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政治参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妇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一个“勃兴——停滞——再度兴起并发展”的曲折历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妇女运动与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
一、洪波涌起——发展中国家妇女政治参与的起源与初步成果
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政治参与始于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发展中国家妇女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意识开始增强，掀起并展开了以实现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妇女解放运动。
20世纪初，在埃及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妇女领袖胡达·谢拉维发起成立第一个妇女组织“埃及男女平等联盟”，率先提出“两性政治平等”，“妇女应享有选举权”等口号，为维护广大妇女的权益尽心竭力。在印度，妇女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与争取国家独立的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奈杜夫人等一批在独立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女性一身而二任，既是民族解放的先锋，又是妇女运动的领袖。在她们的倡导下，印度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协会。1932年，由印度妇女协会、全印妇女委员会和全印妇女大会等3个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作为印度重要政治势力的代表，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英印谈判圆桌会议，在印度政治生活中第一次发挥了妇女团体的作用。在各妇女团体的努力下，国大党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妇女一切歧视的决议。
有感于妇女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杰出贡献，并受到其为争取自身解放而不懈努力的敦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赢得独立后，均将男女在社会生活各领域权利的平等载入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为妇女积极参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事务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一些优秀妇女在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展现了自己在领导国家建设中的智慧和才华。她们中有执政时间长达15之久的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联合国大会的第一位女主席、印度的潘迪特夫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斯里兰卡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她们为发展本国经济、加强对外友好交流与合作等作出了积极贡献，如英·甘地在担任印度政府首脑期间，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成功地领导了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革命，基本维护了印度这个人口众多、宗教、种姓和民族矛盾错纵复杂的大国的政治稳定与统一，同时积极投身于不结盟运动，在国际国内都赢得较高的威望。
二、波峰后的低谷——发展中国家妇女参政的停滞
各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后，男女平等原则在法律中的确立和一些女政治家成功地走上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使妇女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接踵而来的是妇女运动的沉寂及与之相对应的妇女参政的停滞。作为一个群体，她们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仅限于投票和充当候选人。活跃在决策层的妇女寥寥无几，且大多集中在卫生、社会福利等部门。在印度，女议员比例仅为5-6%；在马来西亚，1968年，在政府社会福利部工作的女性为30.8%，而行政外交事务部女性仅1.7%。即使在妇女身居国家要职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她们在政治上的劣势也未有明显改观。为数甚少的政坛妇女远不足以形成一支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政治力量。
发展中国家妇女政治参与的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是：(1)诞生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并与之相生相伴的发展中国家妇女运动将反对殖民主义这一男女两性共同敌人作为其主要任务，处处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其中的妇女对上述二者的责任感远强于对自身权利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赋予她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开阔视野，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其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概念作简单化的理解。(2)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带来各阶层妇女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由于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等方面的限制，能真正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思考并参与解决有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及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只有少数家境优裕的中上层妇女。(3)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缺乏民主传统，为保障经济、政治机制的高效运行，国家权力集中于少数领导人手中，有些国家政局长期动荡，出于稳定国内秩序的需要，政权由军人执掌。
三、充满矛盾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妇女参政重现生机的契机
自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以来，实现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成为其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市场机制的引进，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逐渐过渡等，在改变其落后面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的调整与重组，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专制独裁、横征暴敛、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等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日趋尖锐复杂，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生活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激发妇女运动的重新兴起及其参政意识的明显增强。
以菲律宾为例，70年代初，菲律宾学生发起反对弗尔南多·马科斯政权及其支持者美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站在斗争前列的各主要团体的妇女成员共同创立了菲律宾第一个全国性妇女组织“新妇女自由运动”，它以争取妇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加彻底的解放为目标，是反对马科斯独载统治的“全国民主阵线”的成员组织之一。1983年，菲律宾反对党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被刺身亡，群众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最早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的是妇女，她们中既有社会上层人士，也有普通的工人、学生和职员。她们通过每日的示威游行活动保持了反马科斯政权的气氛。为了加强代表不同阶级、不同观点、不同阵线的团体在社会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联合，来自社会各界的妇女发起成立了以争取妇女自身解放为宗旨的“妇女改革、完善、平等、领导和行动联合会”。1985年，马科斯要求提前实行选举，贝·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以反对党领袖的身分参加竞选。1986年2月，菲律宾“和平革命”以她的当选画上圆满的句号。3月8日，成千上万的菲律宾妇女走上街头，庆祝她成为本国第一位女总统，将此作为妇女运动的胜利。
随着科·阿基诺入主马卡拉南宫，菲律宾妇女的参政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担任公职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加，她们中有政府内阁部长，参、众两院下属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管理总统府事务的行政官员以及新闻秘书，形成了一个妇女参政的群体。
发展中国家妇女运动的一大成就是妇女问题被列入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反过来促进各国政府对帮助和促进妇女以主体的身份加入现代化进程的重视。为帮助获得独立不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摆脱前宗主国的经济控制，取得政治上的完全自主，联合国于60年代初实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1-1970年）。1971-1980年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联合国开始探索一条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同时受到世界各地妇女运动蓬勃兴起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妇女在经济与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开始引起重视。联合国确定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世界性政府间会议——“国际妇女年世界大会”，即联合国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于当年6月19日至7月2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她们对发展与和平的贡献的宣言》（即《墨西哥宣言》和《实现妇女年目标而制定的世界行动计划》。1980年和1985年分别在哥本哈根和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第二次、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拟定和通过《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和《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二者以平等、发展、和平为总目标，要求切实保障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与男子平等地参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订、执行和具体实施，承认其对发展的各个方面和部门所作的贡献，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在1995年9月于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政府根据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基于《内罗毕战略》提出的目标没有实现的认识，修改该战略内容，提出今后五年的《行动纲领》，作为迈向21世纪的妇女政策的国际准则。
历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举措，引起发展中国家对解决妇女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关注。有些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泰国政府设妇女发展促进委员会，由总理、副总理、社会事务部部长和国内最大的妇女组织——泰国妇女院主席5人组成，委员会主席由副总理担任。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制订并实施妇女发展规划。即使在一向以严格恪守伊斯兰教规，封闭、保守著称的某些阿拉伯国家，妇女问题也开始引起政府的注意。科威特成立了由贾玛耶勒·萨巴赫公主领导，以在国内和国际上代表本国妇女，提高后者的社会地位，维护其应有权益为宗旨的科威特妇女委员会，对妇女进行各类教育、培训及服务。一些国家的女领导人更是将促进本国妇女参与经济发展视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之一。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领导政府制订妇女发展计划，为她们创造更多的从政机会，一些妇女受命担任部长级职务。
在国内和国际妇女运动发展的相互交融下，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社会责任感大大增强，参政议政的状况明显改观。1982年，妇女在马来西亚登记参加竞选投票的公民中占50%，国会中男女议员的比率由1955年的51:1降至1982年的18.3:1。在津巴布韦，妇女干部比例从1980年独立时的零上升到现在的10%以上。发展中国家妇女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政治家。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在大选中获胜后，大力推进民主改革，执行多元化的独立外交政策，颁布并实施复兴经济计划，对稳定政局，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妇女参政状况也有较大改善，1997年，免疫学专家埃布蒂卡女士被伊朗新任总统哈塔米任命为负责环境保护的副总统，成为该国伊斯兰革命后首位参加内阁的女性成员，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同年，摩洛哥王国国王哈桑二世任命4名学有专长并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妇女担任相当于副部长级别的国务秘书，使她们在由18名部长和10名国务秘书组成的新政府班子中占1/7的比例。妇女自摩洛哥有史以来首次进入内阁，受到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尤其是妇女组织的拥护。在中上层妇女为国家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社会下层的妇女也开始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主动关心社会进步。菲律宾农村妇女组织“阿米汗”不仅负责处理与妇女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问题，还参加有关要求恢复原油价格，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刻条件，反对地主和外国垄断组织对土地和农业收入的控制，反对跨国化学公司造成的环境恶化等活动。90年代初期，正是由于妇女运动喊出了“不妥协”的口号，才引起了政府对结束美国占领苏比克军事基地的注意。
纵观发展中国家妇女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其“勃兴——停滞——再度掀起并发展”的曲折历程反映出妇女运动的发展同其国内国际政治生活的密切联系。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饱受民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妇女萌发了争取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随着民族的新生和妇女与男子各项平等权利的获得，妇女运动一度处于低潮，经济落后造成的两极分化、缺乏政治民主带来的人民权利受压制，以及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的素质低下，使她们难以在整体上充分和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源控制和利益分配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对妇女利益造成的损害尤为巨大，促使她们在与全体民众一起寻求解决途径的同时提出自身解放的要求并将其付诸行动。由于妇女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相伴相随，它通过妇女运动涉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获得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因此而拥有一个比较广阔的视野。它使社会各界妇女自觉地组织起来，在关注妇女自身利益的保障及维护的同时，努力为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