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现象及其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含义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几种新现象，包括新动力、新格局、新关系和新方向等，有的自然不是才从1994年始，然而，最近几年特别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它们的确都含有了新的内容、深度和广度。
现象之一：以知识为基础的各种系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打乱各种旧秩序，同时创造各种新机会。这主要表现在世界正在从大约已经持续了300年的机械系统转向信息系统。美国工业企业目前平均每千人已拥有计算机250台。计算机正在深入家庭。1994年，美国家庭新添计算机700万台。而且，一般家庭一周使用计算机的时间为18小时。在欧洲，家庭拥有计算机的比率1994年为8%，到2000年将为50%。这种进步来源于科技革命的步伐和经济社会的变动大大加快、科技进步的内容越来越高级、以及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结果是推动经济结构与机构革新，加速产品更新换代，促进国家、部门、公司之间频繁“易位”，最后是对“人”提供了高新的要求。
美国首先集中努力于电脑与电信技术的结合上。美国1967-1987年间增加了3000多万个工作岗位，对此，应用信息技术起了很大作用。在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仅用于信息加工的支出已占4%以上，西欧只占2.1%。①这同西欧在70年代错误地把新技术视为就业的“杀手”有关，其结果是那里对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持消极的甚至是拒绝的态度。据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在过去3年中，美国花在各种信息技术上的实际业务支出增加了近70%。②美国工业90年代头4年在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上花的钱，比花在所有其他资本设备方面的资金加在一起还要多。③这里的所谓“所有其他资本设备”包括服务业、制造业、采掘业、农业和建筑业等所添的全部机器。到1994年初，据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说，在美国的企业中每千人配备的计算机，比德国多150%，比日本多315%。在生物基因技术领域，美国政府1993年为基础研究提供了约70亿美元；经济界为把科研成果投入工业运用花去了约80亿美元。而德国自1989年以来为“生物技术2000”计划花去了约17亿马克（目前汇率大约为1.55马克兑换1美元），这一计划1994年到期。德国政府估计，生物甚因技术到2000年将在欧洲联盟12国内创造200万个工作岗位，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价值约为160亿马克，其中农产品将占近一半。
原因分析：最新知识，与之相联系的人才、机构、技术、产品和行业的地位迅速上升，主要原因有三：第一，科技革命步伐和经济社会的变动节奏大大加快。在产业革命于1780年左右站稳脚跟后，英国用了58年才使其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美国从1839年起花了47年就达到了同样的目标；日本从1885年起用了34年；韩国从1966年起只花了11年。最近，中国则在不到10年中就做到了这一点。而这种经济社会进步节奏加速，无疑又同科技发展有关。近30年来，科技的发明和发现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的时间越来越短。在18世纪，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应用约需100年，例如蒸汽机；19世纪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大缩短，例如电话为56年、飞机为14年、电视机为12年；二战后，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应用的时间进一步缩短为7年左右。近几年来，微型计算机等产品更新换代尤其迅速。第二，科技进步越来越高级化。这不仅表现在科技进步的内容（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上，而且也反映在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富裕国家日益向更高层次的服务业和高精尖的制造业转移，以此确保在世界新形势下的生存与发展，并力求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加强它们迄今为止在世界经济中据有的领先和主导地位。第三，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0世纪初，在经济增长中，大约只有5-20%归功于科技进步；到70年代，由于新兴技术几十年的发展结果，科技在经济增长成因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而在80年代，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60-80%。这就是说，当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约有3/4是靠科技进步来实现的。④
后果影响：首先是推动经济结构和机构革新。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已一再说明，科技进步只有与机构改革同步进行才能导致生产率的提高。最近5年，德国有20%的公司进行了改组，美国超过30%，日本则为40%。⑤可以预期，今后的调整速度还会加快。
其次，加速产品更新换代。欧洲电脑制造厂家的营业额中有1/4是靠最近12个月引入的新产品取得的；而美国、日本是60%。娱乐性电子产品的情况是：日本人做生意80%是靠技术创新、推出新产品，而欧洲人的这种生意占37%。⑥
第三，促进国家、部门、公司之间的频繁“易位”。美国汽车工业同日本的激烈竞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70年代末，美国汽车工业尚占本国汽车市场的80%，到1992年跌到了63%的低点，日本汽车大步挺进美国市场。但近年来形势已变得稍对美国有利。这固然同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度下跌有关，但毕竟也是美国产品改进、生产率提高的结果。⑦1986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计算机芯片生产国。1993年，美国又从日本手中夺回了第一的位置。在世界专利权中，美国的比重已由1988年的52%增至1994年的54%以上。⑧《幸福》杂志排序的世界100家最大公司的名单，“进”、“出”速度也在加快。进入单子的欧洲公司已从1990年的45家减少到了1993年的37家，而日本公司增加了，而且位置不断向上移动。
第四，对“人”提出了高新的要求，主要是重新确定对工作人员的技术要求。在美国，1973-1992年间，全国平均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但受过教育的雇员同未受过教育的雇员之间的工资差距拉大了。在1980年以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般比中学毕业生高30%。但在过去15年中，两者的工资差距扩大了一倍，前者已比后者高出60%。⑨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各种系统正在迅速打乱旧秩序，创造新机会，人们的工作岗位变动也会比前频繁。
上述变化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对当前世界经济中的这一新现象，两方国家的反应比较快，调整比较早，程度比较深，触动比较广。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迄今主要依然通过“粗放型”的发展所取得的经济高速增长，虽然成绩十分巨大，却应保持清醒头脑。
现象之二：一种真正的全球经济正在形成。它与过去的几个发达国家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那种“全球经济”不同。100年前的那种“全球经济”大约只涉及到人类的10%；二战后，也只是覆盖了25%；而今的全球经济正在日益把50亿人口都卷入其中。这一发展进程将进一步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在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彼此相互依存，又不断矛盾斗争，但最终只能到处都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矛盾与协调同在；一种真正的全球经济还将会削弱主权国家的影响力。
原因分析：推动形成全球经济的第一股力量，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正是它们实现着跨越国界的经济的迅速发展。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全世界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1980年时为1200亿美元，1985年为6800亿美元，1990年为16500亿美元，1992年底达20000亿美元。⑩1993年一年为1950亿美元，其中800亿美元投向发展中国家。(11)目前，大约有3.7万家母公司在全世界控制着20万家子公司，其经常性的雇员有7300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雇员，总共约1.5亿人。(12)世界第一、二号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动向自然最引人注目。日本近20年来，由于日元汇价上升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原因，制造业厂商等积极大举向海外投资，使“国外生产比率”即海外分厂的销售额占母公司总销售额之比，据说已经上升到了1994年的30%。(13)不久前，一项调查表明，今后5年日本在国内的生产规模将扩大10.5%，而在国外将猛增147.3%。(14)除国际投资外，国际贸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条重要纽带。
推动形成全球经济的第二股力量是，主要由发达国家政府出面牵头的地区经济集团（圈）。无论是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还是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它们之所以能够建立、出现或举行，如果没有强国政府直接出头，实际上是难以成为现实的；由中小国家自己出头建立的多数组织，在国际生活中至今尚无多大影响。世界经济的现实发展已经一再表明，地区经济集团（圈）的发展不仅大大深化和扩大了所在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力地推进了所在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区域外的国家间的联合和区域内外关系的发展（包括竞争与合作、矛盾与协调），因而从总体上说乃是推动形成全球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
第三股推动力量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第四股推动力量，则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中国，实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此外，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出口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日益改善。地区内各国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也有利于它们的经济增长和提高对外交往能力。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容纳多达50亿人口的一种真正的全球经济，随着面向市场的改革向社会主义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扩展而正在形成。
后果影响：第一，对世界经济格局有重大影响。这里只说两点。一点是促进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如上所述，一种真正的全球经济正在形成，它不仅通过企业（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而且还通过政府的积极参与，后者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加速形成地区经济集团（圈），从而奠定了多极化格局的基础。另一点是“新兴力量”崛起。在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挑战与机会并存，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此作出的反应不同，致使它们所获得的进展也差异颇大。例如，在发展中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有希望的国家”。就地区而言，东亚显得最为突出。30年前，东亚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现在已占到25%（包括日本）。这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据英国《经济学家》1994年10月报道，在1974-1993年的20年间，当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9%，整个发展中世界为3%的时候，东亚发展中国家达7.5%。(15)最近5年（1989-1994年），发达国家经济总共只增长了8%，发展中国家增长了28%，东亚则增长了41%。(16)按照大多数预测，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例如1994-2003年未来10年间，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测算为2.7%，这意味着“翻一番”需要26年时间；而东亚年均增长率为7.6%，“翻一番”时间为9.5年。中国、日本、亚洲“四小虎”、东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明显超过美国和欧洲联盟只是时间问题。(17)即使不算日本，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在迅速上升。例如，目前，东亚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20%)已与北美(19%)相当；1994年6月底东亚10国的外汇储备总额（3466亿美元）已首次超过欧美6强（3412亿美元）。(18)然而笔者以为，东亚包括中国不宜高估自己，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增长”固然依旧十分重要，但科技、创新、人才和质量（包括经济结构质量、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生活质量等等）方面的竞争也许更重要。这一地区发展所需的资本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据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引用的亚太经社委员会的估计，该地区（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基础设施投资到2000年需要资本13460-14440亿美元，其中8320-9230亿美元需来自外部。(19)
第二，对国际经济关系有重大影响。随着冷战消逝，全球经济正在形成，国家利益、经济利益、科技和人才竞争日益占据突出地位，东西南北关系都在作相应调整，包括西方内部。现今的世界经济乃是一种相互依赖、共同繁荣的经济。这种经济只有在三种经济相互配合下才得以正常运转，即个人、公司的微观经济，各国政府调控的本国宏观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因此，可以预期，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必然和合作共存（包括地区、国家和公司企业之间），矛盾同时与协调同在。
第三，经济日益变成全球性的，而主权依然归属于各个国家，这是当今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的一个矛盾。西方（特别是那里的强国）近些年来不断宣传“全球经济发展需要削弱各国主权”，这自有其目的。实际生活表明，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各国的主权，主要是经济领域内的，的确会受到一些影响，例如制定货币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等时，当然不能不顾及到国际法规、协议和外部形势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已没有一个国家能真正百分之百独立自主地制定许多政策。此外，少数国家（突出例子是欧洲联盟成员国）通过超国家机构“共享”部分主权，例如建立关税同盟、农业共同市场和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等。所有这一切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必要的，然而同时却又是相当有限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世界主要依然是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即使欧洲联盟也不例外。人们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给欧洲联盟机构的职权限定在“补充性”这一范围内就表明了这一点。
现象之三：在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加快；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货币流动，而不是商品和劳务贸易，乃是跨国经济的主要成因。(20)与之相比，劳动力的相对不流动性显得更突出了（目前约有1.25亿人，即只占全球人口的2.5%在自己祖国以外的地方生活）。
原因分析：资本流动加快的原因，除了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作为交易工具涌现出来的金融衍生商品品种日益繁多，以放松金融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制度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两种趋势同时发展，以及上面已提到的资本的流动性与劳动力的相对不流动性等因素之外，基本原因是国际性的投资与投机资金和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本身急剧扩大了。据统计，1993年国际性的流动资本有近3万亿美元，差不多是三年前全球可利用资本的3倍。这些私人资金总共相当于世界七大工业国年度政府财政预算之和的3/4。(21)它们完全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而处于自由流动状态。这类资本大部分靠自己的力量从银行的“管制”下解放出来，进入资本市场。在此背景下，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从1980年底的1200亿美元增加到了1992年底的2万亿美元；就年度而言，1990年最高值为2320亿美元，1993年为1950亿美元。(22)在证券投资方面，据估计，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他们本国的市场之外的股市中投入的资金已超过1.3万亿美元。(23)这里仅以美国为例说明跨越国境的资本流动所达到的巨大规模。1993年美国投资者投入外国证券和债券市场的资金净额达1200亿美元；此外，美国公司向它们在外国兴办的企业投入了580亿美元，合计178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24)值得注意的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近几年来明显增加：直接投资1990年为310亿美元（大约占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1993年为800亿美元(40%)。在证券投资方面，1989-1994年间，估计有1620亿美元资金净额流入新兴国家和地区。自1988年以来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股票资本总额增长了19倍，目前在世界股市资本总额中已占到15%，预计到2010年可能达到44%。与资本总量规模扩大相对应，国际金融市场也迅速膨胀起来。据美国沃尔特·里斯顿1992年发表在《美国企业》杂志上的文章称，40年代末和50年代，纽约金融市场一天的成交额很可能不超过7.5亿美元；而今天已达2万亿美元。另据美国《商业周刊》资料，世界的外汇市场交易额1994年日均已达1万亿美元。与此相对照，世界十大工业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总共才4000亿美元，显然它们不足以在较长的时间内有效地影响汇率。
至于规模巨大的国际性投机和投资资金究竟来自何处，情形比较复杂。在60年代英国工党政府企图维持英镑的汇率时，当时抛售英镑的金融投机家主要来自瑞士银行，接着，是苏黎世国际市场上的那些金融投机家最终促使英镑贬值。后来，以石油危机原油价格暴涨为背景，70至80年代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石油资金，左右了当时的外汇行情。接着是来自东南亚的金融力量。东南亚通过扩大出口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以美国国债和美元存款的形式回流欧美。自然，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巨额资金决不止于上述几种。事实上，流出国外的资本主要依然来自那些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的各种投资信托基金，它们运用各种金融衍生商品，预测利率和外汇的未来动向，签订未来的交易合同，交换不同的金融商品。它们的本金余额，据美国审计署资料，1992年底高达17万亿美元。(25)1993年，美国养老基金在国外持有的资产增加了530亿美元；预计今后三年它们在海外的投资平均将增加50%。(26)
后果影响：资本流动加强加速，价格贵贱差异很大的劳动力流动处处受阻（由于西方各国政府限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错综复杂的影响。
第一，一种真正的全球经济，有利于资金、技术和知识超越国界的自由流动扩散。这部分地打破了过去那种高生产率、高技术和高工资之间的“必然”联系，使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在某些方面获得高技术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经济水平。但是迄今为止，还根本谈不上已经大大缩小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差距问题。
第二，资本流动加速和劳动力的相对不流动性，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发达国家内部雇员和雇主之间过去的平衡关系，使之向有利于雇主的方向倾斜。这就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工会削弱，罢工减少的原因之一。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劳工、环境保护等问题将会更多地受到发达国家的注意。南北之间在这类问题上的矛盾值得关切。由于发达国家劳工成本高昂，发展中国家劳工流出又受到限制，但却相当低廉，结果是必然吸引为数众多的西方公司企业向外投资，转移一部分产业到发展中国家，由此引起的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问题（例如某些部门的相对萎缩和企业、就业减少），促使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提高工资水平、提供社会保障、改善劳动条件和加强环境保护等等，以减轻对西方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有识之士指出，这一发展进程也给西方带来不少益处，包括使经济产业结构优化、促进高科技进步、推动服务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并向全世界扩张、直接有助于增加出口等等，这里且不说它们所十分关心的政治利益。我国应重视西方的上述动向。
第四，各国都在为吸引国外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而努力，争取资本、技术流入会成为新的争斗目标之一，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普遍转向景气、经济科技成为国际关系主题的大背景下。为此，各国都将致力于改善自己的国家形象、提高本国的工作效率和改善投资环境。我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1979-1993年，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7.4万个，外商实际投资639亿美元；1994年1-8月，又引进外资200亿美元。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这方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不可小视的问题。例如，外商的价格转移行为相当严重；外商并不情愿向中方转移高新技术，即使中方引进了高新技术，外商也企图竭力控制引进技术后的发展权；外商侵犯中国职工权益的现象有发展趋势；外商的市场垄断行为也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如此等等。
第五，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投机和不稳定因素增强。如果把伴随着货物进出口的外汇交易称之为实际需求，把其他的外汇交易称作投机，那么，外汇交易中的90%以上是投机。(27)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欧内斯特·斯特恩认为，金融领域的动荡不定将成为“生活的现实”。他举例说，一度稳定的全球政府债券市场已经成了一个有16万亿美元的赌场，这个赌场的行动越来越象动荡不定的股市。(28)一旦发生大的震荡，将对有关国家产生严重影响。针对这种状况，国际金融制度需要作出调整和改革；同时，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自己的应变能力，其最重要的基础是真正保持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发展。1994年12月20日开始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让人警醒这一点。急于争得发展的后起国家尤其需要健全指导思想、控制外贸逆差、注意债务结构、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社会分裂和保持政治稳定。（1995年3月稿）
注释：
①［德］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服务快讯》，1994年第12期第5页。
②［美］《商业周刊》，1994年9月12日。
③［美］《幸福》杂志，1994年6月27日。
④［英］路透杜马里兰州皮内角1994年1月27日英文电。
⑤参见裘元伦《世界经济与邓选三卷》一文，刊于《欧洲》双月刊1994年第2期第6页。
⑥⑦［德］《经济周刊》，1994年9月2日。
⑧《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7月29日。
⑨［美］《华盛顿季刊》，1994年第3期。
⑩［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4年7月27日。
(11)转引自［日］《中央公论》月刊，1994年第9期。
(12)(13)［法］法新社巴黎1994年8月31日法文电及法国《论坛报》1994年8月31日。
(14)(15)《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1月21日。
(16)［英］《经济学家》，1994年10月1日。
(17)［德］《世界报》，1994年9月30日。
(18)(20)转引自［德］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服务快讯》，1994年第22期。
(19)［日］《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1月3日。
(21)［美］彼得·德鲁克：《新现实——向21世纪》，中译本，1994年第2版，第95页。
(22)［美］沃尔特·里斯顿1992年发表在《美国企业》杂志上的文章，转引自《交流》季刊1994年第4期第3页。
(23)［德］《商报》，1994年12月20日。
(24)［美］《商业周刊》，1994年12月12日。
(25)［英］《星期日电讯报》，1995年1月8日。
(26)转引自［日］《选择》月刊1994年9月号。
(27)［美］《外交》杂志1994年11-12月号。
(28)参见［日］《选择》月刊1994年8月号。
(29)［美］《商业周刊》，1994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