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语序论文,课题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语序类型学的重要参项
语序类型学的参项就是语序在不同语言间可以表现出结构差别的某种关系或范畴，如动宾结构关系可以有VO和OV两种语序表现，动宾关系就是一种参项。并非所有的参项具有同等的类型学价值。假如通过一种参项的语序可以多多少少预测其他结构的语序，那么这种参项就是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研究中价值较高的参项。
我们把当代语序类型学比较重要的参项分为下面几个大类：
1.具有语序蕴涵性（单向）或和谐性（双向）的参项。假如含一种结构的AB语序意味着另一种结构会是CD语序，这便是蕴涵性；假如有CD语序的语言也意味着有AB语序，则AB语序和CD语序就形成和谐关系。这类参项有：VO-OV，前置词－后置词，介词短语和核心动词的相对语序（在后置词语言中指后置词或称格助词短语和核心动词的语序），领属语和核心名词的语序，比较句中形容词、比较基准和比较标记的相对语序，方式状语和动词的语序（如“慢慢走”，walk slowly），助动词和主要动词的语序，等等。
2.具有优势语序的类型参项，即AB和BA两种可能中，有一种可能在人类语言中更常见，更占优势，出现更无条件。这类参项有：关系从句和核心名词的语序（关系从句在后是优势语序），指示词、数词和核心名词的相互语序（在汉藏语中要扩展为指示词、数词、量词和核心名词的相互语序，指示词、数词在前是优势），前缀还是后缀或中缀（后缀是优势）。
3.语序不太稳定的参项，即该结构的语序难以从其他语序推知，因为在其他方面类型相同的语言中，这类结构的语序常常不一致或不稳定。这类语序有：形容词定语和核心名词的语序，否定词和被否定动词的语序，其他状语和核心动词的语序，等等。这种参项对于划分语言类型没有大的帮助，但通过对其不稳定性的研究，包括与其他参项的比较，也能帮助认识语言的某些重要特点。
二 SVO、SOV、VSO
在类型学中，VSO（动－主－宾）和SOV是两个比较稳定的语言类型，SVO是不太稳定的类型，它以VO与VSO相近，以SV与SOV相近。总体上O的语序比S稳定，更有类型学力量，因此SVO更靠近VSO。所以人们把SVO和VSO合称为VO类型，其中那些较接近VSO类型的SVO语言，即更多的修饰附加成分位于核心之后的语言，被看成是较典型的SVO或VO语言，如壮侗语族诸语言及一定程度上的苗瑶语族诸语言。
在类型学上，汉语是很不典型的SVO语言。它在很多方面倒与SOV有更多共同点，如领属定语只能前置（在SVO语言中较罕见），介词短语状语以前置为主（在世界上的SVO语言中仅见于汉语），乃至几乎所有状语前置，比较基准前置于形容词，如“比他高”（在SVO语言中仅见于汉语），关系从句前置于核心名词，如“有妈的孩子”（在SVO语言中仅见于汉语，白语作为SVO和SOV并存的语言也是关系从句前置。汉语有些方面的语序表现甚至比藏缅语更像日语、朝鲜语等OV型语言，如形容词定语一律在前，而多数藏缅语的形容词定语以后置于核心名词为主（戴庆厦、傅爱兰2002），与SVO的壮侗语一样。白语兼有SVO和SOV语序，其他方面的语序表现也较符合SOV语言的常见特点。克伦语作为藏缅语中罕见的SVO语言有一些与汉语相似的特点，也不是典型的SVO语言。
壮侗语作为SVO语言比汉语更典型，表现在这几方面：领属定语基本在核心名词后，介词短语状语以后置为主，比较基准后置、关系从句后置、指示词和数词等也在名词后。部分壮侗语因汉语影响开始表现出一些偏离典型SVO语言的特点，如有些语言领属定语可以前置（这时往往同时借入汉语的结构助词，如石洞侗语
“我们的母鸡”），某些介词短语（如表示来源的）前置于动词等。苗瑶语在定语状语前置方面比壮侗语更明显一些，有些语言领属语也前置。
不妨将壮侗语、苗瑶语的情况与佤语作一比较。佤语兼有SVO和VSO两种语序，因而佤语表现出比一般SVO更突出的VO语言特点，与SOV语言距离更远，如绝没有前置于核心名词的定语，除了“连…”、“除了…”这种有焦点或话题作用的介词外，介词短语都后置于动词。属于VSO或VOS语言的台湾诸南岛语当然是更典型的VO语言。
下面说说SOV语言。总体上，SOV语言有一些共同点，如多数语言有格标记（彝语等少数语言例外），使用后置词（标注状语类成分的格标记或格助词性质上就是后置介词），不使用前置词，领属定语在前、比较基准在前、介词短语状语（即带后置词的各种状语）都在动词前。从和谐论的角度看，SOV语言在小句平面属于典型的核心居末，因此其从属成分如各种定语、状语等都应后置或以前置为常。事实上，语序和谐性远非绝对。有些从属成分的优势位置是后置，如关系从句，它们在核心居首语言（如佤语、英语）中自然后置，在核心居末语言中也未必前置，事实上有不少SOV语言使用关系从句后置的语序。
Dryer(1998,1999)注意到存在一种欧亚大陆型的SOV，与世界其他地方的SOV语言颇有不同表现。欧亚大陆型的SOV主要包括阿尔泰语言诸语族，日语，朝鲜语，乌拉尔语系中的SOV语言，格鲁吉亚语、车臣语等南北高加索语群，西亚、中亚、南亚的印欧语言，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藏缅语也分布于欧亚大陆，但其语序表现并不完全与欧亚大陆型SOV相符。
欧亚大陆型的SOV有以下特征：不但领属定语前置，而且形容词定语和关系从句也前置。波斯语、土耳其语、蒙古语、日语、朝鲜语等都属此类，而非欧亚大陆的SOV虽然领属语都前置，但形容词后置的语言比前置的语言还多得多，关系从句也常常后置。我们考察藏缅语的语序类型，可以参照这一背景情况。看起来，藏缅语有些方面更接近非欧亚大陆的SOV型，如多数藏缅语的形容词定语以后置为主。
主、宾、动三者的语序类型，有时会受话题化、焦点化等成分的影响。
比如，Greenberg(1966)发现，所有以VSO为基本语序的语言都有SVO作为可用交替语序（佤语就同时并存这两种语序）。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主语的话题化——本来不一定有话题性的主语出现在句首位置成为话题。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看，VSO语言可能因为主语经常移至句首做话题而逐步演变为SVO语言，因为由主语充当的话题最终可能变成句法上的主语（参阅Dikl997:411）。
宾语也是话题化的常见对象。但是，由宾语充当的句首话题由于受事的语义属性而难以成为真正的句法主语，否则施事的句法位置就难以落实了。而句首话题的位置也难以成为句法宾语的常规位置，因为Greenberg发现的第一条语序共性就是主语一般总是在宾语之前。不过，宾语也可以次话题化，即由动词之后移到主语和动词之间。这也可能引起语序类型的变化，即由SVO向SOV演变。开始，只有话题性强的宾语能作次话题，后来越来越多的宾语可以作次话题，乃至次话题成为宾语的常规位置，这时SVO就可能演变为SOV类型了。汉语的吴语、闽语就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这一变化，只是还没有一种方言已真正完成这一演变（参阅刘丹青2001a,b）。
焦点位置也可能影响到语序类型。古代汉语也以SVO为基本语序，但在几种情况下，宾语会放到动词之前。一是疑问代词宾语，如“吾谁欺，欺天乎？”二是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如“我无尔虞，尔无我诈”。三是被强调的宾语，如“唯寡人是问”。对此，有人解释为汉藏共同语SOV的遗留，也有人注意到这三种位置都是焦点的位置，因此这是一种焦点前置。其实这两种解释不矛盾。SOV语言或由SOV型向其他类型演变的语言通常会让焦点位于动词之前，如匈牙利语，而真正的SVO语言通常会取句末为焦点。上古汉语则由SOV变来，当宾语是焦点时仍在动词前占据焦点位置，后来汉语的焦点位置也后移了，这种句式就不存在了。LaPolla(1994)就持有兼顾这两方面的观点，并且用藏缅语中正在发生的情况来印证其观点。总之，话题化、焦点化本身是共时现象，但长期高频使用也会影响到主、宾、动结构的语序类型。近亲其他汉藏语之间的语序差异就可能由此形成。
三 介词的类型：前置词、后置词与框式介词
有些类型学家把介词的类型看作仅次于主宾动结构的重要语序参项，还有些类型学家更认为它是比后者更可靠的语序指标（如Hawkins1983），因为有些类型如SVO语言的语序表现很不相同，难以预测其他结构的语序。日本三位计算语言学家(Tsunoda,Ueda & Itoh 1995)将100多种世界各地语言的材料用各种参项不带偏见地输入电脑，以确认用哪种参项划分出来的类型最能反映语言之间的类型差别，结果发现世界语言语序类型的最大差别在于前置词语言和非前置词语言，后者包括后置词语言和无介词语言。其实所谓无介词语言多半可归入后置词语言（例如他们语种库中的缅甸语），因为这些语言是用所谓格助词或格后缀来介引动词的间接题元的，而格助词、格后缀基本上都是后置词性质的。这有力地证明介词使用前置词还是后置词是人类语言语序类型最重要的分界线。
使用前置词还是后置词大致跟使用VO还是OV相和谐（但不是绝对和谐）。SOV语言一般都是使用后置词的。
前置词和后置词在句法方面存在一些不对称，加上英语等中国学者熟悉的西方大语种是使用前置词的，因此人们往往用前置词的标准来衡量介词的性质，从而看不清后置词的介词性。其实介词的本质属性不是放在名词之前或之后，而是介引主、宾语以外与谓语动词发生关系的各种题元或称语义格。正因为这样，日语、朝鲜语、土耳其语、藏语等语言中的格助词或格后缀，除了标记主格、作格（施事格）、宾格的以外，都被类型学家们看作后置词(postposition)亦即后置介词。丁椿寿(1993)把彝语的后置词叫作介词是完全合理的做法。这不是盲目比附英语或汉语，而恰恰是避免了单纯以英语或汉语的前置词为参照来确定是否是介词。当然最好的做法是把汉语、英语的介词叫做前置词，把藏缅语的介词叫做后置词，介词是这几类虚词的总称。把它们叫做结构助词倒是有点机械模仿汉语的做法，助词的名称没有充分反映这些虚词的句法作用。
前置词和后置词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独立性的强弱上。前置词一般有比较强的句法独立性，常常是独立的词，不少语言的前置词可以“悬空”，如What are you looking for?“你在找什么？”而后置词一般黏着性强，语音更容易弱化，也很少有悬空情况发生。这种情况不影响前置词和后置词在句法性质上的一致性。
藏缅语学者面临的一项任务是怎样从句法上区分主、宾语等直接格的格助词标记和标记间接题元的后置词。研究日语的学者在这方面已有所成就。当宾语或主语带上话题标记wa充当话题时，其格标记ga或o就不能再用，可见ga和o像wa一样都是句子直接题元的标记，不能重复出现。而间接题元的标记如表示处所的de或表示工具的kara等在作话题时仍保留，wa加在这些标记之后。可见这些标记是间接题元标记。而间接宾语标记ni正好介于这两者之间，带wa时ni可隐可现。这一测试构成了日语直接格标记和后置词的分界线。藏缅语也可以参考这种做法寻找直接格标记和后置词的句法分野。另一项可做的工作是研究不同的后置词短语同时出现时，按怎样的语序排列。
壮侗语、苗瑶语是较典型的前置词语言，这也符合其SVO语言的特点。但是，这两个语族在介词参项上与汉语并不等同，因为汉语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前置词语言，而是前置词后置词并用的类型，两者有时可以构成框式介词。这种类型在世界上并非罕见，如德语、阿富汗的普什图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利语（参阅Greenberg1980,1995，刘丹青2002）。汉语前置词与虚化的方位词的配合，以及“从……起／以来”、“像……似的／一般”、“到……为止”、“用……来”等都是框式介词，其中有些框式介词的后置词是可以单独介引题元的，如“明天起上班”、“狐狸似的狡猾”等。从语义上说，任何语言都有一些表示方位处所的名词，但是比较壮侗语等比较典型的前置词语言和汉语，就可以看出汉语方位词及另一些成分确实有后置词性质。
1.壮侗语的方位词只在语义需要时使用，如果语义不需要，前置词就足以介引处所题元。比如：
而现代汉语即使使用了前置词，即使方位词语义上不需要，也是在句法上必需的，如“在床上坐”不能说“在床坐”，“拿在手里／上／中”没什么区别，可见方位词没什么语义作用，但就是不能省说为“拿在手”，可见这些方位词作用更像虚词。至于其他框式介词中的后置词，在壮侗语中更是没有必要，比较：
2.壮侗语使用前置词的时候，一般不能省去，而汉语不少情况下可以光靠方位后置词介引间接题元，前置词可省去，如“床上坐、明天起上班、火一样烫”等，可见后置词成为表示题元的重要句法手段。这也显示壮侗语是纯前置词语言，而汉语是前后置词并存的语言。当然，壮侗语的某些方位词和处所名词也有虚化为介词的倾向，泰语的thi（地方，处）就被看作由名词虚化而成的介词，如
相当于英语in home或at home(Mallinson & Blake1981:387)。壮侗语的方位处所名词虚化后只能是前置词，不能是后置词，如上述
，而方位词在完全虚化前本来也在名词之前，如：
像汉语一样使用框式介词的还有藏缅语中的VO语言克伦语，例如
“在屋后”(Dryer1999)。作为OV型为主的语族中的VO语言，这是很能理解的。
典型的VO语言介词短语应当在动词之后，而不少壮侗苗瑶语言部分介词短语可以在动词前。这看来是汉语影响下的后起现象，但哪些介词可以前置，哪些不能，还是遵循一定的语言学原理的，例如表示源点的就比表示终点的更容易前置。在武鸣壮语中，带“南宁”的介词短语作源点时在动词前，作终点时在动词后，比较（梁敏、张均如1996:868-869）：
这就是象似性原理在起作用。壮侗苗瑶语内部哪些语言的哪些介词短语可以前置或必须前置，是一个有趣的类型学课题。
介词和介词短语的位置之所以在跨语言比较中显示出高度的规律性，是因为介词的语序强烈倾向于遵循联系项原则——介词要位于所介引的名词与所修饰的动词之间，起中介和粘合剂的作用。英语、佤语、壮侗语等介词短语在动词后，前置词正好居中，其模式为“动词＋前置词＋名词”。日语、蒙古语、藏缅语等介词短语在动词前，后置词正好居中，其模式为“名词＋后置词＋动词”。古代汉语本来也遵循前一模式，如“卧于地”，汉代以后介词短语逐渐移到动词前，形成“前置词＋名词＋动词”这一违背常规的模式。汉语后置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对于壮侗苗瑶语言，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观察其发展，看前置词短语的前移萌芽是否导致在后置词位置有一些实词在向后置词虚化。
四 连词的类型：前置连词、后置连词与框式连词
连词与介词同属联系项范畴。虽然连词可以连接并列成分，并且位于并列成分之间，但实际上连词像介词一样也是加在并列的一端上的，并且附加方向与该语言的介词一致。在前置词语言中，并列连词也是前置的，即加在后一端的开头，如英语John,and Bill，绝不能说John and,Bill。在后置词语言中，并列连词也是后置的，即加在前一端的末尾，如日语Taroo to,Hanako，绝不能说成Taroo,to Hanako。可以看到，使用前置词的壮侗语和苗瑶语其连词也是像英语and一样是前置词性的，而使用后置词的藏缅语其连词也是像日语to一样是后置词性。上述情况下的连词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都是位于联系项的中介位置。前置和后置主要是语序和谐性的作用。
对于复句连词来说，和谐性和联系项原则都有作用。在一种语言中，从属句的位置总是倾向于跟介词短语的位置一致，因为介词短语在句子中就是一种从属语。如在英语中，从属句主要后置于主句，介词短语主要也后置于核心动词，这样，介词和连词都会作为前置标记处于中介的位置。如go by bus和I will go because they have invited me。日语的语序情形则正好与英语形成镜像：状语和从属句都在相对的成分之前，而介词和连词则作为后置标记仍处于中介位置。后置词短语修饰动词的例子如前举zidoosya de ryokoosita（用汽车旅行。字面语序：汽车－用－旅行）。下面是Kuno(1978:122）所举的日语偏正复句例，其中的时间分句连词node（自打）用在偏句末尾，也正好在偏句和正句之间：
bukka ga agatta node,minna ga komatteiru.自打价格上涨，所有的人都受了害。
价格（主格）上升（过去）自从 所有（主格）遭受着是
不过，复句连词的情况比并列短语的连词复杂，因为分句的语序比短语内各并列成分的语序更加自由。在英语中，带前置连词的分句有时会置于正句的前面，这时连词不再位于中介位置，如If you go,I will go too。但是语言中也会有一些手段来弥补中介位置的空缺。例如，当If分句前置时，后一分句可以加一个连词then，实际上形成if…then的框式连词。框式连词的作用跟框式介词异曲同工，都是在中介位置保持一个连接性虚词。汉语中框式连词特别多，就因为汉语使用前置连词，像英语，而偏句以前置为主，像日语。在正句前面加一个连词，可以保证中介位置有连词存在，如“因为你去，所以我也去”，“假如你去，那么我也去”，“虽然他同意了，但是我还是不同意”。此外，汉语也存在少量后置连词，如“……的话”、“……时”，常常与连词配合使用，构成另一种框式连词。
汉藏语言中除汉语外还有一些类型比较复杂的语言，如克伦语、白语、某些苗瑶语，这些语言使用什么样的并列连词、复句连词，有无保证中介位置存在关联词语的手段，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即使是类型属性比较单纯的语言，也可以研究复句的语序有无灵活性，在灵活的情况下联系项原则能否得到体现？
五 领属定语、形容词定语与关系从句
领属性定语是重要而稳定的类型参项。它与VO语序、特别是与介词类型，有直接的相关性。OV语言和后置词语言通常是领属语前置。大部分藏缅语的形容词定语以后置为主（戴、傅2002），部分藏缅语的指示词也必须或可以后置，还有前后并用形成的框式指示词（黄布凡1997）。但是OV型的藏缅语中领属语都前置。VO语言和前置词语言中领属语都后置。壮侗语中一些语言数量词的定语可以前置，但领属语还是以后置为主，有些语言则在汉语影响下出现了两可的情况，但往往后置的领属定语无需标记，而前置的领属定语需要标记，显示后置领属定语是更加自然而无标记的。如（贺嘉善1983:54）：
像汉语那样身为VO语言而领属定语在前的语言是很少的，部分苗瑶语也有作为SVO语言而领属语前置的情况，如苗语(Hmong)的kuv（我）lub（量词）rooj（桌子）“我的桌子”(Bisang1999)。此外，藏缅语中的VO语言克伦语也是领属定语在前。克伦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他定语一般都后置，反倒是领属定语在前，这是更加罕见的，比较（见戴、刘、傅1991）：
总之，在汉藏语的语序研究中，领属语要单独作为一个参项来考察，这是比形容词定语等更重要的参项，不要把领属语和其他定语混在一起笼统地谈论什么定语的语序。从世界语言来看，不同的定语分别位于名词的两端是很正常的现象，像汉语那样所有定语都在一边并不是更主流的情况。
形容词定语是重要的句法成分，但其语序表现却特别灵活，是最不可预测的成分。
在OV语言中，它经常不跟领属语同在名词之前，而是跑到名词之后。据Dryer(1998)，欧亚大陆型的OV语言形容词比较“规矩”，都和领属语一同位于名词之前，如日语、朝鲜语等，但欧亚大陆型之外的OV语言，以及藏缅语言，形容词后置的反而远多于前置的。
在VO语言中，形容词定语与领属语同在名词之后的不少，如法语、几乎全部壮侗语（连山壮语形容词定语前后都常见，但前置时须加标记
“房子＋新”（见梁敏、张均如1996:858）。南岛语、佤语、爱尔兰语等VSO语言更是如此，但是也有相当比例的SVO语言形容词定语前置，如英语、俄语、德语、汉语、部分苗瑶语等，其中不少语言的领属定语是后置的。
形容词语序的灵活性不但表现在跨语言比较中，也表现在单一语言内部。不少语言形容词定语有前后两种语序，如法语是后置为主，也有前置的，藏缅语、壮侗语、苗瑶语都有这种情况。但前置后置肯定不是随意的，戴、傅(2002)已就多种藏缅语内部定语的前后置选择做了有启发性的探讨和比较，当然深入下去还有文章可做，其他存在形容词定语有前有后现象的语言也可以做这类研究。有一点需要强调，由于形容词语序的灵活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不能根据该语言的其他语序表现就断定何种语序是更本土、更古老的。比如在藏缅语言中，形容词定语前置不一定是更本土的，在壮侗、苗瑶语言中，形容词后置不一定是更加本土的。必须有其他证据才能证明其历史层次。Dryer(1999)认为总体上汉藏语中形名结构的语序受地域的影响大于受VO/OV类型的影响。
关系从句也是重要的参项。国内语言学中缺少关系从句的概念，人们常用“主谓结构作定语”、“动宾结构作定语”来描述关系从句。关系从句是关系化操作的产物，即把小句中的一个名词成分提取出来作被修饰的核心，让小句的其余部分作关系从句，如：“老师批评了学生”，将“老师”提出来关系化，成为“批评了学生的老师”，“批评了学生”就是关系从句，也可将“学生”关系化，如“老师批评的学生”，“老师批评”是关系从句。
作为重要的语序参项，关系从句的类型表现与领属定语和形容词定语都不同。它既不像领属语那样与其他参项密切相关，又不像形容词那样灵活难测。关系从句的语序属于存在优势倾向的语序，它与其他语序的和谐是在优势语序基础上的和谐。关系从句的优势语序就是后置。据Dryer（1999表4）的统计，在全世界410种有关系从句语料记载的语言中，关系从句在后的为320种（62种形名型＋258种名形型），关系从句在后占绝对优势。在VO语言中，定语本来倾向于后置，正好与关系从句后置的优势相配，因此VO语言几乎都是关系从句后置的。作为VO语言而关系从句前置的，被认为只有汉语一种语言，属于极罕见现象。克伦语虽然像汉语一样是带有部分OV型特点的VO语言，表现在领属定语前置等，但是其关系从句仍是后置的。OV语言的定语倾向于前置，与关系从句的优势语序相矛盾。因此，有大量OV语言关系从句后置于名词。据Dryer(1998)研究，欧亚大陆型SOV语言，没有表现出关系从句后置的优势倾向，关系从句像领属定语等定语一样以前置为主，而非欧亚大陆型的SOV语言有很多是关系从句后置的。据Dryer（1999表15）统计，在70组OV型语言中，关系从句在前的只有28组，而关系从句在后的则有42组。其中19组欧亚OV型语言中关系从句在前的占了13组。
藏缅语在这点上表现如何？是否与欧亚大陆型SOV语言一致？藏缅语内部是否一致？由于目前的汉藏语研究缺少关系从句的概念，因此，这些问题在国内藏缅语学界尚缺少详细研究，有待于今后加强。
从Dryer(1999)的研究来看，OV型的藏缅语是关系从句在前占优势，关系从句在后的只有Garo语和Angami两种。看来在这点上藏缅语是符合欧亚型OV语言的大势，而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OV语言的。最有意思的是，在400种世界语言中只占6%（25种）的NAdj/RelN型（形容词后置，关系从句前置），在藏缅语中却是最大多数，而在世界语言中占15%（62种）的AdiN/NRel（形容词前置，关系从句后置）型，在藏缅语中一种也没有。
壮侗语和苗瑶语是SVO语言，关系从句理应后置。但是在汉语的强大影响下，看来也开始出现关系从句前置的现象。例如（梁、张1996:860-861）：
由此可见，说汉语是VO语言中唯一的关系从句前置的语言是不够精确的，至少没有考虑到一些“汉化”的壮侗语的情况。这也说明壮侗语和苗瑶语关系从句的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六 指称类“定语”：指示词、冠／尾词、数词、量词
指称类定语是不涉及名词内涵、只标明名词外延的定语。这类定语在生成语法中被看成名词性短语的核心而不是修饰语。所以我们将“定语”打上引号。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们的语序表现常常与内涵性定语非常不同。例如，在藏缅语中，内涵性定语（领属定语、其他名词定语、形容词定语、关系从句等）总体上倾向于前置，只有形容词定语是前后都有而以后置为常，指示词、数词、量词却不乏后置的，例如，书面藏、拉萨藏、错那门巴、勒期、浪速、阿昌、纳木兹、喜德彝、白、傈僳、拉祜、嘎卓等都是指示词在名词之后，还有景颇、仙岛、载瓦、纳西、哈尼、怒苏等许多语言是两可的，珞巴语、雅都羌语、僜语等不少语言是指示词前置后置及前后置并存三可的（黄布凡1997）。在壮侗语中，内涵性定语基本上是后置于名词的，但指称类定语却不乏前置的，例如表达“一个人”，在武鸣壮语、侗语、水语、黎语等语言中都是跟汉语一样的语序，数量成分在前，表达“二”以上数字时，更多的语言数词在量词前，壮、侗、水、毛南、仫佬、黎、布依等语言都是像汉语一样的语序（梁、张1996:853）。所以，在语序类型学中，指称类定语要与其他定语分开处理。像汉语一样指称类定语和内涵性定语统统位于名词的一侧，这在世界语言中反而是比较少见的。
汉藏语的指称类定语由于比其他语言多了一类个体量词而使情形更加复杂，现有的语序类型学研究多没有把量词考虑在内。比如，当数字为“二”以上时，所有的壮侗语都是数词在量词前，体现了内部一致的一面，但是由此构成的数量短语，在前述壮、侗、水等语言中是前置于名词，在泰、傣、老挝等语言中却是后置于名词，这又成了体现差异的参项了。考虑到指示词、数词、量词在名词前可以分别出现、两个一起出现甚或三个一起出现这种种排列组合的情况，量词在数词、指示词修饰名词时有强制和可选等不同情况，汉藏语言指称类定语的语序类型复杂性可想而知。这里无法对此详论，只想介绍一下在不考虑量词的情况下有关成分的语序共性及其所遵循的原则，给汉藏语的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Greenberg(1966)的共性20指出，“当任何一个或者所有下列成分（指别词、数词、描写性形容词）居于名词之前时，它们总是以这种语序出现。如果它们后置，语序或者依旧，或者相反。”这条共性有这么几个重要含义值得注意：
1.形容词的语序虽然与VO/OV、前置词／后置词等重要参项关系不大，显得可变性较强，但它还是跟另一些成分的语序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仍是有用的参项。
2.当这几个成分在名词之后时，共性虽然提供了两种选择，但是还是排除了更多的可能选择，因为逻辑上的可能是6种。指别词在中间或描写形容词在中间的可能都被排除了。
3.这几种定语在名词前的语序是完全固定的，这反映这种语序最符合其内在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以这几种定语在名词前的语序为基准，来观察它们在名词后的略有灵活性的语序表现。由此可以看出，当它们在名词之后，第一种选择维持了这三个成分内部的相对语序，即“指别词＋数词＋形容词”，第二种选择维持了这三种成分与核心名词的相对距离，即形容词最近，指别词最远，数词居中。这条共性实际上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体现了语序研究遇到超过两个成分的情况时需要注意的两大问题，一是各个成分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二是各个成分相对于另一成分的亲疏度（相对距离或者说相对接近度）。由此可见，这些定语在动词前的语序实际上就有两种含义，一是这些定语相对于中心名词的亲疏度，二是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它们在名词后的位置无法同时保持名词前的这两种语序，于是只能选择保持其中之一。
4.这几个成分在名词之前的语序，就它们与中心名词的亲疏关系而言，我们已能体会到其内在的原因：越是靠近名词，越是跟名词的内涵有关，越远离名词，越是跟名词的内涵无关，而只关系到名词短语指称的外延。至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为什么应当指别词领头，形容词殿后，目前还找不到解释。
现在再来看汉藏语的研究。加上量词以后，我们确实面临更多的课题。第一，在使用量词以后，藏缅语、壮侗语和苗瑶语的那三类定语本身是否仍都符合共性20所揭示的规律？如果出现不符合的情况，表现为哪些情况？应当如何修改和扩充共性20使之能反映包括汉藏语在内的各种语言这三类定语所遵循的规律。第二，假如将量词也纳入参项，那么量词和其他几项定语之间，特别是与指别词和数词这两种指称类定语之间，表现出哪些语序属性？第三，在加入量词之后，可能已经难以用一条共性来概括与指称类定语有关的语序共性，但是，不同语言的不同情况肯定仍然遵循一定的共性限制，那么，应当怎样去用一组尽可能少的共性或等级序列来刻划其中的共性，使汉藏语纷纭复杂的局面得到概括。这将是汉藏语语序类型研究对语序类型学理论的重要贡献。第四，针对加入量词以后新建立的语序共性，能否用一些功能原则来加以解释，如上面用与名词内涵的相关性来解释其语序亲疏度那样。
以上的讨论还简化了一个问题：我们把汉藏语中所有的指别成分都看作指别词。实际上，类型学上指别成分可以分成指示词和冠词（article，在名词后的article该叫“尾词”）两类，两类的语序表现并不等同。像英语那样指示词和冠词在名词的同一侧并不是普遍情况。根据Dryer(1992)的研究，VO/OV类型对于指示词的语序并没有明显影响，但对于名词和冠／尾词的语序却有一定的影响。总体上，假如该语言名词使用冠／尾词，那么VO语言倾向于使用冠词而OV语言倾向于使用尾词。对于指别成分在名词前后两可或并存的那些藏缅语来说，可以尝试去分析名词两端的指别成分在句法属性上是否有所差别？会不会其中一端是指示词，另一端是冠／尾词。当然，这样判断首先需要了解在句法理论中区分这两者有哪些句法语义标准，不能单纯根据其位置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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