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笔谈——6.“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中国文学论文,笔谈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119-12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倡导，意在打破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探索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章培恒等教授提出这一概念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突破原有的研究思路，引导研究者关注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对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影响；追溯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古代文学中的渊源；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种种因素如何向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转化，如何与外国文学的影响相互碰撞和融合，以及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种种因素如何酝酿、萌芽和发展；考察中国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和当代演变中承上启下的地位与作用，等等。目前，这项研究的积极效果已初步显示出来，而更深层次的潜在意义则在于，将对中国文学研究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有利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使人们对一系列文学现象重新进行审视
现有的每一个关于文学史分期的概念之下，都有一整套文学史观念，包括流派、类型、思潮、风格等。它们依附于文学史分期的概念，同时又成为这一概念的支撑。这些概念和观念其实都不仅仅是对各种文学现象本身的一种界定，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不同时代的人们，实际上都在不断地试图打破原有的体系，同时也在不断地致力于构建新的体系。某种观念和知识体系，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特定的认识，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及合理性，总体上应该对之抱“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但是，每种观念和知识体系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某些特殊历史时期所形成的观念和知识体系，其历史局限性就更严重。现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的一系列概念，基本上形成于20世纪中叶，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下，过于强调与中国历史分期对应，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如前所述，分期并不仅仅是一个分期的问题。在每个文学史分期的概念之下，都有一整套的文学史观念。人们依据这种分期的概念及随之而来的一整套文学史观念，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给各种文学现象贴上种种标签，判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落后的，等等。但有许多文学现象可能被遮蔽，有些文学现象可能遭到不公正评价。由于这些观念与笼罩整个社会的观念和知识体系相配套，在经历了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叙说之后，它们便俨然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话语。久而久之，人们就形成了思维定势。由于这些观念依附于文学史分期的总体框架，不打破文学史分期的总体框架，这些观念就很难改变。而一旦文学史分期的框架被解构，这一整套观念就可能土崩瓦解。当文学史被分割成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样一些相互隔离的区间时，人们习惯于局限在某个区间内看文学现象，而一旦将这些人为设置的隔墙拉开，视野、背景、光线、角度、距离就全变了，人们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原来被遮蔽的角落凸显了，原来的焦点却边缘化了；原来的明星暗淡了，原来被驱逐的角色则亮相了；原来的主线模糊了，原来朦胧的脉络却清晰了。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曾提出“20世纪文学史”的概念。他们试图打破文学史上“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分期，把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结果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看法，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概念的视野更宏阔，不仅是打通现代与当代，而且是打通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不仅综观百年，而且纵览千年乃至数千年。它将淡化以至解构现有文学史分期的概念，从而帮助人们消除一系列思维定势，重新审视大量文学现象，并获得新的认识。
二、有利于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解放学术生产力
中国现行的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将文学学科分为四个层次：学科门类（文学）、一级学科（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二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英语文学等）、三级学科（唐代文学、宋代文学等）。尽管人们一直对这种四级学科体制的弊端多有诟病，有关部门也试图作一些调整，如合并某些学科等，但并没有触动它的基本框架，它仍然贯穿于学生的招收和培养、学术研究活动的进行、教学与研究组织的管理等各个环节。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所谓学位点建设、学科评估等，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体制。
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研究所有的问题，必须有个体的研究重点。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个研究者只能把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个狭窄的领域内。同时，即使是专门研究某个领域的问题，也必须以比较广博的知识积累为基础。而这种四级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恰恰限制了人们的知识面和研究的范围。每个人一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阶段，就被分到某个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内学习，画地为牢，知识接受受到制约。研究者由于缺少不同领域的各种信息知识之间的相互激荡，则视野越来越封闭，思想越来越僵化，想象力和创造力越来越贫乏。于是，研究者们越来越习惯于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只能就事论事，寻章摘句，陈陈相因。总之，这种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已成为学术研究正常发展的重大障碍，必须打破。
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要求学者必须敢于“跨界”，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积累和研究视野，既要了解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也要了解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倡导者们实际上是在现行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很难打破的情况下，按照一种回溯的思维方式，先对研究活动提出要求，随之对研究者提出要求，然后自然而然对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研究模式形成冲击，从而对现行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提出挑战。这必将促使人们越来越深入地思考现行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的弊端，从而推进改变以至取消现行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的进程。
复旦大学申请成立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二级学科，按照我的理解，也是在现行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很难打破的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总要通过一定的现实运作才能得以实施，这就迫使倡导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利用现有的体制。从近期看，有一部分研究者相对集中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是必要的。但从长远看，建立这个学科并不是为了造成新的牢笼，并不是为了培养一批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专家。如果形成那样的结果，就与倡导者的初衷完全相悖。总之，建学科是为了打破学科，利用体制是为了打破体制，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也体现了一种智慧。
三、有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丰富文学研究的内容
按照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观点，文学史的发展并不像一条平静流淌的河流，而是一个异常丰富复杂的过程。前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身影无时无刻不在笼罩着后代作家，也没有哪一个后代作家能够摆脱前辈对自己的影响。后辈作家一方面从前辈的作品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也存在严重的“影响的焦虑”，即为自己不能摆脱前辈的影响而苦恼，并竭力想摆脱这种影响，形成自己的特色，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一部文学史，前辈及其作品与后辈及其作品之间不断发生这种双向互动，从而形成非常复杂的多维联系。前辈的哪些作品的哪些因素对后代的哪些作家作品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后辈作家如何既接受前辈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又或明或暗地试图反叛和超越他们？这种接受与反叛和超越所选择的对象及采用的策略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又有何不同？上述情形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历史变迁？这些都是极富意味的研究话题。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不单单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谈作品，就文学论文学，而且可以看到人情、世情、社会、历史的丰富多彩，看到文学现象的多重意蕴。文学研究也因此不再是平面的，而成了立体的；不再是静止的，而成为动态的。
过去的文学研究，也研究前代作家及其作品对后代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研究后代作家及其作品如何接受前代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但这些研究，要么只是为了证明前代作家及其作品的地位，要么只是为了揭示后辈作家及其作品的渊源，都没有把“影响”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研究。这与将文学史人为地分割为多个不同阶段并将其隔离有关。其实，“影响”研究的重要性毫不亚于对作家作品的单独研究，它牵涉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应该在“影响”研究的框架内进行，才能说深、说活、说透。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将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廊都纳入到研究视野之内，前后作家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更加完整清晰地展现出来，“影响”就自然成为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文学研究将因此拓展出一个新的重大领域，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将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生动。
［收稿日期］2006-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