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政治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国际政治理论之争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不同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争论基本上构成了国际政治作为一个学 科(“国际政治学”本身作为一个学科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但事实上有些人仍不认为它 是一个“科学”的学科)的发展坐标。从1930年代末卡尔首先挑起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之争后(注：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Crisis 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1939.) ，以华尔兹为奠基人的新现实主义又对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注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9.)。而几乎在同时，基欧汉和奈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出的新自由主义又 向新现实主义(以及广义上的现实主义)发起了攻击(注：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M.A.:Little and Brown,1977.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Robert Axelord and Robert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WP,vol.38,no.1(October 1985),pp.226—254.)。进入1990年代，特别 是冷战结束后，一批对结构水平的理论不满，因而致力于发展国家外交政策的学者(多 半是现实主义者)又提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 realism,法利德·扎卡利亚称 为“国家中心现实主义”，state-centric realism)，试图填补国际结构和国家外交政 策之间的缺环(missing link)(注：这方面的综述，见Gide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P,vol.50(October 1998),pp.144—172。 )。而同时，以温特为代表的，建立在社会理论和批判理论基础上的建构主义也逐渐成 为一种主流理论(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391—425;Soci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一时间，国际政治学界硝烟弥漫。(注：有关这些争论的文集，见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N.Y.: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86,pp.323—345;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在这些争论的背后，一个极其重要、但却往往未曾明确的问题是，尽管学者们认为， 捍卫他们所认同的理论主要是为了证明它们比其他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历史(也许还有现 实)，因此是一个更好的理论，但许多学者一个心照未宣的目标乃是争夺指导国家未来 外交政策的地位(国家的决策者是否认可他们所代表的理论的指导权暂且不说)。在他们 的逻辑背后，存在这样一个假设：一种能更好地解释历史的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一种 能够更好地指导国家现行和未来外交政策的理论。这和中国“以史为鉴”的思想是相似 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国际政治理论都不是纯粹为了解析历史或者现在，而是为了指导现 在的政策以塑造未来。从这一点来说，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都是建构主义者(Everybody is a constructivist.)：他们希望国家(特别是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领导 人能够采纳他们提供的对历史(特别是“历史规律”)的解读意见，从而能够按照他们的 构想来塑造未来。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写斯巴达和雅典之争，不仅是为了告诉后人他所 理解的历史，更是希望他的同胞能够牢记历史的教训而按现实主义规则来行事。马基雅 维利写《君王论》是为了教育他的君王如何在纷争迭起的年代运筹帷幄，马汉写《海权 论》是为了唤起美国成为海上霸主的雄心，而卡尔和摩根索作为现代现实主义的代言人 ，则更是为了指导他们的国家按照现实主义的准则来处理英国与德国、美国(西方阵营) 和苏联的关系。即便是标榜自己的新现实主义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而不关心外交政策的华 尔兹，也同样是为了提醒美国应该如何在两极世界下和苏联共同维护国际结构的稳定。 (注：约瑟夫·奈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见Joseph S.Nye,Jr.,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WP,vol.40,no.2(January 1988),pp.235—251。)
由于这些理论并非为理论而理论，而是试图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决策者的头脑里 ，又确实存在着对应于当今影响国家决策的三大国际政治理论的国际政治观(注：唐世 平：《作为信仰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因此，国际政 治学者确实有必要就不同的理论对于国家间政治的不同指导能力进行探讨。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论点：国际政治理论是具有时代性的，一种能够更好地解释历 史的国际政治理论，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更好的理论，但这不意味着它就能 够更好地指导国家现行和未来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 理论来指导国家的对外政策，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于不同的时代。
理解理论
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国际政治理论可以划分成三个层面上的理论。新主义(neo-)研究 国际结构水平的问题。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则研究国家水平上的具体政策，但同 时考虑到国际结构对国家政策的影响。而政治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则研究决策者的个 人或群体因素对政策的影响。这三个层面上的研究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的(注 ：如以华尔兹为奠基人的新现实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结构的变迁及国家在不同国际结 构下的大的行为准则。新古典现实主义则不满足于只知道国家在不同国际结构下的一些 大的行为准则，而是试图了解国家在具体外交问题上的政策及其成因，从而预测不同国 家的外交安全政策。类似地，基欧汉和奈的新自由主义关心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对国 际安全的影响，而普特南的“双层游戏理论”则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国内政治最终 对国家政策以及最终国际谈判结果的影响，见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 1988),pp.427—460。)。
在每一个层面上，又可以划分出三种对国际政治实践(或者说国家的安全外交决策)有 实质性影响的主要国际政治理论。它们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 主义。(注：对不同理论的评介，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8年)。目前流行的“建构主义”对于国家的安全政策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因为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没有对国家面对如今的国际社 会应该如何寻求安全提出太多的见解。)其核心假设如表1所示，它们之间的区别一目了 然。
注释：
(11)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05;R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SR,vol.85(December 1991),pp.1303—1320.
现实主义过去曾被看成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但它实质上是一个多元的阵营，而其中 最主要的就是防御性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对峙。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 关于国际政治的许多基本假设是无法调和的。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根本分歧是：防御性现 实主义承认安全困境的广泛存在，并且认为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来降低安全困境并 获得安全，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否认安全困境的存在或者认为国家对安全困境无能为力 (注：关于安全困境的经典论述，请见John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ts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P,vol.2,no.2(January 1950),pp.157—180;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P,vol.30(January 1978),pp.189—214;Charles L.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WP,vol.50(October 1997),pp.1 71—201;Charles Glaser,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WP,vol.44(July 1992),pp.497— 538。第一个对现实主义做出更加科学划分的是Talioferro,见Jeffery W.Talioferro,Security-Seeking under Anarchy.IS,vol.25,no.3(Winter 2000/01),pp.128—161;Robert 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S,vol.24,no.1(Summer 1999),pp.42—63。作者认为，以“是否承认安全困境的存在 ”作为区分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标准，比以“一个国家是否要扩张领土”的标准 更适合于当今领土扩张已经过时的世界。同样的意见，也见Jeffery w.Talio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p.136。)。这一基本分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 关于国家应该如何寻求安全这一核心问题上的分道扬镳。与新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的 互补关系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之间几乎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尽管在 相当一段时间，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似乎比防御性和进攻性现 实主义之间的争论还要激烈。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安全是稀缺资源，国家安全保障的“自救”(self-help)手 段最终只能是武力和同盟。他们认为国家可以、也应该不顾其他国家的安全，而去最大 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安全利益。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对国家之间达成安全的稳定合作持怀疑 态度，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都是脆弱的。他们还认为国家的扩张 性是本能的，只要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扩张，又没有外界限制，它就会扩张。因此，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只有在“霸权稳定”下才会存在。他们对多边合作组织基本上 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些组织只是权力政治中大国操纵国际事务的工具，对国际安全的 影响微乎其微，绝没有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种自我生命力。(注：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S,vol.19,no.3(Winter 1994/9 5),pp.5—49.)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安全并非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稀缺。他们还认为国 家缺乏安全感并不一定是因为其他国家在执行扩张政策，而更多的是因为国家之间存在 的安全困境。国家之间爆发冲突在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国家要追求 安全就必须在武力和联盟之外，通过安全合作来缓解安全困境(但无法消除)。因此，防 御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安全合作是国家自救的一个必要和重要的手段。(注：Charles L.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IS,vol.19,no.3(Winter 1994/95).)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不否认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多边合作机制给国家带来安全 的可能性，但是并不认为那是国家安全的必需之物。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政府，特别是大 国采取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国家之间就有可能获得共同安全。
新自由主义理论基本上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对解决安全 领域的问题似乎总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注：关于国家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的不同难 度问题，见Charles Lipso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ecurity and Economic Affairs.WP,vol.37(October 1984),pp.1—23。)。新自由主义对安全的基本立场可以 归纳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除了要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寻求安全合作之外， 还要通过建立多边安全合作组织来寻求安全。这些多边合作组织一旦成立，就会成为约 束国家行为的“自主角色”，而不再以某些国家的意志为转移。这样，即使在促成多边 组织成立的霸权国家衰落之后，这些组织仍然能够维持国家间的合作并提供安全。随着 多边合作组织，特别是多边安全合作组织的日益扩大，新自由主义似乎也获得了更多的 支持。
这三大理论像是三个中医为国际政治把脉，因为基本判断不同，为国家如何寻求安全 也开出不同的药方。但是，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三种理论也有可能采取基本一致的立 场。
总的说来，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是温和的，而基于进攻性现实主 义的政策则是强硬的。当然，现实中不同人士的思想或是国家的政策往往是不同理念的 混合体。
理论的时代问题
国际政治理论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解提炼而来的，因此，这种理论的产生脱离 不了对历史的理解、抽象归纳、形成假说，然后经过历史的印证和未来的检验最终成为 一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理论一定是“历史”的。
人类社会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第一个是所谓的“丛林时代”。这个时代大概从人 类开始形成群体并产生了群体的纷争后一直延续到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这 个时代，特别是它的初期，是一个彻底的弱肉强食时代，人类社会中的独立政治个体迅 速削减。(注：John Keegan,A History of Warfare,New York,N.Y.:Vintage Books,19 93.)在这个时代，国家(或者政治个体)对国际社会的假设基本上只能局限在进攻性现实 主义的框架内，政治个体要生存就必须扩张。而采取防御性现实主义乃至新自由主义的 安全理念，采取自我克制的不扩张政策，就意味着等待灭亡。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的 国际政治也就更适合用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解释。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意味着国际政治发生了一定意义上的根本变化，开启了人类 社会的第二个时代：“后丛林时代”(注：按照建构主义的说法，国际政治被构建了一 次(constructed)。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pp.412—414.)。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大多数国家开始逐渐尊重各自的生存权。因此，国家之间的政治 不再是“你死我活”意义上的争斗，而变成了“好活还是歹活”意义上的较量。国家的 终极追求也从“以扩张追求生存”逐渐变成了“先保障生存，有机会再扩张”，或者“ 不扩张，但好好生存”(注：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26.)。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当一些国家不再以扩张为第一目的时，防御性现实主义就 有了存在的土壤。加上许多国家都比过去的政治个体占有了更多的资源，使得多个国家 联合起来足以抵御一个霸权国家独霸世界或地区的野心，力量平衡格局的存在开始成为 稳定和抵御霸权的基石之一。因此，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 国家安全战略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时代。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特别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以及二战之后，人类开始建立 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这些组织和规则不同于军事同盟的条约)，试图约束国家间的 暴力行为。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用国际组织和规 则来调节国家之间的政治。但是，这些设想和行动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家间的政治已进 入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
说国际政治还未进入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人类似乎还远没有(也许永远也 不可能)完全脱离野蛮时代，国家间的冲突仍旧频频发生，而在防止冲突和解决冲突的 问题上，国际组织和机制仍然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更重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 到来必须是在所有国家都接受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思想之后。这是因为，如果安全困境 的存在不为各国接受，国家间的合作(不管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就失去了逻辑必要性。 在这一点上，尽管赤裸裸的领土扩张性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已为国际社会所唾弃，但 安全困境的存在还远没有被所有国家，甚至被那些重要的国家所接受。
一个总体的观察是，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适合不同的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适合“丛 林时代”；新自由主义适合还未到来的文明时代；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更加适合我们目 前所处的仍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当然，这三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并非绝对的，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不同的游戏规则 可能是并存的，不同国家或不同学者有落后于时代或超越时代的政策或理论也就不难理 解。
理解时代的意义
在理解了国际政治理论有其时代性之后，我们很容易理解，判定国家所处的时代，从 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是一个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基于对时代的判定对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者选择政 策，实质上就是决定以哪一种国家安全的基本思维方式来适应其所面临的时代。
在中国，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讨论乃是这种判断的重要性的集中体现(注：这个问 题在科索沃战争后又成为热点话题。见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载《 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以及《世界知识》2000年第15—16期的讨论发言。)。在美 国，类似的辩论同样存在。冷战结束后，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冷战后面临的是一个前 所未有的世界：美国的综合国力高高在上，美国的价值观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和敬 仰。因此，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样一个国际格局塑造美好的未来(注：其中的 代表人物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和提出美国的软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奈。)。 另一些美国人则在短暂庆祝冷战胜利结束之外，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显得更加忧心 忡忡。他们认为在冷战后，世界不仅不会变得更加和平，反而会回归到过去的丛林时代 ，或者是世界在冷战后将进入一个以文明为界限的文明冲突时代(注：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
这样，我们对一个国家或领导人的外交政策的成与败就多了一个理解的侧面，也对判 断时代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事实上，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开创而为后来的中国领导 人所继承的外交政策的成功，主要就是因为邓小平的外交政策是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基 石的，他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近乎完美的匹配(注：关于这一点的 详细论述，见唐世平《理解中国的安全战略》，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1 28—135页；Shiping Tang and Peter Hay Gries,China's Security Strategy: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nd Beyond.EAI Working Paper,no.97(October200 2),East Asian Institut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通过冷静分析，就逐渐意识到在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相互摧毁 能力的条件下，世界大战已变得不大可能，并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 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应该改变过去那 种“时刻准备打仗”的安全观，“放胆地一心一意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注：邓小平的这一判断在1985年左右已经坚定地形成了。其中以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 议上的讲话为标志。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9页。) 此外，他还意识到中国过去极左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输出革命”)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 的不安，导致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防范甚至“围堵”的政策。这种认识等于事实上承 认了“安全困境”的存在，而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认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最重要的标 志。邓小平也正是通过意识到“安全困境”的机制所造成的结果，强调要改善和周边国 家的关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注：这方面的综述，见《邓 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当然，这种防御性现实 主义更充分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大方针上，因为“韬光养晦”实质上就 是一种“自我克制”的政策。
决策者的国际政治观超前或是落后于时代，都不大可能取得成功。比如，当欧洲主要 国家的领导人还在信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时候，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想利用近似于新自由 主义的思想去缔造和平，最终只能是失败。类似地，孟子在游说魏惠王时强调统一中国 要“以仁为本”，而在战国那个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他的学说如果付诸实行，就意味 着等待强秦的征服(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威尔逊和孟子的思想都超前了 历史。
和超前历史相比，用落后于历史的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政治观来指导国家政策需要付 出的代价更大。由于人类的认知惯性，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一 些国家仍旧继续信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和进化论相互交叉则使 国家扩张蒙上了一层科学的面纱。结果，在“扩展生存空间”理念的推动下，工业革命 带来的空前破坏力使整个欧洲大陆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自我虐待时代。
但是，人类未能意识到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时代规律的失 灵。事实上，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所有推行穷兵黩武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都毫无例 外地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拿破仑的法国、希特勒的德国和日本帝国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当今世界，用武力入侵其他主权国家已经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我们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
正如前面已经强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国际政治逐渐进入一个防御性现实 主义的时代。在这里，笔者将对得出这一结论的基本观察做进一步的阐述。
首先，国家消亡的速度大大降低，因此，将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中的生存竞争比喻成 公司在自由市场中的生存竞争不再恰当(注：John Mearsheimer,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p.32—33.)。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在这一点上的基本假设都是过时的 。
事实上，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数目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更 重要的是，一些在“丛林时代”就没有生存可能的国家都生存下来了。造成这一现象的 原因主要是，一个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对该国(特别是公认的)领土完整的尊重已经成为 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准则(注：March W.Zacher,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Norm: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Use of For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55,no.2(Spring 2001),pp.215—250.)。国家之间都彼此尊重各自的生存权，以武力 吞并一个国家的领土(更不要说整个国家)不再为国际社会的道德规范所接受。国家对主 权的合法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不仅仅取决于事实上的占领和 管理。
其次，经过丛林时代的洗礼后存活下来的国家，拥有了更多的资源(设想地球上的地质 资源不变，人口在不断增加，国家的规模总体在增加)，因此，弱小国家遇到威胁而结 成联盟以遏制一个帝国的扩张更容易成功。此外，排除军事技术所带来的影响不论，防 御总体上更占优势。如果将军事技术作为影响进攻和防御平衡的因素一起看，历史上真 正进攻完全压倒防御的时期极少(注：这方面最系统的讨论是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因此，现代国家体系建立后，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帝国扩张往往会 失败(注：许多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受到进攻性现实主 义者的攻击。比如Jack Snyder,Myth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07—3 08;Van Evera,Causes of War,pp.6—9;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p.39—40。)。而在此之前，帝国扩张更容易成功。
归结起来，我们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领土扩张已经基本过 时，因此，国家生存受到挑战将主要是因为内部的腐烂，而不是外来的威胁；大多数国 家都希望和平，但和平仍然需要武力保证；安全合作很多时候比扩军和联盟对国家安全 更重要。
在这样一个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最大不适应性在于它总会造就一种“自我应验的 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注：比如美国的一位评论家就指出，布什政府将 这个世界描绘成一个充满了恐怖的世界最终会造就一个恐怖的世界，见Jim Hoagland,White House Doom and Gloom May Just Add to the Problem.Washington Post,March 24,2001。)。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时，最终会导 致树敌过多。但这个国家面对其他国家的抵制时，往往不会去追究它自己是否是导致这 个结果的原因，而会更加确信自己面对的仍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横行的丛林时代。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缺陷还在于它坚信国家的安全只能建立在扩军和联盟上，因此排除 了国家间通过达成合作而获得安全的机会。这使得国家间的安全困境难以缓解(反正进 攻性现实主义也不承认安全困境的存在)，因此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发展军力，而国家 的安全却最终都不见得有任何改善。
新自由主义左右下的国际政治可能是更为理想的，但国际社会似乎还远没有达到如此 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对世界的判断如果是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而它的判断失误又被 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用，那么造成的损失有可能是无法估量的。
更重要的是，有霸权野心的国家永远可以将它们想建立的国际秩序描绘成一个新自由 主义所期待的世界，并要求其他国家加入。正如斯维勒指出的，美国大多数新自由主义 学派的学者并不要求美国放弃霸权的利益，而认为通过建立国际机制来维护美国的利益 比起强权压迫和力量平衡更为有效(注：这一点，见Schweller对Ikenberry新著(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的 评论。Randall Schweller,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IS,vol.26,no.1(Summer 2001),pp.161—186.)。类似地，在大英帝国时代，以亚当·斯密为代 表的新自由主义人士也同样呼吁其他国家加入英国统治下的国际秩序和各种国际组织。
作为一个介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显得更为灵 活。它强调国家的总体战略是防御性的，不以扩张为目的。同时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通 过国家间合作来获得安全，并且也不排除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的作用。 面对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也有可能会因采取一段时间的 “绥靖”政策而蒙受损失，但是其命运绝对不会像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那么惨。也就 是说，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思想既保留了国家间达成合作(甚至是通过建立国际组织 达成机制性合作)的可能性，又使得一旦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出现时，国家始终有 应对的措施(注：这方面的阐述，见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Understanding the Debate。)。正如建构主义所指出的，世界永远有可能面对“掠夺 性国家”(predator state)(注：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pp.407 —410.)。而这个时候，如果其他国家的国际政治观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将不堪设 想。因此，在一个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思想赋予了国家保 证生存所必需的警觉性和危机应对能力。
最后，从认知惯性的严重程度上看，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认知惯性最低，或者说执行防 御性现实主义安全政策的国家更不容易犯过分固执的错误。这是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事 实上是一种“看情况而定的现实主义思想”(contingent realism)(注：“看情况而定 的现实主义思想(contingent realism)”来自于Glaser的创造。见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它通过对环境的审视来决定采取何种态度：面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 家，它会采取防范措施，而面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则会采取更加合 作进取的态度。防御性现实主义既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那样过分悲观而拒绝合作，也 不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过分乐观而丧失自卫能力(注：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从学习的底线问题来考虑，防御性现实主义具有“中庸”的优势 。
因此，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国家时代(即“后丛林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都是最适合指导国家政策的国际政治思想。
我们时代的要求：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思想
防御性现实主义安全思想的核心乃是承认安全困境确实存在，国家可以通过谋求合作 的手段来降低安全困境，获得更多的安全。(注：在执行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的国家之 间不存在安全困境，这一点被许多人所忽视。一个执行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的国家只会 利用其他国家对安全困境的认识。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见Andrew Kidd,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WP,vol.49(April 1997),pp.371—400。)这意味着防御性现实 主义安全政策的指导思想有三个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国家的安全是相互依赖的，因此，无论一个国家有多强大，国家的安全只能是 相对的，任何追求绝对安全的企图都将失败。
第二，因为国家的安全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的安全时必须考虑到其他 国家的安全。这一点绝不是“利他主义”或是“理想主义”，而恰恰是防御性现实主义 的精髓。要同时达到追求本身的安全和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两个目标，最有效的手段就 是安全合作。
第三，国家的安全外交政策必须“自我克制”(注：这一点也为Talioferro所强调。他 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果遵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政策，就应该在北约东扩、导弹防御系 统、对华政策等方面自我克制。见Talio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pp.1 59—160。)，同时，还应容忍其行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其他国家所约束(即“接受约 束”)。这两者是一个理念的两个方面。因为“接受约束”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约束 ”的体现：国家在其他国家合理合法的约束范围内，不挑战这种约束。安全合作、国际 组织、国际条约都是国家“接受约束”和“自我约束”的一些手段。
以中国为例。中国不仅要和其他国家一起依据共同的国际规则限制超级大国在一些问 题上的行动自由，同时也必须使中国本身受到国际规则的限制。在这一点上，不能认为 中国如今接受限制纯粹是因为国力还不够强大，而等到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打破限制时， 就不需要接受限制。这种观点尽管暂时对现实的政策不产生直接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 说将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不利的影响。事实上，中国越是强大，“自我克制”就变得 越重要。因此，“韬光养晦”决不应该只是权宜之计。(注：王嵎生：《韬光养晦 不是权宜之计》，《环球时报》2001年8月17日。)
而超级大国，不仅仅是它的声音，它的所作所为、计划中的行动，而是乃至它谣传中 的行为，都会对国际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或者说其一举一动都会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本 身和安全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注：唐世平：《美国安全政策的政治影响：地缘政治 和安全困境》，张蕴岭编《21世纪：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 01年，第53—54页。)因此，超级大国更应该注意“自我克制”和“接受约束”。在冷 战后，当国际结构已不能形成对超级大国的结构性制约时，就更需要超级大国“自我克 制”。这是一个超级大国所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国际责任之一。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不排除时代进步的可能性。如果各国都接受 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思想，我们的时代过渡到一个更加文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结语
笔者说国际政治理论有它的时代性，乃是认为不同的理论适应不同的时代，而不是说 不同的理论必定要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理论可以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同一个时代 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论。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和如今国际政治学界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足以表明，由 于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会有不同的程度，他们对同样的事实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注：对 中国古代国际政治观的讨论，见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 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29页。)。
事实上，如今主要国际政治理论(恐怖建构主义除外)的萌芽在过去就存在，并非现代 学者的创新。而且，这些思维体系的萌芽也绝非西方文明的特产。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 的鼻祖不是如今的米尔斯海默、吉尔平或亨廷顿，而是几个世纪前的马基雅维利、霍布 斯，及更早的考狄利亚和管仲(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即只有强权才是国家 安全的惟一保障在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管仲的“仁义霸权”更像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思想。见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 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第24—29页；Kanti Bajpai,India:Modified Structuralism,In Muthiah Alagappa(ed.),Asian Security Practic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类似地，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鼻 祖也不是基辛格、摩根索或华尔兹，而是更早的孙子以及修昔底德等(注：《孙子兵法 》中明确提出国家在武力上应该“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的自我克制的防御性现实主义 思想，见《孙子兵法：火攻篇》。)。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萌芽不仅存在于古 希腊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之中，也可以在中国的老子、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中找到( 注：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
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对国际政治差别巨大的基本理解 。这样悠久和多元的思想，尽管在过去不具备今天国际政治理论所要求的系统性和“完 备性”，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国际政治观或者说国际政治理论的原型作为不同的思维体 系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这些理论萌芽的悠久历史相比，我们对不同理论在不同时期适用性的理解才刚刚开 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