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183;胡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悉尼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3-0069-07
悉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以下简称胡克）是美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学者，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分析范本。胡克一方面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反传统哲学和反“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试图寻求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点和一致性，指认两者之间具有可通约性，并通过阐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开创了美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胡克虽然没有明确地具体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特别强调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限定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定为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二是严格辨析了马克思主义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和对立；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问题。
一
胡克早年受莫里斯·柯享的影响而接受了自然主义哲学，而后在杜威的精神感召下，转向了实用主义。胡克认为，虽然不同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在理论上存在差异性，但他们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具有一致性：一是认同实用主义是一种现代哲学，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哲学的特点，即具有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特性；二是强调实践和行动概念在哲学中应具有主导地位，宣称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行动哲学、生活哲学；三是具有工具主义的倾向，认为概念、范畴不过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所提出的假设，是人的行为的工具。
在实用主义哲学家中，胡克受杜威的影响较大。胡克指出，他所理解的实用主义“既不是席勒的个人的和安慰性的实用主义，也不是詹姆士的神秘的和唯名论的实用主义，而自始至终是皮尔士和杜威的社会的和科学的实用主义”[1]8杜威倡导将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理论主题，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并非人的活动、人的实践，而是经验。传统哲学也讲经验，但将经验当成知识，由于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对象被分割开来，经验与自然归属于两个不同领域。杜威赋予经验以新的内涵，把经验理解为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即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经验既包括经验的事物，也包括能经验的过程。胡克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将人的活动导入哲学之中，将人的活动、实践理解为人作为有机体主动地、能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凸现人的活动、人的实践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鲜明特色。
由于实用主义的主旨不是要去寻求“形而上”的世界观本身，而是试图为人们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行动指南和生活教导，因而实用主义常常被贬损为“是以无视哲学问题的办法来探讨和解决哲学问题”。胡克认为，实用主义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一种纯粹的方法，它也有其本体论基础。胡克试图为实用主义探寻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从而为实用主义的合法性辩护。
胡克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形而上学，而是反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除了导致本体论上的分立和无谓的争论之外，是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意义的。同时，他还反对实证主义的那种绝对拒斥形而上学的极端立场，认为形而上学只要经过科学方法的改造，并使之符合经验的检验，它还是有意义的。因此，实用主义“并不是回避形而上学，而是向形而上学挑战”。[1]5胡克所要探寻的形而上学乃是一种“工具的形而上学”，它既有别于传统的形而上学，也有别于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
在胡克看来，工具并不是独立的、自在自为的，工具总是以某种被作用的事物为条件的，工具的作用就在于改变对象，工具要发挥作用是不能离开它所作用的对象的。胡克强调，“如果工具是起改变作用的东西，它就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它所改变的东西的存在；如果心灵是工具性的，而且是在一个留有变动不息的事物和事件的痕迹的世界中发生作用的，它就不可能是曾经创造出这世界的”。[1]14胡克上述关于工具的形而上学特性的分析受到了杜威的称赞，认为他对实用主义有深刻的理解，其论述“远远超出在考虑实用主义时所常常出现的争论的水平”。[1]4
胡克自“通过非实用主义的方式转而相信实用主义”以后，实用主义即“工具主义”始终是他最基本的、稳定的哲学信仰和哲学立场，实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未成为胡克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障碍，而成为他日后解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胡克看来，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它们都是反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胡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有一致的理论出发点，这就是“人的需要、进化和活动”，[2]26它们在理论内容上的联结点、契合点是“行动”、“实践”，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行动哲学”。胡克还认为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哲学范畴的使用、哲学观点的表达和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等方面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实用主义主张理论和行动的一致性、强调实践的本体论意义和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方面具有可通约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胡克无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异质性，实用主义思维范式表现出先入为主的特征。
胡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影响。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范式是一种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它具有非历史性、非总体性和非批判性等特点。马克思正是以批判西方近代哲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为突破口，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卢卡奇同时还批判“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必然结果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进而钝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无法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使无产阶级丧失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3]133。卢卡奇将对近代西方哲学观的批判和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批判结合起来，成为他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重要前提。
如果说卢卡奇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提出，主要是通过批判西方近代哲学将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简单移植到哲学中来的思维范式，批判“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那么，科尔施主要是在批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与之论辩的过程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针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实证科学，需要用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科尔施认为这种观点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也贬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4]38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全非教条的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4]58-59科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不是为了明确它的学科属性，而是为了明晰它作为哲学的理论品质。
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的序言中，胡克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强调了马克思思想中辩证法因素的重要性，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又认为卢卡奇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联结得“过于紧密了”。显然，胡克没有把握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写作动机和历史背景，卢卡奇主要不是要阐述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了彰显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卢卡奇阐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时代意义在于，恢复和捍卫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与尊严，是为了批判“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解读模式，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胡克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时特别倚重“辩证法”，一方面认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之间，存在有一种重要的连续性”[2]62-63。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区别：马克思辩证法的真正任务“并不在于说明历史的内容是逻辑的，而是在于说明逻辑的内容是历史的”，“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主要地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2]66。
至于科尔施，胡克在高度评价了他从“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实践——历史轴心的假设”出发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的同时，认为“它低估了从这种观点出发，来论述马克思思想的形式方面时所包含的各种困难”[2]7。由于科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的主旨是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思想和观点缺乏充分的阐释和充分的论证，难免留下遗憾。实际上，科尔施1935年所写的《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1938年的《卡尔·马克思》就是试图弥补相应的遗憾，而相关的思想史料是当时的胡克所不了解的。
二
胡克一生中写下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其中《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是我们分析胡克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重要文本之一，胡克本人认为，该书不是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一个系统的历史的阐释和一个详细的批判性分析”，也不是要“修正马克思或把马克思现代化”，而是试图促使人们注意马克思思想中被遗忘了的但具有深刻的现代含义的诸方面，希望“以充分的明确性提出马克思的主导思想”，“提供一种新鲜的观念”，并希望“可以澄清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基本问题和论点”[2]3。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指辩证方法，一种历史辩证法。这种观点显然是源自于卢卡奇。胡克对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观会遭到各种异议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认为“一个不遭到异议的见解，是过于平易而不可能是真实的，或者假如是真实的，它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过于平凡而没有实际意义的”[2]6。胡克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见解既是真实的又是有实际意义的，而且也不至于过于平易或过于平凡。在理解马克思的问题上，一方面不可能不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持有自己个性化的见解，另一方面，更不能因为害怕异议而“拒不采取一种见解”。有异议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要勇于“承认有异议，并同所有那些共同采取这种见解的人，协力合作来解决这些异议”[2]6。
为了阐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观，胡克首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结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恰恰表达的是两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观。“正如可以将黑格尔的方法从黑格尔的体系中分解出来那样，也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任何特定系列的结论，或者从以它的名义所倡导的任何特定的政治战术中分解出来。”[2]10虽然方法和结论之间密不可分，但它们又都具有相对独立性，“方法是按照他的结论来加以核对的；但是结论却是引申出来的，而不是主要的。它们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它们可能受到责难而并不必然地使方法也受到怀疑，特别在方法的一种新的运用而获得新的结论时，尤其是如此。”[2]10“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作为结论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所考察的，是马克思的系统的结论，而不是他的系统的方法”[2]9。把“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结论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忽视它们之间的有机统一，正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卢卡奇和科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激发了胡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兴趣，而且也促使胡克自觉地加入到了批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来。胡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之所以屡遭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曲解，原因在于，“马克思其实是把这种历史观当做一种理解和创造历史的方法提出来，而他的信徒却力图把它变成一种社会学的体系”[2]97。
其次，胡克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在于方法的统一性。胡克认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人之所以得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堆分析、预言、信仰和感情的相互矛盾的杂乱之物”[2]9的结论，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将统一性等同于单一性，不加评论地把统一性和单一性看做是同义词，另一方面是因为孤立地考察马克思的某一结论而无视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思想，“孤立地从其结论中，而不是从他得出这些结论的方法中，来探究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2]9而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并不是在他的各个特定的结论中，而是在他的为革命的目的和国际工人阶级的需要所指导的分析方法中，发现有这种统一性的。”[2]10
最后，胡克从分析了“马克思的方法”与“科学方法”的联系与区别的角度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胡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共性在于：方法和结论是可以区别开来的。结论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因而是暂时的，而方法是永恒的。“把马克思的方法同他的结论区别开来，正如把科学方法的本质同在任何特定的一天所作出的科学发现区别开来，并不就是否认它们之间的任何有机联系那样。”“我们能够在甚至已经抛弃或修改了托密勒、哥白尼和牛顿的物理学的时候，还保留其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效力，最终取决于其预见的能力，以及在任何可能的场合，控制自然现象的连续次序的能力。”“同样地，马克思的方法的效力，也取决于它究竟能否使我们实现它所为之而形成的那个阶级的目的。”[2]10强调“马克思的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相似性，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适合于和胜任于达到其目的的“科学的”方法。“辩证方法并不反对科学方法。”[2]62它只是反对把具有特定范围和尝试性质的科学发现没有恰当限制地应用到其他领域中去的假的科学哲学。“马克思的方法”与“科学方法”的区别在于：它们适用的领域不同，所具有的特性也不同。马克思主义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前提、预设有一定的价值观念——阶级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特性。“就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旨在达到一个阶级目的的思想和行动的方法而论，它是某种高于或低于科学的东西。”[2]11胡克的这一思想与他早期的工具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也与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思维范式的批判、科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辨析有传承关系。
那么，把方法可以从结论中抽象出来、分离出来，是不是意味着把方法同结论分割开来呢？胡克认为，把马克思的方法同他的结论区别开来，并不是把这两者分割开来，并不是要否认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胡克看来，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批评，不论是好意的还是不怀好意的，至多只考察了存在于一个命题同另一个命题之间的那些联系，但它却忽视了包含在《资本论》中的全部命题和马克思的抽象的方法论之间的联系，忽视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之间的关系。[2]171胡克认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他的结论区别开来，并不是说他的结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个抽象的工具，“在应用辩证法的任何特定场合下，马克思的特定的目的都是它的一部分。”[2]61方法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结论才能表现出来。
胡克不仅注重从哲学的本质方面而且也注重从哲学的特征方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阶级性。在胡克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其他科学之处在于：虽然科学也可以被用于各种阶级目的，但其本身并不具有阶级特性，而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旨在达到一定阶级目的的思想和行动的方法，预设一种阶级倾向和一个阶级目的。[2]11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胡克认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根明显的政治轴线”。[2]9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要对抗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确证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唤醒或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批判性。胡克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仍然是活的东西，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可以使之有生命力的东西，就是对一切社会梦想所作的科学批判的传统，由于这种批判，在这些梦想后面的希望都能按照其周围联系以及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和代价来判断它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2]109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兴起的，而“社会理论和实践的一切准则和标准都受实践和地点的限制”。[2]129胡克认为，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上，并不存在“经典的公式”。虽然马克思的任何著作都没有对其学说作出确定的和完成的表述，但是，“辩证方法是适用于一切水平的存在的。在每一水平上，它都反映出它的主题的行为中的新鲜事物”[2]64“是一种处理在每个情景下都既是稳定的东西、又是变化的东西的方法”，[2]63需要随着历史的展开而不断发展。
第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在应用辩证方法的任何地方，都不需要以沉思冥想的姿态，而是以行动者的姿态为其必需条件。……它从行动者而不是旁观者的立场出发，去探求自然和社会事实的知识。”[2]65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行动的”、“实践的”，“是运动、力量、成长和行动的逻辑。”[2]63
三
胡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在反对恩格斯以后自称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过程中形成的。胡克“把在1895年至1917年内流行的那种形式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阉割”[2]4。“一个人决不能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的正统派，而同时又是一个真理的热爱者。”“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坚持把他们自己称为正统派，在那里就总会发现教条；而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存在着教条，具体的分析和特殊的行动，就会被一种盲目的信仰或一般的公式所代替。”[2]5正统派——教条——盲目的信仰，在形式上是先后相继，在内容上是一脉相承的。胡克认为，那些自称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不仅在理论上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背弃作为马克思生活和思想的核心的革命观点，而且在实践中早就背弃了马克思。
胡克认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是用引自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所构成的，“没有考虑到能获得的所有的原文和上下文，没有估计到它们相对的分量，没有把所运用的方法同由于运用那种方法而得出的结论的临时性质区别开来。”[2]15“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还自以为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忠诚的阐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仅仅对孤立的原文作拘泥于形式的分析中，是找不到一种学说的全部含意的。”[2]57“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牵强附会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观点来解释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而且肆意夸大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武断地认为“没有一种行动纲领会不适当到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来加以表述；没有一种政策或原则的宣言会深奥难解到不能用马克思的原文来加以支持。”[2]14胡克反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某种中性的和超越于价值判断的东西，认为“正统派”所主张的唯物主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感觉主义的和机械的、忘却了实践的唯物主义。”[2]32他们片面地强调了马克思思想的某些方面，而没有领会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本质。
为什么要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呢？胡克认为，他们看中的正是马克思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威信。虽然他们所信奉的早已不再是真实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但当他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装扮下出现时，人们将更加易于接受它们。因为他们懂得，“一个运动如果没有适应于变化着的环境的手段，就是没有生存的手段；但是，在适应的过程中，它却是更加坚定不变地墨守着它过去的象征的”；“只要旧的信仰一度是真诚地富于战斗性的，那么，人们就仍然要用一种仪式去赞美它；而各种观念和术语，只要曾有一度具有过实际的含意，那么，它们就会变成崇拜物。”[2]32“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欺世盗名的行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来讲无疑是灾难性的。
应当承认，胡克在当时美国严峻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创立具有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已属难能可贵。在反对恩格斯以后的自称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于当代中国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被胡克狭隘地限定为马克思的哲学观，进一步加剧和恶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解问题上早已存在的“马恩对立论”和“马列对立论”。“四个对立”即“成年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立”，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中提出的几个重要论点。如果说“马恩对立论”较早地源于卢卡奇、“马列对立论”较早地源于科尔施的话，那么，胡克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含糊的遗产》等著作对这种“对立论”的恶劣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论点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创始人与继承人之间的差异性，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有一个不断发展、日趋完善的过程，没有认识到他们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论思考和研究的侧重点，把理论上、策略上的差异说成是思想上断裂和对立，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实现途径，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历史继承性和理论形态的多样性。
如何评价胡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首先，胡克虽然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性，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超越性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基础之上的。哲学不仅要敏锐地捕捉着时代特征，而且要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把哲学从“时代”背景中抽象出来，不可能理解“哲学”。“真正的哲学”的标准只有在与“时代”的关系得以确证。在胡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时代性被消解得不见踪影。
其次，胡克虽然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但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理论论域和理论旨趣。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其优点就恰恰在于不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在胡克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限定在思想理论层面，而淡化了其现实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维度。
最后，胡克虽然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胡克基于实用主义立场对实践问题的理解，找到的只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形似而非神似”的契合点。与马克思高屋建瓴地理解实践问题并构建实践唯物主义相比，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
我认为，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理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问题的逻辑层次和理论架构。一方面要把握哲学的一般性规定，揭示哲学的本质和特征，确立哲学与非哲学的边界，反对将哲学“非哲学化”、“实证化”；另一方面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哲学的理论品质，突出实践性、主体性、阶级性等本质特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学说区别开来。第二，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已有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哲学观上的革命，马克思本人关于“哲学观”的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忠实于文本”解读路径，无疑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第三，要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与对话中深化哲学观问题的研究。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中，通过对新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对具体科学成就的总结，来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收稿日期：200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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