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库切一起沉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默论文,库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统说：“你仍是我们中的一员!”
十月二日是南非春夏交替以来最热的一天，听到库切(J.M.Coetzee)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是下午上车打开收音机时，那天从早上七点就被关在黑洞洞的录音室里为刚剪好的一部片子录音，眼睛一下子还不适应外面明晃晃刺眼的亮光，但是，那个消息却实在让人兴奋。库切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也可以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出色的作家中的一位，他获奖，是早晚的事，丝毫不让人觉得惊讶。对于他的作品我几乎本本都很熟悉，所以，下面一个小时在约堡骄阳烘烤着的上下起伏的长长的马路上开着车回家，收音机一直开着，并不是想听关于库切的介绍，而是更想知道南非传媒南非政府对库切获奖有什么反应。
我的这种好奇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九九九年，库切的小说《耻辱》(Disgrace)获得当年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唯一两次得奖的作家。但是南非人非但没有引他为荣，这本得奖的作品反而让库切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南非政府对此书极为愤慨，总统姆贝基竟然亲自过问了文学，公开表示不满，就是许多曾经把库切视为战友同志的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也对此书横加责骂，他们觉得这本书把黑人统治下的南非描写得太凄凉太惨淡太黑暗了，他们说，在库切的笔下，“非洲人自己统治的南非是一个在下坡路上直往下滑的没有刹车的车子”。南非公众虽然没有把这本书堆在篝火上当众焚烧，但是理论上的追打封杀最后还是让库切寒了心，也让他最后下了离开南非的决心，于去年正式移民澳大利亚，在大学小镇阿德兰得定居下来，第二次选择了自我流放的道路。
那天在回家的路上听着收音机，第二天又买了好几份报纸，南非传媒对库切好评如云，人们似乎根本不在乎库切已经离开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也根本忘记了他再度流放的原因。金山大学的英文系主任David Attwell是研究库切的专家，他称之为“南非文学的重要一天”；曾经与库切共事三十年的开普敦大学的英文系教授Stephen Watson也对他盛加赞扬，评论他说：“无论他的小说写的是南非，还是写的是无名之地，他都是卡夫卡的最好的接班人。”政治家们当然也不能对之袖手旁观，南非国大党的发言人说：库切和戈蒂默一样，将给南非的年轻的一代作家们提供希望和灵感，“希望能让出版社和读者们意识到非洲大陆的文学潜力”。民主联盟的发言人称库切是南非人的骄傲，得到这个奖，不仅是南非文学的荣誉，更是南非的荣誉。喜剧演员Pieter-Dirk Uys是唯一一个没有忘记库切已经把他乡当故乡的，欢呼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又说希望库切能够搬回南非居住。又过了一天，总统本人也发了话，说库切仍然是“我们中的一员”，给库切回国网开了一条生路!当时听了，心中还是为南非觉得欣慰，这个从苦难中慢慢走出，还在困境中挣扎的国家，毕竟没有说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库切，是“别有用心”，他们的总统姆贝基毕竟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高材生，满腹经纶，读过许多古典名著，每次讲话都要引经据典，说几句莎士比亚弥尔顿的。
不能否认，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常常用政治做筹码，例如一九九一年南非的另一位作家戈蒂默得奖，就不能不说那是瑞典皇家学院对于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声援，戈蒂默的作品与库切相比，压根就是琼瑶和鲁迅的距离。今年的库切，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纯文学的选择。库切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还不到十部，但却部部都是精品，所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人说“今年的选择很简单，丝毫没有争议”，因为库切当仁不让是一位最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师。库切性情孤僻，向来不接受记者采访，他这个学期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听到消息后，在芝大网页上贴了这样一条短信：“今天早上六点钟我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宣布文学奖得主的日子。”于是，库切继索因卡和戈蒂默之后，成为非洲的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早期作品
库切一九四○年出生于开普敦的一个南非荷兰人牧羊农庄主的家庭。他从小受的是双语
教育，后来去的是英文学校，所以，英文可以说是他的母语。他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
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一九六○年他如同许多实在无法忍受种族隔离政策
的年轻人一样，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了在海外自我放逐的生活，离开南非而到伦敦(所以我
说库切移民澳大利亚是第二次自我流放)，一开始，他做的工作是电脑软件设计。四年后
，他去美国德州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就在纽约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一九七一年他回到
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里任教，其间每年他都要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几所大学中
做访问学者，所以可以说他一生中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
但是库切却是一个很典型的南非人。什么是典型的南非人?这就是他们对什么都很认真，很执著，很在乎。南非是一个出激情出英雄出烈士的社会，这里的人都觉得自己有能力有责任在整个社会历史的蓝图上画上一笔，英国人所谓幽默所谓诙谐所谓自嘲在南非是根本就行不通，他们压根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起来去改造社会，冷嘲热讽有什么用?南非是一个很强烈很大起大落很硬邦邦的社会，南非荷兰语是铿锵有力的语言，库切的作品也就打烙着他的国家他的生活环境的印迹。虽说库切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是如果没有南非的历史和环境，也就不会有库切的小说。
库切可以算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文学大师的典范。他的每一本作品风格都完全不同，有的是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则可以说是后现代派文学的典范。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虚而不实，用典很多，充满寓意，但是却仍能创造出最让人信服的氛围，表达着最真实的人生情感。他的语言非常精炼，非常干净，如同他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一样，他的小说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库切在双语教育中长大，所以，他对于南非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描写都非常出色，对于南非文学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他用各种手法，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来描写南非生活的各个不同的时期。他写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那种畸形的社会制度的荒诞；他写种族隔离之后的社会的变革，生活状态的凄凉与渺茫。
他的第一本小说《原野黄昏》(Dusklands)出版于一九七四年，此书由两个互相有些关联的中篇构成，第一篇是一个美国心理战争专家在越战中的经历，第二篇是一位十八世纪荷兰殖民者的手记，这相隔两个世纪的故事的关系，是两位主人公都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在他们看来比他们要低等的人的身上，给当地人，也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在《原野黄昏》的初版本的封衬上介绍作者时，这样写到：“他的兴趣爱好包括群体多人运动；其他人的精神失调；大猩猩和具有人类特点的机器；图像，特别是照片，以及它们对人类心灵的威力，惯于赞同的政治。”库切是个很普通的南非荷兰人的姓，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万名南非的库切中的一位，除了要说雅克布·库切(《原野黄昏》中第二个中篇的男主角)开始了这一切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库切的第二本小说是一九七七年写作《内陆深处》(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主角是一位南非荷兰人的老姑娘，写她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干旱台地内陆深处的寂寞乃至疯狂的生活。南非内陆是一望无际的干旱台地，英文是很形象的Karoo，开车穿过整个干旱台地大约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干旱台地茫茫无尽头，公路如同一根细线般穿过。干旱台地属于半沙漠，风景粗犷，单一，荒凉，铺满了被太阳晒得干巴巴的浅草，偶尔也会看到遥远的地里有两棵歪脖子树，一架风车，一户人家，或是几头瘦骨嶙峋的绵羊，在烈日下懒洋洋地啃着草，或是两头毛驴拉着平板车，站在土路边，耷拉着脑袋，完全屈服于烈日和黄土。整个干旱台地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土棕色接着土棕色，让你感到粗犷的阳刚之气，但也会有一种突然的紧张和害怕袭上你的脊背。开车经过这一望无际的半荒漠，你能想像到被困在某一个土黄色的农庄里的生活，整个干旱台地就会变成两个巨大的字：孤独。《内陆深处》，写的就是由孤独而导致的疯狂。
《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oarians)出版于一九八○年，是库切的第三部小说，也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把他带上了国际舞台。这本书是一篇没有地域没有时间的寓言，主角是一个边境小镇的主管长官，他以自己的宽松的态度管理着他的小镇，小镇常年与边疆之外原野上的野蛮人友善通好，直到有一天，中央政府派了位钦差大臣，要发动与野蛮人的战争，把野蛮人赶得越远越好。野蛮人迁走的过程中，有一位双脚受伤的盲女落队被擒，这位主管长官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他放弃公务，长途跋涉送野蛮女回家。由此，他被视为里通野蛮人的叛徒，从行政长官而沦为阶下囚，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在库切的所有小说中，这本是他的笔触最为动情的一本书，例如，他这样写主管长官第一次给盲女洗脚：
我帮她脱下大衣，让她坐在板凳上，把热水倒进盆里，开始给她洗脚。一开始，她的腿很紧张，然后渐渐地，她放松下来。
我慢慢洗着，肥皂的泡沫，握着她结实的小腿，按摸着她脚上的筋骨，手指滑过她的每个脚趾缝。我换了一个姿态，不再跪在她的面前，而是跪在她的身边，这样，我的双手都能抚摸到她的脚。
在这种节奏里我渐渐失去感觉，我不再注意到这个女孩，此时此地，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也许我自己已经不在这里。我的手指渐渐松弛，她的脚还在盆里，我的头低垂下来。
《等待野蛮人》的主题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孤独，是关于对爱情伴侣以及救赎的向往，是主人与仆人，白人与黑人间的关系。虽说这是库切所有作品中最动感情的一本书，但是，这并不只是一本简单的关于感情的书，库切永远不会写一本只与感情有关的书，如同每一个在南非生南非长的人，政治信念总是最重要的，说到底，《等待野蛮人》是关于殖民扩张，关于殖民统治：
我想：“我要生活在历史以外，我要生活在这个王国强加于它的臣民甚至它失去的臣民身上的历史之外，我从来就没有希望过野蛮人也必须屈从于这个王国强加于它的历史，然而，我怎么会知道这会导致于我的耻辱?”
记得三年多前在西藏时，去纳木错湖那天，黄昏暮霭即将降临之时，远处雪山上是夕阳西下的淡紫色，那种夺人魂魄的美。我们停下车来想拍几个镜头，如同在西藏任何一个地方一样，你一旦停车，就会有一群孩子从不知什么地方钻出来向你奔跑，这次也不例外，F的镜头从山上转移到大草原上，就抓住了带头的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她的面颊上是高原阳光晒出的红色，乌黑的头发下是细长的眼睛，光赤着双脚，她进入镜头的一瞬间，我和F就异口同声地说：这就是库切笔下的女主角。《等待野蛮人》就是这样一本书，你能把里面的人物想像在非洲茫茫荒野，也可以想像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角落。
第一次布克奖和有目标的抗争
一九八三年，他的《迈克K的一生》(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出版，此书写的是开普敦的故事，迈克K生来上唇开裂，是兔唇，而且头脑“简单”(亦即有些弱智)。他是一位园丁，他的母亲是位女佣。母亲生病，双腿无法走动，希望能回到内陆乡下她的出生地去，K是位孝子，他辞去了工作(如果不辞去的话，他也很快就会被解雇)，决定陪母亲回几百公里以外的在干旱台地里的故乡。他们等待准许他们离开开普敦的许可，但是，许可却迟迟不来(如同卡夫卡的小说)，市内居民之间的冲突激化成一场战争，K决定“违法乱纪”，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带母亲出行，火车没有办法坐了，他就用自制的小推车推着母亲上了路。出行没有多久，母亲去世，K被抓去当劳工修铁路，但是他怀揣着母亲的骨灰，修完铁路后还是踏上了回内陆母亲故乡的路途，但是他没有自由移动的许可证，也不遵循戒严令，所以，一路上，他就倍受磨难，被追杀，被关押。他几次逃离各种集中营，他在母亲的故里荒凉被遗弃的土地上播种了南瓜和其他蔬菜，他认为这是他身为园丁应该做的事，但是被发现后他被视为替山里的游击队提供粮草而再受监禁，他以绝食为武器，最后只剩下皮包骨头的他再次逃走，回到开普敦。
此书出版时，正是南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日益激化。库切在书中一句都没有提到迈克或其他人物的肤色，也丝毫没有解释种族隔离的情况，但他却是以很简练的笔触，写出了南非广漠大地上近世界末日般的感觉，写出种族隔离制度之荒诞。知道南非历史的人可以读出南非，不知道历史的人可以读出贝克特戏剧、卡夫卡或是加谬小说所承传下来的氛围和衣钵，如同贝克特戏剧里的人物突然到了卡夫卡的小说里，例如，K的孤独：
其他一切都被他抛在脑后，早上醒来时，他所面对的就是那大大的一整块的一天，每次都是这么一天。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白蚁拱起一堆泥土，似乎除了活着以外就无事可做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如果有飞鸟来栖上他的肩膀的话，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还有K在荒诞的种族隔离政策下“不可被人见”的生活：
他躺下来，把叠起来的黑大衣枕在头下，看着天空。我想住在这里，他想，永远住在这里，这里是我母亲和外祖母生活过的地方。就这么简单。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得像一头野兽一样生活，太可惜了。一个想活着的人不能生活在有光线有窗子的房子里，他必须生活在一个洞里，白天必须隐藏起来。他活着，就必须不留下一丁点他活着的痕迹。现在就得是这样。
这本书所要传达的最清晰的信息，莫过于“不自由，毋宁死”的固执的气概。K原本是一块小石头，安安静静地与世无争，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人为的战争却把他这块石头从地上捡起来，从一只手中被扔到另一只手中，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K在各种集中营里并没有受虐待，也没有做苦劳役，许多人也很愿意就在集中营里以劳动换取食物，但是K不愿意，他要的是能自由自在地开垦荒凉的土地，撒播他口袋里揣着的种子，他仍然要做那块躺在地上没有人过问的自由的石头。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所以，他对于自由的向往不是一种理性的追求，而是一种天生本能的需要，他在最后的集中营中以绝食为武器，那也不是他有意的选择，而是他身体本能的反抗，他就是吃不下集中营里的食品。然而，这种自然的本能却有着让人颤栗的威慑力量，最后，囚禁他的人也被这种力量震撼，后悔自己没有勇气跟着K一起逃走。这本书没有太多情节，但是K的生活因历程却是丝丝入扣，让人一开篇就放不下来，非得一气读完不可。此书获得当年英国的布克奖(Booker Prize)，当之无愧。
一九八六年，库切出版《敌人》(Foe)，是重新讲述的鲁宾逊漂流记的故事，讲故事的角度，是一位与鲁宾逊和星期五同时漂流在海岛上的一位女性。一九九○年的《铜器时代》(Age of Iron)，身患癌症的女主角在被医生告知病情之后回到家里，发现花园里躺着一位喝醉酒的流浪汉，她把这个流浪汉看成是她自己的死亡之神，这个一直醉醺醺常常不省人事的流浪汉成了她沉默的知心人和她忏悔的“神父”，而她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和，同时，她前往黑人棚户区寻找一位走失的黑男孩，目睹着南非政治变革的前夜，警察的暴力，黑人的抗争，黎明前的黑暗，以及将要出现在天际的曙光，书中写到：
让我告诉你，当我在南非这块土地上走过时，我的感觉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还没有离体，他们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脚踩过他们，等待我离开，等待复活的机会。
这是对南非茫茫大地的描述，也是对南非社会即将到来的复活的预言，种族隔离制度已到末日，如大厦将倾，整个南非的复活的机会，就在旦夕之间。
第二次布克奖和新南非的无所适从
一九九○年被监禁了二十六年的曼德拉被释放，一九九四年国大党赢得大选，非洲人管理非洲的理想实现。整个南非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由知识分子们所攻击所抗争的对象跨掉了，他们手中的笔突然不再有武器的功用，许多人都有些若有所失，都在寻找新的角度和新的声音。库切也在观察，在等待，他没有去描写曼德拉任南非总统之时的蜜月期，他的下一本小说是一九九四年的《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urg)，和南非无关，写的是库切所崇拜的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故事，是历史资料和想像力的结合。到了一九九九年，他出版《耻辱》(Disgrace)，一反他以往小说中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的手法，而是硬生生直接触及到新南非的各种不如人意的现实，诸如土地所有权，犯罪率，强奸，种族分离，警察的无能为力，白人的赎罪心理。此书之前最“实”的是《迈克K的一生》，但是那也只是地点实，其中的战争集中营等还都是隐喻的；而这本书，人物故事都很实了。
故事的主角是开普敦大学的一位教授，浪漫主义诗歌专家，年过五十，离了两次婚，每周靠和一位妓女的约会解决基本需求，后来引诱一位女学生。事情被校方发现后，教授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是却无怨无悔，不愿屈服于人格的侮辱，或是乞求校方宽恕，最终辞职，带着耻辱的印迹，来到女儿居住的乡下。然而乡下的新南非也不是太平盛世，三个黑人前来打劫，强奸了女儿，抢走了所有的值钱物品，教授怀疑这是女儿的黑人邻居有意为之，为的是赶走女儿，得到女儿的土地。教授劝女儿移民荷兰，但是女儿却另有打算，她把抢劫一事报了警，是为了保险公司的需要，对强奸之事却一字不提。她不愿离开南非，她愿意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为白人曾经有过的对黑人的不人道统治赎罪。但是雪上加霜，女儿发现自己怀孕，黑人邻居愿意收留她为第三任妻子，她的土地都划在了他的名下。教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自己跳进火坑，女儿残酷地说那个黑人邻居是收债的，而她是还债的。父女俩都同意这是一种耻辱，但是教授不愿意忍受这种耻辱，女儿却不愿逃避这种耻辱，她说：“对，这是一种耻辱，但也许这是我们重新开始生活的起点，也许我要学会接受现实，从头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真正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汽车，没有武器，没有房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这就是新南非生活的现实。
《耻辱》一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两次获奖的作家。然而，在南非国内，反应却极复杂，有人爱它，有人则恨之入骨。当时我读《耻辱》时，还在伦敦，对南非所知不多，吸引我的更是他的语言的精炼、冷峻以及力度。当时我边读边感叹，世界上居然能有人写出这样简单、然而又这样有穿透力的英文!世界上居然有人能用这样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如此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现在在南非住了近两年，才悟到《耻辱》的真正意义，语言、故事、小说结构还都是次要的，库切的伟大，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只要看看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这两年来的恶梦般的所谓“土地改革”，看到南非北省许多农场的栅栏上为抗议白人农场主被谋杀而插满了白色的十字架，你就能意识到《耻辱》中的预言。库切曾经这样写过：“我并不是社区里的先知，但我对自由有一种预感，就像被镣铐锁住的囚犯的预感一样，所以，我会描写一系列能够摆脱镣铐把脸转向光明的典型代表们。”他的预感岂止是自由，还有自由的反面。
库切的小说都是关于历史的，是关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更是关于人是否能逃离历史。他的《内陆深处》中的老姑娘，《等待野蛮人》中的行政长官，他的迈克K，《耻辱》中的教授和女儿，虽然都是完全不同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巨大的无法逃避的极端的孤独。库切曾经这样评论过《鲁滨逊漂流记》：“一个人被抛弃到荒凉的孤岛上，这也许是人类唯一的故事。”他笔下的人物，也都是被抛弃到“孤岛”上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道德水准的社会里，总是被一种无名的灾难追逐着，他们的最大的罪过就是因为他们活着。正如瑞典皇家学院所评论的那样：“在关键时刻，库切的人物都是站在他们自己背后，一动不动，仿佛是没有办法参与他们自己的行动。但是这种消极状态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性格造成，这也是一个人对压迫的最后反抗，在不参与的消极状态中进行抵抗。”在库切的笔下，政治和历史的力量像阴风苦雨一样无孔不入，吹入个人的生活，这隐晦恶劣的气候能够摧毁人的一生。他笔下的南非，是一个没有时间恶梦一般的地方，社会现实就很残酷。他的所有人物，都没有逃避他们的命运的可能性。
许多评论家认为库切是当代的卡夫卡，其实我要说，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一样地不会讨好任何一个当权政府。
回到后现代
继《耻辱》之后，库切最新的一本小说，《伊丽莎白·卡斯特罗：八堂课》(Elizabeth Costello:Eight Lessons)最近才刚刚出版。这本书是小说，但又不是纯小说，它更像是文学实验，主人公卡斯特罗于一九二八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小说家，她的成名作是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毛利为主角自述的故事。就是因为这本书，所以卡斯特罗总是邀请不断，讲学，参加会议，然而，她是一个固执己见脾气古怪的老太太，每次演讲，她从来都不会说别人要听的话。所以，这本小说，就是八次演讲结集而成：大学里的演讲，领奖式的发言，游艇上的讲话，还有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等等。这个结构独出心裁，通过每一次的出行演讲，库切也描绘了女主人公周围的一些与她生活有关的人：她的儿子是一位物理天文学副教授，反映了科学与文学的区别；儿媳是一个研究哲学的博士毕业生，常常要出来对抗卡斯特罗的观点；她的妹妹，一位很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在南非的祖鲁王国里照顾艾滋病婴儿，是人道主义和宗教的冲突；她还有个住在法国尼斯的女儿，但是着墨不多。在这本书里，库切通过女主角之口，表达了他自己对现代社会中的写作、信仰、道德，美学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例如对于保护动物权利的强烈主张，对于纳粹集中营和殖民主义的看法，对于希腊神话和基督教道德的研究等等，库切把很多抽象的理论探索和日常生活交叉编织，在他的女主角的身心中得到全方位的体现。这本书充满了理念，作为一个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又如何表达这种意义?最后的高潮是卡斯特罗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无话可说，吐不出一个字来。
此书的缘起是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请库切去做演讲，题目让他自己任意选择。他出现在演讲厅中时，没有演讲，却讲了个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位叫卡斯特罗的澳大利亚女作家，被人请去演讲，题目由她自拟，她讲的是关于素食主义的观点和动物的故事。库切的演讲就是重复了卡的演讲。当时，库切进行过两次演讲，后来邀请四位其他学者作家进行评述，被结集出版在一九九九年《动物的生活》(The Lives of Animals)中。这本新书显然是库切当时那个念头的延续，这两篇关于动物的演讲也是八堂课中的两堂课。
很明显，卡斯特罗是库切的另一个自我，人们读她的观点，也正是在读库切的观点。她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写我所听到的东西。我是一个秘书，记录不可见的世界，我是许多个秘书中的一员，这是我的使命：一个擅长听写的秘书。对给我的东西，我无权审问或指责，我只是写下这些文字，然后去试验它们是否准确，我是否听错。”“我有信仰，但是我并不相信它们。”
有趣的是，其中女主角获得了一项文学大奖，儿子陪着她去领奖，但是她对这项殊荣很不以为然：“你们所授奖的这些书，过些年后人们将不再阅读，将被人遗忘。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应该减少留给子孙们的负担。”关于颁奖仪式，她更觉得是多此一举，说：“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库切两次获布克奖都没有出席发奖仪式，所以现在赌行最看好的赌项，也许就是库切是否会出席十二月十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颁奖仪式。一九六四年，法国作家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文学史上的奇谈。现在，大家都认为库切不会如萨特那样拒领这个奖，但是他是否会亲临现场从瑞典国王手上接过证书和支票，许多人可能都会把赌注压在“否”字上。
吃了你喜欢的鸡蛋，为什么还要认识那只鸡?
库切刚得奖的那几天，南非媒体有一个共同的玩笑，就是他们如何想方设法采访库切而不得。库切性情孤僻，很少说话，更是向来都不接受记者采访。钱钟书先生关于吃了鸡蛋为什么还要认识鸡的名言，用在库切身上也许最合适。F曾经很想把《内陆深处》改编成电影，十几年前曾花过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与库切一起写剧本，统共说的话还不到一牛车。他说你若问库切一个问题，回答往往要在半个小时后。如果你问：“你觉得这样写好不好?”库切总是不语，但千万不要以为无声就是默许，因为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后，他会回头来说：“不，这样不好。”
库切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酷爱骑自行车，滴酒不沾，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都说：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然而，他的沉默又有一种天然的魅力，他还是很情愿坐在花园里等着吃烧烤，也很愿意和小孩子玩耍。他只是言语极少，根本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私生活罢了。
库切获奖那天晚上，我给南非诗人加斯·弗格森(Gus Ferguson)家打了个电话。加斯是库切最好的好友，常常清晨天蒙蒙亮时与库切一起在开普敦蜿蜒起伏的山路上骑自行车。加斯不仅写诗，也画漫画。他写的诗有时像李尔的谐趣诗，有时又像日本的徘句，许多意象都与蜗牛有关。加斯赖以维生的工作是药剂师，他写诗画画，纯粹是情之所钟，所以，他是艺术为艺术的代表，认为艺术是高于一切的，是不应该参与政治或为社会服务的。他说，库切对于南非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高了整个知识界的阅读水准，库切是真正的作家，是有想像力的作家，是纯粹的作家，是一个可以被称为“写作是为了文学而写作的作家”。《耻辱》是例外。加斯说，南非的读者是没有想像力的，他们喜欢读能找到依据的作品，他们也喜欢对号入座，所以，与其说库切对南非失望，还不如说他是对南非的读者失望。加斯最喜欢的库切的作品，是写作游戏重新复述鲁宾逊漂流记的《敌人》，最不喜欢的，是《耻辱》。
加斯不愧是库切的铁哥们，与他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一本本告诉我他对库切小说的看法(许多我并不同意)，却对库切的私人生活闭口不提。他说库切得奖后，他家里的电话就一直不断，但是一律由他的夫人打了回票，如果不是朋友的话，他也是不会接我的电话的。我心想可惜自己不在开普敦，否则拉他出去喝酒倒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南非是个小地方，一来二去都是熟人，库切在大学里教书，他的学生就不在少数。人人都说他辅导写作课，虽然话不多，但却句句都在点子上，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所以，虽然他以沉默闻名，世界各地的大学都愿意请他去讲学。上个周末我们去北省山区里看岩画，同行的都是金山大学的研究生们，其中有一位属于大龄学生，曾经是伦敦《卫报》记者，也是属于离开南非又返回的一代，谈起库切，她说她有一位好友就是库切的学生后来变成一段时间的情人的，库切的风流韵事不少，他的隐蔽生活其实还挺有色彩。库切于一九六三年结婚，八○年代时离婚，曾有一女一子，现在女儿吉塞儿仍然住在开普顿，儿子二十三岁时在一次意外事故事中丧生，这对库切打击很大，也许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楚吧。离婚之后，库切没有再婚，他的生活里有一位比较稳定的女性(恕不提名)，也常常有其他的女性与他的名字相牵连。
其实，也不能说库切就真的那么隐秘，他已经有两本小说化的自传，或可说是自传体的小说出版：《童年：外省生活场景》(Boyhood: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出版于一九九七年，《青年：外省生活场景之二》(Youth: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 Ⅱ)出版于二○○二年。两本书都是用第三人称写成，而且，《青年》的封面上还标之为“小说”，所以，两本书都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交织而成。一般来说，我很喜欢读文人自传的，但是，库切的这两本“自传”却非常难读。他的小说我可以一气读完，这两本“自传”却从阅读的乐趣变成了阅读的功课，特别是《青年》。
《青年》写的是他离开南非，来到多云多雨的伦敦求学的经历，书中的主角，是一位学习数学和语言学的学生，要逃离“一个平庸的乡下的家庭，恶劣的学校教育，和南非荷兰语这种语言”，这是人们很熟悉的也是我向来很感兴趣的一个题材，库切走过的，是乔治·奥威尔，V.S.奈波尔以及许多前辈作家们所走过的路：从被殖民的国家来到殖民主义的中心。《青年》主角的理想是要成为一个作家，并且愿意为他的艺术而受磨难。他来到伦敦，住在北伦敦一个窄小的公寓里，做着一份“没有灵魂”的工作，写着受艾略特影响的从未被人读过的诗歌，漫无目的地闲逛，如同他以前许多从外省乡下来到这个大都市的文学青年一样，六○年代的疯狂开放的伦敦在他的眼中是灰色、潮湿、孤独的，街面阴霾，人面冷漠。他有许多尴尬的经历，许多不如人意的生活。他总是希望能碰到一位女朋友，既能爱他，又能给他带来文学的灵感，但是他的感情生活只是“一个接着一个让人丢脸的恋爱关系”。一次次的艺术以及浪漫的努力并没有让他在伦敦的生活从“单调沉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后他逃离伦敦，到伯克郡的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几乎放弃了对文学的追求，每天做的就是往原始电脑中输入原始的磁带。在机械的生活中，他的创作力和性功能似乎消失了，终于，他觉得自己也许真正成熟了。
我觉得《青年》难读，是因为你永远是在男主角的脑子里打转转，被困在他的头脑里，被他的思绪一层层缠绕。整本书几乎都是这个年轻人的内省，而且，库切对年轻时的自己是非常刻薄毫不留情的，所以，这个年轻人也就很不讨人喜欢，整天怨声载道，不停地翻来覆去向自己提问：生活为什么这么乏味?我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他抱怨别人冷漠，却从来不主动与别人交谈，对街上的一切也一贯是视而不见。冷漠究竟是别人，还是他自己?你读着这本书，就想揪住这个年轻人的衣领子，往他完全自我中心的脸上泼一瓢冷水，把他从他自己狭窄的头脑中拉出来，也让读者能有一个从压抑中喘息的机会。从这本书里，一点都看不出主人公以后的成就，两度获得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授。所以，读着这本自传，你不仅要想，这里面自传的成分是多少?小说的成分又是多少?因为，《青年》中的主角，和库切其他作品中的角色一样，是一个六十年代的鲁宾逊，有一种无可救药的绝望。《青年》不是关于年轻时的快乐，而是青年时代的沉船和孤岛。所以，这一百七十页的书也就让人觉得要长许多。我觉得此书难读，也许因为对过于敏感的青年男子的心理，我是无法理解的。
许多与库切熟悉的人，读《青年》能读出另一种信息。对于我的小姑子Stephanie来说，《青年》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她读到的，是她的朋友库切对于自己的最严厉的反省，她说那是一种直面人生、毫不妥协的自我审视。其中有一段，是她每每读到都是要落泪的，这一段写的是男主角陪着女朋友去做人工流产，最后库切写道：
他不愿再见萨拉了，如果他能独处的话，他还有复原的可能，回到他过去的自己。但是，现在就抛弃她，就太不像话了。所以，每天，他都去看她，陪她坐着，握着她的手，他无话可说，因为他没有勇气问她的情况。他常问自己，这是不是像生一场病，她正在一点点痊愈，还是像被截了肢，永远不会好?一次人流或小产，这和书里常常说的“失去一个孩子”又有什么区别。书中常常描写一个失去孩子的女人把自己与世界隔离起来进行哀悼，萨拉有没有开始她的哀悼?他呢?他也要哀悼么?如果要哀悼的话，要哀悼多长时间呢?这种哀悼有没有一个尽头?哀悼之后你会不会又像哀悼之前一样?这哀悼是不是无休无止的?哀悼那个在海上漂着的一团，就像那个不慎从船上跌进水里的小男孩，没有人再记得他了。哭吧，哭吧!那个小男孩哭号着，他永远不会消失在海里，永远不会停止哭泣。
Stephanie读到的，是库切中年丧子的巨大悲哀，只有一个曾经失去过孩子的人，才能写出这样刻骨铭心的话。
所以，如果你真认识了库切，知道了他的生活，对于他的沉默，你还能有什么话好说呢?也许，只能如同他的铁哥们一样，和他一起沉默吧。
二○○三年十月十二日于约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