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现代史学观念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出现在20世纪前后的历史大变动中，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在为救亡而向西方现代文明的学习中，西方各种科学理论与方法逐渐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在治史态度、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理论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史学科学化”成为大多数史家的共识。近代民族危亡的形势，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西学则以其实际的功效给中国人以深刻印象。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科学”开始作为西学或新学的标志传入中国。随着从富强之术的格致学，到政制方面的群学的翻译绍介，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一步步扩展，科学的内涵也相应一步步丰富。到新文化运动兴起，“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口号化概括，“科学”成为现代文明在知识层面上的象征。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争论中，科学派大获全胜，更说明科学包括的范围已深入到道德伦理与精神价值领域。
与科学观念的凯歌行进相反，经学的内涵与地位则步步缩小与式微。经学由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一退至伦理政教层面（“中体西用”），再退到个人修养层面，最后随民国建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经学的神圣地位彻底被打破，开始退出时代，进入历史变为“国故”，成为史学研究的材料。科学取代经学成为真理的化身。对此，胡适曾形容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和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区别于经学教义的先验自明，近代科学的真理性建立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表现在求真的态度，客观的眼光，批判与理性的精神上；表现在求实的方法规范上；表现在结论的可验证性，力求符合事物本来面貌上；表现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促进人类进步的现实功效上。科学是对科学的态度、方法与结论的总称。对科学的尊崇表达了近代人类对自身的信心，认为人可以认识世界、支配并改造世界为人类造福。科学观念在近代迅速广泛地为国人所接受、所崇信，根源于中国人要求彻底打破旧观念与旧制度的束缚，以求改造社会，改变贫穷、落后、愚昧的状况，并尽快走上富强、民主文明之路的强烈渴望。
科学观念的传入，也使中国学人“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注：《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1月，1卷1期。）， “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5页。）。觉悟到“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注：《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页。）。严复早在19 世纪末就向国人宣告近代学术的本质在于“黜伪而崇真”，其方法在于“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在于“内籀外化”即归纳演绎法的运用（注：严复：《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4页。）。 王国维则认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地位”，原因在于中国人缺少“思辨”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太过于“实际”、“通俗”、“具体”，而不擅长“抽象”、不精于“分析”（注：《原强》，同上，第449页。）。 陈独秀更把“科学”当作批判传统的工具。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常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他认为“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步步皆踏实地”（注：《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4～135页。）。胡适也认为“盲从”、“调和”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这使得中国古代学术“无条理”、“无头绪”、“无系统”。而科学的特点则是“尊重事实和证据”，在实际运用中，他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拿证据来！”的口号，要求以经验的方法和批判的态度研究学问（注：《新思潮的意义》、《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总之，随着科学观念的输入，学人们普遍要求学术研究从态度到理论方法皆“一归于科学”，实现学术的科学化（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页。关于此方面文章，可见俞旦初：《中国近代史学对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最初提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促进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对民主自由观念的认同。民主自由观念的盛行与专制封建统治的衰败与崩溃，影响到学术研究中，就是学人学术独立意识的萌发与自觉。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向传统经学的神圣地位，指向专制正统思想对人的头脑的束缚，指向传统政治与学术的紧密结合，他们认为这些导致学术研究丧失独立性、自主性与开放性。
严复早在1895年就认识到自由对社会、对学术发展的意义。他说：“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注：严复：《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4～475页。）他又讲，西人富强之原因在于，“一一皆本诸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途，……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认为只有在民主、自由气氛下，学术才会在自由争论、平等竞争中，争驰并进，相磨相砺，日新月异（注：《原强》，严复：《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9页。）。 王国维在清季也意识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时代，而非教权专制的时代”。因为研究之本质在于“博籍众说而唯真理之从”，“所以其奉此说者，虽学问之自由独立上所不禁”，为此他指责清廷以经学一统思想之专横反动，认为罢黜百家之结果，只能导致世人对之的疑惑耳。欲要学术发达进步就要使学术独立，只有不把学术当作注释政见、获取利禄功名的工具，才可以防止学术求真之外的主观因素之干扰（注：《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157页。）。他强调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注：《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0页。）梁启超也认为，治史当“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不宜在历史之外，“多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之类（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七三，第31～32页。），“学问即是目的”。“非如此，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四，第36页。）。顾颉刚也明确地讲：“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注：《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页。）陈独秀也曾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过于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故为学者常甘以史学作伦理学之附庸（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9页。）。
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与独立化，更由于现代大学与研究院等学术体制的发展而在实际中取得体制化的保障，并由于职业历史学家群体的出现才真正得以实现。史学研究以之为依托，开始走上专业化道路，对历史的研究才得以深入细致。
中国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化分工的发展，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一系列新兴行业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新兴阶级与阶层。如现代工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的兴起，产生了中国现代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政党政治和文官制度的实施，使职业政客和行政阶层也出现了；科举的废除，学堂大学的设立，留学生的增多，加之新闻业、出版业、教育业、律师业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这些都大大地改变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社会，中国开始步入职业社会。在民国，阶层、职业在法律上只有社会分工不同，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从业人员都是国家平等的公民。对学人来讲，随多元职业的发展，已成为“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再只有做官一条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中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知识分子”（注：朱自清：《论气节》，《知识与文化》，1947年5月，第2期。）。也即是说，知识分子从士大夫变为“老百姓”（注：顾颉刚语，见《悼王静庵先生》，《文学周报》1928年第5卷。），从原先处在权力中心地位开始“边缘化” 到纯粹文化领域，不仅要靠知识吃饭谋生，更要以知识文化的创造、阐释与传授为本分（注：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0年，第6期。）。 他们失去了往日显赫的政治地位，却在大学和文化界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他们失去了过去因依赖君王而得到的特权，却因变为自由职业者而获得了经济的自主、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学术领域也开始与政治、经济领域相互分立。
中国最早的学院派职业史家受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大多标榜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治史原则，其共同的观点是认为历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但主要或首先是一门史料考据学。他们对历史研究的要求，用顾颉刚称赞王国维的话讲就是：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辩（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第49、24页。）。
首先，治史要以求真为目的，不当为现实功利所干扰。胡适曾讲：“做学问不当应时势之需，不当存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注：《论国故学》，《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王国维则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注：《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0页。） 顾颉刚认为“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否则就像古人那样，是把史学服务于现实政策了（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页。）。傅斯年更强调治史不是去扶持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而应超然于政治，作“无用的研究”（注：《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5页。）。
所以，治史要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不为古今中外任何先见、成见以及任何主观因素如道德价值观念所左右，不为任何门派、学说所束缚，也不为自己的好厌等感情因素所蒙蔽。努力达到心如明镜之境界，只以理性、客观的眼光对待一切史料与学说。“科学态度在于抛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事实走”（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49页。）。史家治学应舍主奴之见、屏家学之习，长立于“第三者之地位”，心中没有一个偶像，而由“活泼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见前揭书，第30页。）。傅斯年更讲，历史学家就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应“消灭自我”，“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不该把任何传统和自造的“仁义礼智”同历史学混在一起（注：《傅斯年全集》第四册，第352、266页。）。
再次，治史的要点在于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他们认为这是使史学科学化的关键。胡适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所以“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史学科学的一面，就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如果一经叙述与解释就会成为艺术的东西（注：《介绍几种新出的史书》，《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92期。）。 顾颉刚也说“吾辈研究历史者注重证据，重证据必然重然否，其目的在于止于求真”（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同前揭书，第30、78页。）。傅斯年则据之推向极端，认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家的工作就是客观地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直接研究材料，并扩张材料，扩充研究材料的工具（注：《傅斯年全集》第四册，第266页。）。 而只有客观眼光的确立，史家们可以平等地对待任何材料，同时一切东西都成为史学研究的材料。“虽在矢溺，亦资妙观”（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1页。）。不仅金石甲骨、遗简旧枝、故纸外书皆可入史，民俗传说也可入史，甚至伪材料也可以作真材料看。他们为此目的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整理史料的关键在审定、辨伪、校勘、整理与考订。现代史家围绕这一目的建设起一系列精细的方法与手段，如王国维之“二重证据法”，陈垣之“史源学”、“版本校勘学”，陈寅恪之语言学方法，傅斯年主张的比较法等。胡适曾讲“审定史料乃是史学的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这话用在他们一批史学家身上，也很适用。
这些史学家大多鄙视理论，反对史观指导与总结。胡适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阐述了历史研究工作的程序与步骤。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要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都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到此，方才做到“述学”阶段，述学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的“明变”、“求因”和“评判”做完，才可作成一部完整的史学著作。（注：《中国现代史论选》（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391页。）但在当时，很少有人作到这一步，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现代史学刚刚起步，还处于史料审定阶段。中国史材料浩如烟海，新发现的材料也层出不穷。仅某一很细小领域的课题，光辨伪搜集工作就可穷尽一个人毕生精力。顾颉刚曾讲，他也想建设真实的古史，但辨伪工作本身已是极为浩大的工程。他野心虽大，但“甚悲人生寿命的短促”（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5页。），随着工作的开展，他不得不屡屡把治学计划缩小，到晚年把书房称为“晚成堂”，还认为“现在还是提出问题的时候，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国哲学》第6辑，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8页。）。仅出于这一原因，许多史家就对历史观问题已不感兴趣了。顾颉刚就说：“研究的工作仿佛是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层的容积愈扩大”，“但堆得无论多高却总不会有扪星摘斗的一天。”据此，他认为所谓哲学，其“基础是建设于玄想上的”。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把学问的土堆天天加高而已。“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2～33页。）。
最主要的是，他们很多人干脆就否认理论的作用。王国维就讲“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他认为，“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注：《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胡适则基于实验主义的经验论与不可知论，认为凡“主义”皆出于一时救时的具体主张，不能把世间所有具体的事都包括在里面，却容易为无耻政客利用做种种害人的事。为此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胡适散文》第二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傅斯年更认为，不仅一般理论都是空想的，就是在史料中也不能归纳出什么联系与理论，因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我们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更别说有算学和物理科学中那样的“大原则”了（注：《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310～311页。）。他认为治史学，应“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332页。）。 对历史的看法，他认为由于史料的不足，无法恢复历史全貌，历史像一个缺边掉底，折把残嘴的破罐子，一复原就不可避免地加入主观想象因素，所以他“反对疏通”，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只能出一分货”（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 第262页。）。总之，这批史家的主张用傅斯年比较极端的话来表示，就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5页。）。
人总是生活在历史中，并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历史。历史研究作为历史性生存的人从事的一项社会性活动，始终是以重现并解释一个真实的过去为本职的学术责任，始终是以培养人们的生存历史感，提高人们的历史洞察力，增强人们的现实生存意识和现实活动的合理性、自觉性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客观主义为宗旨的史家内心未尝没有这样一种冲动与渴求，尤其在民族危亡日益加重的时代。但出于对以往史学以玄思的经学为旨归、以教化资治为己任的状况的不满，和对近代科学观念的尊崇，信奉客观、中立的原则。一提“抽象”、“说明”、“解释”等词，他们就联想到主观因素的干扰；一谈“入世”与“现实”就害怕学术独立性之丧失，他们对“主观”“理论”“致用”是既轻视又敏感，惟恐史学沾污上非科学性的因素。面对浩瀚的史海，考订、辨伪整理工作之艰巨，更是熄灭解释、说明、应用之心，钻入故纸堆就难免有被淹没之危险。他们对史料、史实考订之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而考证之繁琐、史实之支离却也让人望而却步。其结果史学研究成为“只是十几个书院的学究”们的事，只在少数学究中流传，史学不仅成了“不生利的事物”，对广大民众来讲真成了“无用之物”（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诣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63页。）。
过分强调史学的独立性、学术性与客观性的结果也使史家相对孤立于社会、孤立于现实、孤立于生活，把史学的独立性与社会性、学术性与致用性、主观与客观、史料与理论关系对立理解的实质，是把历史当作已死去的与现实毫无联系的实在物，把人理解为只有理智力而无生存欲望与感情的抽象存在。收集的当然只是些残损破碎的历史事实，无法给现代人以启迪，无法让现在人通过重现历史而认识自己和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更无法让历史启导未来。这也是以后以何炳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极力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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