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综合安全利益为核心，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动论文,利益论文,为核心论文,国家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80（2003）11-0002-04
一、中国经济模式的前提条件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是不可以随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国内外发展环境。决定内部环境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决定外部环境的主要因素是国际战略格局。既定条件产生历史必然性，在必然性前提下的人为选择则使历史具有偶然性。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计划经济，内部根据是依靠国家力量加速工业化，而外部环境的紧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中苏关系的恶化促进了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强化。改革开放是以“和平与发展”作为假设前提的，由于这个假设符合以后的历史实际，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战略才取得明显成就。未来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惯性，按照“和平与发展”假设前提下形成的路径走下去。惯性的形成不仅因为人们陶醉于以往成就，迷信以往经验，而且因为现有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学术概念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的符号，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要阻碍必要的利益格局调整。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利益格局是否需要调整，不能听命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而必须从两个根本原则出发，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国家综合安全利益。两个原则都要求纠正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的战略。第一个原则早已成为共识，只不过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难以有效实行。第二个原则还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它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理论研究：美国战略的走向和主要战略目标，中美战略关系及其所决定的其他国际关系，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底线，对朝鲜、台湾、香港等问题的预测等等。但我们的国家战略不能等。对于“和平与发展”应该有明确的解释，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不是现实，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年那样好，应该有危机的预期。
孟子说：“国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中国都应把“和平与发展”的假设，修正为“安全与发展”，以国家综合安全利益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为了论证我的观点，本文采取了“归谬法”，既假定不做战略调整，中国仍旧按照23年以来的模式发展下去，到2009年为何等状况？我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可以增加70％，但可能基本丧失了经济安全性，在可能发生的内外危机中，难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国防和外交利益。即使我们有强大的军事科技力量，也难以承受国际制裁。我一直把假想敌设定为台湾独立势力，如果考虑强硬政策，马上就会感到，我们的经济结构依附性太强，难以承受国际制裁。
二、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
在中国与西方霸权主义发生冲突时，经济制裁与反制裁，将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降低经济发展的依附性，使未来时期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服从于国家综合安全利益的需要。
假设2009年发生台海战争，或者其他外部冲突我们可能受到西方全面经济制裁。在不同发展战略下，我们付出的成本大不相同。影响经济制裁效果的因素有：第一，国民经济规模与布局；第二，资源状况和战略物资储备；第三，资本对外依存度（外国投资总额在总资本中的比重）；第四，外贸依存度（外贸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伊拉克的外贸依存度高达44％，主要经济部门都依赖进口，1991年受到美国经济制裁以后，GDP减少了2/3，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5500美元下降到1995年的300美元。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约束，产品替代性降低了，如石油与煤炭的替代性就在降低；第五，国际金融资产状况，被制裁国家的国际金融资产可能被冻结；第六，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国家能否有力协调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
未来中国发展存在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两条思路，在逻辑上有不同前提。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发展被经济增长率所代替，价值取向是消除国家干预的“市场化，全球化”，因此必然以“理性人”为前提，强调效率第一。所谓理性人，实际上是国际资本；所谓追求利益最大化，实际是国际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不讲国家作用，片面强调以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为基本动力的经济增长，必然造成依附性，扩大地区和贫富差距，并妨害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其逻辑前提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存在并不可损害。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相统一的经济战略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科技协调发展、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主导权和社会公正，以保证内部安全；以国家力量推动高科技、国防与战略产业以保证外部安全。如果不做战略调整继续照目前思路，如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扩大收入差距、市场利润导向、依赖外资、盲目与国际接轨、腐败私有化等，中国虽然可在经济总量方面获得规模性扩张，但是经济增长绝非一切，按照新自由主义路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稳定方面将造成重大隐患，对国家内外安全都不利。
三、2009年中国经济安全问题
第一，外贸逆差出现，外贸依存度上升。假设出口增长率为11％，进口增长率为14％，外贸仍旧保持对GDP的超前增长。1978-2002年GDP平均年增9％。外贸增长20％，超前增长11个百分点，人民币从1∶1.7贬值到8.2。2002-2009年期间，人民币预计升值，外贸平均年增12.5％，比经济超前增长5.5个百分点。进口增加速度超过出口，净出口的下降需要内部需求的上升加以弥补。这意味着国内需求越来越代替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否则7％的速度就难以达到。进口大于出口每年3个百分点，2005年出现贸易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年900亿美元。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国际反倾销压力加大，周边国家货币贬值，相当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同样影响出口。进口则因为加入WTO而大大增加。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贸易额579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18％。中国对日出口296亿美元，进口282亿美元。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极为重要。
1989年“六四”以后西方国家进行两年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外贸增长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到2009年中国大陆的外贸依存度将上升到70％，而台湾的外贸依存度则从90％下降到80％，我国沿海地区的外贸依存度还可能超过台湾。石油进口超过1亿吨，占石油消费的50％，主要原材料、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
第二，对外资依赖性大大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GDP之比，称为直接外资依存度。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接近5000亿美元，2002年一年就达到470亿美元，估计后几年外资兼并国有企业浪潮，以购并形式的证券投资和投机资本都会大量涌入，因此计算，每年直接投资从500亿美元逐步增加到1000亿美元，其他资本从20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到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达到10000亿美元，依存度43％，全部外资依存度达到50％。
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5.65％，2002年下降到10％，是因为国债投资大量增加，估计到2009年占1/3以上。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从1/3增加到1/2。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3/4。外资企业上缴的税收1991年为70亿人民币，1997年为993亿人民币，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13％，估计到2009年可占1/3以上，就业达500万人。
外资在国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平均每年汇出额从200亿美元，每年增加50亿美元，2009年达500亿美元，与进入的外资数相等，中国不再能够实现外资净引进。
另外一项重大隐患是外商人民币利润是外国公民的人民币债权，80％没有汇出，而是在中国境内再投资了，这意味着2009年将积累起30000亿的外商人民币债权，按照1∶7汇率，为4500亿美元，接近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外商要求一次性汇出，就造成中国外汇支付危机，迫使我们强化外汇管制，但新的外资不来也是一样，中国在经济上与西方的冲突无法避免。
中国在此期间将增加海外投资，假设每年增加10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1000亿美元。同时资本非法外逃减少，我把资本外流一项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如此，中国国际收支将由顺差变成逆差。但是考虑到外资流入绝不止直接投资，还有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假设每年保持400亿美元，可维持国际收支总体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将迅速超过5000亿美元，然后保持在3000-4000亿美元。
第三，经济集中于沿海地区，国内矛盾增加。东西部差距继续拉大，沿海地区将集中80％的人口和75％的经济，特别是绝大部分的金融、科技和工业。东南沿海地区将集中GDP的50％和三大股票金融市场。
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华东华南部分地区，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1999年有2亿多人口，耕地1000万公顷占全国7％，GDP3万亿人民币（不含港澳），占全国37％，投资9000亿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化纤385万吨占全国60％，冰箱530万台占全国40％，洗衣机635万台占全国50％，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到2009年必然进一步上升，东南沿海地区将集中全国经济的50％以上。特别是上海、深圳和香港三个金融中心集中绝大部分金融业务，上海股票指数可能从1400点上升到8000点。台湾的股市已经从8700点下降到4000点，我们崩盘的危险比台湾还大。与地区差距并行的是贫富差距拉大，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43，如扩大到0.5，社会稳定将受严重影响，国内安全成本上升。
第四，经济控制权和利益集团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未来7年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负债与资产的变化趋势是：1.以债权形式的个人金融资产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政府和企业净负债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2.实物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一致，净负债增长率远远高于社会总资产增长率。3.货币数量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广义货币主要部分是储蓄存款。4.生态损失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形成整个社会对于生态环境的总负债。5.社会保障负债总额为40000亿人民币。6.每年还本付息额将超过国债总发行，净国债难以再发。7.外商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属于外国人的人民币债权，积累30000亿人民币以上，加上各种外债，将等于中国政府的海外债权（国家外汇储备），大约5000亿美元。8.银行呆帐率目前为25％。
国家资产的所有制结构将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国有资产平均每年流失350亿人民币，20年流失7000亿，总效益也不好，交纳税收很多，自我积累很少，但20世纪90年代仍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2002年总规模有11万亿人民币以上，还不包括国有荒地、草原、河流和地下矿藏。国有资产大幅度增殖，主要不是自我资本积累，而且依靠国家权力、政策和负债的因素：第一是国债投资，只能使总资产增长，不能使净资产增长，因为负债同样增长；第二是银行代替财政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形成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负债；第三是股市融资，依靠高溢价把7000亿股民财富划归国有股的净资产，从每股1元增殖到3元；第四是在城市拆迁和农用地转工业用地时，把大部分增殖收入划归国家所有。未来7年国有资产的比重将大大缩小。
首先，价值上万亿的上市公司国有股将还利于民。如果不还，强行与国际接轨，那么在崩盘以后，连同流通股和国有股被外资廉价吞吃，国有资产仍保不住。国有企业大批转制，国有资产大量变现，并且相当一部分非常廉价地被权力阶层和经营者吞吃。国有总资产或许不能增长，假定2009年时为10万亿人民币，外资在2009年可能达到9000亿美元的总投入，按照1∶8汇率折算，为70000亿人民币。民营资本也可能达到相同规模。因此，在2009年企业所有权方面，可能出现国家资本、外国资本和国内民间资本三分天下。外资控制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比如港口、基础设施和骨干产业的所有权和关键技术，国有资产可能被支解、蚕食。在非股权控制方面，中国更加薄弱，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大多数不在中国一方。
第五，社会利益结构与理论导向。在市场化国际化教条下的经济增长，将使社会利益格局继续向多元化方向转变，但不利于国家内外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奉行的压制劳动、优惠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政策是以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的，以劳动过剩资本稀缺为基本判断的。工会不能有效维护工人权益，农会则根本没有。权力与资本结合，出现了投机资本集团、民营资本集团和买办资本集团，有自己的代言人和舆论工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如果政府不去扶植国家战略产业和弱势群体，就会使资本集团做大，社会利益机制失衡。如果纵容国际资本任意蚕食和控制我国经济命脉，战略产业的前途就危险了。
后几年可能出现对国有资产和农民土地的瓜分狂潮，权力资本化与买办化趋势明显，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将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重新分化组合。最令人担心的是：国际资本与国内一部分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把权力资本化推向买办化方面。
四、经济制裁的成本
假设2010年发生台海危机，不计直接战争损失只计算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对我们经济造成损失：1.占出口1/2的加工贸易全部中断，出口下降50％，损失外汇收入3300亿美元，增加失业2000万，影响国内需求1000亿人民币；2.一般贸易下降50％，再减少外汇收入1600亿美元，增加失业500万，假设出口下降对国内经济影响的乘数为5，大约损失国内需求40000亿人民币：3.关键进口供应中断，对工业和科技的影响不可估量。中国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在1994年就达到了30％，2009年可能达到70％。假设封锁使我国进口下降30％，少支出3000亿美元，影响国内工业生产下降30％，损失20000亿人民币，增加失业1000万；4.总体估计：失业增加3500万人，国内经济损失60000亿人民币，占GDP35-40％，经济增长率从7％变成下降30-35％，第二年再下降10％左右，经济倒退到2002年的水平。出口下降75％，倒退到1997年水平。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第一年下降1000亿美元，随着经济恢复，进口增加，但是出口难以增加，外资不进入，外汇储备还会下降；5.上述损失没有包括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外商撤资、新的外资不来。我国将出现每年900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外汇储备每年下降1000亿美元，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估计可以支持3-4年。
五、提前调整的措施
当然，这只是在新自由主义不受限制地发展以后的最坏情况。国家有自我调整能力，通过扩大内部需求弥补损失，如能提前调整更好。提前调整的逻辑前提是：假设最坏情况发生。
中国大陆未来7年的发展非常关键，有和平与发展的机遇，有经济高速度增长，也将奠定未来社会格局，思路选择极其重要，首先要揭露批判新自由主义误导。作为独立大国的发展目标，应警惕盲目迷信改革开放、市场机制、与国际接轨、片面强调效率第一忽视公平与稳定、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自动解决一切问题的市场教条主义思路，这既是国际“新自由主义”长期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走向“买办化”的需要。
中国战略调整主要目标是，以国家综合安全利益为核心，减少经济的对外依附性。
第一，缩小东西部差距。以新自由主义思路绝不能缩小东西部差距，其原因不仅是中西部制度和管理落后，生产力不发达，最为重要的是：中西部的人才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到沿海地区，因此沿海地区的资本就不会自动向中西部流动。这与国际经济完全不同。由于有国界限制，中国的劳动力不能自由移民，所以西方的资本才会大量流入中国。在外部与国内市场经济导向下，我们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看到的只是内地的劳动力和人才流向沿海，而看不到沿海的资本由于过剩流向内地。因此，政府在中西部开发前期应起主导作用，不能使经济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
第二，控制对外开放度，减少国内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外资的依赖。在国际石油价格回落后，可使人民币小幅升值，集中进口石油与战略物资。如何避免在人民币升值期大量进口奢侈品？迷信市场同样不行。
第三，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论指导中国产业。盲目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外资加工出口，很快就会饱和。应由国家支持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发展战略产业。国家必须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行业技术标准。所谓“世界工厂”的说法含糊不清，怀疑是又一次经济自由主义误导。工厂和加工厂有本质区别，关键看有没有技术主导权和经济控制权。国家应立法长期保护和发展国防战略产业，不能够以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利润原则和全球化分工主导产业发展。
第四，全面解决三农问题，一方面是社会安全需要，一方面走启动内需的关键。2020年中国有16亿人口，如把城市化提高到70％，每年3500万人进城，需700万套住宅，拉动内需7000亿，弥补外部封锁损失。但单元房比农村住房要多用25倍的水，因此在全国更新调水思路、加速水循环成为最基本问题。在治水问题上市场机制同样不能起主导作用。
第五，加强金融控制。为防止国际金融资本操纵中国金融，人民币在此期间不能自由兑换。升值预期人民币可自由出境到亚洲甚至更远，如国内情况不好，人民币可自动收缩回来。国内外大形势不稳定，以中国智慧解决人民币自由兑换这类问题，比在法律上公开宣布更灵活。要防止在金融系统与国际接轨过程中，被国际资本获得过大利益并且掌握主导权，像两年以来中国股市盲目与国际接轨的教训应该记取。
如果我们能提前进行战略性调整，争取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统一，就不怕经济制裁，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有效遏止台湾独立。如果经济十分脆弱，即使有先进武器，也未必能够战胜敌人。经济与军事“两张皮”必须克服，经济发展是“硬任务”必须体现在经济安全和国防强大方面。如果在经济上依赖于人，就将被人家不战而屈我们之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