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重组的特点及其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从朝鲜半岛危机、东海危机到南中国海危机，标志着长期性、结构性、战略性矛盾激化，东亚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可以说是剧变，中国在东亚进入了战略挑战期。2011年美国因素持续发酵，挑战深化，形势严峻，问题的核心已从局部性危机发展成为整体性危机，其主要标志是美国宣布东亚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加大了整体性战略运作力度，在东亚发起了全面攻势，以其之长，攻我之短。美国的破坏性介入使得东亚呈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合作与战略防务分离的现象，东亚一体化也被美国搅了局。同时，中国全面崛起所带动的地区力量对比大变动，推动中国与域内外许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一轮利益碰撞、战略敏感和矛盾多发期，而现有的地区合作架构难以满足和适应多元矛盾和安全需求，地区安全架构正进入重构的不稳定、不确定阶段。东亚局势极速变化，开启了一轮全面、深刻的格局调整和秩序重组的变形进程。
东亚是中国切身利益之所在，也是中国的战略重点，但是中国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也从未真正把战略重点放在东亚，东亚外交在规模和力度上甚至比不上对非外交，更不用说大国外交和全球资源外交了。如果中国不直面现实，不把它当做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核心，一定会出事情。中国要理性把握东亚的发展态势，充分认识该地区秩序演变的新特点和新挑战，主动创造战略机遇，加大战略运筹力度，推动地区秩序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握住战略机遇期。
一、东亚秩序重组的经济特性
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东亚转移，该地区经济整体增长，重要性凸显，战略地位急剧上升。但是，其经济特性与政治特性呈分离状态，域外大国仍主导该地区格局和秩序。
中国与东亚同处于崛起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市场已经形成，中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该地区经济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但中国有经济优势却无绝对优势，也未能把它转化为有利的政治、安全和战略优势，而当年的英国和美国都能享受这种转化之利。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从长远趋势和结果来看，东亚秩序的全面重组最终将有利于中国，但在目前阶段，中国的经济优势与政治、安全和战略优势之间仍存在相当差距，中国尚无法扮演东亚秩序重构的关键角色。
我们必须看到，相对经济优势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中小国家需要大国提供的首要好处是安全保障，输送经济利益毕竟是第二位的需求，它不能替代安全利益。中国既要把注意力放在扩大“同”的方面，又要重视“异”的存在，尤其是要注意到东亚国家心态的重大变化。它们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但它们作为邻居对中国的戒心和疑惧也与日俱增，想方设法来预防中国崛起可能对它们造成的“威胁”。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话来说，它们是在不安中“享受”中国商机。①如果中国没有意识到这种心态的变化而制定外交政策或采取外交行动，一些外交结局会走向反面。这种“恐华心态”极易被域内外大国所利用。
东亚一些中小国家与中国博弈“战略机遇期”，尤其是与中国有领土及海洋权益纠纷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国“将强未强”之机，抱团向中国软硬兼施，最大限度谋取各自利益。它们运用所谓政经分离的策略，既想在经济上继续从中国捞到好处，又想借助于域内外大国的力量，尤其是在政治、军事和战略上依靠美国来平衡中国，在中美两强的竞争和矛盾中坐收渔利。这种所谓“蒙古化”的倾向广泛存在。这极大地增加了东亚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同样也增加了中国战略应对的复杂性。其结果使得东亚地缘政治向美国靠拢，呈现异常复杂和恶劣的态势，安全形势非常严峻，与亚洲经济形势完全脱节，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同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二元分离的倾向有所加剧。再加上当前世界的大多数热点问题在中国四周呈环状分布，且延宕难解，造成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十分不稳定，维稳成为中国从国内到周边的一项严重任务。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受困的巨人。②而美国《外交政策》认为，中国恐怕是近代史上最孤独的崛起中大国。③
上述经济与政治、安全及战略脱节的状况之所以会出现，郑永年把它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和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为经济服务”有关，另一方面和区域开放主义有关。他强调中国要把战略重点转到亚洲，中国要争取战略优势，需要在解决各种棘手问题时步步为营(case by case)，积攒出优势。韬光养晦的政策是好的，但不要忘了，韬光养晦的下一句是有所作为。④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美国正在推行一种双管齐下的新策略，即一方面强化以其为核心的亚洲安全体系，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加强攻势，主要通过大力推进由其主导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排华性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渗透和取代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体系，同时搭上东亚崛起的经济快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强调，“美国自身长期的安全和繁荣系于此”。
因此，中国一方面要深化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广泛建立和做实双边和以“10+3”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夯实合作基础，形成有效的经济依存，进而推动“10+6”亚洲大经济区建设，建立起紧密型环中国经济带。目前，鉴于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转向TPP，东盟巴厘岛峰会决定，2013年后成立一个“10+6”广域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东盟联手的绝佳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不能仅是一个只能出口工业产品的国家，而要考虑如何将这些宝贵的财富转化为政治、安全、战略甚至文化较量中的主动位势，转化为软实力竞争中的现实优势，转化为区域优势。一句话，中国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仅有经济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手段仍然是中国的王牌。
二、东亚秩序重组的权力特性
在东亚整体崛起及内部缺乏机制和秩序的背景下，随着世界权力重心从传统的大西洋地区加速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必然导致权力博弈，域外大国积极介入东亚格局，并与域内大小国家密切联动。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东盟国家等都在加强东亚地区战略谋划，加大战略投入，纵横捭阖，力争扩大自身的战略运筹空间，从而形成了地区性的大国政治化趋向，致使东亚战略形势空前错综复杂，战略压力剧增，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战略应对的难度。
在一些国家眼里，中国崛起必然会打破东亚平衡并造成不稳定，由于缺乏有效的地区制度安排和平衡力量，它们的忧虑始终挥之不去。李光耀认为，日本、韩国、印度和整个东盟加起来，都不可能对中国起平衡作用，这个区域没有美国就无法维持平衡。⑤布热津斯基早就在《大棋局》中对此作了详尽分析：“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美国现在则是欧亚大陆的仲裁者。欧亚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都无法得到解决。”⑥
如果说布热津斯基当时还认为出现一个挑战美国的国家只有“微弱的可能性”的话，⑦现在美国人可不这样认为了。曾经十分自信且坦然面对中国崛起的美国如今却感觉自己日渐衰弱，很不安全，中国的崛起已不是远虑而是近忧，美国为此患上了战略恐慌症或战略焦虑症。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也点明中国是威胁，其他一些国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崛起的中国正在成为各国的战略关注点，常常被当作隐藏的“敌人”而遭到反制，致使中国面临巨大的战略和外交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仍然在冷战思维指引下，以总体战略态势收缩确保全方位“重返亚洲”，把东亚作为其战略优先事项，并采用一种新型的方式控制东亚。其行为特征一是利用一些东亚国家的软肋培育附庸关系，将盟国和盟友推向前沿，有效地分担责任，集聚优势，撑起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建立对东亚及其周边海上交通要道的长期控制；二是把注意力转向有选择地设计和安排相关规制，以约束东亚竞争者：三是从战略高度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结合起来，政治、军事和经济齐头并进。美国全然不顾东亚合作的逻辑，恣意制造地区紧张，它不仅要当东亚权力的平衡者，把中国“平衡掉”，也不仅要当东亚争端的仲裁者，还要扮演分化者的角色，对亚洲各国分而治之，并以军事垄断者的身份，号令东亚，主导东亚。
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等高层官员密集出访东亚充分表明，美国新外交重心也随之转向东亚和中国，展现出对“小多边”外交和“巧实力”外交的重视。美国在外交上也开始“前沿部署”，采取聆听、合作和领导三个步骤，运用传统盟友、新伙伴和地区组织三种工具，通过价值观联盟外交、同盟及伙伴外交和经济外交三条途径，加深与东亚国家的关系，甚至连希拉里访问缅甸也成为美国推行东亚战略的重要一步。美国主要依靠战略重点转移，集中政治和军事优势，以及利用东亚热点问题扩大和加固同盟与伙伴体系，并向东亚经济体系渗透，借力东亚迟滞中国的崛起，阻止中国主导东亚格局及其秩序局面的出现。从2010年到2011年，美国充分利用了东亚发生的系列危机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缺陷，成功地打出了一套战略组合拳，为美国撕开了一个战略突破口，使东亚地缘政治形势逆转，一场新的大较量正在拉开序幕。
具体来说，美国首先加强与日韩澳的同盟关系，加深日韩澳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其次加强同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挺印遏华，推动印度“向东”，牵制中国，因为印度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第三是插手南中国海问题，使之国际化以孤立中国；最后又在西亚、中亚、蒙古等地区和国家加紧军事、经济、外交的关联性布局，以封堵中国。美国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如何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上来。2011年3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明确表达了这种“危机感”。她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强调，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而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从战略上转向该地区以保障和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美国最担忧中国“独霸”亚洲。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新兴国家是符合其霸权逻辑的。米尔斯海默警告说，随着中国崛起，今后数十年内亚洲力量均衡将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可能陷入一场“逐渐升级的战略竞争”。⑨美国意在形成对华军事遏制态势和战略压力，这种政策具有某种针对性和对抗性。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传统安全困境，来自另一国的军事和战略威胁。但不能像美国《赫芬顿邮报》那样，把它过度解读为“美国开启对华新冷战”，从而忽视奥巴马政府谨慎的平衡行动，抹杀美国对华战略的复杂性。
三、东亚秩序重组的海洋特性
海洋对东亚格局和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和东亚、南亚国家及地区同样通过利用海洋发展起来，都建立在对海洋依存的基础之上。在域内外大国中，美日称霸西太平洋，印度除了力图控制印度洋之外，已然显示在军事及能源开发上“强势介入”南中国海的决心。印度媒体声称，这完全是对中国在印度洋大搞“珍珠链”的反击，如果印度洋不是印度的海洋，那么南中国海也就不是中国的海。澳大利亚也要插一手，俄罗斯也想在远东重温“海洋大国”的旧梦，连欧盟也要当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协调人。
长期以来，中国被西方舆论锁定在所谓“陆权国家”的框架内，围绕海洋权益的地缘竞争呈“隐性”状态。中国全面的现代化建设，包括不断增强的国防现代化和海军现代化以及大规模进入海洋，使得这种地缘竞争出现了“显性”倾向。尤其是这一切都在尚未创建亚洲海洋合作机制以及美国这一域外霸权国家仍然控制海洋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从大陆国家向海陆国家转型带来了亚洲的成长和紧张，亚洲进入了兼具成长性和紧张性两个侧面的海洋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但在目前东亚海洋战略态势中，中国受到的压力更大，陷于被动，处于守势。
对于中国而言，在整个海洋战略布局中，台湾处于枢纽地位，它与大连旅顺及海南岛连成海上护卫带，这一海区的制海权对于拱卫中国政治中心、东南部经济黄金带以及大部分核电站，具有战略意义。中国的安全战略应是倚陆向海，海陆兼顾、并重与均衡。
2010年南中国海问题出乎中国意料地浮出水面，成为中国面临的头号海洋挑战。2011年岁末南中国海争议再次突然升温，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外交考验。中国要深刻吸取教训。《战国策》曰：“谋未发而闻于外，则危。”如果中国通盘的战略尚未考虑成熟，内部协调尚未一致，就贸然放话和采取行动，则招祸，引来了希拉里的乘虚而入。杰夫·戴尔认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南中国海讲话给中国设置了一个陷阱。如果中国在其周边地区对抗美国干涉，就必须拿出地区强国的姿态，而这可能把那些忧心忡忡的邻国推向美国阵营。亚洲国家越依赖中国经济，就越对中国的强大感到不安。⑩反之，中国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主权领土被蚕食，海洋资源被鲸吞，战略空间被压缩。美国要陷中国于两难困境。希拉里还表示，美国正寻求与南中国海争端相关国进行合作，制定解决问题的国际机制。她力图使这一解决进程国际化、机制化，束缚中国的手脚。美国国防部2010年度关于中国军力报告也新设了“南中国海”一项，并指称中国军队建设目前的趋势显示，中国将拥有在亚洲地区执行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能力，这将成为改变东亚地区军事平衡的重要因素。近来美国海军频频在南中国海活动和操练，无异于向中国发出警示：美国有能力封锁南中国海通道。美国用外交软实力结合军事硬实力的巧实力方式应对中国的海上崛起，大大恶化了中国的海洋战略态势，致使中国向海洋突围步履艰难。
目前，南中国海问题无解。中国应“拖字当头”，既要维稳，更要维权，必须凸显“主权归我”，加强法律、行政、经济、军事及舆论存在，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要使南中国海成为未来发展的动力，就必须快速提升保护南中国海海权的能力以及迅速具备和加强自身开发南中国海资源的能力，尽快开始实质性自主开发。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应从长计议。由于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有所下降，中美在南中国海的博弈趋于上升。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提升，很有可能促使两国南中国海博弈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下去，美国尊重有实力的对手。中国海权力量的发展并非意在美国海上霸权或侵犯别国海洋权益，而是旨在主权的防卫性诉求，即国家统一和海洋权益维护，以及更好地履行救援等非传统领域的国际责任。
鉴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多边化趋势，中国在大力推进双边会谈的同时，为了防止“大多边化”，把非当事国排除在外，打掉它们的合纵连横，也可在必要时采用“小多边化”策略，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可以主动倡议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当事国举行南中国海五方会谈，主导直接谈判进程，在寻求长久的解决办法的谈判进程中，努力建立危机控制机制，积极探讨临时性解决办法，大力推进低敏感度领域的务实合作，其中包括共同开发、海洋研究、海洋环保、打击海盗、海上搜救、防灾救灾等领域的合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先易后难，增信释疑，逐步推进，为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充分利用各方之间的矛盾，充分运用“政经不可分”的策略，把提供经济好处与迫使对方让步结合起来，“奖善惩恶”，把中国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安全和战略优势。至于中国海上力量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主要是作为威慑力量存在，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威慑性守势，积极防御，即使进攻，也应当是自卫性质的，守住自己的底线。此外，中国要培养军事外交能力，把中国军事力量融入地区体系，大力进行友好出访、军事交流、军事合作、维稳救灾，使军力“软着陆”，带来好邻居。
东海问题特别吊诡，须谨慎处理。目前宜以维持现状、加强实际控制为主，构建海上危机管理机制以维稳，促使东海划界谈判长期化，迫使日方承认领土争端现状，防止日本单方面发起政治上、法律上重大挑衅并迫使美国正式介入。
中国是海洋条件相对不利的国家，对海洋问题要慎重处理，以合法对合法，以正义对邪恶，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一代人解决不了，可以留给下一代来解决，但任何时候中国都应坚持自己的海洋权益。
四、东亚秩序重组的军事特性
保罗·肯尼迪曾撰文指出，世界正跨过分水岭，迈入一个混乱的新世界，其四大乱象之一便是在东亚和南亚几乎整个区域内发生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远洋海军、新建军事基地、采购更先进的战机和试射射程更远的导弹。(11)东亚地区军事竞争日趋激烈，不少国家强化与美国的安全纽带，想要美国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制衡全面崛起的中国。
2011年2月8日，美国发表了《国家军事战略》，这是美国7年来首次更新国家军事战略。新版军事战略发生战略重心变化，亚太地区和“网络战”成为新战略重点。它强调，除继续对抗极端势力外，还包括“终止并击败侵略势力”、“加强国际和地区安全”、“打造未来武装力量”。以美国为首的域内外大国主要依靠军事优势，以及通过相互间合作尤其是与域内中小国家的军事合作，介入东亚事务，企图对中国实施所谓“战略看管”。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
美国是海洋大国，它对亚洲大陆保持强势的基础，在于以海权压制陆权。未来亚太将成为美军的战略重点，东亚是重中之重。美国凭借其压倒性海空军优势，控制了东亚周边海域及其通道，外围包抄，离岸平衡，从三面向陆地施压渗透，钳制东亚区域大国。比起有着广阔战略空间的俄罗斯，中国从中感受到的军事及战略压力要大得多，如何保护自己的运输通道安全和日益增多的海外利益，成了一项十分严重的战略任务。
美国自身立足于西太平洋的岛链战略。美军自20世纪90年代初撤出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以后，失去了东南亚最重要的立足点，致使第一岛链自冲绳以下缺乏连贯性，略显薄弱。出于加强“前沿部署”战略考虑，近年来美国推行“重返东南亚”战略，同盟不够，伙伴来凑，强化与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军事联系，修补第一岛链，扩大军事存在。美国海军舰艇频繁访问菲律宾，与其举行经常性军事演习。美国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也准备永久性靠前部署到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而为了弥补第一岛链的虚弱，美军正积极强化关岛的前沿威慑能力，用第二岛链和以夏威夷为核心的第三岛链力量配合补充第一岛链的防御能力。2011年1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海空一体战”战略概要，并新设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其海空军准备整合在空中、海洋、陆地、太空和网络空间等所有作战领域的作战能力，综合运用各种最先进武器平台，来进行海空一体战，用空军的反太空行动阻断中国基于卫星的海洋监视系统，阻止它为反舰弹道导弹锁定目标，也要发展海军的无人空战系统来防御弹道导弹，还要发展使用多重感应器的远程反舰导弹，在复杂的海上战斗条件下自动选择攻击目标，以防范所谓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及“高端不对称威胁”。美国对华围堵政策已进入新阶段，对华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的重点有向围堵一面移动之嫌。当然，从本质上和大战略来看，美国的举动是防御性的，并非是对一个已确认敌人的进攻性行动。
值得关注的最新动态之一是美韩军事同盟全面升级，两国关系已成为全方位多层次多元性战略同盟关系；之二是印度豪掷600亿美元，在今后10到15年内进行海军现代化；之三是美澳提升军事合作水平。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号称美国“亚太战略之锚”及美军西太平洋作战链之“南锚”，它能为美军提供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是美国正在进行的全球力量态势评估中美军重要的驻扎点和亚太方向的“进攻性桥头堡”。目前，澳大利亚战略调整聚焦亚太，其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中国是其潜在的威胁。它正在打破与中国的贸易和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之间微妙的平衡，加速贴向美国，敲定美军部署澳西部及北部海岸的驻军协议，让两国军事关系迈进一大步。美国将获得两洋之间的军事立足点，以应对中国的军事崛起。这无异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谓的由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构成的“民主之弧”包围圈。
这一切就给中国的大战略选择制造了一个困局。中国一方面必须迅速建设一支可以起到战略威慑作用的防御力量，军事力量要足够硬，以便作为保障“底线”及谈判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基础和手段；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落入与美国军备竞赛、军事对抗和进行战争的陷阱。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和中国竞争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向其仍然最为强势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中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敌人，就会落入苏联的困境。中国要避免被拖入这条轨道，就要千方百计拖住美国，进行创新竞争和深化经济合作，让其停留在经济轨道上，使之成为中美间“可控的竞争”。同时，要缜密构思，化解其纵横开合、围堵中国的图谋。实际上，美国对盟国和伙伴的战略依赖表明，中国在变强，美国在变弱，中国崛起已经开始侵蚀美国的西太平洋霸权，将其势力范围向外推。
总之，未来十年中国将迎来一个实力继续增长的黄金期和战略挑战多发的敏感期，面对众多复杂而棘手的东亚难题，中国要调整思维，稳住阵脚，韬光养晦，虚与委蛇，直面现实，巧于应对，积蓄力量，徐图未来。
当整个世界的战略重心向东亚转移时，中国当然更要把战略重点放在这一地区。形势迫使中国战略要出新，要用战略大智慧突破旧有套路和招数，把首脑外交的重点放在这一地区，反复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化解东亚国家的疑虑，更关键的是付诸行动。同时，要有一个系统性战略，避免临时性的应急之乱和过度反应，不要把东亚问题看成是别人的问题或可以利用的问题，而应看作是自己的问题，放弃被动或回避的策略，积极有所作为，积极化解危机，身段要软，手段要巧，维权少说多做，维稳多说多做，让合作者获益，让挑衅者付出代价。要看到中国是这些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剩下的唯一希望”，它们面临着“选边站”的难题，陷入安全与繁荣的两难困境，东盟的主导权也有被褫夺之忧。安定的邻国、稳定的东亚环境以及深化的地区合作进程，是中国追求的东亚秩序。中国要把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和责任需求统一起来，做大做深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以彰显崛起中国的综合实力、外交能力和国际责任能力。
以今日之中国来说，早已不是被动的角色，完全有能力把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重合起来，完全有能力抓住优化东亚战略带来的机遇，从而创造自己的战略机遇，主动作出自己的战略选择，在东亚20个功能性领域务实推进，夯实基础。中国要有地位，先要有作为，重点可以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首先，中国要抓紧利用当今世界危机带来的特殊机遇和自身的特殊优势，牢牢掌握主动权，强化对本地区的塑造能力，主导地区机制化建设。
地区金融合作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能凸显中国金融强势。中国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主动制定长期规划，从总目标出发，采取系列行动，循序渐进，逐步建立地区发展与投资银行、地区货币基金、亚洲货币、亚洲货币市场等。中国要积极争取在华设立机构总部，承担领导责任，以更有利于提供公共产品，为地区金融稳定作出贡献。
中国要高举地区一体化的旗帜，接过东亚共同体的口号，主动规划，积极引导，以引领人的大气倡导开放性的地区主义。中国可以选择逐步推进的发展路径，从10+3起步，然后是10+6，最后扩大到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兴趣国家的参与。在这一进程中，可以设定时间、程序和条件。
次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也要重视，使之融入环中国经济带。如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国已经在引导该流域的安全合作。在推进次区域一体化方面，中国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密切配合。沿边省份可利用其特定的历史联系、地缘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的优势，与相邻东亚国家建立起紧密关系，作为国家关系的重要支柱和补充。
其次，中国要引领东亚合作的新方向，不断塑造合作新议题，有创议权就有主导权。中国重点应放在促进共同发展和治理区域性问题上，主动承担起地区责任。
例如，中国可以加强中日韩合作，在清洁能源的技术转让、资金支持方面起带头和组织作用；大力推进泛亚铁路网、公路网及海上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地区性粮食安全合作网、流行病防治网；建立和完善地区性地震、台风、海啸预警机制网；推进南中国海安全航行合作、联合执法、海上搜救、反恐反海盗等。
救灾外交历来是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非常成功的外交形式。对于东亚国家遭受的自然灾难，中国向来慷慨施以援手，积极提供救灾物资和现金，做得及时到位。近来中国积极展开的“抗洪外交”，使之有了新的突破和趋势。如中国首次派出了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赴他国协助救灾；中国军队也派遣医疗救援队执行救援任务，使人道主义救助向更深远的方向发展，也使东亚外交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其他社会、民生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也很重要。
一年来，中国高层密集出访东亚，发动魅力攻势，充分显示中国已经针对形势的变化，尝试进行战略调整而非过度反应来重获战略主动性。但要彻底更新外交思维，找到一条根本的化解之道，形成一套完整的外交战略及其系统、连贯的配套外交政策，尚需时日。但时间在中国一边，况且美欧何时和以何种方式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尚在未定之天，是否会陷入另一场中东漩涡也难以预料，俄罗斯也对西方的地缘政治攻势发起了强力反击。西方世界的困局、西亚北非的乱局、东亚地区的变局是横亘在美国面前的三座大山。简言之，短期来看，东亚秩序似乎正在按照美国模式重组，但从中长期看，不会如此。一则美国的东亚战略逆势而动，霸而无道，其行不远，可能要出错；二则新的东亚秩序的面貌最终将不仅由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因素所决定，经济和金融实力对比的根本变化也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中国的持续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弱是大势所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有一个战略等待期及战略突围期。
注释：
①“亚洲：替换活动”，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8月22日。
②“中国像个受困的巨人”，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9月29日。
③“魅力攻势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2010年10月26日。
④“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应变经济优势为战略优势”，《东方早报》，2009年10月16日。
⑤“李光耀：台湾难拒大陆拉力”，台湾《联合报》，2011年9月24日。
⑥[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54-255页。
⑦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260页。
⑧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1月号。
⑨约翰·米尔斯海默：“前面将有大麻烦”，澳大利亚《悉尼先驱论坛报》，2010年8月3日。
⑩杰夫·戴尔；“南中国海强权博弈”，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8月9日。
(11)保罗·肯尼迪：“美欧、亚洲、联合国在变化——站在混乱世界的门口”，日本《读卖新闻》，2011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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