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黄昏？论典型青年政治社会化工具的困境与出路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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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典型、树榜样、学楷模、立标兵等做法，一直流行于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现在和将来也没有消失的迹象。“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也是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然而，对典型手法的过度滥用，对典型人物价值的过度榨取等多种因素，使得典型的社会影响难现昔日的荣光。

       我们必须正视关于“典型”和偶像的两个事实。一方面，这是一个祛魅的时代，砸碎偶像本已有较长的历史，从尼采原版于1889年的《偶像的黄昏》[1]，到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世界的祛魅”，再到整个后现代思想体系对宏大叙事的拒斥与对典型和偶像的解构，无不对这个世界中的“魅影”加以无情地打击。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制造偶像的时代，一个偶像的类别和数量都出现了井喷的时代。似乎毋庸置疑的是，典型还远远没有过时。

       从各级各地团组织关于在青少年中大力推进“中国梦”教育的活动方案来看，选树青少年典型成了其中的重要方法和内容。青年是典型的主要受众群体，典型作为一种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工具，其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和出路值得深思，反思典型的困境、寻找典型工作的出路，将有助于更有效地推进“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

       一、典型的本质：典型是一种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工具

       树典型是我国党政机构广泛采用的一种治理方式(典型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范畴之一[2]，本文不涉及这一层含义)，也是共青团对青少年进行组织引导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经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种工作方法”[3]。然而，政治与治理领域的研究者对典型的含义并未达成共识。综合起来，典型在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以下相互区别的含义。

       1.典型是中国决策实验主义的产物[4]

       政府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决定带有实验性质。这些决定以粗略的原则形式发出，只说明应该效仿的典型和达到的目标，并不对程序、形式等技术性问题做事无巨细的规定。典型成为制定和修改政策时所依据的事实的首要来源。“摸着石头过河”中最先摸石头的或者说是试点往往成为典型，试点成功之后作为典型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

       2.典型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开的替代形式

       一般情况下，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无论是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整合还是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都会增强塑造典型的官方的合法性和透明度。增强官方合法性的功能是典型塑造者对典型的角色期许，这是关于典型的研究所关注的，但对于“典型是政治黑箱的变相公开”的观点学界却较少涉及。本文认为，通过典型来增加透明度的做法实际上是误入歧途，这实际上反映了政权持有者们的一种矛盾心态：随着现代民主化潮流的盛行，当局面临日益加大的来自对政治过程“暗箱操作”的诘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治透明度要求的巨大压力时，本意并不想公开政权运作的内部过程，但又不得不对公民的要求有所回应。于是“典型”这个处在政治黑箱与政治透明之间的暧昧符号就成了一种折中的选择。政权通过典型来告知社会自己所秉持的政治价值观和一些政府过程。通过典型来增加政治透明度的做法有一定的优点，如它能够形象化地展示政权当局的意志，使其便于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由于典型本身具有的“亲者”身份定位，这种做法还会拉近政权与底层人民的距离。但是，典型的官方色彩难以掩盖其不官不民的尴尬，典型负有作为政治宣传符号的使命，但却不能算正规的官方发言人；而且典型本身面临着多重角色之间可能的冲突，很容易演砸官方和民间给予其规定的角色，甚至连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会丢掉，异化成为一个作秀者，必然会引起人民对其之前所做宣传真实性的怀疑，典型最后堕落为十足拙劣的演员。

       3.典型是卡里斯玛权威与群众进行互动的桥梁

       周雪光认为，在卡里斯玛权威体系中，领袖、官僚、群众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张[5]。领袖需要在与群众的密切互动中不断地显示其超凡魅力，而这一要求通过官僚体系无法达成反而会被消解，领袖自己身居高位，不可能随时与民众展开互动，于是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既代表领袖意志又能与民众进行近距离互动的纽带。雷锋就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作为卡里斯玛权威领袖的毛泽东和广大人民之间互动的桥梁。

       4.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的方式与中介，可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走秀和政治学习活动

       政治走秀是为了登上典型这个官方扶持的平台，也是配合典型塑造之后的典型宣传所必需的，典型塑造出来的目的是要扩展其影响力和示范效应，不然典型的塑造就失去意义了。而与政治走秀相关的，必然是广泛发动的政治学习活动，或者说是政治学习运动更合理。这里就涉及两种政治参与路径：成为典型、参与对典型的学习。首先，典型这个角色就意味着政治参与。典型被官方冠以各样的头衔，很多时候还被纳入正式的政治运行的过程，将典型的身份体制化(例如，大寨的大队书记最后成了政治局委员，“当代雷锋”郭明义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样的政治待遇拔高了典型的政治地位，弱化了典型的中介角色，实际上不利于典型在官方和民间的架桥作用，也歪曲了选树典型的初衷，使得典型退化成为一种变相的政治录用方式，这无疑使得典型将示范作用与实际的政治利益挂上钩。这种被官方过度操纵的典型将民众引入“当上典型就有好处”的思维中，使得典型身上那些可学的优秀品质被隐去，其正面引导功能消失。而典型能带来政治与其他方面利益的实际后果，也使得尽力当上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导致典型又堕落成为一种许多人想争取的政治资源。其次，由于典型是官方意志的体现，参与对典型的学习也意味着变相的政治参与。人们可以从典型的学习中获得些许的政治信号，甚至可以通过揣测官方塑造此典型的初衷来预测相关政策的走向。

       5.典型是弥补政权对基层社会渗透不足的一种方式[6]

       国家通过政权延伸和资源汲取等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全力渗透，如若这样的渗透无法取得基层社会的认同，就可能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7]。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必须要进行政治文化的传播，对基层社会进行政治教化。典型能够在“中心—边陲”二元分离的社会结构中增强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能力，弥合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裂痕，从而成为实现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的一个工具。

       6.典型是一种道德教育制度[8]

       这种观点认为，典型示范式的道德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激励普通民众的道德理想主义，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一种以道德表现获取奖励、补偿或管理层选拔的“道德表演”，从而使这种制度陷入困境。

       7.典型是共产主义政权采用的大众动员的统一模式的工具

       根据大卫·比瑟姆关于20世纪政权类型的研究[9]，共产主义政权的统一模式为大众动员。典型恰恰就是一种大众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

       从以上分析看来，典型是一种被寄予厚望的重要政治符号。就自上而下而言，作为政治符号的典型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延伸触角，是传达政治导向、传播政治文化的工具；就自下而上而言，作为政治符号的典型，同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学习的重要范例，是一般公民了解主流政情、增强对政权认知程度的重要样板。无论是作为决策实验主义的产物，还是助力政治公开和政治参与，无论是作为领袖个人意志的社会化工具，还是帮助政权实现政治整合，甚或作为一种道德教育制度(中国自古存在将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的传统[10][11]，故本文将道德社会化部分归入政治社会化加以研究)或大众动员的统一模式，在本质上，典型都是一种政治社会化的工具，通过自己与体制和普通人的居间地位，传递政权的政治文化，对普通群众进行政治教化。

       二、典型的黄昏：典型作为一种青年政治社会化工具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

       典型可以分为正面典型与反面典型。虽然仅仅有正面典型是不够的，但反面典型的方法往往涉及对一个人的人身攻击，也与整个社会负面事件多、政权积极倡导“正能量”的风气相龃龉。故本文所讨论的典型是官方意义上的正面典型。当今官方典型特别是青年典型影响力渐趋弱小，公信力不断式微，面临诸多困境(见表1)。

      

       1.覆盖面困境

       典型的覆盖面困境主要表现为数量与质量的困境、专业与全面的困境。

       数量与质量的困境。为了克服典型效果退化的消极影响和对单个典型过度挖掘所引起的受众的反感，典型选树者有时采取增加典型数量的方法来弥补典型覆盖面的不足和质量上的缺憾。当今社会，各种媒体上各类典型不胜枚举，大有泛滥成灾之势，“最美交警”、“最美乡村教师”、“最美清洁工”等冠以“最美”字样的评选你方唱罢我登台。殊不知，这种数量上的“轰炸”，只会分散可用于典型选树、宣传、培养的有限资源，把典型选树当成一场娱乐秀，评选黑幕、刷票等行为，更是严重影响了选树活动本身和选出来的典型的公信力。那么，典型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专业与全面的困境。一般而言，典型是因为少数某些方面表现突出而称其为某方面的典型，典型较高的专业素质是其成为典型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典型选树过程中，我们时常想扩大典型的影响范围，从而将某个领域的典型塑造成为“全能典型”，把典型身上那些原本是作为其专业性突出之优点点缀的东西和一些典型并不具备的特质赋予典型，甚至把典型本身具有的一些缺点篡改成优点加以宣传，从而造成典型“高、大、全”的形象。这样的做法只会削弱典型最突出的优点，给人以虚假包装的嫌疑。那么，如何保证典型的专业性又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典型的影响范围？

       2.产生方式困境

       传统的典型选树方式主要是整个政权的一种组织意图，官方选拔色彩极为浓厚。人为选树的典型颇遭受诟病的一点就是其选拔过程的非民主性，因而影响典型的代表性、示范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典型的来源渠道也需要丰富起来，单一的组织化选树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将组织推报、社会推报、个人推报等形式结合起来，考虑将典型选树与现代社会的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增值机制、偶像塑造等结合起来。然而，虽然组织选树的典型有时候群众效应可能较差，但基本能够保证其符合选树者的意图；而社会产生的典型虽然可能群众效应不错，但很难保证其符合官方的政治社会化意图。那么，产生典型的不同方式之间如何协调？

       3.形象困境

       形象困境主要表现在是要经典典型形象还是当代典型形象？是只要优点而忽略瑕疵？如何处理瑕疵？

       经典与当代的困境。我国历史上存在许许多多的经典典型，除了诸如气节清高的伯夷叔齐、道德高尚的柳下惠、忠义的关羽等耳熟能详的典型外，还有《烈女传》、《二十四孝》等书中树立的一系列道德楷模。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初期，董存瑞、黄继光等典型彰显了当时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是顾全大局而牺牲自我的典范。新中国成立之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典型则宣扬了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劳动光荣等道德风范。改革开放之后，企业家、科学家等方面的典型被更多地树立起来。典型是时代价值的背负者，典型的变迁史无疑彰显了典型的时代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典型只是一时的，许多典型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具有长久的意义。当然，考虑到年代的久远性，可能经典的典型与当代人并不亲近，但典型作为一种价值载体，最终传播到普通人的是其价值，而那些有一定历史的经典典型恰恰是经过检验的优质榜样。但新的时代价值也需典型来承载。那么，我们在继续深挖经典典型与不断创造新典型之间如何取得较好平衡？

       优点与瑕疵的困境。我们树立典型，肯定是希望普通人学习他们的优点而非缺点，所以我们宣传典型一般重点突出其优点，少提甚至更多的时候基本不提缺点。现实的做法更多的是回避，甚至迂回地用瑕疵反衬其优点，更有甚者用“精神生活无私、物质生活贫困、家庭生活无情”相结合来塑造典型。这不符合人性，需要反思。然而，虽然“瑕不掩瑜”的道理谁都懂，可是人们还是难免展示出自己内心对典型的道德洁癖。例如，2005年中国十大感动人物、2006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获得者洪战辉，在一场报告会之后向听众介绍自己的新书，提及了自己从卖书费中提成的事，导致一片哗然，也引来对他的指责，陷入“典型”的困境[12]。典型宣传中突出优点肯定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典型身上的什么元素是不应被道德化指责的？典型真实存在的瑕疵又该如何处理？

       4.价值困境

       典型之所以成其为典型，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先进性，表现为政治上的忠诚、专业上有一技之长或道德操守的高尚；典型之所以被需要，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其群众性，表现为典型能够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普通人的生活疾苦。正是兼具先进性和群众性，典型才能符合官方需要将先进性作为引导普通群众的特质。然而先进性和群众性之间不时会出现一些不协调的状况。先进性过低则典型丧失了作为政治社会化工具的正面价值，难以一直被政权采信；先进性过高则典型高高在上、远离了群众，作为典型难以被群众采信。那么，典型的先进性和群众性在什么水平上的结合是合适的？

       上述困境只是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工具面临的诸多困境中比较突出的几点。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笼统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多元化对典型作用的消解。当代社会，知识生产模式、媒体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思想多元化、价值多元化、传播渠道多元化等多元化因素，使得单一的官方典型形象影响力受到削弱，官方培育树立的典型已经无法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独自进驻青年的头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犬儒主义、民粹主义、娱乐至死等观念对青少年的“三观”形成的影响，分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下的典型的影响力。

       二是青年主体意识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深入发展，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思想观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民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和独立性增强。处于叛逆年龄阶段和思维敏捷时期的青少年变化显著，其主体性提高，独立精神增强，创新意识活跃，自我判断与自决能力突出[13]。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整个社会思想观念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洪流，青年可能会怀疑乃至否定典型。

       三是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工具被滥用。这既是典型面临困境的表现，也是典型面临困境的一个原因。滥用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典型形象进行拔高。一个领域的典型被塑造成为全能典型，一个方面优秀的典型被打造成为全优的典型。将典型完美化的做法过度榨取了典型的正面价值，虚假地美化了典型的缺点，使典型成为完人、神人，拉大了典型与普通青年的距离，使学习典型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有就是典型被用于几乎所有政策执行和宣讲教育领域，而不论其实际效果如何，这也是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工具被滥用的表现。此外，典型宣传中有故意制造“卖点”的做法，典型传递价值太过“大而空”，不够贴近生活等，也是典型这种工具被滥用的表现。

       面对这些困境，典型作为一种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工具，其出路何在？

       三、典型的再造：典型作为一种青年政治社会化工具的出路

       无论典型面临多大的困境，典型对于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认的。有针对性地找到这些困境的出路(见表2)，改进典型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选择。

      

       1.典型类别、层次和功能的再造

       将类别和层次再造与功能再造结合起来，可以解决典型面临的数量与质量、专业与全面的困境。对于类别和层次再造，要构建多类别、多层级的典型格局。例如，有的地方将选树青年典型分成学习成才、敬业爱岗、科技创新、创业致富、优秀务工、见义勇为、志愿奉献、道德楷模、顽强拼搏等类型[14]。又如，有的地方将典型分成重大典型、重要典型和一般典型。这样的区分有助于避免典型选树、宣传和培养过程中的平均用力，提高典型作为一种青年政治社会化工具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清理、整合现有关于典型的各种评选，一方面可以防止单个人因为沽名钓誉、投机取巧而获得众多的荣誉，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典型选拔的公信力和典型的社会关注度。对典型的分类是进行功能再造的基础，只有进行了正确的典型分类，才能避免让一类典型背负所有典型的全部价值。对于功能再造，要凸显典型的专业禀赋，防止赋予典型太多功能而导致过度榨取正面价值，保证典型价值的可持续显现。

       2.典型产生方式的再造

       社会多元化呼唤典型的多元化，这必然要求典型产生方式的多元化，增强典型生产的民主性。将优质偶像纳入典型选树范围，是应时代变化创新典型产生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大众偶像的泛滥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现象，偶像除了来自那些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外，还诞生于商业娱乐时代的偶像生产工业，毫无疑问，大众偶像的巨大影响力已经不容等闲视之。虽然偶像崇拜往往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而典型更现实化、理性化、相对化[15]，但是，同时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工具，典型和偶像的运作原理都是受教者通过对二者所展示出来的特质加以学习和模仿，从而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并外化到自己的行为上，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把偶像变成典型的目的，是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推动政治社会化，因此要根据其影响力、优质程度、可塑性等要素加强偶像筛选，对被确定为典型的世俗偶像加强教育和管理，特别注意控制部分偶像特别是娱乐偶像的负面影响，使之符合政权政治社会化的要求。此外，偶像越来越变得无序化，多样化的选择使现代青年健康价值观的确立更为困难[16]。变偶像为典型则可归化优质偶像，在偶像群体中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

       3.典型形象的再造

       一是经典典型形象提炼与时代典型塑造相结合。因为经典典型经过历史的考验，在世代国人中留下了正面的形象，也传递了一些正面的、恒久的、普世的价值。提炼经典典型形象本身包含的当代政治价值，可以降低典型塑造的成本，增加政权的公信力与合法性，提高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工具的实际效果。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无法找到典型代言的一些当代政治价值，必须选择高质量的、来自普通人生活世界的时代典型加以塑造。塑造要在忠实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加工，注重典型事迹的写真，避免过分美化。

       二是再造典型形象的宣传。现行典型形象的宣传工作呈现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是宣传不足，笔者曾统计过，一半以上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几乎没有得到详细的报道。另一方面却是宣传资源被浪费，有些质量不高的典型宣传过度引起了公众的反感。必须要把有限的宣传资源用在优质典型的宣传上，做到适度包装、适度宣传，将口口相传、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宣传形式结合起来，实现典型和宣传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是减少社会对典型的非理性期待，培养社会对典型适度的理性宽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典型塑造者必须引导社会对典型的合理消费，引导社会认识到典型作为一个常人的地位。只有这样，典型才不会耽于对自己的完美要求，塑造者才不会努力去失真地把典型塑造成完人，塑造者、典型、群众之间关于完美典型的恶性循环才有望终结。

       4.典型价值的再造

       先进性与群众性困境的本质，在于整个社会对于主流价值观进行的先进、落后的简单二元分野，各层次人群没有就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达成共识。我国一直致力于构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内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可见，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统领下，典型面临的先进性与群众性困境就迎刃而解，典型和群众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皈依，在这一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要注重主流媒体对社会价值的聚合、引导作用，帮助典型价值实现再造。

       总之，只有注重典型的多样性、层次性、专业性、时代性、真实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等特性，只有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用全面再造克服典型面临的困境，典型作为一种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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