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益论文,道德论文,成本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加强道德制度建设，这既是以德治国方略
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要求，又是时下伦理学界研究的学术热点与讨论焦点。改革开放二十
多年的社会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有序运作必须要建立一整套游 戏规则，缺乏良好秩序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灾难经济。因此，我们认为，从成本收益视角 ，揭示道德制度成本的概念内涵与主要特征，剖析道德制度成本的内在构成，探索降低 道德制度成本的具体路径，兼具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蕴意。
一、道德行为适用成本收益分析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也就是说，追求利益和满足利益需 求以及权衡利弊得失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初动力。从伦理学上讲，所谓“利益 ”是指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与享受这 些产品的主体人的关系，反映了人们对周围客观世界的一定对象的需要的满足。利益不 仅体现着人类主体同物质对象客体的一种关系，而且也包括分配与享有客体对象时所发 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损益关系。由于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因而人的利益表现也是 多样的：从范围上看，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分；从性质上看 ，有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之分；从层次上看，有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伦理利益、宗教 利益之分；从效用性看，有生物性利益(即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诸如社会、文化、精神需 求等)之别；从利益实现的程度上讲，有现实利益和可能利益之别等。
既然人们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利益表现是多样的，那么，作为行为主体，在行为过程
中就要对各种利益的获得以及可能付出的代价进行成本核算和利益权衡。在通常情况下
，可能有四种结果：一是成本小于收益，即净收益；二是成本等于收益，即收支平衡；
三是成本大于收益，即负收益；四是零成本净收益，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搭便
车”，即指没有参加该产品的生产，或虽参加但不承担相应成本，却能从中受益的情况
。第四种后果是第一种后果的特殊表现。在常态下，作为行为主体在进行价值判断和行
为选择时，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往往会选择第一种和第四种，而排除第二种和第三种
情形，总希望少付、最好不付任何代价，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和效用，用最少的成本投
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产出。
然而，人是社会的人，个体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在一个
缺乏道德规范、充满商业欺诈的社会里，个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成本会大为增加，因为他
需要花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去了解交易对象的信誉，鉴别交易产品的真伪与质量，
以确保对方忠实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等。相反，在一个道德状况良好，“重合同守信
誉”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广泛遵循的道德信念的社会里，个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成本会 大为降低，而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共同接受并一体遵循了普遍的道德规范 。由此可见，道德规范在人们求利的过程中是有作用的，因而也是有成本的，是可以进
行成本收益分析的。
在这里，有两种特殊情况需加以说明。一是“搭便车”行为。由于道德具有公共物品
的性质，而公共物品是非排他的，因此，作为非道德产品的提供者同样可以免费享用，
以降低自己的成本。从表面上看，“搭便车”者在求利过程中其德行成本的支出是零，
收益是百分之百，而实际上他这种净收益是建立在道德产品提供者提高自身成本的基础
上。如果任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和大量泛滥，那么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刺激人
们在道德领域的投机行为，使所有人道德成本支出增加。二是“败德”行为。由于行为
者经不起暴利的诱惑，为求个人利益满足，置他人和社会利益于不顾，肆意践踏道德规
范，甚至铤而走险，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这种败德行为者的净收益实际上是其他受害
者的净损失，其个人处境的改善是建立在其他受害者处境变坏的基础上的。从长期看，
在一个良序社会中，败德行为者终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加倍支出道
德成本，使其“得”不偿“失”。
二、道德制度成本的概念界定与主要特征
成本是一个具有丰富含义、但边界比较模糊的概念。从目前所运用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的内容看，它的含义偏重于价值利益方面，是一种可以用价格来衡量的投入和损失。但 在某些论述中，它又指从当事人角度而言为获取人们所追求的各种目标，如名利、安全 、舒适、成就感等而付出的代价。这些方面内容的扩大和强调表明，随着社会和人类的 进化发展，非物质方面的追求将在收益内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同时也成为组成成 本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时间、闲暇等。综合大部分观点，我们可以对成本下一个初步定 义：所谓成本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取某种利益或得到某种满足而所实际花费、或是预期要 付出的代价和损失(注：参见陈维《制度的成本约束功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 0年版，第13—36页。)。
综合考察成本概念内涵和道德活动的特殊性，我们认为，所谓道德制度成本是指道德
制度系统运作的全部费用支出，它具体包括在制定、遵循、实施道德制度各环节中当事
人实现权利、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资源的
总和。道德制度成本的高低是人们作出道德制度供给决策的主要依据，是经济主体在经
济活动中选择遵守或者规避甚至违反道德制度的“晴雨表”。
道德制度成本具有两大特征：
(1)非生产性。道德制度成本在性质上属于交易成本，因而非生产性是其主要特征。我
们知道，生产活动的对象是自然界，主要反映的是人与物的自然关系，在成本上主要体 现在原材料、机器设备、能源燃料、土地厂房等物质的直接耗费，因而在理论上可以个 人单独进行。而道德等
交易活动的对象是人，主要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成本上主要体现为经济主体 之间、经济主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整个社会之间的组织和协调等费用的实际支出， 因而在具体表现上只存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交易活动中。这就决定了受社会关系特别 是经济关系的诸方面及其发展程度与结合方式所制约的道德制度成本比生产成本更具复 杂性和特殊性。尽管道德制度成本的质的规定性不同于生产成本，但并不意味两者毫不 相干。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任何企业家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都不可能无视高昂的非生 产性成本的存在，总是要将预期交易成本(如与客户接关系、搞公关、与经济管理部门 及其代理人疏通关系、寻求优惠等)打入生产成本。如果在交易过程中双方都不遵守公 平交易等道德制度规范，那么由道德制度成本等因素组成的交易成本将大为上升，从而 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非生产性的道德制度成本的高低， 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
(2)难计量性。道德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成本相对于生产成本的确定性和易测性
而言，往往表现为难以计量性。所谓公共物品，根据《萨缪尔森辞典》的解释是：“指
这样一种商品，其效用不可分割地影响整个公众，而不管其中任何个人是否愿意消费”
(注：陈迅、白远良：《萨缪尔森辞典》，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纯粹
公共物品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非排他性。对于私人产品来说，例如一件衣服或一只面包
，购买者支付了相应费用就取得了该产品的所有权并可轻而易举地排斥他人消费这种产
品；而公共物品的消费是集体进行、共同消费，其效用在不同消费者之间不能分割。这
样，将不为公共物品付费的个人排除在外，或者在技术上不可能，或者成本高昂到不可
接受。二是非竞争性。对一般私人产品来说，一个人消费了这一产品，别人就无法消费
；公共物品则不同，公共物品一旦提供出来，任何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消费都不影响其
他消费者的利益，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非竞争性包括两个含义：第一，边际成 本为零。这里所说的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而非微 观经济学中经常分析的产量增加导致的边际成本。在公共物品的情况下，消费者增加和 产量增加导致的边际生产成本并不一致。例如，海上灯塔是较典型的公共物品，增加一 艘船经过邻近海域得到指引并不需要追加任何生产成本，但若再造一座灯塔，则边际生 产成本显然并不为零。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主要指消费者增加带来的 边际生产成本。第二，边际拥挤成本为零。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 费数量和质量，这种产品不但是共同消费的，也不存在消费中的拥挤现象。道德制度作 为一种产品与灯塔一样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和特征。从测量角度来看，道德制度产生的 边际成本并不为零，并且比较容易测量，然而道德制度的使用边际成本(包括遵守与实 施的成本)——因消费者人数增加而导致的成本却难以计量。
此外，道德制度成本之所以难以计量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道德制度成本在概念外
延上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给予准确的定义与模型化。二是道德制度成本表现的复杂性， 有些直接表现于外，有些隐含其中；有些即时可以计量，有些则到未来才能计量；有些 体现为某种财货损失，有些则更多表现为社会整体为之承受的代价。由于道德制度成本
不易计量，不易为人们所把握，因而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一方面会造成道德制度资源的大 量浪费，另一方面使人们难以在众多道德制度中选择发现成本最低收益最大、最符合
效益原则的道德制度的运行机制，从而加大了道德制度执行的难度。
三、道德制度成本的内在构成与降低途径
从道德制度运作角度来划分，道德制度成本可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制定成本，即指 在道德制度制定的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所花费的时间等资源的支出(这里仅讨 论有形的会计支出)，包括制定者的报酬，为制定道德制度而进行的调查研究、收集资 料、征求意见、表决、道德制度文本制作等各项活动而支付的费用；二是实施成本，即 指人们在道德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投入，包括来自国家机关方面的支出，如为准备新 道德制度出台而进行的宣传、教育的费用，实施过程中改变人们传统习惯、清除陈规陋 俗的影响的费用以及道德监督的投入，还包括来自社会公众个人方面的支出，如在涉及 道德制度的有关事件中当事人支付的金钱和劳务，违反制度者支付的赔偿金、缴纳的罚 款等；三是遵守成本，即指人们依照道德制度进行活动而增加的支出或放弃的收益。
依据经济学的成本概念来划分，道德制度成本可分为：
1.道德制度的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
所谓道德制度的平均成本是指制定、实施一个平均单位的道德制度规范所支出的费用
，等于总成本除以产量。道德制度平均成本的高低是衡量一国道德制度制定系统是否有
效率的直接标准，是道德制度成本支出的“晴雨表”。所谓道德制度的边际成本是指制 定、实施最后一个单位的道德制度规范所需支出的费用。这一概念反映的是随着道德制 度制定和实施量的增加，道德制度成本与收益相对变化的情况。按照边际成本规律，道 德制度的供给在达到社会需求饱和状态之前，每增加制定和实施一项新的道德制度时， 由于道德规范的体系化及相互支持，其边际成本呈递减趋势。相反，如果超过了饱和状 态，随着道德制度供给的增加，其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在假定不变的道德环境下，在 短期道德制度供给中道德制度的成本、平均成本起初随产量增加而减少，在分别达到最 低点后随产量增加而增加。
2.道德制度的机会成本
所谓道德制度的机会成本，是指人们在对某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选择某种道德制
度从而放弃选择其它道德制度所获得收益和效用。道德制度机会成本的核心是道德制度
的科学合理性问题，即道德制度的实然状态、实然价值与理想状态、应然价值状态的比
较、“善德”与“恶德”的比较。这种比较在道德制度的实践中，则通过全社会的遵守
道德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与违背道德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表现出来。一项合理的道德
制度，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必须是守德收益大于守德成本、守德收益大于违德收益；
反之，如果违德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收益，则此项道德制度不合理。因此，一项合理的
道德制度必须具备两个标准：一是全社会守德的净收益大于零，二是守德收益最大，违
德收益和守德成本最小。
道德制度的机会成本不仅决定道德制度本身的合理与否，而且还决定道德制度的实施
成本和运行效率的高低。在通常情况下，如果违德的机会成本(守德者放弃守德的收益) 高，道德制度则易于实施；反之，如果守德的机会成本(守德者放弃违德的收益)高，则 道德制度难以实施。我国社会中诸如制假贩假、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等败德行为和权钱 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在道德制度建设上存 在缺陷，从而导致守德成本太高，违德成本太低。而违德成本太低会造成违德比守德更 有利可图的不公正社会现象，这一方面会鼓励品德低下者去钻道德制度的空子，另一方 面会诱使因守德而利益受损的善良人们去效仿败德行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滑坡， 降低道德制度的运作效率。
3.道德制度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
所谓道德制度的社会成本是指道德制度运行中全社会的总支出，它由私人成本和外在
成本两部分组成。私人成本是指直接由私人支付、容易为私人计算和考虑的费用。外在
成本是由社会或其他非受益者直接负担，不易被个人所考虑的却最终分摊给个人的费用 。道德制度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产生于两大阶段：一是在道德制度制定阶段。 道德制度制定的过程就是参与道德制度制定者进行多次重复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参与者在自身利益、价值观念等方面均存在多种差异，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所通过 的绝大多数道德制度都不可能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而只能采取“多数同意”的原 则，这必然造成所通过的道德制度通常只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这种 利益的不平衡，意味着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或获得了较少的利益 ，其私人成本大于社会平均成本。二是在道德制度实施阶段。由于绝大多数道德制度都 是在非一致同意的原则下通过的，某种道德制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总是有利于某些特 殊利益集团或某些部门利益，从而使其私人收益大于社会平均收益，或私人实施成本小 于社会平均实施成本，这个差额，即外在成本，则是由社会其他成员来承担。为了提高 道德制度的运作效率，需要降低道德制度的成本。
首先，要树立“成本”意识，崇尚节约理念。道德制度不仅制定过程中存在着总体成
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等，而且在实施、遵守的过
程中也同样存在以上例举的成本。要提高道德制度的运行效率和预期收益，必然要求要 注重对道德制度成本的节约，因为成本降低越多，实际收益越大，道德制度运行的效果 就越好。此外，从资源角度来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能够生产道德制度的资源 数量总是有限的，而当人们把有限资源用于生产道德制度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们放弃 了使用同样数量的资源用于其他方面生产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机会和收益。因此，无论从 道德制度本身，还是从用于生产道德制度的有限资源来看，都应该注重节约，尽可能降 低成本。
其次，依托科技创新，降低生产成本。随着人们拥有社会科学知识增多和技术的不断
进步，人们生产制度的成本也会不断降低。从道德制度来看，科技创新对道德制度生产
成本的降低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科技创新有利于节约对道德制度生产要素的投入
，促使道德制度的生产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道路，提高道德制度的生产质量；二是 科技创新有利于增加道德制度的有效供给，发现现存道德制度的不均衡，克服道德制度 生产与供给的缺陷；三是科技创新有利于提高道德制度制定者、实施者自身的道德素质 和知识水平，消除道德制度生产过程中的“时滞”问题，促进道德制度生产与社会经济 发展的同步协调。
最后，注重配套建设，优化实施环境。道德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降低道德制
度运行成本，完善道德制度运行机制不仅要注重内部因素的配套，而且要注重内部因素
与外部因素的匹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要注重协调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私人成本收
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的相互关系，要在维护集体利益、尊重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个人利 益与集体利益、局部最优化与整体最优化的双赢与均衡，尽量使外部效应内部化，私人 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相一致；二是要注重发挥潜在比较利益，降低道德制度的机会 成本，一方面要使全社会的守德净收益大于零，另一方面要使守德收益最大、违德收益 和守德成本最小，不断加大违德成本，惩治败德行为；三是要注重道德制度与传统习惯
的内在联系，要把道德制度建设与道德宣传教育相结合，把道德制度建设与法律制度建 设相结合，从而使道德制度建设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和整 个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