利益、百姓的利益在所谓的塞防中一起失去了。
3.自由贸易。斯密主张，为实现贸易自由对地方关税及其他一些税收、对商业的禁令和政府的商业垄断等都要予以废除。严复则说：“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凡日用资生怡情浚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夫如是而其君不富，其治不隆者，殆无有也。故凡贸易相养之中，意有所偏私，立之禁制，如辜较沮抑之为，使民举手触禁，移足犯科者，皆使物产腾贵而反乎前效者也。”[6]他也对厘金、牙课、关税等财税项目加以批判。
严复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十足的自由，假如有的话，就是无政府，无国家，这是绝对行不通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从事的活动可分为两类：一是听命于别人的意志；一是听从自己的意志。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有的更多得服从别人的意志，有的更多听从自己的意志，后一种就是自由之民，而前者就是不自由之民。衡量自由，并不是指有无自己的意志自由，而是有多少可以听从自己的意志，好比物理学上把某种物质称为“寒物”，并非该物质完全是“寒”而只是热量少罢了，物质没有不包含热量的。严复总结认为：“自由主义，可云其最初义为无拘束、无管治。其引申义，为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此第二引申义，即国民所实享之自由”[6]。条件就是竞争的自由程度。
三
在经济学说史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解释了为什么市场机制的结果看起来是如此有序。他关于市场机制具有引导作用的见解，启发了包括资本主义制度颂扬者和批评者在内的所有近代经济学家。但是经过两个世纪的实践经验和思考之后，今天的人们已认识到这一学说的适用范围和现实的局限性。市场有时会使期待它的人失望，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情况。从理论上讲，主要因为缺乏完全竞争，使“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市场失灵。
斯密本人也认为，只有当完全竞争的平衡和抑制机制存在时，市场机制的优点才能完全实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没有任何人在整个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大到使他个人能对市场价格施加影响的地步。但是，当他的实物、商品或劳务的数量大到足以对市场价格施加影响时，某种程度的不完全竞争就已经出现，从而“看不见的手”的效能必然有所降低。在受完全竞争驱动的经济中，经济自身会导致投入和产出达到最有效率的配置。这种有效率的经济正好处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缘上，也就是说社会有限的资源达到了最大的、最充分的、最具有效益的配置。但是，一旦出现了不完全竞争，社会有可能向其生产可能性边缘内部移动，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佳、最具效益状态。
严复生活的时代，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幌子，先后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些企业按照政府参与的程度分为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形式，但实际上经营权、管理权都操纵在少数官僚手中，使之成为垄断的厂商，所进行的多数不是商品生产，经费由政府调拨，产品进行摊派，这些企业的存在不仅没能达到促进民族资本发展的初衷，而且由于缺乏竞争因素，过分依赖政府和国外，求富、求强也就成为空谈。尽管严复把斯密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目的之一是为了批判洋务派的官僚垄断，但是中国当时的官僚垄断力量之大，政府对经济的把持之强，决定了严复所赞同的经济自由主义不能在中国实施，不能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太大的变革力。斯密的理论待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也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所代替，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在中国这种干预更多地来自政治。另外，这种与斯密的理论形成之初英国情况之迥异、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也造成了严复对斯密的一些理论理解上的局限。
1.关于价值。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严复反对劳动价值论，他说：“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然后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亩之地，处于穷乡僻壤，尽管价格低廉，也无人问津；长在一棵树上的果子，向阳与背阴，大小、味道不一样，因而价格也不一样。严复认为，这是由供给与需求来决定的，价格与价值不一致，使他感到斯密的理论说不通。劳动价值论是斯密体系的基础，而供求价值论则成了严复理论的核心。
2.关于利润。斯密认为：商品价值由三种基本收入——资本、利润和地租三个部分来构成和决定：“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严复也把利润分解为三个部分：资本利息、监督工资和为补偿经营可能失利而提取的“保险费”。实际上，斯密已把利润同资本利息、监督工资区别开来，严复则又放在了一起。
3.关于地租和土地所有权。斯密认为，地租是工人劳动所产生的价值的一部分，是投入土地的劳动生产物或其价值在工资利润以外的一个扣除部分。地租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使农产品价值大大超过足够补偿生产中所支付的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而形成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对地租形成有很大作用。严复则赞美地主对土地的私人垄断。
以上三个方面是严复对斯密基本理论的曲解，而斯密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内容正依赖于对这些微观经济观点的理解与把握。
四
从亚当·斯密到严复，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西方经济学家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四种类型，而中国不仅没有经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且更没有存在过垄断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因而，市场结构在形态上是特殊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国家垄断具有权威性，对恢复、统一全国经济，对稀缺的资源产品实行一定的垄断，保证极为有限的资金、技术、能源等集中使用于关键性产业，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这种国家垄断市场的缺欠也越来越明显。
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原来的国家垄断的市场形态上引入了有限的竞争因素，但是，由于原有的体制并没有彻底地打破，又出现了新的非常态垄断。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实质性步骤。但这一转机性的一步，同样面临着重重困难和矛盾。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在行政和经济权力逐渐趋于下放，经营权开始分阶段地交还给企业的情况下，原来国家垄断的市场格局正在大规模地发生着变化。但是，由于社会需求的力量一直处于相对更强的状态，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市场常态垄断将会很快出现。实践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垄断的市场结构对当今中国均是不合适的。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对中国非常态垄断市场的转型确是一条良好的道路。
收稿日期：2004-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