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经世匡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林则徐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号少穆，晚年又号竢邨老人。出身于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期，在父亲林宾日和宗前辈林希文的教育和影响下，形成“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思想作风。嘉庆三年（1798年），考中秀才，入鳌峰书院学习。在主持书院的山长郑光第的引导下，开始研读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经史典籍。儒、法、道、佛，兼收并蓄。使他有机会涉猎我国封建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对我国历代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如范仲淹、李纲、岳飞、文天祥、于谦等，怀着钦佩的心情。20岁中举后，因为家贫，只得于福州附近县衙里充当文案。张师诚（兰渚）抚闽，招入幕府，相从四五年，在这位老成练达而又精通典案的前辈热心指点下，使其对经世之学的追求，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举进士入翰林院，由编修一直做到督抚。40年间，“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1]。其足迹所及，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从中原腹地到西南边疆，所经“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2]，建树累累，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在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华民族面临沦为半殖民地深渊的严重关头，他挺身而出，知难而进，坚决实行禁烟，并发动人民群众抵抗外国武装侵略，维护了民族尊严和主权，捍卫了祖国的领土，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族英雄。为了国家富强，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思想情操、工作作风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而有用的遗产，值得我们努力发掘、继承和弘扬。
林则徐一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其出仕后所表现的经世大才和雄伟气魄，是与他的家庭和青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他善于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同时又善于从外来文化中吸取思想营养相系攸关的。
（一）
中国的伦理标准是以孝为百行之先，中国人一向主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以为能孝于亲者才能忠于国。林则徐的孝友天性是值得一谈的。他在童年时期的孝行，为远近故老所称道。出仕后，他的孝行更从许多文件中显现无遗。道光元年（1821年），他在杭嘉湖道任上，因离闽已七八年，思念在籍的父母，无时或已，常把这蕴结心底的情绪流露于诗句中。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8年）在前往云南主持乡试途中，曾经作两首诗给他的副考官吴慈鹤（巢松），明确地表达了他拟返里侍奉双亲的强烈愿望。其中一首云：“为听春晖寸草吟，南陔我正切归心；入林敢道招稽阮，游岳何期得向禽。梦引莼鲈吴下舫，情移山水海东琴，被他衮衮诸公笑，两筒闲云懒作霖”[3]。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渴望退隐山林，侍养父母的心情。正在此时，他被任为杭嘉湖道，任所就在杭州。他当时喜出望外地接受这一职位，不仅因为职位本身的重要，而更基于新任所最近家乡，便于迎养父母。到任后，即派人回籍迎接双亲，父惮远行，愿在乡与老友为真率之会，不赴。继又派人回里请父母于次年灯节后就道。后仅母陈太夫人到任所就养。林则徐在此期间，虽得辰夕亲近母亲的慈晖，但仍时刻怀念故乡的老父，心情仍然感到沉重。正当他依依于白云回望的惆怅心境中，突于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二十四日，接到老父病重的消息，不禁惊愁交并，心灼如焚，惟求速归，不暇他顾。他再三请见帅承瀛巡抚，呜咽乞归。帅巡抚感于他的孝思至诚，准予告病辞官。他归心似箭，辰时交还官印，午刻便扶母携妻上船兼程驰归。那时，郑夫人怀孕已经足月，中途于秋日在衢州府生下了次女普晴（字敬纫，就是后来的沈葆桢夫人）。回到福州，老父已经病愈。他本想弃官之后，不再出仕。后在慈父的敦促下，且以“家无担石之储”[4]，“居乡无以为生，安坐无以为养，弃官亦复觅馆，究非本心所安，就馆而仍离家，又与居官奚择”[5]。在不得已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于次年3月怀着惆怅的心情离闽北上。临行前，他曾用诗句表达当时的心情：“惆怅衡门心事违，饥驱犹未答春晖；买山无计仍从仕，负米难言愧暂归！每侍高堂恋明镜，苦将慈线劝征衣。登楼倍触临歧感，慙（即惭）对诗人束广微”[6]。
道光四年（1824年）润七月，林则徐丁母忧回籍守制。同年十二月，江南高家堰十三堡决口，洪泽湖水外注，江阴、宝应、高邮、甘泉、江都五州县及下游之泰州、兴化、盐城等处均被水淹，漕运被阻，清廷之为震动。道光帝复下特旨，命其“夺情”，赶赴南海督修堤工。他原以守制为辞，但他的父亲说：“三年之丧，定制不得服官者，谓夫章服之荣，优养之厚，皆人子之心所不安，而情所不顺，故曰：‘夺情’。若国家有急切劳苦之事，责以致力，非若任官授职有利禄之可图。此而不往，则是畏难诡避，不得为忠，即安得为孝！但以素服往，自合于古人墨经从事之义，心迹不已皎然者乎”[7]！在父交的谆谕下，乃应诏前往高家堰，素服催工。半年后堤工完竣，他以“疟疾大作”，奏准返回福州养病，继续守制丁内艰。不久，道光帝又降旨命他以三品衔署理两淮盐政，这在当时是一个优差，但他恳辞说：“惟念则徐居忧未届再期，前此奉旨催办河工，幸准呈明以素服从事。此次署理盐政，系有职任，非催工可比，若不易服，则与官常仪注不符，若遽易服，更与守制定期相悖……”[8]，辞未赴任。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三月十六日，守孝三年即将届满，才带着眷属，启程进京。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9]。这是中国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也就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对此，林则徐是躬身实践了的，他不但“笃于亲”，而且确实做到“故旧不遗”。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称：“……千里之外，旧交故吏，虽历久，辄询其处境之枯菀，有不待请而拯掖者，有当困扈而远为湔削者，皆喜过望，感之次骨”。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亦称：“……自奉俭，而资助族戚，岁必数千金……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读书者，约期治膳集而课之，日亲社”。
在林则徐的立身处世之道中，除了上面所说的“孝”以外，还有一个“诚”字。《大学》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林则徐一生，对家庭、对朋友，无处不诚，而对国家、对人民，更是无所不用其诚。李元度说他“待人以恕，接人以诚，人咸乐为之用；与人言，必令反覆详尽，得达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10]。金安清说他“……周旋朋旧，睦敦戚党，必诚必信”[11]。林则徐的格物致知和诚意修身的工夫，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林则徐为学和治事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他谦逊和勤勉两种美德上。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中说：“公交寅僚，能推功让能，虽自守以正，而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贤智先人，遇政事宛转商榷，惟善是从，无隐情，无成见”。另据林家先辈讲述：林则徐每官一地，必尽多延见各层属员及当地绅耆和绩学之士，详细向他们探询当地各种情事；在对谈当中，幕后就有人将主客的对话详细笔录下来。他随把录下的材料加以整理，分析和判断每一个报告的真伪，又将多方面搜集来的那些材料不断披阅，不断补充。这种博采舆情，集思广益的作法，使他对当地每一事情，无不纤细毕知，而据以采取的措施，也无不恰到好处。他对人对事都采取谦逊的态度。他自幼勤学，早岁即以勤奋奠定了文章和学识的基础。举例来说，他的书法颇为著名，这完全是他勤习出来的。他每天必抄写金刚经以自课，就在旅行中也不间断，乃称之为“行舆日课”。在从政期间，他更加发挥了勤敏的习惯，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亲自撰拟奏稿；做了督抚后，仍亲审案。正如李元度在《林文忠公事略》中所说：“在官，事无巨细必躬亲；家居，必熟访民间利病，问诸当道”。正是由于他把谦逊和勤敏“贯彻于事之始终”，才使他一生所办各种不同的事业，无不留下彪炳的功绩。
（二）
林则徐所处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已经从“全盛”和“黄金时代”走下坡路。封建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暴露，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林则徐出仕以后，官宦所至，对各地“民生疾苦”，认真访察和办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他先后赴赣、滇充任考官。沿途所经，叠遇旱涝，面对满目疮痍，对劳苦终日而不得温饱的下层群众，发出了“嗟尔生涯剧可怜”的同情之声。他从“民惟邦本”的理论出发，明确指出必须“厚培民气”，才能医治疮痍，使“闾闫苏”[12]。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他在浙江修海塘，兴水利，整顿吏治，卓有成效。道光三年（1823年），他被调任江苏按察使，面对水灾异常严重，吏治极端败坏，灾民“汹汹将变”的严重局势，毅然肩负起“通省灾赈”的重任，并把整顿吏治和救灾兴利结合进行，于是“民颂大起”[13]。道光皇帝也称赞他“办事亦好”，嘱其“勉为良医”[14]。此后他日益成为清朝上下所共同倚重的人物，奔驰大江南北，“凡民生疾苦，吏治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一时贤名满天下”[16]。他面对天灾人祸交织，内外危机并发的严重局势，一再“为民请命”。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一月，任江苏巡抚时，以太仓等地灾情严重，竟不顾上报秋灾不得超过九月的定例，上奏请缓新赋。恰在此时，接到军机处递来道光皇帝的谕旨，其中训斥说：“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又说：“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不堪下吏私充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17]。缓征漕赋已经没有获准的希望。他驻节苏州，眼看人民奇苦和大局严重，认为非坚请缓征不可，两江总督陶澍踌躇不决。最后他决心单衔上奏，并一再向陶澍表示，“倘有应得处分，侍当独任”[18]。于是奋不顾身，单衔附片上奏，全文约三千言，宛转详尽，几于声泪俱下，奏摺中沥陈了他不得不违旨恳求缓征的理由，语语出于至诚，他为民力争说：“窃维尽耿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本年漕务自须极力督办，而睹此景象，时时恐滋事端”[19]。这篇赤诚的奏疏感动了素来爱财如命的道光帝，终于使他收回成命，而批准了缓征苏松等地钱粮的请求。“小民闻之，皆嗟叹聚泣，庆更生”[20]。
以上表明，林则徐重民思想的确立，是他坚持“民惟邦本”，以求达到“本固邦宁”的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民本学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唐太宗的载舟覆舟说，乾隆的“自古致治以善民为本”说，都是这一思想的发挥。林则徐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光辉思想，并在仕宦中予以贯彻施行，与历代那些奉行“民惟邦本”的有远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民本主义，本质是一致的。
（三）
林则徐为政清勤与为官廉洁的作风，也体现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道光三年（1823年），他任江苏按察使，驻在苏州。到任后，振扬风纪，澄清吏治，“申理淹滞，搏击豪强，风采卓著”[21]，民颂之曰“林青天”。《清史列传·林则徐传》则称他“治狱严明”。当时江苏水灾严重，他在赈灾工作中，常能惠及小民，“活老弱无算”。尤值得一提的是，在救灾中，他提倡乐赈，自己率先捐廉，官绅纷纷响应。道光十年（1830年），他调任湖北布政使，自京来湖北履任，才入鄂境，即由襄阳发出《由襄阳赴省传牌》，宣布沿途一切自理，不接受所属官员致送酒食及远道迎送，充分表现其清风亮节。到达省城后，又发布整顿积弊的文告、饬札，其中《定期放告颁发状式告示》，即是简化诉讼手续，制止讼师播弄是非，便于百姓申诉的文告。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正当林则徐以江宁布政使督办江北各地灾赈工作时，又奉命升任河东河道总督。河工赈恤历来是封建官吏借以贪赃舞弊、中饱私囊的肥差，为一般官吏所特别垂涎。但林则徐屡次督办河工，总是不辞辛劳，亲自设计，亲自勘查，在督修堤工时，虽“工长万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与僚佐孜孜讲画无倦容，雨后徒步泥泞中”[22]。对于河工积弊，则本着“官先事，士先志”的古训，首先破除情面和不避嫌怨。林则徐清廉明察的声望本已远近闻名，此次就任河道总督，河东官员“闻公至，皆悚励，惧旦夕严劾。公独先以诚信许其涤旧染，勉自新，老成之士，朝夕谘访……风气为之一变”[23]。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升任江苏巡抚，连任此职五年，中间曾两次署理两江总督。江苏虽是风俗和美，文质彬彬的大省，但又是秕政多端而事事棘手的地区，当时又遇到水旱频仍，民生困苦的情景。林则徐在任职期间，始终特别辛劳，孜孜求治，常“昧爽视事，夜过半方息，数年如一日焉”[24]。他以“事事体乎民情出之”[25]为治吴基本方针，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了最优的政绩，其中包括吏治、赈灾、漕务、水利等等。
林则徐廉政的另一方面则在考察吏治上，因为吏治的良腐关系国计民生至巨。所以他在一篇奏摺中说：“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为最极”[26]。因此，他对于考察属吏特别用心而认真。他考绩的要旨，第一，先求“自察”，即今天所说的“自律”，从领导做起，以上带下；第二，“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即今日所说的实事求是；第三，“出具切实考语”；最后，亲自“手缮清单”。对人事考核如此认真，不仅在封建官员中是少见的，即使今天在考察使用干部中仍有继承价值。对于举劾属员，“所荐，皆以才德致通显，为时名臣。而无一人贻物议。其所摈斥，皆没齿无怨词，虽受劾之戚族亦服为至公”[27]。总观上述，林则徐的种种事功，无一不显示其经世匡时，勤政爱民的优良作风，而这些作风，与我国儒家所提倡的仁爱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四）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忠于祖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历史发展到了近代，由于殖民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的传统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反侵略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产生过大量的爱国英雄人物，林则徐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道光十八年(1838年），当鸦片之害久禁不绝，而朝野之间议论纷纷之际，他“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擣”，挺身而出，尖锐地向道光帝指出：鸦片之禁，不仅事关有无“御敌之兵”和“充饷之银”，而且事关生民保障，“岂宜借寇资盗，不亟为计”[29]？当他接受钦差受命使粤之际，投降派穆彰阿、琦善就威胁他“无启边衅”，“有识者已为文忠危”[30]。但他决心“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毅然命驾启行。他在赴任途中路经南昌，有诗赠江西学使吴其浚，表达自己力挽颓波，成算在胸的襟怀：“眼看时事息肩难，欲换颓波酌猛宽，集议休教同筑室，领军何必竟登坛（余此行有讹传为出师者，故云）。苍生果自防枭毒，丹笔奚劳触豸冠，凭仗儒宗主风教，请纡筹策逮粗官”[31]。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他一到广州，便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惩办吸毒贩毒罪犯，收缴烟土烟枪，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他严正地指出外国鸦片贩子向中国走私鸦片是“谋财害命”。勒令他们将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出，并填写英、汉两种文字的合同甘结，向中国政府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32]。还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33]，表示了禁烟的坚定决心。道光皇帝看了这份谕贴后，称赞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34]。他的幕府盛赞这种先期“檄谕外夷”的措施为“一檄贤于十万师”[35]。在林则徐和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下，英美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近二万箱，共计237万多斤。[36]同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他在虎门亲自主持销毁鸦片的工作，由于鸦片数量巨大，销烟工作一直进行到25日。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决性，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与此同时，林则徐也注意到英国侵略者不会甘心失败，可能会发动武装侵略，因此他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进行反侵略的各种准备，他向前来参观的外国人庄严宣告：“我们不怕战争”[37]！果然不出所料，这年8月，英国决定出兵侵华。由于林则徐积极备战和发动群众，在穿鼻和官俑等海战中，屡次挫败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英国侵华舰队宣布封锁广州，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林则徐命令沿海官兵，森严壁垒，严阵以待；并发出告示，“许以人人持刀痛杀”[38]。英军见广东沿海防守严密，无隙可乘，遂按照英国政府指示；暂时放弃一举侵占广州的企图，以主力北上。为了粉碎英军封锁，林则徐坐镇虎门，并与关天培亲往沙角海口督战，在矾石洋击伤英舰一艘，给英军以重创。在他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期间，英国对广东沿海的侵略始终未能得逞。林则徐领导的广东抗英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的嚣张气焰，保卫了祖国的神圣海疆。
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思想的确立和形成，除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他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从中国历史上看，每当外族入侵时，清官和忠臣一般都成为抵抗派的代表，岳飞、于谦就是显著的例子。林则徐对古代那些系国家安危于一身的忠臣义士一向怀着仰慕向往的心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他在赴云南充任乡试正考官的途中曾访查有关张骞、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遗迹，并在谒汤阴岳武庙后作怀古诗一首，“不为君主忌两宫，权臣敢挠将臣功。黄龙未钦心徒赤，白马难遮血已红。尺土临安高枕计，大军河朔撼山空。灵旗故土归来后，祠墓犹严草木风”[39]。一方面对岳飞表示钦敬，一方面又对南宋的偏安和抗金事业未能成功表示遗憾。道光七年（1827年），在署陕藩任时，曾访古赋诗，对古代杰出政治家民族英雄张良、诸葛亮和文天祥等人表达了仰慕的心情，而对诸葛亮尤倍加赞叹，他写道：“大星虽陨大名留，一线皇纲诩汉刘，抱膝几人知管乐，鞠躬终古匹伊周。波寒沔水居民泪，月黑祁山放垒秋，归骨定军军莫定，墓门深锁阵云愁”[40]。他盛赞岳飞、于谦“纯忠伟伐……同昭天壤，千古以两少保称”，强调应当重视发扬于谦“尚友信国（文天祥），进而尚友岳忠武”这种代代相承的爱国主义传统[41]。直到晚年，他还勉励后人学习当年坚决抵抗西夏入侵的爱国政治家范仲淹，将“平夷”之策“大用于世”[42]。可见林则徐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的形成并非偶然，是与其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分不开的。
（五）
林则徐夙以天下事为己任，不计个人祸福成败。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他受命钦差，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烟毒。临行前，他向座师沈维
（鼎甫）辞行时，慨然表示“苟利社稷，不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43]。当清朝统治者慑于侵略者的船坚炮利，而把侵略者的肆虐迁怒于他时，他仍然以“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为信念[44]。在广州待罪期间，仍坚持反侵略立场，具摺力陈：“鸦片烟之害如洪水猛兽，虽尧舜在上，不能不为驱除，大圣人执法惩奸，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断无有以鸦片烟为不必禁之理，请褫职赴定海军营效力，以必剿为期”[45]。道光二十一年（1814年）五月，他奉到遣戍命令，七月，因总理河务大学士王鼎的推荐，奉命在扬州折回东河效力“赎罪”。于八月十六日到达开封，亲驻祥符六堡河上，“追随星使，朝夕筑坝”[46]，以至“奔驰成疾，既发鼻衄，又患脾泄，两症相反，医药极难”[47]。但即使在此时，仍密切注视东南战局的变化，积极筹谋“出奇制胜之方”。他深知自己的处境，“此时宜极守如瓶之戒”，但事关国家命运，“转思……究不可自匿”。因而从1841年秋到1842年春离开工地前，他一再向抵抗派友人宣传“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指出当局“徒守于陆，不与水战”的战略错误；他还致书两江总督牛鉴“力陈船炮水军之不可已”[48]。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初六日，当林则徐把久病的妻子交托友人照料之后，自己带着三子聪彝、四子拱枢离开西安古城时，曾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千古名句[49]，抱着把生死祸福置之度外的浩荡襟怀，踏上了远戍的途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露了自己忧心国事的情怀：“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燎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闻不见？……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50]！同年秋，在《致马辅相书》中说：“回念东南军务，寝食难安”！当他策马出嘉峪关后，更感慨万千地说：“一骑绕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51]，忧国忧时的一片丹心，跃然纸上。同年十二月十九日；适逢东坡诞辰纪念日，他与邓廷桢、文一飞等邀集诸同人，举行一次“伊江未有之创举”的纪念会。并当场赋诗，诗中引述了苏东坡的“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之句后吟道：“要荒天遣作箕子，此说足壮羁臣羁”[52]，表示要追踪前贤，虽在穷荒绝域，也要不忘国家和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事实证明，林则徐在新疆的三年里，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如开垦南北疆，推广坎井、纺纱车，兴修水利，加强民族团结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他专函向兵部职方司主政陈弼夫表示自己“滞留绝塞，无可告慰关垂，惟……中原之事，未敢忘怀”[53]。同月，在致李星沅信中说：“东南事局，口不敢宣，而固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54]。即使晚年退隐还乡，他还是身在江湖，心存君国。恰值那时福州省城胜地乌石山上积翠寺、神光寺为英人逞强占用，群情愤愤而无可如何。他回到福州后，认为英人依约只能在城外居留，而不得居住城内，霸占胜地。亲自出面亲领当地士绅力向英人抗争，迫使英人屈服，退出城外。此事充分显示了他切志攘外的浩然正气。我们从诗文中可以看到林则徐无时无地不以国家社稷为念，一旦触及国家民族命运，他就肝胆欲裂，蒿目焦心！林则徐忧国忧时的忠爱思想，与诸葛亮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文天祥的“殉国忘身，舍生取义”，于谦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思想情操，如出一辙，实无二致。
尤值一提的是，林则徐在蒙冤受屈的谪居期间，除不忘东南海防，抵御英国侵略外，还注意到要加强西北边防的问题。他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55]！他的这一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根据当时俄国的现实情况有的放矢。他在到伊犁后，与日益强大且力求东渐的俄罗斯接触，当时这一陆上强敌已由黑海沿里河南侵游牧各回部，与中国壤地相接，我国西部边陲如塔城、伊犁、喀什噶尔等地，开始承受西来的压力。可是边陲历任大员并未认请这一现实。林则徐慧眼独具，洞烛机先，他到伊犁后，就开始搜集资料，于一年后，写成《俄罗斯国纪要》一书[56]，提示俄罗斯的真貌，大声呼唤起国人的注意。他根据新疆地广人稀，粮产不丰的实际情况，认为御边之策，首在开垦殖边，在开明阿就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时，提醒他不要为“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要积极备边，未雨绸缪。他在谪戌期间致力于新疆的垦殖工作，就是为开发新疆、巩固西北边防的一个有远见的做法。日后的事实证明了林则徐这一预见是正确的。他的公忠谋国思想是始终如一，无所不在的。
（六）
近代的资本主义入侵，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传入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输入了新的文化。坚持“自强不息”的思想传统，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成就，同时发扬固有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唯一出路。林则徐以经世匡时为己任，对于传统文化，既善于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良部分，同时又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他不同于当时一般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的封建统治者的主要方面。林则徐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57]，大胆地把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运用于探求外来先进文化的实践之中。他一到广州，即选择熟悉外情的人才，组织翻译班子，有计划地搜集和翻译外国书报，“借以采访夷情”[58]。他让人把英人主办的《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翻译过来，称为《澳门新闻纸》。并将其中有关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方面的译文编辑成《澳门月报》，有些还附在奏折里，进呈道光帝“省览”。为了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他又组织力量翻译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一书，后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以此书为蓝本著成的。为了对外斗争的需要，又选择了瑞士人滑达尔所著《各国律例》一书，以了解各国的法律制度。另外，还译编了英国人著的《华事夷言》，以了解外人对华评论。为了改进军事技术，他又组织翻译了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他还能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向外国人询访外情。如他曾向英国医生喜尔等人询问英国、土耳其的情况，并请喜尔等看他给英国女王照会的草稿，据以修改“所发现的一切错误”[59]。通过不断搜集、积累、研究有关外国资料，使他了解到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富强现象，对其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和军事科学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林则徐的这种革新引进开放思想，对当时的反侵略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综观林则徐的一生，可称得是中国文化之人格化。在鸦片战争时期，在传统精神的发扬下，坚持去毒抗暴，百折不回，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一向具有的大智大勇，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尽了极大的贡献。而在他身上呈现的孝友齐家、忠贞报国，待人接物，以信以诚，忧国爱民，以身任咎，奉公不牟利，尽瘁不热中，临难不退缩，受屈不怨尤，忠君而不媚外，维护清朝统治，又坚持民族气节，都显示其完整的人格和浩然正气，堪称中华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典范。他的道德情操与民族气节，即使在当今提倡的中华民族文化中，亦可供我们以借鉴和发扬光大。林则徐不愧是一位划时代的杰出人物，他的名字，将昭重蕳册，永远值得后人崇敬和敬仰。
本文写作中参考陈胜粦教授著《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一文，以及杨国桢教授著《林则徐传》等。
注释：
[1]林则徐晚年所刻“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侯官林则徐少穆书画印”。
[2]左宗棠：《林文忠公政书序》。
[3]《云左山房诗钞》卷一《与巢松前辈为归田之约，诗以坚之》。
[4]《云左山房诗钞》卷二《先考行状》。
[5]《云左山房诗钞》卷四《上蒋励堂制府书》。
[6]《云左山房诗钞》卷二《题陈慕甫前辈遂初楼》。
[7]《云左山房诗钞》卷二《先考行状》。
[8]《云左山房诗钞》卷四《辞两淮盐政呈》。
[9]《论语·泰伯篇》。
[10]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
[11]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12]《云左山房诗钞》卷一《沅两君歌》。
[13]同[11]。
[14]《林则徐集·日记》第111页。
[15]同[11]。
[16]同[11]。
[17]《林则徐集·奏稿》上册，《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欠收情形片》。
[18]《云左山房诗钞》卷四《答陶云汀宫保书》及《再答陶宫保书》。
[19]同[17]。
[20]同[11]。
[21]同[11]。
[22]林聪彝《林文忠公年谱》草稿。
[23]同[11]。
[24]同[11]。
[25]《三吴同官录序》。
[26]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三《覆奏查办灾赈情形摺》。
[27]同[11]。
[28]《林则徐集·奏稿》中，第571页。
[29]同上书，第598—601页。
[30]《鸦片战争》资料（一），第336页。
[31]《云左山房诗钞》卷五。
[32]《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信及录》第23页。
[33]同上书。
[34]《东华续录》道光三九。
[35]《通艺阁诗三录》卷六。
[3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未》卷七第18—20页。
[37]《中国丛报》1839年9月号。
[38]林则徐：《英夷鸱张安民告示》。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7页。
[39]《云左山房诗钞》卷一。
[40]《云左山房诗钞》卷三。
[41]《云左山房诗钞》卷一，《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
[42]林则徐：《致林芗谿书》（道光三十秋于福州）。
[43]缪荃荪纂《续碑传集》卷二四。
[44]《林则徐集·奏稿十》（中）。
[45]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46]林则徐《夏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47]林则徐：《答张仲甫书》（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于伊犁）。
[48]林则徐《夏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49]《云左山房诗钞》卷六《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
[50]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壬寅仲秋上浣于兰州旅次）。
[51]《云左山房诗钞》卷七《出嘉峪关感赋》。
[52]《云左山房诗钞》卷七《林则徐集·日记》第442页。
[53]《林则徐书札》：《致陈弼夫函》。
[54]林则徐致李星沅手迹，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55]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林文忠公事略》。
[56]《清史》卷一百四十七《艺文志》二。
[5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1页。
[58]《林则徐书简》第44页。
[59]《鸦片战争》资料（五），第321—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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