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特色论文,时代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不仅以办报、舆论宣传著称，被誉为戊戌启蒙运动的理论骄子、中国的“伏尔泰”，而且他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新史学》等史学论著，吹响了“史学革命”的号角，提出了“新史学”的命题，并且初步论证了具有近代理性色彩和中国特色的“新史学”理论，成为我国史学告别旧传统跨入近代门坎的世纪界标，他被誉为“史林泰斗”（注：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认真总结这位史学大师给后人留下的珍贵遗产，对推动今天的史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笔者不揣疏漏，对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注：笔者将梁启超史学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他新史学酝酿形成期，其后期（辛亥革命后至20年代末）是他新史学的成熟期。），作一探析，敬请各位方家斧正。
一、紧扣时代脉搏，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情感
梁启超史学具有突出特点，其一是强烈的“经世性”，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极度腐败，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寸步难行。先进的中国人在极度痛苦的反思中，在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西文化比较以及严酷现实的巨大反差中，进一步痛感祖国的落后和民族前途的危迫。于是祖国大地同时卷起反侵略反封建专制、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民主潮流。人们在与旧制度旧传统的搏斗中，急需理论的指导、思想文化的配合，而一切旧的意识形态无法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时代呼唤着新理论新文化的降生。史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注：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淑馨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合作出版，第1页。）， 在这场新旧文化嬗递转型的过程中首当其冲，在孕育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酿成了20世纪之初的新史学思潮。梁启超作为新史学思潮的主帅，其史学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外争国家独立，内争民主富强的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政治改革和爱国救亡是贯穿梁启超史学理论、史学实践的精髓。所以他的史学可以概括为改革的政治史学和爱国的政治史学。
所谓改革的政治史学，一是指他的史学批判，既是廓清旧史学谬误、建构新史学的需要，更与反封建专制的时代大潮相呼应。早在1896年，他即率先提出“君史”“民史”（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页。以下凡引《钦冰室合集》者皆简称文集或专集。）的新概念，认为中国二千年之史，强半皆君史，而没有民史。言简意赅地指出新旧史学不同的阶级属性和本质特征。20世纪初，梁氏对封建旧史学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旗帜鲜明的提出，封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三恶果，并将批判的锋芒更集中地指向了传统史学的核心：帝王中心论和封建正统史观，抨击封建史学将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变成了二十四姓之家谱、相斫书；严正指出，封建史家所谓正统，实际上就是君统，不过是霸者为“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于是就编造这种“君权神授”的谎言，用以箝制和愚弄人民。他一反几千年来以成败作为评判王与寇的价值尺度，明确指出：“正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25页。 ）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近代国家观念和国民为国家主体的民权思想。他说：“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注：梁启超《新民说》，专集之4，第16页。 ）这即是说所谓国家，对于个人来说它是整合力量，对于朝廷来说，它是权威的象征，对于外族来说，它具有对外交往与抵抗侵略的功能，对于世界来说，它是民族的形象。一言以蔽之，国家是国民之公器，而不是君相之私产。
梁氏对中国人无国家思想痛心疾首，进而分析了中国人无国家思想，首先是由于大一统之政治格局和与外界阻隔的地势，形成了中国古代封闭型的文化体系，中国人的视野内未有可与中国相匹的国家作参照物。其次由于专制君主家天下，二千年来历代封建君主都视国家为其私产，视国事为其家私事，造成了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百姓自然无国之可爱。他痛切地指出，在当今全球交通、列强比邻的形势下，国民无国家意识是国家无由振救的病根，是非常危险的。
出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的需要，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借用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热情倡导“民权”说，强调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注：梁启超《爱国论》，文集之3，第73页。 ）民权的兴衰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他认为，今日国与国之竞争，“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强调“国民力者，诸力中最强大而坚忍者也。”（注：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文集之4，第59页。 ）而国民之力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下优劣。他说：“国之治乱，常与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国中全部之人为定断，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强夺而假借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9页。）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9页。）他高瞻远瞩地提出改造国民性，以造就能够肩负起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国家重任的新国民的伟大战略任务。而新史学应当成为教育国民的有力工具，应该探讨“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3页。）。
二是指梁氏为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为激励中华民族的竞争意识、改革精神，着意用浓墨重笔写了《王荆公》、《管子传》；为给中国的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新视角初步总结了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近60年间开放改革的艰难历程（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专集之1，第21-22页。）。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由于对西学的广泛研读，对西方历史的深入了解，视野更加开阔，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进而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远溯到清初，将清代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总结了清代200年间中国在西方的挑战冲击下， 现代化运动多次出现历史机遇而屡次将其丧失或屡遭挫败的沉痛教训（注：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文集之5，第35-41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我们知道，国外现代化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虽然现代化运动是滞后的，现代化进程是曲折缓慢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起步并不晚。梁启超不仅是中国研究清廷自身改革的第一人，而且在世界现代化研究领域，他也称得上是先我着鞭，先声夺人者，足见他的思想之敏锐与远见卓识。
所谓爱国的政治史学，一是指梁启超强调激励国人爱国奋进是新史学的另一重要社会功能。他在《新史学》中开宗明义写道：“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页。）变法失败后，梁氏通过对中西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痛感中西方强弱对比的悬殊与社会发展层次上的巨大差异，认为只有明了各自强弱、先进与落后的原因，才能使中华民族引以为鉴，明了今后的方向。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并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7页。）可见梁氏把建构新史学的史学革命看作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系统工程中的基础工程而倍加重视和忘我地工作。
二是指他的著史实践。梁启超为使中华民族以史为鉴，奋起自救，相继写了《波兰灭亡记》、《越南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略》、《朝鲜亡国之原因》等一批弱小国家的亡国史，指出这些国家长期内政不修，内讧篡弑等原因，致使列强有机可乘，“举太阿授人，以至灭亡。”（注：梁启超《越南小南》，专集之18，第3页。 ）为了给长期受制于封建专制重压下的国民招魂，增强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他写了《郑和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为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恢复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他写了《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为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和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写了《南海康先生传》、《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众多的人物传记，充满了浓郁的忧患意识，强烈的爱国激情，表现了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
二、融注西方新学理 富有创新精神
梁启超史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创新性。何谓创新？一是指梁氏的史学理论体系虽然主要是以借鉴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加以建构，但重要的是他并非机械摘取某些观点，也不仅限于翻译原著的某些篇章，而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经过一定取舍和理性思辩等加工制作，并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巧妙结合，融会贯通，使之中国化，从而建构起独具特色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它既不是西方史学理论的简单翻版，也为中国前史所未有，展示了全新的时代风貌；二是指梁启超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观点分析论证中西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加以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展现了他卓越超群的史学才华。
梁启超前期史学理论体系，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1.近代进化史观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
早在维新变法期间，梁氏即将西方的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了“三世六别”说（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文集之2，第7页。），强调人类历史也和宇宙万物一样，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化，越变越进步，“日趋于善”。戊戌政变后，经广泛涉猎西方和日本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及其史学论著，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说达尔文进化论使人们懂得“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竞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注：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文集之13，第18页。）显然，梁氏将进化论视为万能的世界观，并将它运用于自己的史学研究之中。
首先，他以进化论为指导，对史学的研究对象从三个层次加以界定：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7页。）即历史学是研究人类进化现象的学科。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的，是“往而不返，进而无极”。梁氏进而借用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观点并加以发挥，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不是呈直线发展的，而是曲折复杂多变的。他说：“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 第7-8页。）既指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在历史进化的长河中甚至会发生局部倒退，又指出历史进化的前进方向和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他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8页。）
梁氏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统一，其总趋势是前进上升的螺旋式发展观具有鲜明的辩证因素，它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其一，这种理论与中国历代封建旧史家的循环史观和倒退史观划清了界限；其二，它给当时正在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而拼搏奋斗的人们充分认识民族解放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不被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所迷惑，从而增强战胜艰难险阻，以达胜利彼岸的信念，提供了哲学的依据和历史的启示。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9页。）梁氏依据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明确提出：人类进化是指“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人类只有“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9页。）这里他强调人类进化的群体性，而群体的进化只能在国家、民族间的交涉与竞争中得以实现。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0页。 ）表明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的进化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历史学就是研究这一规律的科学。人们把握历史规律的目的在于“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1页。）。 它启导人们认识只有自觉地遵循历史进化发展的规律，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才能有益于增进人类的幸福文明。这是我国学者运用近代进化史观对研究历史的目的意义所作出的第一次明确而透辟的阐述。
寻求历史规律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梁启超提出了建立史学理论的主张，并把它称之为历史哲学。梁启超在其历史哲学中，引进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两对新概念，并初步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说：“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0页。）在此他指出， 任何学问都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而史学则是史料与哲理的统一。所以，历史研究既要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更要注重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否则，仅有史料堆砌而无哲理统帅，“则其史有魄无魂”（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10页。），便不能称其为良史。 此论可称之为我国有史以来关于史论关系最清楚、最明确的阐述。
其次，梁启超运用进化史观，对人类历史的演进作了如下的宏观探讨：
关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分期问题，他依据欧洲考古发掘和近代史学研究成果，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按生产工具类型划分，经历了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9页。）；按生产方式划分，经历了由渔猎进而为畜牧，进而为耕桑，“终进为工商时代”（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7，第12页；《管子传》专集之28，第4页。）。这种描述在今天看来未免过于浅显，但它恰恰揭示了人类宏观历史由低级向高级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进了人们对进化论的理解。他又以政治制度的演进，把西方史划分为野蛮自由、贵族帝政、君权极盛、文明自由四个时期，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历史，认为自黄帝以前为第一级野蛮自由时代，自黄帝至秦始皇为第二级贵族帝政时代，自秦始皇至乾隆为第三级君权极盛时代，而自今以往则将进入第四级文明自由时代（注：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文集之6，第25-26页。）。结合民族关系变化状况，梁启超又把中国史划分为“上世史”，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中国之中国”，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时代。“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是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时代，又是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时代。“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时代，又是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他将这段历史视为“将来史之楔子”（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11-12页。）。既揭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新旧相嬗时期的过渡性特点，又说明了当时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梁氏参照西方史学家对世界史进程划分法划分中国历史时期，虽有某些牵强附会之处，但其功绩在于第一次使中国史与世界史接了轨。这里他有意识启迪人们认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政治制度的变革，君主专制制度由盛到衰最终被更进步的制度代替，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无论中西国情如何相异，中国现代化历程多么艰难曲折，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关于社会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和动力问题，梁氏认为“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终始因果之关系”（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文集之6，第11页。），“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专集之3，第3页。），故史学的重要职责就在于勘破“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的前因后果，以便做到“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说：“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29页。）进而指出，社会发展需要动力， “有动力必有反动力，有反动力又必有其反动力之反动力。反反相续，动动不已，而大业成焉。”（注：梁启超《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专集之2，第59页。）而这动力是什么呢？ 他认定“竞争为进化之母”（注：梁启超《新民说》，专集之4，第56页。）， 进化与竞争相倚，竞争与进化相终始，“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7，第39页。）。 西方近代社会所以发展迅速，是因竞争激烈。“列国并立，不竞争则无以自存。”（注：梁启超《新民说》，专集之4，第56页。 ）而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格局及周边各族、邻国文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等原因，致使国人纵横四顾，常觉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之概”（注：梁启超《新民说》，专集之4，第56页。），很难产生危机感、紧迫感，非常不利于竞争进取， 最终导致近代落后挨打之局面。梁启超如此强调以竞争求进化，强调优胜劣汰，意在告诫国人，中国正处于列强环伺的险恶环境之中，只有发愤变革自强才能在与各国的竞争中生存发展。这种完全用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观是不科学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仅在学理上有一定进步意义，而且在实践中确实起到了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
2.关于地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首先掌握并熟练运用西方地理历史理论来研究和具有创见性的阐释中西方历史、学术的学者。早在1901年即指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4页。）他又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诸多与地理环境相关的历史现象，诸如“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中国文明何以不能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之文明？则以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耶山为之大障也。……何以不能伸权力于国外？则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给，非如古代之希腊腓尼西亚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国外之交通以为生活，故冒险远行之性质不起也”（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4-5页。）。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之所以重实际而少宗教色彩，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学术思想起源于北方，“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7，第18页。 ）他还论证了我国南北学术风格之差异也与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可见地理环境的差异和条件的优劣是造成不同地区人类历史发展特殊性和影响其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他在论证中西方古代政治制度演化史的异同时指出：“凡在大陆之地者，其竞争必愈烈，其兼并必愈盛，兼并盛则小国不能自存，而必成一大帝国。既为一大帝国，则必厚集中央政府之权力，而原初之自由权遂至绝迹而无遗类。”他认为这是亚洲大陆之自由发达不如欧洲的重要原因，“此实关于地理上之天演，非人力所能为也。”（注：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文集之6，第26页。 ）即人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而随心所欲地摆布历史。他进而指出：“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6，第5页。）
综观梁启超上述见解虽有某些肤浅和夸大地理环境作用之处，但在当时却开启了人们的新视角，引导人们去认识地理对社会经济生活、民族气质、人类文明以及军事政治的影响作用，比起传统史学单纯从人的主观意识、精神力量方面寻找历史动因的思维模式，前进了一大步（注：详见梁启超1902年撰写的《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及译著《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文集之10。）。
3.关于英雄与时势、英雄与民众的关系问题
梁启超既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也得自当时时势之感召，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理论观点。首先，在英雄与时势问题上，他既认为英雄能够造时势，说西人所谓“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9页。），“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坛”，皆非过言（注：梁启超《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专集之13，第2页。），同时他又认为时势造英雄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 因为假如路德非生于16世纪而生于10世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16世纪即无路德，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于是他接受了浮田和民的观点：“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进而发挥道：“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它们“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10页；李浩生译浮田和民《史学通论》， 杭州合众译书局藏版，上海作新社印刷局于1903年印刷，第17页。）表明他已初步领悟到了二者的因果制约关系。进而梁启超把英雄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能造时势的“先时人物”（包括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一类是被时势造就的“应时人物”（包括政治家、革命家、改革家、军事家）。在二者之中梁氏更偏重于崇拜歌颂先时人物。他说：“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覩也。”进而得出结论：“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文集之6，第58页。）。 可见其思想深处仍是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这是因为他只看到思想理论和近代科学对推动西方社会飞跃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只想到先进思想对改造中国的迫切性，而忽略了那些思想理论、学说归根到底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
其次，关于英雄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受西方英雄史观的影响，认为“舍豪杰则无世界”，其余亿万民众不过是随此英雄豪杰之风潮而转移奔走的“趋附者”。另一方面，又受日本学者德富苏峰的启示（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48页。），加之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感悟到维新变法失败主要原因是新旧力量对比悬殊，而所谓力量对比悬殊，不仅表现在物力上，更在于新势力背后没有强大的民众作后盾，慨叹道：“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专集之3，第41-42页。）他意识到任何英雄人物，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便不能成就大业。他说：“国也者，非一二人之国，千万人之国也。国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万人之事也。以一国之人，治一国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国之事，其余千万人皆委之而去，或从而掎龁之，虽圣贤未有能治者也。”（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50页。）因此，民族精英、 领袖人物的觉醒不能代替民众的觉醒。而民众的觉悟程度、参与意识的高低则是社会变革成败与否的关键。所以他认为不要把拯救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二人身上，而应“望诸千万人”，只要“天下人人皆为无名之英雄，则有名之英雄必于是出焉矣。”（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2，第50页。 ）明确宣布“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文集之6，第32页。 ）他将民众视为造英雄之无名英雄，视为有名英雄之础石，指出有名英雄之出必有无量数之无名英雄“扛而负之”（注：梁启超《自由书》， 专集之2，第48-49页。），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民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强调指出历史上之大事业，并不是一两位有名人做出来的，而是大多数无名人做出来的。他将“多数之国民”视为国家进步的“主动者”，而将“一二之代表”视为“助动者”（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文集之6，第32页。）。这一思想已接近了唯物史观。
此外，他将中国历史上公羊学派进步的民族观和西方近代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近代民族史观（注：详见笔者拙作《论梁启超的民族观》，《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再论梁启超的民族观》，《学术交流》1999年第6期。）。
4.关于史学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梁启超在20年代撰述《历史研究法》、《补编》更多地注重史学方法论的系统论述，那么在20世纪之初则主要致力于史学观点的阐述和史学理论的建构。但在批判旧史学的过程中，从方法论的高度对新史学、新史家提出了要求。
在研究视野和史料选择上，他批评旧史“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主张以世界历史的整体眼光对中国历史进行透视和反思。他说：“欲求人类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注：梁启超《新史学》， 文集之9，第10页。），都应摄入史料范围。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史家必须会剪裁，他批评旧史“能铺叙而不能别裁”，满纸填塞某日日食，某日地震，某日封皇子，某日某大臣死等毫无价值的邻猫生子之事。在编篡体例上，他批评旧史家“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说“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第5-6页。）指出过去那些纪传、编年等旧体裁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新史学应是新观点、新文体的结合。并率先用章节体从事史学著述。
在研究方法上，虽然此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鉴空衡平”说，但是他对清代考据学的研究方法予以一定肯定，指出它“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即指其“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7，第87页。 ）认为此法即为西方的实证法。他批评旧史家“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主张史学与哲学、自然科学、其它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注：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9， 第11页。）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主张，今天仍颇有教益。梁启超在其史学论著中广泛运用了历史比较研究法。翻开他前期史学论著，比比皆是。仅从《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各国宪法异同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标题上就可看出他对历史比较法的重视和运用自如。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有上古时代中西尊天思想、神权政治之比较、先秦诸家学派之比较、南北学术之比较、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印度学派之比较、汉代儒学各派之比较。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之比较。这种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方法，深入浅出地探析，大大增进了人们对历史现象的理解。此外，他还广泛运用了统计图表，在中国首倡“统计研究法”（注：梁店超《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文集之10，第35页。）。
以上四个方面的成果，表现了梁启超对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可贵的理论探讨，标志着梁氏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这是他对中国史学走向学科独立化、近代化的重大贡献。尽管此时他的史学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备不够成熟，但是他在史学观点、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大大加速了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
三、开拓近代史学诸多领域
梁启超史学的第三个特征即是其开拓性。他不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创造性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广泛论证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其著述类型非常齐全，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从纵向看，他极为重视通史的写作，认为通史可以使人们了解历史进程的前因后果，以便鉴往知来，察彼知己。他计划编写通史，《中国史叙论》即是他欲编写的中国通史的纲要。他尤其重视当代史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论述，如《戊戌政变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瓜分危言》、《亡羊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论著。从横向看，既有中国史也有外国史，其中包括史学理论、政治史、学术史、科技史、经济史、民族史、法制史（注：除本文所提各篇外，外国史如《雅典小史》，科技史如《格致学沿革考略》，经济史如《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学术史如《论希腊古代学术》、《子墨子学说》，法制史如《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民族史如《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等。）、人物传记等。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称得上是本世纪之初史学著述最宏富、门类最齐全的史学大家。因其涉猎领域过宽，虽未象后来有些学者在某一领域有非常精湛深入的研究和突出的建树，但重要的是，梁启超充当了许多史学领域的开拓者。这些领域的开拓不仅为他本人后来一系列的专题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而且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篇幅所限，仅作几例个案简介。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当代史研究和编著之先河者并非梁启超，但他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立即撰写《戊戌政变记》，及时向国人报道了此次变法改革及政变发生的事实真相，详细论述了维新变法发生的原因、康有为历次上书、新政的主要内容、新旧两派围绕保国会、废八股、裁冗员、改官制、设立制度局等方面的激烈斗争、变法失败的分因和总因及康梁等维新派对中国近代改革与思想启蒙的重要贡献。因梁启超是本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领袖人物之一，他的这篇名著不仅有助于当时国人看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统集团的真面目，促使人们觉醒，而且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学术史研究：20世纪初，梁启超头脑中的另一个兴奋点是，改造更新中国传统学术，因为他坚信学术文化对陶冶民族精神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他以西方的文化史观为指导，反思中国几千年思想文化的演化历程，于1902年写下了标志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正式展开的第三部论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它成为我国20世纪之初运用近代新学理新方法撰写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之作。该文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将西方进化论引入我国的学术思想界，将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及复兴时代等七个时期，既宏观地论述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趋势，也成功地做到多层面多角度透视和评析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深刻地探寻其推演变化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并注重探讨学术思想演进与政治条件、地理环境、社会风尚的关系。既总结了各个时期的学术成就，也极有见的地指出，抑制竞争进化的“定一尊”和缺少吸收与融合的封闭性文化是阻碍中国学术发展的两大病根，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中国近代学术领域第一个闪光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人物传：本世纪最初的十年间，梁启超撰写的人物传记达13篇之多，其中《王荆公》是梁启超撰述人物传记中成功的代表作。王荆公即北宋神宗年间的宰相王安石。梁氏以16万字的篇幅为他立传，详细地叙述了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改革的主要内容，分析其实行新法的成效，利弊得失，新旧两派斗争及其变法的失败。高度赞颂王荆公以国事为重，宁肯“牺牲一身之安乐闻誉，丛万诟而不悔”，“不为讻讻谤言所撼动”的改革家风范。抨击了摧折、压抑新生事物的顽固守旧势力和因循守旧、不求进取、嫉贤妒能的恶劣社会风气以及意气之争的朋党之祸，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和阻挠社会进步的主要病根。他痛切指出：“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於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注：梁启超《王荆公》，专集之27，第2页。）这种恶浊的腐败的社会风气， 实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顽症。该传不仅取材广泛，史料丰富而翔实，逻辑严紧，充分运用了辨伪、考异、案语、多种史料相互参悟等研究方法，而且观点鲜明，论证有理，非常有说服力地为中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改革家辨诬，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梁启超于1902年撰写了著名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三杰即19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三位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爱国志士：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本传以三杰的革命斗争生涯为主线，以酣畅凝练的文笔，简洁而生动地叙述了意大利统一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过程，热情歌颂了三杰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他说：“无三杰则无意大利，三杰缺一，犹无意大利。三杰以意大利为父母为性命，意大利亦以三杰为父母为性命。”（注：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专集之11，第2页。 ）他尤以浓重的笔墨介绍和讴歌三杰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坚忍沉毅、百折不回的斗争意志，其深刻寓意在于激励国人以三杰为榜样，为争取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的光明前途而奋斗。他说意大利翻天复地的变化，深深地植根于人人心目中有“祖国”二字，所以“吾以为欲造新中国，必有人人自欲为三杰之一之心始。”（注：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专集之11，第58页。）企盼中华民族早日振兴的赤诚爱国情怀跃然纸上，曾在当时的爱国青年中引起强烈的震撼和反响，正如郭沫若回忆说：他在成都上中学时，“梁任公已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注：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113。）郭老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梁启超不愧为中国史学走向学科近代化的重要奠基人，人们称其为中国“新史学开山”、“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注：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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