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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我就隐隐地觉得，中国文字的魅力在小品、散文之中，长篇小说可驻足久观者不过 几部而已。新文学之后，小说写作，中短篇成就不凡，而长篇创作，大多都失败了。新文化 运动至今，才八十余年，小说由不登大雅之堂，到成为作家争先抢占的滩头，那变化之大是 先人料想不到的。但后来的趋势是，文字越来越粗鄙，韵味越来越少，反不及短小作品那么 耐读了。在消费文化越发浓烈的今天，这态势变得更为严重。长篇创作的形势，并不容乐观。
但是尽管如此，长篇小说在今天仍是最受欢迎的文本之一，每年发行量最大的文学读物， 仍然是它。在文体粗俗、格调日见平庸的今天，人们还光顾这个世界，大概不是传统的阅读 心理在起作用，小说的消费化、娱乐化和窥探隐私化，远远地超过了文本上的审美性。无论 是作者还是读者，似乎都是这样。
因此，用传统经典的视角理解长篇小说，我们将得到一个悲观的结论。而如果从现代生活 的某种需求上审视它们，结果将大大不同了。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看 法，回顾近百年的小说写作，人们的感受是各自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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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的长篇作品，与古典的章回小说，是不一样的。阅读《子夜》、《家》、《饥饿 的郭素娥》、《围城》，调式已完全不同于《红楼梦》、《儒林外史》，连叙述方式，都颇 类似于域外的作品，所谓新文学的特质，就在于这叙述方式的转变，和审美格调的变迁。新 文学的作家们，已不满足于曹雪芹、吴敬梓式的模式，他们学习巴尔扎克、模仿托尔斯泰， 渐渐地扬弃着古小说的韵致，连语体，也变得格外欧化了。到了柳青、浩然、王蒙、乃至余 华、莫言、王安忆这几代人那里，古典的东西已越来越远，汉民族的生活底蕴的表达方式， 和旧小说已有了本质的区别。这场叙事的变革，给我们带来了现代的观念，和某些人本的意 识，那劳绩的伟大，世人早已认识到了。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至少在长篇小说文本里，可 反复阅读的经典不多，几乎没有一本如同《呐喊》、《彷徨》那样百读不厌的佳作。实际上 ，鲁迅、周作人、沈从文、丰子恺在不断被人们阅读着，而长篇小说呢，读者大约只翻看一 遍，就无兴趣再去接近它了。
至今为止，《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著作，仍是千百万读者青睐的 读本，那里有着民族生活的隐秘，和汉字的隐秘，读着它，仿佛回到自身，那语境里的人生 ，何尝不也映现着今人的形影？而当代小说的这一功能，却大大地降低了。前些年曾走红的 《白鹿原》、《废都》、《热爱生命》，已没有多少人再去注意，而像《保卫延安》、《创业
史》、《艳阳天》等，除了文学史专家还不断地拆读外，大概已没有人去审视它了。
即使像余华、莫言这类十分有影响的写作者，他们的长篇之打动心灵，常常不是文本里的 深层语态，而恰恰是故事本身，以及作者追求的意象。然而那意象又往往与中国人的语言经 验脱节，仿佛是本翻译著作，汉字旧有的魅力，未被继承下来，文本的价值，就很是可疑了 。
我觉得，近九十年间的长篇写作，在文体上出现了问题。除了钱钟书、贾平凹等少数作家 注意到了此点外，大家都被一种虚幻的写作理想蒙骗了。用西方的模式展示东方人的生活， 有一个转化的问题。这一点，曹禺的话剧、焦菊隐的导演实践，可以说明些什么。长篇小说 在西方的宏大叙事理念里，陷得太深，未能与我们民族固有的语言艺术，深切地沟通起来。 只有一种阅读翻译小说的经历是完全不够的，从西方回到东方，由东方再走向西方，这是个 双重环节，我以为均不可忽略。我们的许多有才华的作家，所以留下了遗憾的文本，是不是 应由此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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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去年，当王蒙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问世的时候，我和他有过一次交谈。那次 谈话涉及到了他的语言，我们都谈得很坦率。我至今仍认为，王蒙的智慧表现在他的中短篇 小说里，长篇作品中，《活动变人形》是个高峰，后来的几部，大抵停在一个地方，未能展 示其自身的特质。王蒙的写作巅峰是在八十年代，他的作品所以唤起人们的热情，乃是以一 种非八股化的热情，消解了文革的叙述模式，那意义是不同寻常的。但王蒙的叙述经验后来 停止在苏俄文学氛围和“毛话语”那里，到了九十年代，已使我们有了一种不满足感。汉字 的潜能，并未都释放出来。与王蒙状态完全不同的贾平凹，曾在一些作品里用古典的话语方 式还原过长篇小说的本土空间，但又因为明清文人气过重，没有现代意识的张力，反不及余 华、格非的文本那么与人性贴近了。王蒙与贾平凹，都可以创造出一种大气象的文本，写出 让人久久回味的著作，但他们似乎被自己的经验囚禁在一方，像《围城》那样耐读的著作， 反而很少。什么原因呢？当代的批评家，似乎都未说过。研究这个现象之谜，我以为是很有 意思的。
多年前阅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时，我曾暗暗地想，如果我们的长篇著述里 ，也有这类的文本，有一种透明的话语，这话语是一道历史的投影，或一个民族叙述智慧的 合力，那该多好！《红楼梦》经得起反复阅读，便在于那文字后的历史。而这类文体，常常 出现在短篇佳作中，却殊少见于长篇之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一百年 来，长篇写作的探索，似乎走了弯路。我们的作家，过于贪大，喜欢史诗，却把生活的平凡 漏掉了。中国的文学，常常是以小见大，方寸之间看到气象，而不是从阔大的形而上出发， 穷极琐碎的生活。由下而上，从小到大，那才是我们的传统，倘把这一点丢掉了，那么便会 误入虚假、空幻的天地，读者与其隔膜，便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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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余华小说的时候，曾被作品里的情境透出的人生隐喻，深深打动过。就小说的技巧， 人生的体验之特别而言，高于他的同代人，不是很多。《活着》写国人的艰辛劳作、不幸的 命运，在深度上是让人刮目的。他不仅写了曲折、宿命的人间，更主要是隐含了中国现代以 来的人间哲学。余华让人难忘的是他的故事里的形而上学，但文字上却有点西崽气，仿佛是 翻译文体，倒与国人的思维经验相悖离了。与他相近的莫言、格非，似乎也有这一点，他们 的文字不是古中国认知血脉的延续，倒像海外舶来之物，没有长久咀嚼的余味儿。而小说的 故事，又远离人生的本源，东方人虚实相间的人生情境，未被描摹出来。近年读的许多作品 ，在结构上和人物特质上，大多模仿着洋人，本土文化的内功，普遍减弱。即便出现过一些 像《长恨歌》、《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那样的佳作，然而文本上仍有缺憾，远不 及近现代以来一些经典作品那么耐读。看着翻译成长的作家，其弊端仍在于缺乏母语的 底气，对外文的妙处也知之甚少。他们只学来了小说的结构，艺术里的玄学之道，却不幸将 文字的传神功夫抛弃了。其实凡谙熟外文的学人和作家，稍有气象者，并不那么洋气。冯友 兰之著《中国哲学史》，语言十分的古典，文章与美文庶几近之；胡适写《红楼梦》的考证 ，以及著述《白话文学史》，哪有一点英文汉译的痕迹？西洋思维的长处，早已化入东方式 的语态里了。像周作人、梁实秋这样的人物，他们一生译著之多、之好世人公认，但看他们 留下的文字，大抵有东方特色，秦汉遗风、汉唐气象、魏晋风骨，均域外艺术难以比肩。舍 弃几千年的传统，以译文的标准从事创作，几十年间的佳作殊少，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鲁迅一生，译书之多，远胜于创作。先生精通日语，熟悉德文，但文章却多魏晋气脉，可 深深品味者甚多。周作人的希腊文、英文、日文均好，可看他的小品，却由明末散文走来， 广采域外精华，毫不见模仿洋人的痕迹，而观念，大抵却是现代的。五四那代文人，高于今 人的地方，就在于近不失故国文字之典丽，远弗陷入洋人的陷阱，打通古今，连通中外，在 母语的基点上创造艺术。但近五十年来，有些功力者寥寥，旧学空疏，新学多伪，创作上学 步于域外新潮，那结局，是很尴尬的。我们说今日长篇小说，能让人反复阅读者殊少，正是 这尴尬局面的产物。看看鲁迅以来的文学史，今人对那些先驱者们，应感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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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丁玲那一代人，因欲做史诗，而败下阵来；杨沫、周立波那一辈，则为了政治而牺 牲了个性，也留下了遗憾。像李準、浩然这些有生活气息的人，后来遇上泛道德 化的时代，缺少的恰是精神的自由，如今再读他们的作品，倒显得稚气过浓，反没有重审的 意味了。思考中国长篇小说的得失，可总结的地方很多。诸如以意为之，意在笔先；诸如历 史式叙述与私人化叙述之关系等等。茅盾是最早打破旧章回体的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子夜 》、《腐蚀》等等，力求避开传统叙述方式，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式的结构创一新 的局面，可谓功德不浅。但《子夜》之弊在于以宏大方式注释理念，人的世俗化、日常化被 掩盖了。作者后来在《霜叶红似二月花》里，力图避开西洋的模式，找到了一点东方的感觉 ，可惜未放开手脚，又失败了。与茅盾同代的李劼人是位很有思想的人，他写《死 水微澜》、《大波》，就力图变得民族化，但因为左拉的影子过重，西南地区人的生活境遇 ，未能深入地凸现出来。倒是北平的老舍，以《骆驼祥子》一鸣惊人，写出了京城生活的底 蕴，不过，因为对新小说把握不足，满腹经纶，却不能以此种形式道出，至今一想，仍是憾 事。长篇的创作，到了路翎时代，可说是一个高潮，作者的才华之高，心绪之宏阔，为许多 人所不及，可惜在俄苏小说里陷得过深，自我的力量依附在俄国人的意象里，那种小布尔乔 亚式的风范，与大众之间，是很有距离的。
中国的读者，常爱从身边琐事、日常生活里窥探人生。明清之笔记，民国之随笔，今人所 以百读不厌，原因大抵就在这里。汉文学历史的精妙之处，在于感悟，以对白、故事描摹世 相，或写苦运，或谈传奇，不过瓜棚豆架下的闲聊，而机敏与才情，均由此流出。《聊斋志 异》如此，《红楼梦》如此，今人汪曾祺的短制亦如此。西洋小说，反其道而行之，由圣经 、上帝意志那里写来，自上而下，《荷马史诗》这样，《浮士德》这样，《百年孤独》也这 样。引西洋小说入中土，本来并非坏事，但以汉语写西洋式的作品，则如骏马与骆驼易地， 山鹰与麻雀换巢，扬其所短，避其所长，味道顿失。茅盾、丁玲、周立波诸人的遗憾，我以 为大致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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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西洋文学意象与本土语言精妙地结合起来，首推鲁迅。他之未写长篇，原因多多，但 有一点，我觉得是看到了自己文体的有限性。先生的《阿Q正传》、《孔乙己》，把西洋小 说的精华摄入笔端，外来模式已消化到己句里，看不到模仿的痕迹了。所以他在短篇小说里 ，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鲁迅的文体，似乎适于散文、札记，而描摹宏大的场景，很有困难 。我们看《阿Q正传》，写到一半，精华已尽，结尾的地方，就很有些草率了。沈从文、汪 曾祺也是这样，他们把契诃夫、莫泊桑以来的传统，学的很好，但得心应手的，是对域外小 说的小场面，小人物的借鉴，写托尔斯泰那样的巨著，尚无气力。鲁迅译了那么多域外小说 ，但他写作品，用的却是中国人的口语、白话。写人写事，多以白描为之，不像茅盾、蒋光 慈那样渲染场景，勾勒意象。鲁迅所以回到传统的叙述里，大约是感到了其间的魅力。《红 楼梦》以人物对白，就可塑造出各类典型，《聊斋志异》的闲谈之笔，已将人间荣辱写尽 。鲁迅的《祝福》、《故乡》、《离婚》，何尝不是如此？在如何创立中国小说学派这一点 上，先生的体悟，确高于常人。
但长篇小说就不那么简单了。叶圣陶、茅盾、李劼人、巴金诸人，对中国文史的理 解，远逊于鲁迅，惟有钱钟书，因为深谙国学与西洋小说，把《围城》写得奇幻精美，至今 仍被人们推崇。钱氏著述，非技巧派们可比，他状写人物，点染气氛，都有智者风范，毫无 为小说而小说的姿态。你看他叙述学人旧事，何等洒脱、大气，文体的背后满是智慧，其幽 默、反讽，跳出沉重的超迈之举，非大哲者不可为之。杨绛的《洗澡》，也很带有此类风采 ，语言洗练，句式沉稳，读来颇有味道。可惜二人文人之气过浓，鲜及百姓生活，在民间影 响不大。长篇小说的中国化，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文章到此，该要结束了。绕来绕去，好像并没有谈到本质上。小说的路，成千上万，没有 一条不可以坦然地走下去。但几十年间，我们挤在一条路上，被一种幻影吸引了过去。我写 此文，不过略陈己见，想看到不同的、多样化的作品而已。同时又强调本土的价值，文体的 隐秘，是生长在母语的世界里的。而这一点，过去我们强调得不够，这里特别一提，以期有 人注意到这些。
2001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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