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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国企改革困难重重的大环境里，“涪陵现象”的形成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相比，有着同样的影响显著的特色。如果说“温州模式”是依靠农民发展城镇经济的典型，“苏南模式”代表集体经济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方向，那么，“涪陵现象”则是欠发达地区国企改革的一个成功例子。
“涪陵现象”及其基本特征
第一，国有工业经济快速、持续的增长是“涪陵现象”最重要的特征。从根本上讲，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符合市场要求的，但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质是一种利益调整，这种利益调整与八十年代的改革相比更带有根本性。因而国企改革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压力。从宏观领域看，旧体制会继续起作用，新体制的优越性不但不会立即发挥出来，反而因为其不健全而凸现其弊端；从微观领域看，产权模糊、政企不分等制度性因素，加上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积累”的诸如就业、医疗退休等方面的历史包袱，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习惯，都将使国有企业在短期内难以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所以，国有企业普遍陷入困境就成为一种逻辑必然。
九十年代初的涪陵国有工业企业，不仅存在上述严重的外部环境问题，而且由于受三峡工程迟迟不能上马及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国家对涪陵的投入少，致使涪陵国有工业企业规模极小，企业户均固定资产原值仅有201.8万元；所有制结构单一，几乎为清一色的国有小型企业；企业技术装备落后，产品老化，缺乏市场竞争能力。
正是在这种双重困境中，涪陵人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培育出了一批机制灵活、成长良好、个性各异、特色突出的优势企业群体，成为西南地区特别是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搞活国有企业的一个“闪光点”。其中，1994年初开始重点扶持的11户到1997年发展为13户的国有工业企业，更是生机勃勃。1999年与1993年比，重点工业企业产值由4.12亿元增至35.6亿元，增长8.7倍多；利税总额从2.03亿元增至12.5亿元，增长约6.1倍。从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横向比较看，1997年重庆为59.4%，涪陵则达109.23%；1998年重庆为57.6%，涪陵则达126.79%；1999年重庆为67.39%，涪陵高达134%。2000年涪陵烟厂、太极集团、涪陵建陶、三爱海陵等8户企业进入重庆市工业企业50强。
第二，“不甘人后”的涪陵精神的逐渐形成并成为全体市民的共识是“涪陵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涪陵现象”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主体的精神状态如何，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基本前提。对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一个地区和部门的发展来说亦是如此。然而，一种区域性文化精神并不是单纯靠地方主要党政领导的提倡就可以形成的，它还必须具备坚实的群众心理基础，否则，即使主流意识大力提倡，它也不会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一般说来，区域性文化精神形成的心理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寻找，即区域性历史文化根源和遭遇普遍的现实危机。
如前所述，涪陵经济社会面貌是相当落后的。这顶沉重的“落后帽”压得每一个涪陵人抬不起头来，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一种无形压力和危机。面对严峻的现实，是消极等待还是及时奋起，是怨天尤人还是理头苦干，是悲观失望还是积极进取。回答当然是后者。然而，要将这一认识转化成社会意识，还有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要做。于是，在干部群众中开展了涪陵人应以怎样的精神状态去面对现实的严峻挑战？问题切中要害，很快在各级干部和全体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涪陵精神”的大讨论，“团结求实，文明诚信，艰苦创业，不甘人后”的涪陵精神被提炼出来。实践证明，“涪陵精神”对于凝聚人心、振奋士气，加快两个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教育、文化、体育、城市建设等社会事业的综合性发展，是“涪陵现象”的又一个基本特征。教育、文化、体育、城市建设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九十年代初，涪陵的教育、文化、体育、城市建设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经济的严重制约。伴随着涪陵经济的起飞，全面审视涪陵的教育、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这不仅是经济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影响着涪陵市民的精神状态。于是，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力度，教学条件、设施得到明显改观。同时，着力实施“城市形象”工程，大型博物馆、体育场馆、文化广场、长江防护大堤等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全国性的大型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接连不断在涪陵成功举办，这在全国同类的城市中是不多见的。
“涪陵现象”三个方面的特征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国有工业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是“涪陵现象”在经济领域的直观表现。“涪陵精神”是“涪陵现象”在人们心理方面的深层流露，而教育、文化、体育、城市建设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则是前两者的综合性反映，它反过来又推进经济发展和“涪陵精神”的弘扬。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缺一不可。
“涪陵现象”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认为，“涪陵现象”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观念的更新，特别是各级领导的观念更新是“涪陵现象”形成的前提条件。
九十年代初，虽说涪陵经过前十多年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落后的现实仍然存在。落后的深层原因是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观念落后。要实现涪陵社会现代化的质的飞跃，必须率先实现人们观念的质的飞跃，这在当时涪陵的主要党政领导班子中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观念的转变常常是痛苦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为此，涪陵采取了三条基本措施：其一，抓住全国学习“南巡讲话”的契机，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南巡讲话”的精神实质，着力解决人们在所谓“姓社”、“姓资”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一次学习对人们的观念转变是初步的，鉴此，1996年初涪陵再次掀起学习“南巡讲话”的热潮，这次学习除了巩固1992年以来的成果外，主要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搞活国有企业的信心。其二，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和企业领导分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发达地区实施考察。这类考察在当时甚为普遍，但考察的收获如何却不尽一样，对此，涪陵提出考察学习不是为了去照搬什么经验和模式，而应带着我们怎么办的现实问题，在先进与落后的对比中，探寻别人是在什么观念指导下才建立起了这样或那样的“模式”的，我们具备不具备这些观念。从这个角度看，涪陵九十年代初的外出重大考察活动是有特点的。其三，采取请进来的办法，加速观念更新。中国人历来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说法，要尽快转变人们的观念，单纯靠学文件、走出去的方式仍然是有限的，请外来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一流的专家、学者来涪陵讲学、咨询或担任政府顾问，不失为一条捷径。近几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等单位的著名经济、管理、投资、技术方面的专家先后多次光临涪陵讲学、咨询，有的还受聘担任了涪陵政府顾问。这种借他人的“脑”来换自己的“脑”的办法，无论如何都是划算的。
上述一系列措施的效果是明显的。涪陵人观念的确发生了转变，逐渐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具备的发展观、机遇观、服务观、效益观、效率观、市场观。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售为中心、以质量为保障、以投资回报率的高低为目的的一系列现代意识已经逐渐取代陈旧落后的观念。这既是“涪陵现象”的思想内核，更是涪陵未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其次，重点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是“涪陵现象”最直接的原因。
无论是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还是从各国各地区的实践看，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都是推进其现代化和区域经济社会进步的关键环节之一。而制定发展战略至少应把握两个基本原则：牢牢抓住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特征和准确审视本国或本地实际。
1993年，涪陵从实际出发，在深刻把握中央有关政策、反思涪陵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得出一个结论：要使涪陵经济社会发展跃上新台阶，必须依靠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把工业作为其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来抓。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涪陵作为一个落后山区应该重点抓农业，因而没有明确提出重点抓工业经济的战略。农业当然要抓，而且要抓好。由于涪陵受地理、气候等条件的制约，涪陵农业的优势不在于粮食种植，而在于烟叶、药材、榨菜头等主要经济作物，而这些东西要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就离不开工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抓工业经济就是抓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践证明，这一大胆的思路是正确的。因此，走内涵扩大再生产之路，集中十分有限的资金向具有潜力和相对优势的国有企业倾斜，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的重点企业发展战略，就成了推进涪陵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要将宏观的战略目标变为现实，还必须在战略目标之下制定更加具体的、可操作的目标体系。为此，涪陵制定了实施工业经济重点发展战略的“过亿超千”工程，即从1994年初开始，在建材、化工、纺织、食品、医药、烟草行业选择11户国有工业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到1995年底，历时两年的“过亿超千”工程基本结束，提前实现了既定目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11户重点企业已有的基础，涪陵又进一步提出了实施工业经济重点发展战略的"5135"工程，即从1996年初开始，将重点企业户数扩大到13户（1998年增加为14户），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把13户企业中的5户培育成销售收入过5亿元、利税超1亿元，8户销售收入过3亿元、利税超5000万元的在省（市）内乃至全国知名的企业。
"5135"工程的成功实施，使一批重点企业提前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任务，正在向更高的目标迈进。被誉为“中药行业耀眼明珠”的太极集团和“三峡库区佼佼者”的涪陵卷烟厂就是典型的例证。从涪陵的整体和全局上看，实施重点企业发展战略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政府职能部门牢固树立“重点企业无小事”的服务观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国有企业的先决前提之一，就是要处理好政企关系。从理论上讲，处理政企关系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还权于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二是政府必须扮演企业“守夜人”的角色，宏观调控企业行为。也就是说政府既要还权于企业，又不能放任企业而不管。如何把握好这个度？这的确是一个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难题。从实践上看，尽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但直到目前为止，政企关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仍未得到真正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因为，放权就意味着牺牲其某些既得利益。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还权于企业是作为改革领导者的政府的一次自我革命，它必然是痛苦的、不情愿的。
涪陵国有企业和发展当然也面临着上述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讨，涪陵人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政府当然要在管理企业中谋取利益，但它谋取的是社会、长远利益；基于政府直接在企业获取部门或个人利益的行为，会严重损害长远的整体利益，是自断“财路”的败家子行为着眼，明确提出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必须体现在为企业服务上，服务就是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最佳的度，所谓重点发展战略就是对重点企业实行重点服务。基于这样的认识，涪陵响亮地提出了“重点企业无小事”的口号。
“重点企业无小事”在涪陵决非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党委、政府及其部门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和大量的领导行为予以保证。其一，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制度。从1993年开始，涪陵就建立了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联系一户重点企业的制度，其目的在于直接倾听企业的意见和建议，直接帮助企业解决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当年联系涪陵卷烟厂的政府主要领导，为了促成其与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合作，一年之中五次率队赴云南，最长一次在玉溪呆了28天。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扎实的工作作风，终于感动了玉烟人，从此开始了玉涪双方的良好合作，涪陵卷烟厂因此而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其二，重点企业例会制度。自1993年实施重点企业发展战略以来，党委、政府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重点企业例会，目的在于听取每户重点企业的经营情况，使其相互交流，同时收集企业反映的共同性问题，作为修订完善政策的依据。其三，“直通车”制度。任何一名重点企业厂长、经理都可以随时直接面见或电话联系党政主要领导，不需事先通报，也不论是白天晚上还是节假日。目的在于及时帮助企业处理临时性重大问题并收集情况。娃哈哈涪陵公司有一次因停电而中断了正常生产，客商拉货的大卡车就等在厂门口，如不及时通电生产、按约交货，将会影响娃哈哈的声誉和企业效益。告急电话打到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督办，20分钟内便恢复了电力供应。其四，现场办公会议制度。重点企业因为发展所需的用地、建筑、贷款等问题，由于涉及主管部门较多，按部就班将会增大企业工作的难度，因此，经常采用现场办公会的形式，约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现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主要领导现场拍板，并雷厉风行地执行。1998年上半年，涪陵新区党代会落幕的第二天，党政主要领导即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太极集团现场办公，研究审定太极工业园区的规划、启动方案，解决了相关的征地、拆迁等一系列问题，使太极工业园区得以迅速开工。
第二，制定了一系列扶持重点国有工业企业的优惠政策，为重点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理论和实践证明，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其企业的起步和发展，政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因素。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恰当的政策引导，不仅是市场经济下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要求，也是实行间接管理的有效措施和手段。涪陵紧紧抓住国务院给予涪陵作为沿江开放城市可以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有利条件，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遵循“扶优扶强、重点倾斜”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涪陵实际的扶持重点国有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一是生产要素优先保证，即优先满足重点企业在资金、能源、人才、用地等方面的要求，以确保生产要素能发挥高效益。二是对企业税费实行优惠，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为增强重点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涪陵本着“只有企业富了，政府才能富”的思路，出台了对重点企业的收费，一律要报经政府审查同意后方能实施，否则严惩不贷的规定。三是鼓励兼并联合。为促进重点企业上规模，走低成本扩张的路子，出台了一套完整的优惠政策。比如，政府的工业发展基金向有兼并行为的企业倾斜投入；实行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联合，政府将一事一例解决其具体问题。兼并联合不但使重点企业迅速扩张，而且救活一批亏损严重的小企业。涪陵柴油机厂先后兼并5户企业，盘活存量资产2500万元，企业固定资产增加6.3倍，完成工业产值增长2.7倍，一举成为全国摩托车汽缸体生产企业的排头兵。四是积极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为增强企业整体实力，推进企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的不断升级，涪陵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比如，鼓励企业在按规定提足折旧的基础上再增提折旧，同时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每年按当年销售收入计划数，预提3%左右的技术开发费。其增提的折旧和3%的技术开发费视同企业实现的利润纳入考核，主要用于技改的前期工作。
短期内看，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会使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减少，但只要企业因此而不断壮大，从长远来看，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因为企业的全面发展而成倍增加。这就叫“放水养鱼而食鱼，杀鸡取卵却无卵”。事实上，正是由于重点企业的强劲支撑，涪陵的财政状况才发生了根本改变。
第三，着力培养企业家队伍，建立较为完善的企业管理人才的激励竞争机制。
大量的正反经验证明，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群体可以搞活一个差的企业，一个差的企业管理者群体可以在短时间内败坏一个好的企业。所以，作为政府而言，主要应思考怎样建立让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层出不穷的机制，保证企业长期掌握在优秀经营管理者手中。
涪陵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优秀的经营人才更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施重点企业发展战略，必须要有一批优秀的经营管理者来支撑和具体运作。因此，重点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选拔、培养、使用就客观地摆在了涪陵党政领导者的面前，成为了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经过不断探索，涪陵已形成了以“放”、“激”、“建”为重要内容的、较为完善的选人、用人机制。
所谓“放”，就是放开。一是放活标准而不降低标准。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以选用党政干部的标准去选拔企业厂长、经理。因为党政干部扮演的是表现性角色，公众对其的社会责任感、人品要求较高，而企业管理者扮演的是功利性角色，主要应看其是否依靠合法的手段赚钱。二是放手管理，但不放任自流。从1993年初开始，党委、政府只管重点企业的党政“一把手”，副职由“一把手”提名组阁。三是放宽渠道。一方面在党政干部中选择政治素质较好、业务能力强、专业对口、比较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的同志到重点企业担任“一把手”，如涪陵烟厂前任和现任厂长、涪陵建陶公司总经理等都是在党政部门选调的；另一方面对一直在企业担任厂长、经理而具有发展潜力的同志，热忱给予支持、鼓励、关心，积极为其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所谓“激”就是激励。一是政治上给待遇。一批优秀经营管理者先后被选任为涪陵（市）区委委员、侯补委员或全国人大、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委员等。但一般不把他们调到党政机关任职。二是经济上给实惠。1993年开始，涪陵即通过专员（市长）奖励基金对有突出贡献的厂长、经理实行重奖。这种“开前门”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厂长、经理的积极性。三是生活上给关怀，以解决其后顾之忧。
所谓“建”就是建设、培养。为了始终保证国有重点企业厂长、经理能适应新形势，增长新知识，进一步增强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一方面将重点企业厂长、经理及副职选送市级以上党校或重点本科院校培训进修，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另一方面不断充实壮大企业家队伍，1997年、1999年两次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选拔、招考一批年轻干部，经培训后到重点企业任职，充实企业中下层领导班子，使他们在企业中得到提高，将来能成为各重点企业的主要领导者。
第四，建立对重点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的较为系统的监控约束机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者，如何有效约束国有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的行为，以规避国有资产风险，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重大课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企业最好是无所作为，放任不管。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这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和危害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也并非不管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不可能不管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既是政府的职能所在，也是对国有企业及经营管理者的爱护。但如何实施这种管理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从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以及我们以往管理企业的教训来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必须从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向间接的宏观指导，从使用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并用，从参与企业内部管理转向外部约束监督。
基于上述认识，经过几年的实践，涪陵已探索出一套对国有重点工业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进行监控、约束的有效机制。一是建立对企业的管理规章。1994年，涪陵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结合涪陵实际，正式出台了《涪陵工业企业管理规范》。二是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实行全方位监督。比如，重点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的奖金和年薪，必须拿出30%用于风险抵押，完不成目标者，30%的风险抵押金扣发；对发生严重经营性亏损的企业厂长、经理，限期达不到扭亏目标的就地免职，不得调入其它国有企业任职等。三是严格考核。管理规章一旦确立，考核工作必须扎实，没有严格的考核，规章制度将会变成一纸空文。这是大量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的。为此，政府组织有关责任部门每年定期对重点企业及经营管理者进行考核，考核结束向政府作详细汇报，并作为政府向企业履约兑现的依据。考核合格的企业可保留重点企业的待遇，其经营管理者可以据实绩受奖；考核不合格的企业，亮黄牌警告，限期整改，超过整改期仍不合格的，立即取消其重点企业称号，让其淘汰出局。
第五，抓住“三峡工程”上马的历史性机遇，利用对口支援库区的各种政策，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是形成“涪陵现象”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无论后发国家还是后发地区，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缩短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差距，除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外，还必须主动把自己融入到国际、国内的大市场中，坚定不移地走开放之路，借他人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验，壮大自身实力。涪陵工业基础薄弱，自身实力不强，实现后发优势也必须走对外开放之路。但如何具体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切入点而不致于使其成为空口号？曾几何时涪陵人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家作出了兴建三峡工程、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重大决策。作为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涪陵，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对外开放的切入点就在这里。于是，党委、政府提出了以开放统揽全局、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移民、以开放促发展的指导思想。要求各职能部门和重点企业抓住对口支援、移民迁建、国家扶持的良机，跳出行政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和所有制束缚，广泛地与国内外名牌企业进行合作，大搞嫁接引进，从而迅速跨入市场竞争的前沿，推动涪陵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为此，涪陵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一是利用移民迁建补偿资金和财政资金，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面貌及其他硬件得以根本改观。二是统一思想，消除模糊认识，树立正确的观念。比如对口支援是不是无偿支援？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口支援绝不是无偿支援。用市场经济观念去处理对口支援中的问题，就是要让对口支援涪陵的企业能在涪陵赚到比在别的地方更多的钱。涪陵要的是名牌企业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要求干部群众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观念。三是根据中央有关政策，结合涪陵实际，迅速制定对外开放的具体政策和优惠措施。四是主动出击，以涪陵人的真诚、勤勉和“不甘人后”的精神和务实的作风，千方百计地达成对口支援协议和项目引进合同。比如，1994年国务院明确提出浙江省对口支援涪陵之后，政府便主动与全国最大饮食工业企业之一——杭州娃哈哈公司取得联系，双方最终决定各出资4000万元，达成以移民经费和移民任务总承包方式合资组建娃哈哈集团涪陵公司的协议。这是三峡库区成功引入的第一家全国明星企业，受到来涪陵视察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到目前为止，除杭州娃哈哈集团、玉溪卷烟厂外，贵阳铝厂、北京博华电缆厂、江苏富丽化工公司等企业相继落户涪陵。这些企业的到来，不但直接推动了涪陵经济的发展，而且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对涪陵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课题组顾问：张世俊、余成海
成员：陈显伦、冉光海、马传松、王官成、何明胜
执笔：冉光海、马传松、王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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