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主要政党关于意识形态资源建设的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政党论文,启示论文,国外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0］01—0035—05
意识形态是政党用来吸引民众、整合民众力量的一个强大工具。而人们对政党的划分时往往根据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而划分为若干政党类型，如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n—ism）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则被归类为右翼政党，以种族主义或纳粹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政党则被称为是极右冀的政党；相反，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或女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政党被称为是左翼政党，而以社会民主主义或社群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政党则被称为中左或中右型政党。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总是离不开“主义”的。
“资源”是指对人类有用或有价值的所有客体存在的集合，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资源、汲取资源的历史，对政党而言也是如此。而资源固有的特征决定，政党与其它主体一样，也需要面对资源的紧张或短缺、资源过度消耗、资源流失、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资源开发的并发症等问题。因此，政党应该树立资源安全意识，定位资源开发重点。在政党执政资源系统中，意识形态资源是基础性资源之一，这部分资源丰厚程度，直接关系到其它执政资源的获得效果。因此政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获取、巩固，关系到政党合法性地位的维系。
当今世界是政党政治普遍发展的时代。从错综复杂的政党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政党，无论它们具有如何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不能不遵循一些共同的基本规律，因此，对外国政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进行研究，并通过这种深入的科学研究，从政党活动中总结、归纳出带规律性的东西，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将意识形态内部结构适度分离，使其内核转化为民众可接受的政策
意识形态是一个多层次复合的思想观念系统，“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划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在这三要素中，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1]因此，“执政党的政策大都体现着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化。”[2]而“随着社会结构从传统的领域合一向现代的领域分离的转型，意识形态结构也必须实现相应的转型才能获得其现代形式，即实现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的合理分离，使其各归其位，并在各自的领域按自身特点与规律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性。”[3]政党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适度分离，和“巧妙”转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使执政党自身意识形态做到以“不变应万变”，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执政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
第一，保持政党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由于政党的政策是为了解决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种种问题而采取的种种对策，从而给了我们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不浓的感觉，但政党固有的属性决定其意识形态还是要求相对稳定的。比如，“英国保守党把自由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观”[4]；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不断调整，但它们总“希望坚持自己的社会团结和公正的价值理想”[5]“基督教民主党作为政党的一种类型，它必然要有别于其他性质党派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概括起来，基督教民主主义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它们构成其理论和政策的基本框架，那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基督教原则’、‘民主多元主义’和‘欧洲一体化’”[6]。欧洲绿党奉行“生态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是“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面民主化”。民族主义政党，它们往往并不像传统政党那样执著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结合本民族本国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对各种思想主张进行整合、吸收，形成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并在其指导下提出政策主张和开展各方面的实践。特别是相当多的民族主义政党采取宗教策略，强调宗教教义，利用宗教凝聚人心、号召民众。我们知道政党执政的内外环境是经常变动的，那么政党如何能够做到在变动的环境中，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稳定性？而通过政党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适度分离可以有效化解这一矛盾，即政党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外围政策的变化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同时保持自己意识形态内核的稳定性。如，1997年，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以后，就“根据形势的变化，强调要在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不断地对思想理论、纲领政策进行改革与创新，实现思想和方法的现代化，为此提出‘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张。”[7]“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调节资本主义社会和利用市场经济为人服务的方式，强调要捍卫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观。”“社会党强调，当前仍要继承50、60年代留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遗产，要坚持平守、公正、自由、通过集体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个人的发展、进步的意愿等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同时，在当今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势在必行、应用与以往不同的手段，来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服务，实现‘思想和方法的现代化’，使目的和手段达到最佳结果。”[8]
第二，使意识形态更具有柔性化。“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则，具有软约束特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相对于正式规则与体制，意识形态会带来一种‘滞后效应’，使得制度变迁中呈现出意识形态“刚性”，造成执政党在一定时期内应对社会改革、创新理论的灵敏度下降。”[9]特别对于意识形态色彩越浓厚的政党，意识形态刚性的内在逻辑很容易使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缺乏兼容性与灵活性，由此导致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的矛盾，而在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合一的状态下，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冲突就有可能形成，危机便不可避免，但如果对意识形态内部三个层次进行适度分离，并进行“巧妙”转化，通过意识形态外围的变化以弥补意识形态内核柔性的不足，使其意识形态更具有柔性化特点，从而可以使这种矛盾得以化解，危机得以避免。
第三，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内核起到“保护”作用。在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的三个层次中，政策处于意识形态的最外围，因而外界环境对意识形态造成损伤，首先是从意识形态外围的政策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意识形态内部结构层次的适度分离可以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内核起到“保护”作用。在西方政党选举中，竞争的各党互相攻击，以及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批评，这种攻击和批评大都是对执政党政策的攻击和批评，很难伤及政党意识形态的本身。同时通过这种“转化”可以使政党意识形态的内核不至于因为民众对政策的质疑和批评而遭到“牵连”。
最后，笔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政党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适度分离和“巧妙”转化，对于政党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优化效应，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合一而言的。它的确可以从一定意义上使执政党做到以“不变应万变”，但这种效应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毕竟只能在“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优化效应，具体的适应范围还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各个政党的实际情况而言，而不能将其看做是唯一的标准。如果认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变迁，所有的政党只要做到这一点，都可以使自身的意识形态“泰然处之”肯定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西方很多政党为了获得执政地位，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适度的调整，即使这种调整是为了赢得选票、获取执政地位的不得已举措。这也是世界各国政党探索意识形态资源建设途径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二、摆脱传统理论的教条，适时地进行意识形态的创新
如上所述政党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适度分离，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促进意识形态资源的优化，但绝不是唯一途径。各个国家各个政党的情况不一样，政党无视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一味固守自身不合时宜僵化的意识形态肯定是不正确的。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二战后，对时代和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视而不见，思想僵化，陷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自拔，阿领导人霍查主政期间，阿劳共召开过八次常规代表大会，每次开会，霍查在其政治报告中都大谈特谈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危机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经济危机吞噬着世界上每个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道德败坏；局势动荡。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则“没有危机和腐败，只有发展、前进，繁荣、欢乐、团结、革命热潮、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阿劳不仅始终拒绝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而且还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统统视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始终没能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多次丧失发展自己的宝贵机会。特别是阿劳在和苏共、中共断绝关系后，更加不自量力，俨然以“国际共运旗手”、“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和“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大张旗鼓批判南共、苏共、中共、欧洲共产主义等“形形色色修正主义”，大力推行“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和积极输出革命的“全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政策。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周边环境急剧恶化，群众不满情绪爆发。孤家寡人的阿劳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党的领导人惊慌失措，多数中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带头放弃共产党的主张，举起社会党的旗帜。因此，对于政党而言，摆脱传统理论的教条，适时地进行理论创新，对于政党获取与维持执政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典型的例子。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前，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取向——民主社会主义。因为新加坡在英国殖民统治的一百多年中，和平民主思想已经有了基础，再加上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民主传统，使人民行动党存在“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因此人民行动党也于1959年通过大选取得执政地位。人民行动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取得了显著成效。执政以后，人民行动党没有拘泥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教条，而是根据新加坡的国情，对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民族主义改造。“如果说在执政以前，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人主要从理论、也只能从理论上来为人民行动党寻求精神支柱而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执政以后，随着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国情的深入了解和执政的初步实践，发现新加坡具有的社会经济环境与英国截然不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已经不适合新加坡。”[10]人民行动党认为西方价值观在新加坡的不适宜，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拿来”，对其价值观则要有所选择。因此，为了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人民行动党采用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前后的民主主义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执政后，党的指导思想与社会党国际的纲领也越来越远了，这是它1976年被社会党国际除名的根本原因。”[11]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新加坡社会问题开始凸显，中国学者曹云华将其归纳为九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传统式三代同堂家庭已趋解体，青年一代的婚姻观、家庭观、生育观等均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二，遗弃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第三，犯罪率居高不下；第四，离婚率不断增加，婚前性行为和妇女堕胎事件层出不穷；第五，吸毒问题日益严重；第六，改信基督教者日益增加；第七，个人至上，无视社会和国家利益，缺少见义勇为精神；第八，一些新加坡人的形象越来越丑陋：第九，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受严格纪律的约束。[12]因此，为了发挥意识形态凝聚民心的作用，人民行动党又推出了以“共同价值观”为标识的意识形态。“新加坡政府提出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观，不仅对西方文化，而且对东方文化都采取了分析态度。他们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作出一番比较与分析，然后决定从东方文化中吸取什么、舍弃什么，使东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具有符合现代新加坡需要的表现方式。”[13]
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1934年1月通过的《布拉格宣言》说：“新国家中工人阶级任务是利用国家的成就来组成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实现重工业、银行和大庄园的国有化，这不是终点，而仅仅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起点。”。在1946年的汉诺威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也指出：“今天的德国，再也不能容忍私有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剥削手段获取利润和收入，通过资本和地租牟取暴利，现在德国所有制的统治关系，再也不符合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了，这种所有制关系变成了健康发展和进步的严重障碍。”但二战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原有的意识形态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1949—1957年期间，德国社民党在三次大选中均告失败，党员人数逐渐减少，处境十分不妙。为了适应形势、争取选民，社民党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的革新。“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实现一个体现自己理念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个社会里为了赢得选民、结成多数选举联盟又必须做出妥协，他们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于是社会民主党人为追求选票而不得不经常放弃原则为代价，不断地遭受指责；语言和现实之间，实施改革的具体理想与总体理想之间，具体政策与谨慎的实用主义之间等，总存在着鸿沟。把理想付诸实施必然会不断地被指责背叛自己的理想，然而要启动持续久远的变化和改革就必须有这种转化过程。”[14]经过激烈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11月特别党代会上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即《哥德斯堡纲领》。社民党通过制定《哥德斯堡纲领》，实现了意识形态的转折。纲领不再提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等等，公开宣称社民党追求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和团结”，“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根植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它不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从而摆脱了长期的精神枷锁，扭转了社民党的思想路线，显示了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社民党的转折政策受到了德国社会的广泛欢迎。“1960年，大批新人加入社民党，新入党的党员中，工人占55.7％，职员和公务员占31.2％；到1969年，前者下降到39％，而后者则上升到33.6％；1972年时，工人所占的比例又跃到34％，大学生竟占了15.9％，中间阶层开始涌入社会党。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于1966年改变了联邦德国建国后17年的在野党地位，与基民盟一基社盟组成大联合政府；1969年以42.7％的高得票率，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开始了长达13年的执政时期。”[15]“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则说：‘自1959年哥德斯堡代表大会起，社会民主党再也不是依赖某种理论观点的旧式政党了，经验和智慧教导说，为了发挥智慧，确定我们的重要目标，考虑我们未来面临的任务，只有抛弃这种体系和教条，才能够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16]由此可见，执政党根据国内外情况变化，摆脱传统理论的教条，适时地进行意识形态创新是对于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升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三、突破政党意识形态只代表“部分”的局限性，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
“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一套思想和主张，或者其思想和主张与别的政党完全相同，没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定位，那么它必然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它的生存和发展就要遇到困难。”[17]但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又存在相当的特殊性。因为执政党既然掌握了公共权力，他就占据了公众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主渠道，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就不能完全只是代表“部分”。它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处理实质上代表部分与形式上代表社会的关系，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要求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较大的包容性。
尤其是二战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产阶级的出现，打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主宰社会的格局。在拥有少数生产资料和资本、从事轻微剥削的传统中间阶层走向没落的同时，由于知识分子数量上的大量增加、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一系列高科技部门的建立以及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发展，不拥有生产资料资本、靠出卖脑力劳动谋生的新中间阶层异军突起，他们人数大量增加，影响不断扩大，社会地位迅速上升。“新中间阶层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英国1979年为12.8％，法国1977年为10.9％，德国1976年为9.0％。由传统中间阶层和新中阶层构成的现代欧洲中间阶层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英国1979年为19.0％，法国1977年为25.2％，德国1976年为21.0％。欧盟15国1990年为30.8％。”[18]
同时，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不仅对政党的选民结构造成影响，它对党员队伍的影响远远超过对选民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民主党以及丹麦社会民主党是这一趋势的典型。“在195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52％的党员是工人出身，23％是雇员和行政人员，但到了1966年，工人的比例下降到49％，1977年下降到37％，1991年和1996年分别下降到34％和35％；而白领阶层则从1952年的23％增加到1966年的42％，1977年的45％，1991年和1996年分别增加到49％和60％。”[19]奥地利的情况也相似，50年代和60年代奥地利民主党的主体是工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大量的中产阶级开始涌入党内，并逐步在党内占主导地位。“1955年、1970年、1978年以及1991年，它们分别为31％、38％、44％和54％。”[20]丹麦社会民主党内中产阶级的比例也从“1971年的22％上升到1990年的58％。”[21]
由此可见，中间阶级的发展壮大，不仅导致选民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导致政党党员队伍结构的变化，再加之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兴起，它导致新价值的政治表述，即环境主义和女权主义，因此，政党无论是从争取选票的角度考虑，还是自身党组织的发展角度考虑，都要求它们必须扩大自身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从而使政党，在保证不失去原有基本支持者的条件下，总是尽可能广泛地顾及中间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尽可能地寻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妥协和调和。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也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政党意识形态的兼容化”，但不管是“中间化”也好，“兼容化”也好，这都是政党为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的必要之举。如西欧社会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走“第三条道路”。西欧的保守党——欧洲人民党也提出“欧洲的未来在中间”的口号。在发展中国家，拉美许多执政党近年来都注意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纷纷开启了与反对党对话的大门。在对政党的定位上，西方主流政党近来日益淡化其阶级政党的属性，提出要“摈弃阶级政治”，如德国基民党将自己界定为“中间大众党”，德国社民党、瑞典社民党、英国工党均自称是“人民党”或“全民党”。在美国也发生着类似的情况，美国两党内部都对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很强的实用性，在以自由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民主党内可以找到保守派（主要是南方的民主党）和温和派；而在以保守派占据多数的共和党内也存在着自由派（主要是东北部的共和党）和温和派。民主党内的保守派加盟共和党，而共和党内的自由派则加盟民主党，但两党仍然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最大整合器。两党对极端派的吸收使极端派在美国政坛上成不了大气候，1946年的戈德华特、1972年的麦戈文的惨败，证明了极端派是上不了台的，也证明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的重要性。
四、注重发挥意识形态载体的功能，增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大众传媒这一社会“公器”从来就是各种社会力量角逐的目标，政党也不例外地来参与争夺，有利的媒体报道有助于提高一个政党的声誉和它在公众中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其意识形态在社会民众中的散布。其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第二，信息和互联技术所应运而生的各种网络功能，如论坛、虚拟社区（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MSN、QQ等交往聊天工具等；第三，以web2.0为首的新媒体，比如，博客（Blog）、播客（Pod Cast）、等。
媒体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可能是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媒体可以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或者曝光政党领导人的腐败行为，进而对政党的意识形态带来冲击。同时，网络的发展，人们接受信息量不断增多，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从而也对政党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也给政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带来难度。但政党并不会被动地跟随在媒体的后面，相反，政党会采取各种积极手段去控制、影响媒体，通过对意识形态载体来加强意识形态资源，从而影响公众舆论，散布自身的意识形态，感染受众，寻求认同，建立力量基础。
一方面政党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载体加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从而使大众传媒为自己服务。这方面，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即使在西方那些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中，也有不少国家把整个媒体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例如希腊，1975年宪法规定，任何个人、社会团体及公司不得建立广播、电视发射站。所有的广播电视都属国有，国家广播和电视组织全权管理。执政党发生交替时，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员也往往同时要更换。”[22]当然，在很多国家媒体有较大的独立性，但这些媒体和政党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总体而言，在西方国家，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大众媒介都一方面与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自己的党派倾向。”[23]例如在美国，新闻媒体都是私营部门，国家通过政策手段体现对媒体的控制。在荷兰、瑞典，新闻自由很早就成为宪法规定的重要内容，但各种大众媒介都带有强烈的党派性。在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都有自己的机关报或杂志，并有自己相应的发行渠道。在英国较大的报刊一般也都有自己政党派别倾向。如《每日电讯报》、《每日太阳报》有保守主义倾向；《每日镜报》是工党的支持者；《卫报》、《独立报》等一般保持中立。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一般持有保守主义立场，具有右冀倾向，所发表的文章也具有一定的党派倾向。
另一方面，现代政党也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新媒体来扩大政党的影响，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世界上许多政党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上台执政或者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在重视对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体控制的基础上，纷纷通过多种形式登陆网络，大量建立政党自己的独立特色网站，以图在互联网上拥有一席之地，这种趋势已成为现代政党联系选民和推行宣传自己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据统计，自1994年美国国会选举时政党建立了第一个网站起，到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1250个政党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单在欧洲和北美洲，平均每个国家就有大约40个政党有自己的网站。”[24]
比较典型的做法有三类：一是建立综合性政党网站。比如法国社会党创建的涵盖全国所有省委和支部的社会党人共享的网站，使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及时全面地了解党的政策和行动。二是建立专业性政党网站。比如德国社民党开辟青年网站，将青年感兴趣的体育、音乐和娱乐等信息同党的政治理念、思想主张结合在一起，进行网络上的“捆绑式销售”。三是建立个人网站、网页或各具风格的博客（Blog，即网络日记）。比如，“2005年英国大选时，布莱尔每周都会在工党的网站上发表一篇竞选活动日志与英国选民进行直接的沟通。2006年1月，英国《太阳报》为首相布莱尔开通了播客节目，播客就是声音版的博客，布莱尔因此成为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播客首相。”[25]
现代政党与政府通过现代传媒向民众发布并传播自己所生产和掌握的各种思想，希望民众在了解和认知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与自己的主张相一致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特别是集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网络传媒，不仅能避免理论的空洞说教，又能增强宣传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召力。这样在大众传媒的单项灌输和循环播放的模式下，且不论选民的独立思维能力被侵蚀掉了多少，但从政党意识形态资源建设角度来说，这种政治信息的宽范围、不间断地的传播过程以及主导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根植，进而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恰恰正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政党意识形态不断传播的过程，这对维系政党的形象、促进政党意识形态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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