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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求真，贵在当真
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郭世佑
近10年来，有感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某些现状，我曾写过几篇小文（注：参见拙稿《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史料挖掘与理论创新》，《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议》，《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史学的规范及其变革》，《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6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遐思》，《学术研究》2000年第2期。）。我曾冒昧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所谓理论的突破，意即对某些未经确证却已先入为主而且还像万有引力定律那样常被演绎之定论的突破，连同支撑有关定论的思维定势与方法。如今看来，此念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或修改的必要。
对于攻读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来说，近代史学科乃至整个历史学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观念与思维方法，远比关于历史知识的积累重要得多。笔者守候教坛凡18秋，为时无疑不长，也不算太短，时常习惯于站在受课者的立场，设身处地来看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诸多进步与不足，并与他们一同推敲有关似是而非的定论。最近，一位中国古代史硕士生的一席话使我感慨万千。他说：当自幼所接受而且至今还在充当社会主流意识的某些思维定势与定论面临解构甚至否定时，他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痛苦的。如今他虽已从痛苦中熬过来，但每当追思这段经历，他仍觉得特别难受，他真不希望自己的学友都一定要经过这种难受的过程。他还告诉我：自己平时的思想其实与守旧无涉。个中消息，耐人寻味。我一时还难以回答：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我们对学生的这种痛苦究竟应负什么责任？在斯多纳的学生群体中，除了“痛苦的哲学家”与“快乐的猪”之外，是否还有第三种选择，譬如“快乐的哲学家”之类？
一般说来，研究者与历史之间的时空距离越近，“还原”与感受历史场景的能力就越大，而抛弃主观情感解释历史的可能性与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数也就越少，这本身就存在矛盾。大概因为近百年的历史风云还若隐若现于我们今天的生活空间，我们还不曾适当走出或远离于近人的身影，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标还很难泾渭分明，死人拖住活人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我们只能带着“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来解读与认识那段苦乐相间的国史进程，如何把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适当区分开来，往往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无论是20年前李时岳等率先重开“洋务运动”的定性分析与价值评判，还是20年后胡绳提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课题，可知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是如何驱动着研究者，社会现实中的既成观念与功利因素又是如何缠绕研究者。
“实事求是”既属于史学工作者的职业理念与广告语言，也是一句古已有之的成语，并非出自现代人之发明。至少《汉书·河间王传》中即已载明，连误国多多的晚清慈禧太后也偶尔把它挂在嘴边。“求是”与“求真”、“求实”，可谓同义，先儒颜师古补注《汉书》时即称：“务得实事，每求真也。”古往今来，叙说与倡导此义者固然不乏其人，而纵观大千世界，被说得最多的，未必就是被做得最好的。平心而论，求是求真，贵在当真。欲期当真，有时还需要童稚似的天真，否则，要么功败垂成，要么像如今电视屏幕中的“做秀”，或者干脆走过场。
也许有人会说，有些道理其实都懂，只是用不着那么认真，以免自寻烦恼。我看未必。倘若抛离冷峻与独立的思考，一切都是枉然的。且不说如今可望化入共识乃至常识的20年前那场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评判之争是如何掺杂误解、警觉或意气的，至少关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话题，就已使人颇费心思。研究“资本主义”有年的法国年鉴派史家布罗代尔曾给我们提供过一个爆炸性的学术信息：马克思在有生之年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资本主义”一词作为“社会主义”的反面，迟至20世纪初才在政治论坛的激烈论争中频繁出现（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转引自[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如果布氏所言乃真，那就需要我们忙里偷闲扪心自问：作为言必称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与掌握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们曾经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去指责和贬低我国近代的“资本主义”，说它“行不通”，意即指责它搞错了或不该搞，其概念阐释、理论依据、史事支撑与逻辑思路是否应予重新推敲或抓紧完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开宗明义地视落后国家与民族“变成资产者”为避免自身灭亡的必由之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一部中国近代史应当可以印证此论之高明，而不是相反。至于我们常借历史的名义说话，说百年历史进程足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却需要更多的理论依据与史事支撑，增加更多的说服力。这是因为，如果以迄至1949年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在全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不足10%为依据而立论，则除了考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外，还应对实施这种制度的相关条件予以适当的说明，然后区分其轻重主次，否则，就容易陷入“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或以历史的结局简单推导历史过程的方法论误区；如果以1949年以后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与此前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相比较，则应当注意，由于1949年前后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已经明显不同，如何充分论证此类比较的可比性及其相关说服力，还需要多动脑筋。一般说来，只有在大致相近的时空条件下，比较研究的结论才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如果动辄借用历史的名义来说话，历史就容易变成“胜利者的宣传”。其实，任何一种论点都不难找到一些相反的论据来质疑，非经切实论证不可，尤其在制度史的优劣区分与价值评判问题上更是如此。在我国史学界，并非每一个学者都看重逻辑的力量以及史料选择与逻辑的综合，这是值得忧虑的。
窃以为，1949年的胜利，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较量之结果，还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的政治较量与军事较量之结果。是后者决定前者，而不是前者决定后者。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在神州大地的尝试与完善就无从谈起。毫无疑问，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在比较研究的可比性等理论层面的探索上多下工夫。李时岳先生于弃养前赐寄笔者之手札云：“近年来年轻人往往绕过重大选题而选择冷门，虽有创获，但对传统旧说冲击不大。这种‘攻坚战’，太少人去做，也是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其人也逝，其言也哀。
一部中国近代史为期不过百年许，较之晚清以前稍成“气候”的绝大多数朝代所维持的岁月，无疑显得十分短暂，然而，它的复杂性不仅堪称中国历史之最，而且远出近代史研究者自身的预计之上。基于种种缘由，我们却曾以极其简单的思维方式和近乎粗暴的治史态度来对待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即根据战争时期所普遍接受的非敌即友的“一分为二”原则与非此即彼的“两条路线斗争”之类思维定势来划分那些千人千面而且千变万化的人物与群体，然后判断好坏，确定褒贬。流风所及，遗患无穷。时间所造成的伤害，最终还得需要时间来解决。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厌倦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治史态度与做法，在近年许多重要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都不难听到此类呼声。正如罗志田在重新探讨戊戌新、旧之争时所指出的：“戊戌变法前后湖南乃至全国的所谓‘新派’并不全新，他们对‘新政’的参与和接受程度有所不同；而‘旧派’也不全旧，他们大都支持甚至提倡某种程度的革新。”“到19世纪后期，中国朝野所谓‘守旧’，大致都不过是相对而言。”（注：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笔者对此也常有同感。近阅“端方档案”中端方与张之洞之间的往来电函，了解二者围绕鄂籍留日学生应否创办《湖北学生界》所存之分歧，倍觉历史场景之生动与复杂——
端方：《湖北学生界》之宗旨“在唤起国民精神”，“当无违谬字样”，若饬留日学生监督，“分别裁定，使采摭论议一出于纯正，庶为有益”（注：端方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刻发，“端方档”专第104号，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张之洞：“若私设报馆，刊刻报章，流弊无穷，万不可行。”（注：张之洞复端方电，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辰刻收，“端方档”，同上。）旋见事态已无力挽回，张氏复电：“必须责令将报稿寄回，由官选定，刊印发售。”（注：张之洞复端方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六戊刻收，“端方档”，同上。）
端方：“拟派一学生专习校勘，有不合者，勿印，为[惟]此学生是问。”（注：端方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申刻发，“端方档”，同上。）
张之洞：“总宜寄回湖北，由官选择印送，断不可听学生自印自送，致流弊无穷。……若在东（指日本东京——引者）派一学生专习校勘，恐力不足相制。总之，学生在洋出报，此端鄙人万不敢开。他省不能管，姑先慎之于湖北学生可耳。……学生不知尊君，则必作乱；不知敬长，是谓忘本，亦必作乱。”（注：张之洞复端方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己刻收，“端方档”，同上。）另一急电称：“鄙意此事无论所言若何，总不可令自印自售，徒滋流弊。此事关系甚巨。涓涓不塞，将为江河。东游学生系鄙人创办，实不欲担此责任。”（注：张之洞致端方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申刻收，“端方档”，同上。）
及至《湖北学生界》在东京正式刊行，端方闻知该刊内容，“殊深骇惧”（注：端方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五酉刻发，“端方档”，同上。），向张之洞请教方略，张氏则把软皮球踢回：“从前敝处早有严电，训饬诸生。此次自应由尊单衔电饬，以见尊意。”（注：张之洞复端方电，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辰刻收，“端方档”，同上。）
端方接到张电，很难沉住气，一边回电佯示“单衔电饬一层，足见公相爱之谊”（注：端方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酉刻发，“端方档”，同上。），一边另电张氏幕僚黄某称：“湖北学生胆敢为此，与抱冰（指张之洞——引者）、鄙人、学生监督均有关碍，非独鄙人之责任也。……冰堂电告之意，岂不以禁阻不成，则鄙人当独任其咎？不知湖北学生有此程度，皆冰堂之力，此天下所共知。鄙人不敢居功，即受过亦必较轻。现在冰堂一日不回，鄙人必尽力做去。事贵有济，害人则无益也。请婉达冰堂为要。”（注：端方致黄某电，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发，“端方档”，同上。）
……
通读上述电函，与其说端方比张之洞善待学生，难能可贵地显示其进步与开明，还不如说后者较前者更老辣，更有“先见之明”，不是一般的官场中人可以同日而语。至于混迹官场之技巧与明争暗斗之微妙，连五花八门的京剧脸谱都难以尽其状，遑论非此即彼的划派分析与褒贬之类。
自80年代以来，国门大开，外面的世界真奇妙，西方史学流派与相关研究方法也随时引入，其成效因引入者的个人条件与课题本身的制约而参差不齐，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
近据留法归来的挚友沈坚博士悉心介绍，当法国史学流派备受我国史学同行所关注和赞叹时，法国史学论坛却已开始明显变化。纵观10余年来这一变化的过程，可知有别于心态史的“表象史”(histoire de representations)已成为那里的同行们最为时髦的用语和话题之一。“集体记忆”(les mémoire collective)也早已超出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成为许多史学著作所涉猎的课题。与当年强调“整体史”与社会经济史的“年鉴学派”截然不同的是，法国史学分支已越来越多，研究分工已越来越细，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年鉴学派”内部也受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自70年代始，将长时段历史因素的考察视野转向文化与文明方面。与“年鉴学派”对阵的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等人则将政治史复兴，成为近20年来法国史学新趋势中最重要的特点。在时间上，他们还偏重于“现时史”(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的研究，在空间上，除了传统的政治史（如政治制度、选举、政党、国家与国际关系等）之外，还有政治文化史（包括政治概念史、报刊史、政治话语史、知识分子史）、政治社会史等新的领域联袂而起（注：以上详见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待刊稿。）。
如今地球村的空间距离毕竟在日益缩短，任何国家和地区与世隔绝的历史都将明白无误地宣告结束。适当睁开眼睛，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不但没错，而且还很有必要。倘若通过介绍与关注域外史坛的研究动向与相关成果，争取开拓一点研究视野与思维空间，增加一点可供参照的学术系数，尝试一下丰富研究的手段，这总是好事；即便是尝试本身已告彻底失败，也未尝没有一点收获，史学研究者不必那么带头讲功利，带头以事物的结局去推导事物的过程甚至否定过程。
不过，任何研究方法既非万能，也并不像某些交通工具那样亟待快速更新。更何况，交通工具无论怎么更新，步行的合理性仍将与人类相始终，不是火车、飞机等随便可以取代的。研究方法就如思想认识，并不以新旧定优劣，全赖其管用与否，即看各自解读史料、阐释问题的成效如何。在这里，功利主义的原则倒是惟一的。倘若一种被称作方法的东西不大管用，又何必再守着和标榜它呢？实证的方法不仅中外都用，平淡无奇，而且还老掉牙了，但它就像老字号那般管用，并不存在过时的问题。相比之下，有些史学论文虽已注入新方法，还有新名词，不乏新潮派头，但连一些文化素养不低的读者也看不懂，无法使人窥其堂奥，还不如用旧理论、旧方法和旧话语去叙述更便捷。即便是读者在反复琢磨之后总算看懂了，即发现就那么一点点信息量，也没多少新见可言。或虽有新意，却又无关宏旨，形同无病呻吟。方法是别人的，问题却还是自己的，优势云云，也就无从谈起。据说，有位台北学者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李义山的诗作，从整体上看固然颇有成效，作者有时却把新理论用错了地方，新理论的重要性与全书的学术价值就需略打折扣了。例如，这位作者对李氏的《春日寄怀》分析得头头是道，运用西方文学理论近乎炉火纯青，而此诗恰恰是诗人写得最差的一首。类似的例子在史学界恐怕不难找到，甚至情况更糟一点。
吾辈生当社会过渡期与社会转型期，无论从事何种学科研究或行业，绝大多数充其量都不过是过渡性的人物而已，倘若能把守一份过渡性的家业，就算不虚此生。如今各种名目的“工程”与数字化的社会运行机制随时都在干扰与侵犯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其危害实不亚于奴化人文学科的政治运动猖獗之时。吾辈原本就不是什么“贵族”出身，欲期以“贵族心态”来漠视或排拒这种干扰，显然并不现实。对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史学首先是一种职业，而不是生命。但我相信，尽管史学经常为形形色色的功利而存在，最终却只为真实而存在。惟有以求真为职志的治史者方可确证史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连同史学与自身的尊严。在21世纪的悠悠岁月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若能成就像美国已故汉学家费正清那样不是靠自封而是举世公认的学术重镇，后者必将是既把史学看作职业又视同生命的大智大勇者和我行我素者，也将是以大手笔认真清理和解读近百年纷繁变幻苦乐如潮的整体原态并能为提高社会大众的历史意识品位与公民素质而有所贡献者。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
冯 钢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近代史研究是否已经明白无误？我不敢说。习惯于“文明冲突说”的史学家们似乎总也摆脱不了“西方中心论”或“帝国主义侵略论”两论对峙的无解局面。90年代有学者提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试图打破这种局面，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问题”仍然不少。其实质不过是把U.梅洛蒂(U.Melotti)的“一元多线论”与时下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拼凑在一起，却未必真正弄清了这些理论的本意。这恐怕是21世纪的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学者所应认真推敲的问题。
从最一般的描述来讲，中国近代史的确就是传统中国对现代西方文明冲击的回应历程，对这个历程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视野，但基本前提是对“冲击”应该有一明确的认识，弄清“冲击”的本质是什么？说是“帝国主义侵略”当然是太简单了，这除了激起一阵阵“保国保种”的危机感以及对“洋人”的仇恨，也许就再无什么“高招”来说明这段历史了。然而，在说法上稍作一些改动，说与西方文明的冲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缘化过程”和“革命化过程”，是否就能说明白近代史的本质了呢？我看未必。问题并不在于说法上有什么变化，而在于这种说法是否触及了冲突的实质。
“边缘化”的说法来自“依附论”（及后来的“世界体系论”），但这种理论对所谓“西方文明的扩张”有一明确的认识，即“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依附论”者把马克思的资本剥削理论运用于世界经济过程，从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来证明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的自我扩张”即“资本积累过程”。因此，他们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同时也就是不发达社会的边缘化过程，这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这种理论非常强调对“资本积累”性质的分析，从A.G.弗兰克对罗莎·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的发掘，到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以及沃勒斯坦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重新认识，无不是在考察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形式是如何运行的，又是如何使非资本主义地区边缘化的。然而，我们的史学家们似乎并未弄明白什么是“资本积累”，更不清楚这种“资本积累”带来的边缘化过程需以何种方式去“抑制”，却似是而非地谈论以“革命化进程”来抑制“边缘化”和“衰败化”。例如，按照卢森堡的解释，资本主义因无法在其内部实现剩余价值（即剩余价值的形态转换），因而必须在外部寻找工人和资本家之外的“第三市场”。因此，中国成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目标。那么怎样才能抑制这个趋势呢？是通过革命化来建立一个强大政府就能抵御这种冲击了吗？在我们的史学家看来就是这样。他们说，清政府软弱无力，面对集中了全国主要经济剩余的地主阶级束手无策，不能将这种剩余调动起来投资于近代工业。这就是说，如果革命化能带来一个以政府积聚经济剩余的局面，中国就可以抑制边缘化了。然而，事实上这并非必然逻辑。大量经济剩余积聚在政府中反而更有可能成为外部资本主义实现其本国剩余价值的“第三市场”。换言之，非资本主义地区的剩余积聚恰恰是为世界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惟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日本，正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够积聚全国经济剩余的强大政府，因而才逃脱了沦入边缘化的厄运。相反，“大片土地、劳力和无数的劳动产品被国家以赋税积聚起来，最终转入欧洲资本并积累起来……这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中所有东方国家的真正功能”（注：卢森堡语，转引自A.G.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中译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问题的关键在于，“冲击”一方的实质是“资本积累”；“回应”一方却只懂得“剩余积聚”。甚至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学家用以解释近代历史事件的理论构架中也没有“资本积累”的概念。他们好像并不知道，资本主义之所以依赖于“第三市场”，是因为它的剩余价值中被预定为扩大再生产所需资本的那一部分，作为商品形态是不可能在其内部被消费的，无论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都只能在非资本主义的消费中才能转化为资本。因此，如果说近代中国是因为成为世界资本积累的“第三市场”而沦入边缘化进程的，那么无论国家的“剩余积聚”是直接用于消费，还是间接地通过投资近代工业而用于消费，比如“兵工洋务”，都无法抑制边缘化进程。相反，政府消费不仅更能体现量上的“集中消费”，而且与民间消费相比，政府消费更倾向于直接进口和“替代进口”，也就是说，政府更愿意进口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就只能起加速边缘化的作用，问题关键在于国家政府以什么形式支持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我不同意以下这种说法，即清皇朝垮台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21页。）。如果说，清皇朝的垮台是“衰败化”的必然结果（这种说法也未必正确），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应该考虑的正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进行一场“经济革命”。由于历史学家们始终没能意识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的本质，是一种由利润支配的、因而是不受需求满足限制的经济，对另一种始终受到需求满足限制的传统经济的冲击，因此，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实际上往往是在不了解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谈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所谓“现代化”问题。显然，抵御“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并加入到世界资本积累的进程中去。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提供那种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那么西方文明冲击的事实已经把中国逼到了不进行这场“经济革命”就再无退路的境地。清末民初的国力固然不强，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在当时条件下就不可能出现那种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资本积累进程。实际上，即使是在所谓“统制经济型资本主义现代化”典范的德国，“整个革命过程只是由从亲戚那里筹借来的几千马克的资本推动起来的。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注：M.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9页。）。问题是，历史学家们似乎太迷信国家的作用了，无论文化变革还是经济变革，好像没有国家的倡导和推进就将一事无成。事实上，就最一般情况而言，国家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柄双刃剑。从理论上说，国家既可以为商品流通提供某些客观条件，如将流通置于某些比较可靠的法律保护之下；但是，商品流通发展的其他经济条件，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的条件，却往往受到统制权力实体行政管理方式的禁锢。从现实来讲，除去民众为“国家重建”所付出的战争代价不说，对民间私营资本主义发展最具威胁性的，恰恰是那些依赖于政府经济的需求满足并由此获得这种垄断和参加“国家订货”的特权资本主义。面对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民间私营资本主义无论在赢利机会上还是在理念变革上都将受到真正的抑制并只能退居幕后。因此，从发展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来说，“经济革命”如果没能在“国家重建”及现代科层制统治完成之前产生，那么，此后民间个体私营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不步履维艰，以至于连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都难以产生。而在一个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广泛社会基础的前提下重建国家体制，它又可能会是一种怎样的国家体制呢？就中国而言，那只会是一种与东方专制主义历史并无本质区别，完全体现“国家阶级”（注：这一概念恰恰是依附论者首先提出来的。参见S.阿明《不平等的发展》，中译本，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利益和意志的国家体制。孙中山的悲剧、北伐战争的失败，以及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不都说明了这一点吗？
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即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资本主义？在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史学界似乎并没在意这个问题。傅筑夫以唐代史料中“一厂一店”及“男女佣工”为证据的“唐代萌芽说”（注：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07～708页。），被许涤新、吴承明的“明代萌芽说”所否定，理由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一种生产方式（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如此看来，后者也认为“开厂开店”、“雇佣劳动”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个别现象”了。商品生产并不等于资本主义，也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都不懂，却在谈“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吗？
也许是对“一元论历史观”的误解太深，人们的视线始终离不开“生产力”，因而也就无法把握“生产方式”的本质。实际上，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生产力”不仅包含了物质规定性的生产力（如手推磨），而且必然包含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内容的再生产能力（如制度、规范、文化、科技、教育等），因为离开了这些“其他方面”，生产就不可能存在。把物质规定性的“生产力”从它所赖以存在的各种关系中抽离出来，我们也就无从知道社会生活的“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更无从知道我们全身心关注的这种“生产力”将如何才能获得。在一元多线论的“现代化范式”中，现代资本主义也被定位在这样一种单纯的“工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因此，它不明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消费当作生产的条件而非目的，并把需求满足置于资本积累的目标之下为积累服务，这才有了不受需求满足限制的、可以无限发展的生产力。“正是资本持有者的这种无休止的、奇异的自顾自的目标，即积累更多资本，以及这一资本持有者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与他人建立起来的关系，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过程。”（注：Ⅰ.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如果我们不了解资本主义过程的实质，那么，要想用“现代化范式”或别的范式来说清楚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自然会是困难重重。
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下限问题说开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王也扬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一直把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与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史”分为两个学科。这种划分，只是为了某种政治效果，在学术上没有多少道理，专家们很早就提议把这堵墙拆了，并已达成共识。1997年，在《近代史研究》杂志出满100期的时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作者、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胡绳先生重提“拆墙”的建议，他说：“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注：胡绳：《〈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祝辞》，《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先生也持同样的意见，并且主编了一部以1949年为下限的《中国近代史》读本（注：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至此似乎可以解决了。不过，还有一种意见存在着，即不少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认为，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演进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另一位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先生就赞成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的迈进，以20世纪最后20年成绩最为辉煌，值得大书特书（注：姜义华：《新时期呼唤史学的新发展》，《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那么，谁的意见更有些道理呢？笔者提请读者考虑。
其实，以上问题在国外学术界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近代史”一词翻译成英文，即“Modern History”，本来就含有近代、现代与当代之意。而在我们国内，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中国历史则至今仍被排除在近代史研究范围之外。这就意味着，一个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如果思考和研究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事情会被认为是在搞分外之业。历史是条斩不断的长河，这种人为竖立的藩篱，却往往使国内近代史学者不能越雷池一步。于是，思想难免局限，眼光必致狭窄，研究水平总要受到影响。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近代史渐渐地远离了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人戏称，现在建国已经50周年，如果再过50年，中国近代史便又是一门中国古代史了。且看今日图书市场，历史类书刊占有三分天下，其中尤以当代史方面的出版物受欢迎——老百姓毕竟关心离自己生活近的事情，对此，近代史学家们的奉献可谓凤毛麟角。他们可以忿忿然地指出时下这类“史书”的“胡编滥造”，可是说到参与其事，他们多是却步，声称不是吃这碗饭的，这在国内学术界倒不失为很充分的理由。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确是越来越冷落了。
近来，冷清许久的中国近代史坛忽然搅起一股生气。年逾八旬的胡绳先生不顾疾病缠身，以“七十、八十稍知天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学术上奋力追求，他连连发表的文章，引起关注和讨论，被学界后进们传为佳话。
胡绳先生的学术思考直揭中国近代史一些最重大最敏感的课题。譬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正在疾驰而过的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关系。他指出，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联，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本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如果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有经济，其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注：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尽管胡绳先生在“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关系”的课题研究中，有某些具体的观点，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但他从百年中国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上述结论却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其理论价值弥足珍视。
我们暂且不去辩论分期、下限之类学究式的问题。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落后、挨打、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觉醒、奋起、救危亡、求振兴的历史，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说到振兴，无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百姓，谁都承认中国在20世纪后期的伟大成就，那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终于找到并成功地走上了一条富民强国之路，可谓百年梦想今成真，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作为近代史学者，研究、总结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何等重大的职责，何等光荣的使命！而近代史研究生命力的焕发正集中体现在：它要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提供被近代历史证明了的理论和科学根据。这也正是胡绳先生晚年的学术追求。毋庸讳言，我们能够走上民族振兴的成功之路实属非易，其中有曲曲折折的弯路，有披荆斩棘的险途，也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历程。为了踏出路来，实践第一，干了再说，倒也符合“生活之树长青”的道理。但是当“生活之树”已经硕果满枝的时候，理论就不应该总是“灰色”的。总结历史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非常必要。可以看出，胡绳先生上述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和理论的思考及其精辟的论断，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以成熟的步伐迈向新世纪，是多么的重要。实践探索有风险，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敢为联产承包之先的时候，曾作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理论总结仍需要勇气。尽管今天的政治环境已非昔比，我们还是能从胡绳先生的遭遇中闻到些许过去时代的气味，这也正是他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他作为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近代史学硕儒，何以在耄耋之年，拖着病痛的身躯，不囿成见成说，对荆棘丛生、兹事体大的学术理论问题继续思考和求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的爱国家爱民族的学术良心和强烈的社会历史关怀使然。这是中国近代史学家最重要的品德。相比之下，我们这些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谋职称谋稻粱的人们便觉得惭愧。人云亦云不动脑，天下文章一大抄，敏感问题绕开走；低水平重复的结果是一堆堆文字垃圾，社会历史责任感的淡漠则造成学科生命力的枯萎。所谓“史学危机”者，此一由也。
胡绳先生晚年治学实践给我们的另一方面启示，是应该对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作尽量全面的考察和相互联系的研究。不管叫近代史抑或叫现代史、当代史，今天与昨天一脉相承，历史与现实难以割裂。而且许多问题，只有在历史运动呈现“水落石出”的时候，才看得清楚。胡绳先生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关系的研究课题，纵横百年中国，高屋建瓴，目光涵盖“本世纪最后20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其研究内容包括从梁启超、张东荪到孙中山、毛泽东的近代人物和社会思想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直至我们今天现实社会生活所面临的最重大最敏感的政治经济抉择。这样的研究把史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也把近代史研究的生命力焕发到了极致，它与历史的潮流俱进，与时代的脉搏同步，与亿万民众的心贴得紧紧的，必然受到民众的欢迎。谁说史学在今日只配坐“冷板凳”？
面对新世纪的来临，那些想有所出息的史学后进们的确应该向胡绳先生学习，除了前面说到的史德，还需要提高自己的史识，其中史学眼光的拓展尤为重要。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从近代到现代，乃至当代，都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进而破除人为的藩篱，让思想冲破牢笼。否则，是很难担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光荣使命的。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一点思考
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周积明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生，长期以来有两种对立意见。一种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冲击－反应论”，即西方的冲击或外来的现代化挑战，刺激了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待西方冲击，中国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开始了现代化（近代化）的过程。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论”因显而易见的西方中心的立场，受到中西学者的诸多批评。的确，近代以降的许多重大社会文化现象，如人口过剩危机、土地兼并危机、社会底层骚乱、地方武装割据、全国农民起义，都属于中国自身的问题，“保持着自己亘古未变的外部标志与内在象征”，并非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前近代社会中，孕育着具有“近代指向”的文化潜流，它们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十分重要的动力和思想资源。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绝非单纯的消极和被动。然而，在指出“冲击－反应论”的局限性的同时，如果离开西方的影响或西方的作用来谈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同样将走向误识。早在一百年前，梁启超谈“五十年中国进化”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曾以过来人的真实感受指出西方冲击对中国变革的刺激：“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实为变法之萌芽”；“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渐知西人之长，则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派出洋学生。……朝士皆耻于西学，有谈者皆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渐知西学，而肯讲求”；“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可见，在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与渐次深入展开中，西方的逼来确乎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如果说，“冲击－反应论”，是一种“外烁”立场，那么，强调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早已开始现代化过程便是一种“内源发展论”，即认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成熟的结果，不待外力强行推动。为此，一些学者把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启动的时间提前到明清甚至宋元。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社会并非停滞不前，而是沿着固有的轨道不断发展的，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出现了日益增多的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分，鸦片战争前，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陶澍在嘉道年间对盐漕两大政进行的改革。陶澍的盐政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废除世袭专制的“纲商”或曰“窝商”，变盐业官营为商营，实行盐业自由贸易，国家只收税利和场价。陶澍的漕务改革，则是在改变运道、“以海代河”的同时，废除官丁督运制度，“以商代官”，把漕粮运输业务由官方委托给吴淞沿海一带的船运资本家。概括陶澍改革的基本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官方的主控作用中，引进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商营取代官营，变已成为生产进程阻力的官方主控作用为动力。这种变革，已经透露出新鲜气息，与中国古代王安石变法一类改革形似而质非。
然而，宋明以来的中国社会，尽管出现了诸多新的变迁，却基本上局限于艾森斯塔特所指出的“适应性变迁”，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既有的政治体系所适应，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既有政治体系中的制度和逻辑前提”，“可以带来一系列具体的变化，但却不能改变政治制度的基本规范和基本象征”，“它使得既有的社会政治体制通过不断的内部微观调整，吸收社会中的新的因素，修复自己内部‘失效’的机制，而不用改变自己的基本制度框架”（注：参见S.N.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秩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335页。）。诚然，“适应性变迁”和以农民造反、王朝更替为表现形式的“边际性变迁”，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也可导致“总体性变迁”发生，但至少在鸦片战争前，尚无有力的证据表明，中国前现代社会中的新的经济因素和思想因素已经开始发生整合性运动，并全面突破前现代社会结构，从而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中国前现代社会之所以无法突破“适应性变迁”的重围，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是“高度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几乎成为一体”。在这一壁垒中，文化取向具有连续性，政治制度具有连续性，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也具有连续性。正是在这样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前现代社会能够不断同化各种政治变迁和经济变迁，并把统治者的取向与各阶层取向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降低到最低限度。梁启超曾经用十分感慨的语言描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坚韧说：“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治，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职事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噁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外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他的论述与艾森斯塔特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类型的分析不谋而合，道出了中国前现代社会外壳极其坚硬难以突破的历史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上述观察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也有接近之处。马克思曾经揭示：“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梁启超则指出：只要中国保持“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的状态，“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打破中国的隔绝状态，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必要条件，而西方的扩张，实际上正是充当了这样一个“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马克思以充满睿智的眼光指出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说：“（世界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铺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中国早期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屈辱中开始发生。
然而，仅仅指出西方扩张的两重性并不能穷尽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历史复杂性。当中国人因遭侵略而抵抗，因受屈辱而变革时，首先援以为资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变易意识、自强意识、民本主义以及“经世致用”的古老观念，即使是西学的输入，也是通过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通过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而发挥作用的。例如，中国近代的文化精英谈论现代民主政治，往往从传统民本主义说开；郭嵩焘、王韬等人则以中国人熟知的“实学概念”来表述声、光、化、电一类自然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必然地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是“内生性”与“外来性”的混合，是东西方文化经过复杂化合作用的产物。
“外烁”与“内源”并存，内因与外因相激，正是在历史的错综和复杂中，“中国真正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上都转入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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