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贫困阙疑与中国经济发展强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势论文,经济学论文,贫困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经济学贫困的阙疑
在西方社会，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发展经济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消极影响，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与此同时，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通过高度的计划机制，使经济快速地工业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也强调政府和计划的作用，重视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目标。以唯资本论、唯工业化论和唯计划论为主要内容，奉行经济发展观的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正由于这一特点，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早期经济发展理论迎合了落后国家力图在最短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因而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青睐。可以说初生阶段的发展经济学风行一时，不仅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也确实对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起，信奉早期发展经济学核心思想的发展中国家就纷纷以追求单一的数量增长为经济目标，实行计划指令性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然而在实践上，结构主义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陷入农业凋敝、工业竞争乏力、国内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国民经济效率低下、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收入差距悬殊、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导致的结构失衡之中。与此相反，那些注重市场机制，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却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此外，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严重的滞胀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失势了。信奉市场和价格机制的自由主义思潮便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再度抬头。由此，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便不可避免地步入衰落。
在此理论和实践背景下，20世纪60-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结构主义的危机”出现在许多著作和文章的题目上。与此相对应，发展经济学家转而重视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试图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解释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便在发展经济学中重新“复活”而迅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发展经济学由此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新古典发展经济学”首先重新确定了发展目标，形成了综合发展观。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的目的是减少贫困、扩大就业，普遍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全体成员分享发展成果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其次对结构主义理论的片面性进行了修正：从片面强调工业转向重视农业，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向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从片面强调计划转向重视市场；从片面强调封闭性的进口替代转向开放的出口鼓励；从片面强调金融压制转向坚持利率自由化。此外，研究方法也开始从早期的宏观分析转向微观分析，从长期分析转向短期分析。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价格自由化以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的相对成功，似乎也在实践上支持了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然而好景不长，信奉价格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拉美国家很快面临着巨额的金融风险和外债危机，实行出口导向模式的东亚国家则在90年代纷纷陷入空前的金融危机之中。这表明，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强行移植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结果只能是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导致社会经济震荡的加剧，终究无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普遍性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也因此宣告破产，发展经济学理论再度陷入困境。
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两次“沦陷”表明，由于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层次、重点、方法等方面始终未能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分析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也就不能推进、甚至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发展经济学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起陷入困境。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不少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提出了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走向“衰落”或“死亡”的看法。其代表人物有哈伯勒、拉尔和伊恩·利特尔。一贯以反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派自居的哈伯勒(Haberler,G.)认为只存在着一门“单独的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而不存在着与新古典经济学并立的发展经济学。哈伯勒从根本上否定了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宣布了发展经济学的“死亡”；拉尔(Lal,D.)认为：“在这意识形态影响很深的时代，要在自由放任主义和直接控制教条之间走中间道路，也许是空想。……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的共同兴旺”；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统天下，排斥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例如，根据伊恩·利特尔的观点，发展经济学只是“纯应用微观经济学”的正宗分支。
造成西方发展经济学危机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发展经济学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其代表人物虽然同情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苦难，但未身临其境，因而不感到切肤之痛。因此，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很难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很难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症结所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激化，石油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高涨，许多民族主义国家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发展经济学坚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其理论观点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其目的是维护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指责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痛苦的改革，但不承担在改革中所造成的危害，从而提出了发展经济学能否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存在的问题。
第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的缺陷。首先，发展经济学的经济理论缺乏实际的基础。长期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家垄断了发展经济学论坛。这些发展经济学家大都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迹史为借鉴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很少到发展中国家去考察和体验经济生活。把在发达国家产生、而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完全有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条件、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过于注重对“宏大”发展战略的研究，偏重于对一般发展规律的探索，缺乏微观运行机制和可操作性，因而难以在发展中国家有效推行，其失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有些有远见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其次，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带有片面性。发展经济学偏重于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倾向，影响了其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存在。而所用案例又不具典型性和普遍性，因而所得出的理论分析也就很难具有普遍性，以致有的发展经济学家否定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研究重点从理论转向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把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政策学。这就注定了发展经济学要被新古典主义所同化。再次，发展经济学在对待发展问题上缺乏辩证的方法。西方发展经济学把中心与外围的依附关系看作是一成不变，永久存在的。过于强调了外部因素，没有找到真正的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采用“依附”、“不依附”的两分法，一方面无法精确衡量依附的程度，而且无法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依附形式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中的依附关系涵盖过去。这些理论的缺陷阻碍了其对走出不发达状态的正确途径的发现，因而也使其在周围环境的变化下陷入被动，从而使发展经济学理论陷入困境。
第三，发展中大国没有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往往将考察的视线集中于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将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舍弃在视野之外；在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他们研究较多的，又是一些幅员较小、人口较少的国家和地区，而忽视了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社会情况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国的研究。这样，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成果，如关于储蓄和资本形成、二元结构和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国际大循环和经济起飞等方面的理论，虽在一些幅员狭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和发展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发展中大国却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排斥对发展中大国研究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时至今日，西方发展经济学仍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复杂过程和特殊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①
第四，发展经济学本身缺乏有创见性的理论体系。发展经济学几十年来一直借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其理论框架也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而建。难怪西方有人主张实行“单一经济学”，认为世界上只要有新古典经济学就足够了。缺乏独到的见解、主张和理论体系，这是对发展经济学的致命打击。
发展经济学是否真的已经趋于“贫困”，甚至走向“衰退”或“消亡”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一方面，有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可以肯定认为这门学科对中国的适用性和贴切性。比如结构主义思路重视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发展过程具有失衡的特点，提出结构改革的主张。而新古典主义思路对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作出细致的实证性研究和分析，得出了既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又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结论；另一方面，对初生阶段发展经济学体现的思路符合当时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要求，也适合它们面临的国内外情况，而且实践的结果也证明它并非完全错误，因此，要看到初生阶段发展经济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危机并不是死亡，而是预示着发展新趋势的来临。西方发展经济学摆脱困境的出路是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谋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张培刚教授认为，发展经济学研究应该分层次地逐步深入，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上着重考察发展中国家独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行方式；发展经济学要突出地研究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弥补此前结构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发展经济学家只注重研究中小国家和地区的重大缺陷；要打破以往发展经济学家回避对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封闭局面，重视体制转型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发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中国独特的改革模式和发展道路
迫使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失势的，不仅是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受挫，还有中国改革实践的成功。中国改革的成功与经济的强劲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对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鲜明的反论。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对内改革使得中国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经济，通过从传统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对外开放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给中国的社会变革与经济增长以巨大的推动：第一，通过对外开放，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的经济体制能够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反应，从而加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第二，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完成发展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第三，借助于对外开放，中国还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因为内需不足而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就业不足的问题。通过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并举的体制转型，中国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占世界GDP的4％左右，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可以达到17.5％。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垂直分工体系，让有关国家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让所有参与中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中国通过官方对外投资，为世界提供了资金和货币来源。
中国不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照搬其他国家的改革模式，而是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采取渐进式改革。其特点有：其一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轨过渡体制模式。其二在改革过程中正确妥善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实现体制的平稳转轨、平稳过渡。其三改革是由易到难逐步向纵深推进。中国经济改革是以阻力最小、风险最低的农业为突破口，逐渐积累改革经验，取得改革成就，诱发改革需求，最后集中解决最为棘手的国有企业问题。其四改革是由点向面逐步推广，由局部向全面逐步推进。从领域看，是先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军事体制，最后是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改革。从区域看，是先农村后城市和全国。其五改革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
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功，出色地回答了改革的大难题，实现了改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社会稳定，人心向往，都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同期经济处于低速增长和徘徊状态的老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中国曲折的发展过程能够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素材，因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更具有典型的发展经济学意义。另一方面，中国改革的模式与经验对发展经济学主流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宣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模式最优”论断及“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的破产，并反衬出其理论模式的凝滞和贫乏。
三、中国经济发展强势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不竭的源泉
自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1978-200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约9.4％，GDP总量居世界第6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100美元，13亿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不足3000万；投资率连续多年保持在40％左右；对外贸易总额已突破万亿美元，达到1154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3大贸易国；外汇储备已超过6000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中国逐渐崛起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对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2％和15％，对全球石油、矿产、货币和股票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形势下，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势头最强劲、最具有活力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不仅令亚洲小虎黯然失色，而且带动了2005年全世界经济的景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给亚洲邻国乃至全世界带来了重大影响。
中国经济实践对于发展经济学理论，不再仅仅具有被动的检验和支持理论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成为推动发展经济学深入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因此，如果不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这样的发展经济学就远不是完全的。中国二十多年发展转型的实践和经验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所和丰富的研究内容，而且推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宝库，成为发展经济学永不枯竭的源泉。
1.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发展经济学重现光辉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加剧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危机。然而危机意味着理论创新的契机，中国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把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促进发展经济学理论再次走向繁荣复兴。从整体来看，发展经济学已经开始摆脱所谓的“贫困”时期，走向又一个发展理论研究的新阶段和新高潮，即进入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思想的第三阶段。
中国的改革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获益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伟大的制度变迁。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系列制度的替代、转换、交易的过程，也是权利重新界定和人的行为模式转换过程。“制度”的含义是宽泛的，既包括意识形态和人文形态，又包括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中国的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是从打破“两个凡是”到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姓资姓社”的问题到确立“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为标准，从“姓公姓私”的问题到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的，成为中国“制度变迁”的先行指标。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上是从界定和明晰产权开始的：在农村，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为代表；在城市，则是以对国有企业的不断改革为典型。经过二十多年的制度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这正好印证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的核心理论，从而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主导思想从新古典主义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转变。
同时中国改革的成功和经济发展的强势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研究向中国转移，在经济发展研究上有了国别化趋势。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和许多新的理论课题，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必然引起国内外发展经济学家和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同时中国经济几乎包罗了所有的发展问题，既具有小国经济不可比拟的大国优势，也具有小国经济发展中较少遇到的难处。因此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研究可谓最具有代表性，通过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成绩与问题的验证和考察，可以提炼、抽象出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原理，将极大地丰富和充实经济发展理论，有力地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创新。
2.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宝库
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推动下，为了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根本要求是坚持统筹兼顾，关键是强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发展和创新，弥补了发展理论的不足，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完善了发展经济学。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其发展观便不断演进，日臻完善，但一直存在缺陷。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观以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为中心，目标单一，片面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关注发展过程的综合性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和协调进步，却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子孙后代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威胁，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动态的发展观。但它没有强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则正确地指出发展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使人类社会对发展的认识更为科学、全面、准确和深刻，无疑是对发展观的升华和对发展经济学的突出贡献。
第二，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模式上完善了发展经济学。由于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而克服了以往发展观在发展途径、方式上的片面性缺陷，提出了完整的统筹兼顾发展模式，实行“五个统筹”，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实质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逐步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保持比较发达地区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和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东部的持续发展和中西部的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地区共同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各项福利。维持人口的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涉外经济体制，实现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对接，充分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胡长生，2005)。这无疑充实了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模式的理论。
3.中国经济深入发展呼唤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尚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沟通，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企图简单地直接利用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来推导出政策性结论，恐怕也就难免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因此，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的深入，不仅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推向发展经济学的前台，而且也呼唤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面临着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后期”，结构深化和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正日益显现出来：第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增长方式将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将从过去只追求增长速度变为在确保增长速度与注重增长质量的博弈中谋求发展。第二，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供给过剩倾向日益凸显，而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尚未根本改变。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进口刚性增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将进一步面临能源瓶颈的制约，成本型通货膨胀也将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既反通货膨胀又防治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是需要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趋突出，存量资产结构重组、增量资产结构高效要求更加迫切，地区结构、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更加繁重。这都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发展经济学责无旁贷地要对此做出回应，尤其是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当担负起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历史重任，时刻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逐渐建立起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
四、对发展经济学的突破：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
西方的发展经济学是以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属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于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因此，西方发展经济学虽然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它不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指导理论。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发展历史的发展中大国，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提炼出理论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进行概括和总结，可以加深我们对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克服原有发展经济学中视野狭窄和理论不全面的缺陷，推动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和完善。
总之，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建立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学，可以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就当前来说，中国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科学，是研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性的科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实践基础
发展经济学的建立要依赖于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国在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发展战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实践基础。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要消除绝对贫困，还要消除相对贫困。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追求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大政策，这个政策同共同富裕的原则的有效结合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大课题。中国在实践中开创了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道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崛起和繁荣的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不仅是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中心。中国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成功对整个发展中国家是个重大的贡献。
2.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化，如提出了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依靠内部积累实现工业化的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理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开放道路，在发展经济学从未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大胆试验，并就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实施了“渐进”方式，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邓小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对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经济理论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经济落后和停滞的根本症结，全方位地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举措，不仅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方针，而且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从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环境、发展机制、发展速度、发展动力、发展战略、发展重点、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协调发展和精神文明等十个方面的论述，就足以看出邓小平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观构建了我国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并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
发展经济学在21世纪需要继续与时俱进。2003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完整地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是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把发展经济学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3.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速度、发展动力，以及经济发展与改革、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协调关系等等，都应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如何将计划和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如何正确地发挥政府的经济作用，中国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即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中诸问题的必备前提，也是中国发展经济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长期起作用的。只有从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它。应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点，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和演进过程，以及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
中国理论界完全能够创建一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把发展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使发展经济学在变革中发展，在创新中提升。可以预料，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一定会为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做出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参阅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载《经济研究》，1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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