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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6)06-0029-08
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场除旧布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无论在政治运动，还是在文化运动的意义上，梁启超均与五四运动有着割不断的关系。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揭橥“新民”学说，撰写了一系列反省传统，介绍、评议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从而成为“言论界之骄子”，执思想界之牛耳者。梁启超的大胆议论，激活了几近枯死的民族心灵，开启了五四知识分子解剖国民人格，反思传统旧学，重塑现代道德的先河。可以说，梁氏构成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转变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主编的报刊杂志及所发表的各类文字，成了五四一代人成长的精神食粮，这些人日后反叛传统，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正是由他预埋下思想种子的。梁启超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胡适等所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只是十余年前梁氏工作的继续和深化。梁启超对五四一代学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和知识的层面，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也有导引之功。胡适后来在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领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并由此确立他在上层文化界的领袖地位，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他的学问欲及治学方法、动力、眼光，均由梁启超埋下伏线。胡适在自传中多次对梁启超表示感激之情。
梁启超本人曾准确地概括五四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指出五四运动的种子是戊戌变法播下的。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他总结中国人近代思想进化的几个层阶：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洋务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由此形成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是其代表，他们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但在文化事业上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第三期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一些回国的留学生“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1]39-48或许是出于政治立场方面的考虑，梁启超并未提及辛亥革命，而是直接将五四运动与戊戌变法联系在一起。认为没有第二期康梁政治努力的失败，就没有五四知识分子文化革新的自觉。这里，梁启超并没有提及自己的“新民”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只是强调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所留下的教训对新文化运动有促成之功。有鉴于此，胡适在论及五四运动与戊戌变法的渊源关系时则直截了当地肯定梁启超对新时代文化革新运动的贡献。他指出：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戊戌运动的意义是要推翻旧有的政制而采用新的政制。后来梁启超先生办《新民丛报》，自称“中国之新民”，著了许多篇《新民说》，指出中国旧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许多“美德”……他甚至于指出中国人缺乏私德！这样推崇西方文明而指斥中国固有的文明，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纪元[2]。
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而梁启超是最重视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他所发表的大量言论既是救亡图存的呐喊，同时在促使人们文化观念的更新发展和学术转型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对此曾做过这样的评价：梁启超“希望中国人能够思想开放，接受各种学说及具体实现的思想观念。因此，大家都承认他是奠定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及以现代生活眼光重估中国传统价值之基础的先驱者。如果说，没有梁启超，中国人就不会那样早的接受改变，也绝非夸大之词。”[3]梁启超虽未能在有生之年留下太多的具有永久性价值的政治业绩和学术精品，但正如梁漱溟所说：“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4]此乃知人之论也。梁启超不愧为自1898年戊戌维新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领航人。他不仅是中国学术思想现代化的初创者，而且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台湾学者黄克武指出：“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梁启超是第一位主要提倡‘现代化’的中国思想家，这一取向后来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5]
梁氏学问博杂，文、史、哲、教、政诸领域都有创获，被公推为旧时代的结束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于1902年前后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给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以很大的助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关于“小说界革命”的呼声，笼罩了整个近代文学界，其回声既广且长。他关于“文界革命”的认识与实践，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梁启超虽不能说是白话文学的始作俑者，但他那半文言半白话的“新文体”，不失为由文言转向白话的中间环节，是有功于文学革命的。陈子展曾说：“这种新文体，不避俗言俚语，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这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也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6]高语罕也说：“谈到中国新文学运动，不应当忘却梁任公先生的开创之功，他在戊戌政变以后，便大胆地运用西洋文法定文章，极力输入日本和西洋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一切名词和术语，并把日文和西文的作风移植到中国文学，这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的作用。”[7]作为文学革命中坚的钱玄同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8]可见，“新青年”文学革新的主张只是在梁氏基础上更推进一步，他们之所以走得更远，只因时代的演变及站在巨人肩膀上之故。
二、五四运动导火线的点燃者
在五四运动研究史中，关于五四运动领导权的问题，是政界、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认定这个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终究有些牵强附会，说是国民党领导的也不合事实。五四运动绝不是谋划已久的、有党派背景的运动，而是青年学生之激于亡国危机应有的爱国之举。虽然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员都有鲜明的党派性，但这个运动在其初期实是自发的爱国运动①。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梁启超虽身在海外，实则脱不了干系。梁启超不仅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直接关系可追溯到1917年。是年，梁启超协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随即进入段祺瑞内阁。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对德宣战以谋中国战后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增强在和会上的发言权，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主权。鉴于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受了中国代表团将要在巴黎和会上签订卖国条约的刺激而引起的，因此可以说，力主对德宣战，是梁启超为五四运动奠定的第一块基石。
1918年底欧战告终，梁启超以私人身份组成7人团考察劫后欧洲。据他自己说，此次出游的目的之一，是“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9]875巴黎和会召开前后，梁启超因不信任政府外交，遂致力于民间外交，督促中国政府派出的外交代表团的行为，在争回山东权益问题上，起到了中国外交代表不能起的作用。1919年2月，他甫抵巴黎，即将途中所作的《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译成英、法文，广为散布，阐述中国的基本要求是：（一）胶州湾及青岛应与山东路矿一并由德国交回中国；（二）1915年5月及1918年9月中日两国的密约应归无效；（三）修正关税；（四）取消庚子赔款；（五）渐次撤废各国租界；（六）统一铁路外资；（七）各国放弃在华特权。他指出，以上所提条件，“非皆与此次议和有直接关系，然于中国民族之自由发展，实有莫大之影响，即世界永久平和之局系焉”②。
在巴黎期间，梁启超利用其国际声望，游说欧美列强，争取列强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为中国争取权利。但因卖国的北京政府已于1918年9月与日本订下密约，承认日本为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合法继承者，早已将山东的特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欧美列强绝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得罪日本，日本因此有恃无恐。梁启超事先并不知道中日之间有此密约，对中国外交尚存希望，抵巴黎后，闻知此丧权辱国的密约，梁启超愤而电告国内外交委员会，揭露北洋政府出卖主权的罪行，力主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电文如下：
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重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9]879。
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等人接梁启超电后，异常愤怒，随即组建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该会理事梁启超，委托其在巴黎活动，并寄呈国民外交协会拟定的中、英文请愿书各1份，希望梁启超“鼎力主持”，请愿呼吁，使山东问题能有所补救。梁启超受命，力图有所作为，无奈，美、英、法三国置中国利益于不顾，议定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有关条款，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对于如此不讲公理的条款，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虑签字。眼看中国的权益受到损害，梁启超忍无可忍，于1919年4月30日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抵制卖国条款：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9]880。
林长民在4月30日接到电报后，即根据梁启超的意思，起草了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5月2日在《晨报》头条位置发表，敲响“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警钟，并特别提到“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这篇文章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虽因身在国外，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从梁启超的言行来看，说他是五四运动导火线的点燃者，恐不为过。
1920年春梁启超回到国内，仍十分关心山东问题，当他耳闻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呼声后，表示“不胜骇异”。他在上海下船后就对《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坚决反对与日本直接谈判，指出：“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请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10]8303月22日，梁又致书总统徐世昌，劝其释放仍被关押的青年学生，对政府欲将学生移送法庭深表忧虑[10]836-837。此信虽有替北京政府出谋划策之意，但爱护学生之心也跃然纸上。从梁启超归国后的一系列言行可以看出，他是尽力维护五四运动的成果的。
三、五四新思潮的辩护者
一般认为，戊戌至辛亥年间，梁启超心仪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理性的批判，大致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欧游归国后，梁氏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由顶礼膜拜西学转而提倡东方文明，检讨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追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有批评，滑入了保守主义阵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对者。上述观点且成为梁启超思想多变的一个有力佐证。但我们认为这样的观察和评价不尽符合实际，对梁启超思想多变的复杂性及时代语境也缺少应有的关照。梁启超思想的多变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多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在。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梁启超思想的多变、善变给予了很多的解释和评价，但必须指出，发现梁启超思想的不变性、一贯性也是梁启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自由、平等、科学、多元化等等价值是他所终生坚持不渝的。在20世纪初思想上告别康有为时，梁启超曾以激进的姿态反省传统文化，尽管梁启超晚年游历欧洲后，文化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呈现出保守的倾向，但他的革新精神一直贯注在此后的思想历程中。他种下的思想革命的种子，在后继者的心中发芽了。对此，美国学者列文森这样写道：
当梁启超长途跋涉向家返回时，在中途遇见青年人。他曾经忍痛到达的反传统思想境地，现在被青年人从他那里作为自然的境地、自由的礼物和迈向未来的出发点接收了过去。那种对于他来讲是一座冰山仅见尖顶的观念——在它下面埋藏着他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成了青年们的基石。青年们追随他走了一段路程，但他们没有被迫永远追随他。这就是为什么《新青年》的“新青年”们，似乎与梁启超有着共同语言，然而却很少和他讲这种语言。因为，他们的语言并不真正相同，同一观念也不真正同一。当第一次大战改革了思考原有观点的环境时，他被自己深藏的思想带入时代谬误中[11]。
这里，列文森精彩地描述了戊戌和五四两代学人思想观念的承继关系，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时代变迁的痕迹及“新青年”越超“新民子”，走向历史前台的讯息。但列文森把早年梁启超与晚年梁启超作了截然二分的处理，完全忽视了前后的内在联系。诚然，相对于国内思想学术界越来越激进的潮流，梁启超思想是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一面，但梁启超的可爱处在于，他能不断地与时俱进，就算不再能引领时代潮流，至少也能紧跟时代潮流。梁启超不是康有为，与时俱进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轻易被后人忘记，晚年梁启超虽然不再能像陈独秀、胡适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对新文化运动仍抱有很大的热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参与者、五四新思潮的热情赞助者和辩护者。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确曾发表了一些似乎不合时宜的言论，对现代西方文明有许多批判性的反思，对全盘西化论大泼冷水，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孔、老、墨“三圣”的价值，对孔子人格和儒家文化大加赞赏，甚至认为中国文明担负着“救拔”西方的历史责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梁启超开始放弃西学而回归传统，也不能视之为梁启超文化思想倒退的标志，更不能因此即作出梁启超站到了新文化阵营的对立面的判断，恰恰相反，这是梁启超思想卓然独立的表征。从总体上说，梁启超对五四思想界的批判精神和求新心理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
曾几何时，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种心理对不对，另一问题，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比方从前思想界是一个死水的池塘，虽然许多浮萍荇藻掩映在面上，却是整年价动也不动，如今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气象了。虽然他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现在还没有十分看得出来，单论他由静而动的那点机势，谁也不能不说他是进化[1]39-48。
西方文化观念的核心无疑是个性独立、自由追求和科学精神，这也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观。梁启超晚年对此仍然是认同和推崇的，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由精神以及缺乏科学精神所带来的弊端，仍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明确讲道：“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不同学说之间痛下批评，理性审择，由此开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路，真理日明，世运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我中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思想自由是走出中世纪的指针，也是判别一个时代或民族现代化程度的标志，梁启超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由精神的批评，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对西方文化可贵之处的赞叹。他还反问那些“国中老师宿儒”：“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畔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畔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经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也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像是这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他的话若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则甚？……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能够成功吗？”[12]718-737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压制批评、扼杀自由的中国文化专制是深恶痛绝的，而对五四倡导自由价值观则是认同的，对新青年思想“闹得过火”些至少也能表示同情的理解，暗含了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方法。
社会上一些卫道的人，指责五四新思潮倡导思想解放、个性伸张，破坏了美好的道德，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生出了许多罪恶，因而是要不得的。甚至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也对文化运动的这一负面影响进行反省。有意思的是，被认为思想渐趋保守的梁启超则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对新思潮予以辩护：
至于罪恶的发现，却有两个原因：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旧道德本已失了权威，不复能拘束社会，所以恶人横行无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几多罪恶，难道是新思想提倡出来的吗？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也说得太过，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拿些话头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12]718-737。
对于社会上有人发出“近来新思潮输入，引得许多青年道德堕落，是件极可悲观的事”这样的论调，梁启超给予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说：
人类本来是动物不是神圣，“不完全”就是他的本色。现在不长进的青年固然甚多，难道受旧教育的少爷小姐们，那下流种子又会少吗？不过他们的丑恶遮掩起来，许多人看不见罢了。凡一个社会当过渡时代，鱼龙混杂的状态，在所不免，在这个当口，自然会有少数人走错了路，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但算起总帐来，革新的文化，在社会总是有益无害。因为这种走错路的人，对于新文化本来没有什么领会，就是不提倡新文化，他也会堕落。那些对于新文化确能领会的人，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规律自己，断断不至于堕落。不但如此，那些借新文化当假面具的人，终久是在社会上站不住，任凭他出风头出三两年，毕竟要屏出社会活动圈以外。剩下这些在社会上站得住的人，总是立身行己，有些根柢，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不是那些人[13]。
通过前面所引文字不难看出，梁启超不仅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对者，恰恰相反，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虽然此时的梁启超已不再是新思潮的领军人物，但由于他在思想文化界有着极高的地位，在青年中的号召力也未完全消退，且他的思想已渐趋保守，对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方面也屡有批评，因此，他对新思潮的辩护，比新思潮的提倡者的自我辩护更有效果。
在五四时期，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还有文学革新运动。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同时也夹杂着一些批评乃至咒骂、诋毁的声音。还在文白之争激战正酣之际，国内一班守旧的文人，翘首以待旅欧的梁启超归国，希望他能担当起阻止白话文运动的大任③。然而，“胸无定见”却能与时俱进的梁启超，对胡适的白话新诗，表现出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令对他寄予厚望的人颇感失望。梁氏于1920年游欧回国，读到刚出版的《尝试集》，兴奋不已，遂致信胡适表示祝贺：“《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14]梁启超时代感极强，白话新诗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门，与新国新民新时代共命运，对此，梁启超是朦胧地意识到了的。他之赞赏《尝试集》，乃是其紧跟时代的表示，也成为他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佐证。
四、五四运动的反思者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开辟新时代的一件大事，不同的党派和学派或许对五四运动会有非常不同的诠释，但无不肯定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巨大影响。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俨然成了检验他们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的试金石。1920年5月4日，梁启超于五四运动1周年之际，在《晨报》上发表《“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五四运动乃“国人自觉自动之一表征”。晚年梁启超对政治运动已起厌倦之心，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常有忏悔，转而尽力于思想文化的创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石。但他并不认为政治运动一无价值，他相信，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能收相辅相成之效。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五四运动乃一局部的政治运动，其成功远不及运动者之所预期，然毕竟不损其价值，因为“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故机缘发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此实因果律必至之符。一年来文化运动磅礴于国中，十九皆‘五四’之赐也。”当然，梁启超也不是对五四运动给予无条件的赞美，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并非没有缺点，而是隐含着某种危机，必须加以必要的引导，才能步入正轨并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他认为，政治运动乃一时的，只有文化事业才是永久的事业，若不能从文化方面树一健全的基础，社会就不能洗心革面，无根蒂的政治运动也决然无效。所以，梁启超主张“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青年诚能于此点得大彻大悟，则‘五四纪念’庶为不虚矣。”[10]838
五四运动两个最响亮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赞成还是反对这两个价值取向，是衡量一个人对待五四运动态度的一个重要标尺。梁启超晚年致力于提倡国民运动，认为全民参加的国民运动是民主政治的最好实践，也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一步。他从国民运动的意义上对五四运动作出了辩证的评价，指出国民运动有内政的，也有外交的。“‘五四运动’是国民史上值得特书大书的一件事。因为他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这回运动，从表面看来，性质完全是属于外交的。”[15]41-51一般说来，外交的国民运动，其价值不如内政的国民运动大，但即使如此，五四运动还是有效果的，例：叫欧美一般人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让日本人晓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的可怕等。当然，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效果是“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他认为五四运动表示中国人有从事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希望将来因此引起别种国民运动[15]41-51。
对五四运动之提倡科学，梁启超也表示有条件地支持，但他担心科学在一切领域里当权，会导致哲学、道德的让位。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对欧洲流行的科学一元价值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西洋“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西洋人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从而否认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否认了道德。“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12]718-737梁启超此论一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误解，被视为科学的反对者。其实，如果把梁启超菲薄科学的言论提升到哲学价值的层次来考察，他显然不是简单地反科学，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加以赞美。他反对的只是把自然科学所发现的抽象规律、普遍原则无限制地用于指导人文科学的研究，用来解释人生，即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而这正是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中的左右两翼所热心以求的。在梁启超看来，科学实证派和唯物史观派，用科学法则和物质的原因去解释人生观，将不同的内部生活纳入同一个理性模式或“必然法则”之下，使人生被动而非自动，“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12]718-737可见，梁启超是有感于人类价值的失落，起而诋毁“科学万能”思想的。他以中国的人文传统对抗西方的科学传统，试图通过对人文精神的追念和关怀，润泽人们枯寂的心灵，丰富其生活的内涵和意义。
与当时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满足于空喊科学的口号不同，梁启超更多地从理性层面理解科学，对“科学是什么”的问题给予学理的解答，并以实际行动捍卫科学的价值。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喜作宣传式的呐喊，在不知晓究竟什么是科学的情况下，对科学大唱赞歌，结果其学问与行为弄得个非科学乃至反科学。从五四时期的“科学万能”、“科学崇拜”可以看出，当时尽管科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则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梁启超对五四思想界貌似科学实则非科学的现象深恶痛绝。1922年8月31日，他在长沙第一中学作“什么是新文化”的演讲，对提倡新文化者的人格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这几年来所谓新文化运动，举国的先觉相率提倡，一般青年勇猛前进；这是一个顶好的现象，但是口头讲的很多，你若问他什么是新文化？却又有许多答不出来，即或答了出来，也是一个人一样。”思想趋新的人往往不喜欢以科学的方法对事物做科学的理解与科学的研究，喜大好空，不肯以切实的功夫，以确实的证据，作窄而深的研究。“我相信素来讲新文化的人对于科学是不能诋毁的，但是现在我们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不多未曾经过此番工夫，轻信附和，人云亦云。……现在新文化的好处固多，坏处也有，坏处就是在这里！希望我们以后有志于新文化运动的，赶紧对于从前走错了的路不要走了！”“我希望青年们——要作新文化运动，应当要‘知识上，非做到科学的理解不可；在道德——品格上，非做到自律的情操不可’！”[10]906-908
同年8月20日，梁启超应南通科学社之邀作《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以门外汉的身份表达了对科学的爱恋之情。他认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并不了解科学性质，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大多喜欢形而上的东西，不肯真正地去研究科学，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至于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求？学校中能够有几处像样子的科学讲座？有了，几个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够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学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有了，几个人肯去读？……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16]
可见，五四时期一些讲新文化的人是以非科学的方式提倡科学，这种情况不改变，科学便无处生根，成绩也不会理想。梁启超对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是其反思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健康发展并结出理想的果实是有积极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6-08-24
注释：
①当时的政府当局也曾怀疑有人主使五四学生运动，甚至认为学生运动为党派利用。对此，刚刚欧游归国的梁启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致总统书中表示：“此等群众运动，在欧美各国，数见不鲜，未有不纯由自动者。鬼蜮伎俩，操纵少数嗜利鲜耻之政客，则尝闻之矣；操纵多数天真烂漫之青年，则未之前闻。”见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册，第837页。
②见梁启超《世界和平与中国》，该文发表于1919年6月10日至17日《晨报》。另据1919年4月25日、5月2日《晨报》报道，该文发表后，“各国讲和委员大受感动，欧美人争先购读”，称此文“为揭开远东问题黑幕最有力之著作，且以梁氏身为进步党领袖，故于所论乐为倾听”。
③李肖聃在《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8页中说到：“是时绩溪胡适教授北京大学，力主以语体代文言，号新文化，群士方望梁归，有以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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