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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被清政府正法。有关方伯谦是否属罪有应得，史学界曾有过争议。本文作者就争议集中的四个问题：牵乱队伍是方伯谦还是丁汝昌、刘步蟾；“济远”舰是否撞坏了“扬威”舰；“济远”舰是否率先逃走；丁汝昌是否挟嫌陷害方伯谦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在澄清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方伯谦主要罪行属实，被处以死刑罪有应得，因此方伯谦一案绝非冤狱，更不可将罪名转嫁他人。
1894年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激战中逃离战场。清政府以“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为罪名，将其正法〔1〕。1894年9月23日，方伯谦被斩于旅顺。对于方伯谦之死是否属罪有应得，史学界历来有争议。近年来随着《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这一新资料的发现，争议日趋激烈。主要问题集中在：1.牵乱队伍者是方伯谦还是丁汝昌、刘步蟾？2.“济远”舰是否撞坏“扬威”舰？3.“济远”舰是否率先逃走？4.丁汝昌是否挟嫌陷害方伯谦？有论者认为方伯谦的主要罪名不属实，应予以平反。笔者就以上问题试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牵乱队伍问题
牵乱队伍在此指破坏了海战中舰队的作战队形，作战队形在以舰炮为主要武器的时代事关海战胜负，方伯谦逃离战场已无须再言，关键在于是否破坏了作战队形。《杂记》中有如下记载：“十八日巡探者报称倭船队经港外北行，丁提督闻报，下令全军起锚追袭。各军闻令，急先起锚，不及列队，零落而出。”有论者据此认为：“北洋水师接战伊始队型即已混乱，决非是在战斗三小时半以后，济远退出战场导致的。”并进而认为：“黄海海战将队伍牵乱的是负责海战全局的丁汝昌和刘步蟾，而不是方伯谦”〔2〕。究竟是谁牵乱队伍，弄清此问题须对已有和新发现的资料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杂记》中记载的“不及列队，零落而出”是诸多客观原因造成的，而非丁汝昌等人指挥失误所致。对于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日本历史学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海战是在清国舰队护送陆军运输船过程中发生的，因此，清国舰队必须马上把陆地作为后方而战，这就抑制了舰队的行动。……不得不在不利的地形布置阵地”〔3〕。海岸地形的不利是导致“不及列队，零落而出”的根本原因。战前，中国“海军护送裕新、海定、镇东、图南、利远五运兵船出自大连湾，十七日到大东沟，盖在鸭绿江之西大孤山之东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十战舰泊大鹿岛东南，平远、广丙二战舰泊大东沟外，镇中、镇南二炮船并四雷艇随运船入大东沟口。十八日，全军将返旅顺。午初遥见倭船南来，定远督船开旗起锚”〔4〕。从北洋舰队战前兵力部署可以看出，为确保陆军官兵安全登陆，丁汝昌在大东沟港外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2艘装甲舰和8艘巡洋舰在大鹿岛海域锚泊；第二道，2艘巡洋舰在大东沟港外警戒；第三道，2艘炮舰和4艘鱼雷艇直接护送运兵船进入大东沟港内。第一道防线距大东沟12海里。当9月17日近午日本舰队袭来时，北洋舰队尚分为三个分舰队。战斗即将爆发，而这三个分舰队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无法马上集合，因为这一带的海岸地形限制了舰队行动。北洋舰队锚泊在近岸地区，这一海域是舰队航行的边缘地带。战前，镇守当地的奉天将军裕禄在奏折中讲道：“至东边所属之大东沟，大孤山海口，均为沿海口岸，虽门口淤浅轮船难至，而口外之鹿岛、獐子岛皆为朝鲜门户，可以停泊轮船，小船拨载与此处皆一水可通”〔5〕。从中可知大东沟、大孤山至大鹿岛一带沿岸海域都是只有小船才能航行的浅水区，而北洋舰队的主要战舰“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和海汊内港”〔6〕。所以对北洋舰队来说，大鹿岛以内的海域是不能航行的。不仅如此，此地区还是标准半日潮汐区，9月17日11时海战爆发时正值阴历8月18日大潮日的落潮时刻，这一天自上午10时30分至下午4时30分，潮落5.3 米〔7〕。由北洋舰队护航登陆的陆军首领刘盛林于海战当天“乘轮下午3点钟抵东沟，乘小火轮节节候潮，于7点钟到船局”〔8〕。小船尚需用4小时之久才能趁涨潮从锚地驶入码头，足见当天潮差之大和此地区岸滩之浅。由于北洋舰队停泊在近岸浅水区，战斗爆发时又正值大潮日的落潮时刻，对于如此庞大的舰队，该地区没有回旋余地，北洋舰队必须设法尽早地摆脱这种不利地理环境的束缚。基于此，丁汝昌不等与鸭绿江口内的另8艘军舰会合，便率第一道防线部分军舰首先驶出锚地以抢占海上机动区。“当战时，我军先十船，因平、丙、中、南四船在港护运未赶上”〔9〕，因此才造成了“不及列队，零落而出”的航行状态。而若丁汝昌原地等待全部军舰集合后再同日本舰队作战，就会使北洋舰队被敌舰队全体压制在岸边浅滩上而自缚手足，不仅舰队有可能全军覆没，港内运兵船和陆军官兵也面临着被歼灭的危险。如“超勇”、“扬威”二舰，即因在战斗中搁浅而损失，可见该地区的不利地形对北洋舰队的威胁之大。因此说，不能以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及列队，零落而出”为由，将牵乱队伍归罪于丁汝昌等人。事实上，真正牵乱队伍的正是方伯谦本人。《杂记》中讲的“不及列队，零落而出”系指参加护航的全体18艘军舰而言，当时战斗并未开始，其队形是集结中的巡航队形。而“牵乱队伍”是指破坏了战斗中业已部署好的，以10艘军舰组成的战斗队形。“不及列队，零落而出”同“牵乱队伍”完全是两回事。
当北洋舰队抢占了海上机动区后，立即排成战斗队形，“以定远、镇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10〕。右翼“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四舰，左翼“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四舰，10艘军舰分向展开列队，形成“人”字形雁行横阵。方伯谦所辖“济远”舰位于“人”字阵左翼阵角位置。日本舰队观察北洋舰队时发现：“左翼较强于右翼，……右翼‘扬威’、‘超勇’名不副实，其左翼则‘靖远’、‘济远’在焉”〔11〕。“人”字阵中右翼半数舰只老朽破旧，不堪作战，其中“超勇、扬威船皆弱小，居右翼末。不足自固”〔12〕。而左翼的“济远”诸舰作战能力较强，所负责任大。开战不久，“超勇”、“扬威”二舰即受伤并退向岸边自救，但此二舰为弱舰，北洋舰队总体作战实力损失不大，舰队仍“维持鳞次阵形，保持舰与舰之间隔距离，以六浬之速力整然航驶”〔13〕。如果北洋舰队能保持现有队形，则有利于后来的作战，但随着战斗的发展，“中央及右翼之六舰当激战之焦点，左翼未与战，渐露退却之色，‘济远’及‘广甲’实为其先驱者也”〔14〕。
在甲午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按队形集中作战非常必要，因为日本舰队企图将北洋舰队分割包围，逐个消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黄海海战前所下作战命令中第二条为：“（日本舰队）运动的着眼点是时刻注视缠住我方兵力的敌人部分力量，而率先击破之，再进一步打击其它敌人。切记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5〕。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则早已预料到敌人的企图，他再三要求各舰在作战中统一行动，保持作战队形。“昌屡次传令，谆谆告诫，为倭人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16〕。在作战命令中他又规定：“一切军舰当从旗舰之运动”〔17〕。然而这些指示和命令均被方伯谦彻底破坏，当左翼“致远”舰在弹尽舰伤之际冲撞敌舰被击沉后，“济远”舰本应同另二舰共同担负起保持左翼作战的责任，但是，“济远见致远沉，大惧”〔18〕，“方伯谦置而不顾，……如飞遁入旅顺口”〔19〕。同“济远”舰相邻的“广甲”舰也随后逃回。如此，北洋舰队左翼四舰中，沉没1艘，逃走2艘，仅余“靖远”一舰孤军作战。在敌舰的围攻下，不久，“靖远火，不得以而引退”〔20〕。因“济远”舰逃跑，北洋舰队左翼彻底溃散，加之右翼两舰先后搁浅焚毁，北洋舰队仅余半数舰只在战场上，已根本无法按事先确定的战术队形作战，阵势已乱。因而“各船观望星散”，面临着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由此，北洋舰队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方伯谦的逃跑不仅使北洋舰队损失了很大的战斗力，而且直接打乱了中国海军在黄海的战斗部署，致使军心瓦解，士气低落，后果极为严重。所以，方伯谦牵乱队伍罪责难逃。
二、“济远”舰是否冲撞了“扬威”舰
多方史料均记载“济远”舰逃走时撞坏了“扬威”舰。但有论者推断：“济远”、“扬威”两舰分别在左右两翼，“扬威”舰由战场向西北方向的大鹿岛避驶，“济远”舰逃跑的方向则是向西，因此两舰不可能相撞〔21〕。持此论者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扬威”舰为灭火自救，于开战后不久便撤向西北方向的大鹿岛，而此后至“济远”舰逃跑期间内，北洋舰队一度也是向西北方向航行的。丁汝昌在第二条作战命令中要求各舰“始终以舰首向敌”〔22〕，航向以纵列的日本舰队一舷为前方，在日本舰队看来则是“敌舰队的作战只不过随我机动而动”〔23〕。开战前，随着日本舰队的北行航线，北洋舰队的航向由西南右移4°转向偏西，以保持正面攻击位置。战斗中，“忽日军全队驶向东北，占上风而立阵”〔24〕，北洋舰队则随之移向西北。此时，“济远”舰尚未逃离，也随舰队驶向西北，与“扬威”舰撤退的方向是相同的。如《杂记》所载：“广甲惧急，傍山边而逃，时经远傍山边行，恐水浅船搁急转山边，适出广甲之后，挡住敌船”。“广甲”舰本与“济远”舰在左翼相邻，而“经远”舰在右翼，两者相距约3公里，“广甲”舰逃跑时却在大鹿岛海域遇到“经远”舰。而“经远”舰沉没的原因正是“倭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25〕。以上都说明了“济远”舰和“广甲”舰逃跑时都经过了原舰队右翼方向的大鹿岛，而大鹿岛海域正是“扬威”舰退却搁浅之处。故为“济远”舰未冲撞“扬威”舰这一论断所设的前提并不成立，史书所载的方伯谦这一罪状也是无法否认的。
三、“济远”舰是否首先逃走
有论著从《杂记》中的某些片断中得出了“广甲”舰先逃，“济远”舰随后的结论，因此认为方伯谦首先逃避的罪名不属实，笔者认为此论不妥。首先，在甲午战争期间，不仅中国的史料记载了方伯谦首先逃跑，日本等国的史料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如日本海军当局所编的《近世帝国海军史要》中记载：“‘致远’号沉没，在丰岛海战中被吓得心惊胆寒的‘济远’号接着逃走，……‘广甲’号等舰也逃走奔命”〔26〕。另如日本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近世海战史》、美国人编撰的《中东战纪本末》等文献均记载“济远”舰首先逃走。而《杂记》所说“济远”舰逃于“广甲”舰之后一事，尚属孤证，不足为据。
其次，有关临战退避的争议。事实上，战斗中最先撤离的是“超勇”、“扬威”二舰，此二舰开战不久即受重伤，“‘超勇’火发，炎上不可遏，右舷倾侧；‘扬威’亦有不能支持之状”〔27〕。两舰为保舰救火不得已撤向岸边，但并未逃向军港。其中“超勇”舰在即将焚没之际仍未开炮狙击日本逃舰“比睿”号，两舰舰长先后殉职。“济远”、“广甲”二舰逃走后，“靖远”、“来远”中弹起火，但此二舰舰长并未逃走，而是挥船驶向大鹿岛并结成临时姊妹船，一面救火修船，一面抗敌，最终招集失散各舰归队，奋战至海战结束。自大东沟追赶主力部队的“平远”舰，在受伤失火的险情下，仍率鱼雷艇在战场外围拦截打击敌舰，并救护北洋舰队沉船落水的官兵。而“济远”舰的方伯谦则不然，军舰即未重伤，也未失火，却弃战逃回军港。而且方伯谦的临战逃跑已不止一次，在黄海海战前的丰岛海战中，方伯谦抛弃作战的僚舰逃回，至使巡洋舰“广乙”焚毁，炮舰“操江”号被俘，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700余名陆军官兵死难，数十万两饷银和大量武器弹药落于敌手。黄海海战中，方故伎重演，又一次临阵逃脱。方伯谦罪行昭然，无法掩饰。这样一个屡战屡逃的懦夫被绳之以法是罪有应得，不能称其为冤案。
四、方伯谦之死并非丁汝昌陷害所至
早期出现的《冤海述闻》中认为，丁汝昌同方伯谦有积怨，所以借逃军之罪报复方伯谦。近期发现的《杂记》也持同样观点，其证据是“济远”舰和“广甲”舰同是逃离战斗，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被杀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仅被革职留营。从表面上看，对两人的处理似乎不公，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丁汝昌蓄意造成的。其中有如下两个原因。
1.“济远”舰和“广甲”舰所负责任不同。丁汝昌在黄海海战中有一条作战命令规定：“战时姊妹舰或对舰，务合而无离，互相援助”〔28〕。姊妹舰是指舰队中吨位、航速、火力乃至形状结构相同的同型号军舰。北洋舰队作战诸舰中，“定远”和“镇远”、“经远”和“来远”、“致远”和“靖远”、“超勇”和“扬威”各为四组姊妹舰。“济远”舰和“广甲”舰在舰队中无同型号舰，因而临时被编为一个战斗小组。但此二舰差异甚大，“济远”舰为德国制造的新式钢制巡洋舰，排水量2,300吨，2门主炮口径为210毫米。“广甲”舰是中国福州马尾船厂制造的1,000吨级的旧式木壳巡洋舰，最大炮径仅为150毫米，攻防能力都远逊于“济远”舰。北洋舰队作战队列中，“超勇、扬威、广甲最弱小而钝”〔29〕。且“广甲”舰无舰首炮，在“舰首向敌”的战术规定下，不仅难以攻击敌舰，自卫能力也很弱，须有强舰保护。战斗中，“广甲”舰右侧的“致远”舰已沉没，左侧的“济远”舰逃走后，所有屏护尽失，得不到援助和保护。按第一条作战命令，作为僚舰的“广甲”舰只得跟从“济远”舰“随逃”。两舰虽同是逃跑，但“济远”舰是主动逃跑牵乱队伍，“广甲”舰实则是被迫逃跑。因此从情节上看，“济远”舰的方伯谦是要对两舰的逃跑负主要责任的。
2.对两人的不同处置是由当时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黄海海战结束后，丁汝昌作为舰队总指挥，对“该两船管带方伯谦、吴敬荣业经电请从严参办”〔30〕。但李鸿章从甲午战争整体上考虑则要设法袒护吴敬荣，这是因为“广甲”舰不属于李鸿章所管辖的北洋水师，而属于两广总督统领的广东水师。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海军分为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各据一方，互不统属，封疆大吏们将军队视为私有财产。而且“当时中枢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各军为一队”〔31〕。中央政府对海军调度不灵，几只水师更因湘淮军阀的陈年积怨而势同水火，互相倾轧。南洋、广东、福建三支水师在甲午战争中隔岸观火，未派一舰支援北洋舰队。即使清政府命令南洋水师“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32〕，也被南洋大臣刘坤一拒绝。“广甲”舰所在的广东水师态度亦然。“广甲”舰并非为参战而加入北洋舰队，而是“广甲以解广东岁贡荔枝至天津”〔33〕，临时留驻威海。“广乙”、“广丙”等舰因参加会操未及离去才参加了战斗。战后，广东水师甚至以此为理由试图向日本索取被俘的“广丙”舰。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若严办吴敬荣，势必会使广东水师和其它舰队态度更加消极，使北洋舰队求助无望。因而虽然丁汝昌要求对方伯谦、吴敬荣一同严办，但李鸿章对二人的处理手法各有不同。在李鸿章的奏折中，对方伯谦是“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34〕。对吴敬荣则是“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李敬荣（应系吴敬荣之误——引者注），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35〕。李鸿章以吴敬荣“亦随”“济远”舰逃回，属罪行较轻的从犯，及“惟人尚明白可造”为由向清政府代其求情，“可否”二字即见其用心所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孤军作战，处境艰难，“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36〕。李鸿章不得不作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姿态来缓和原本紧张的各海军派阀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求得援助，以期形成“内外同心，南北合势”〔37〕的联合作战局面。所以，北洋水师按军法惩处方伯谦，以权宜之计对待广东水师吴敬荣，两者不应混为一谈，不可以惩处吴敬荣的标准为方伯谦鸣冤，亦不应据此认为方伯谦之死是丁汝昌等人制造冤狱所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方伯谦的主要罪行属实，被处以军法也是罪有应得，决非冤案。而为了给方伯谦翻案将其罪名转嫁于丁汝昌等人更为不妥，我们应以历史事实客观地评价甲午战争中的海军将领。
本刊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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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5〕〔6〕〔8〕〔9〕〔16〕〔19〕〔25〕〔30〕〔32〕〔34〕〔35〕〔36〕〔3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19、5、72、128 、102、129、168、129、135、127、130、130、112、112页。
〔2〕〔21〕郑守正：《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是被诬陷致死的》，详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三期。
〔3〕〔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版，第106—107页。
〔4〕〔3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七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46、543页。
〔7〕详见《农历潮汐表》，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孤山。
〔10〕〔12〕〔18〕〔29〕〔33〕中国史学会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67、67、67、66、63页。
〔11〕〔14〕〔17〕〔20〕〔22〕〔23〕〔24〕〔26〕〔27〕〔28〕张侠、杨志本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73、874、871、875、871、859、320、861、874、871页。
〔13〕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15〕〔日〕外山三郎：《日清·日露·大东亚海战全史》，原书房，昭和四十五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