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赌博问题研究
——以M市B村为例
姜万燕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
摘 要： 乡村振兴是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乡风文明是农村地区精神文明的体现和融合。以M市B村为对象，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场域惯习为研究理论，对农村赌博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有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遭遇的困境提供样本和案例。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村赌博；场域惯习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问题放在党的重中之重工作中，乡村振兴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和有力保障。”[2]而近年来农村赌博数量急剧上升，其破坏性和危害性之广，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生产发展；乡村赌博陋习严重影响了乡风文明建设，对其整治的力度必须加强。2018年春节前夕，多部委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在春节前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将农村赌博问题放在春节前后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来抓，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农村赌博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关注点。农村为何成为赌博重灾区？城镇化变革给农村带来极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人们在物质水平提高和改善的同时，赌博风气不断蔓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因此，对农村赌博现象的研究，可以反馈出一些城市化后农村出现的社会问题，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作用，进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发展。
八边形密码的情况个数大约为普通3*3式密码的1.65倍，占据屏幕空间则略大于3*3式密码，约为3*3式密码的1.45倍。普通3*3式密码在占用空间和安全程度上均比无中心一点的正三角形式图形密码要占优势。等腰直角三角形式密码占据屏幕空间大，且密码的安全程度均低于上述几种，即使在宽屏设备上使用也没有高安全性。
二、农村赌博现状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B村2016年随着城市化的扩大，征收土地及搬迁的经济资源的输入改变了原本的乡土生活；从传统的农村逐步向新型农村转变，基础设施尚未完善，文化活动的缺失，导致娱乐方式的单一化，催生了赌博问题的产生。通过走访与调查，发现B村赌博有以下特点。
第一，参赌群体结构变化。B村传统赌博主要作为休闲娱乐方式，赌博行为的主体一般是男性，大多是为了缓解疲劳；但由于近年来土地被征收，女性的空余时间相对较多，无固定工作导致其参赌意愿上升，在一段时期内转至男女均衡的状态；B村总体参赌人数较往年呈上升趋势。其次，从年龄结构来看，以中年和青年为主，B村中年群体大多子女已成家立业，自我约束感较低，受及时行乐思想诱导；青年群体主要将赌博作为人际交往手段之一，受到推崇。最后，B村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赌徒和组织出现，村民快速的财富积累和缺乏理财思想，易成为专业赌博瞄准的对象。
第二，赌博性质变化。赌博从越轨行为发展为礼俗交往手段。在村域中，社会资本更多趋向于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形成的社会交往网络；B村村民因赌博建构的社会交往关系，如麻友、庄友、买马的伙伴使赌博行为逐步固定化和连续性。其次，赌博性质从娱乐活动方式转化为营利手段，带有经济获益性质。根据供求关系以赌博为主的利益产业链应运而生，如参赌场所设置儿童娱乐区、饮食区、住房，以及放高利贷和追环高利贷等产业的形成[3]，保证其赌博行为持续性。
第三，赌博形式逐渐趋于多样化、赌资增高。B村的调研结果显示，由于传统村落结构被打破，赌博的形式也趋于变化，相对以前单一的怪鲁（打纸牌抽一个王和一张2出来）、斗地主赛金花、手搓麻将；现在衍生了包括对自动麻将、老虎机、推庄、买马、网上下注、网上开房间打麻将、红包运气王等在内的多种参赌形式。网络技术的跨越性和传统赌博方式相互交融，催生了庞大的农村赌博利益链，这种利益链使农村的灰色地带逐渐扩大化和复杂化。赌资逐年上升，表现为与村民家庭收入同步增长或超于其水平。调研发现，在移民安置地区，赌博现象更易频发且涉及赌资庞大，项目资源的注入，在总体收入逐步提高的同时，赌资也随之翻倍。
第四，场所流动性高，具有时间周期性。在B村调查走访得出，对于赌资相对较小的赌博形式，一般在村民家中、小卖部、麻将馆，相对固定；但对于那些赌资相对较大的赌局，易聚于森林或偏远的农家乐进行赌博，组与组、村与村进行跨地域的赌博行为。场所以线下为主，网络为辅，青中年群体利用微信、APP软件进行赌博的衔接，进而产生赌博行为。农村赌博总体趋势呈现季节性、时段性，节假日、红白喜事发生时赌博行为频发阶段；春节高发期，城市化带动了农村的人口流动，周期流动和往返流动人口在春节易聚集在一起，时间充裕，且由于返乡，资金相对充裕，有赌博的经济资本。
三、农村赌博的生成机制
3.基层机关遭遇治理困境。资源下乡使基层组织和农民在加强互动的同时，也逐步使多元主体在利益博弈中分离，村民和干部、村民之间存在利益分化，这种分离常常会造成基层组织丧失对农村的管理及话语权。在实施打击B村赌博行动时，基层政府对法律宣传不到位，监管方式相对单一，与村干部工作对接处于空白阶段。在赌博行为斗争中，B村村民与基层政府形成了对抗行为，村民对地形的熟悉和隐形的社会资本在对抗力量中占据优势。同时由于赌博场所具备隐蔽性，担任赢利型和保护型模型的村干部处于一个交替互动角色，B村村干部对利弊的权衡难以给打击机关提供实证数据和场所，这种经济模型与国家机关的互动有一定的缺陷和限制。在赌博场域中，打击机关和赌徒形成了一定的权利斗争关系，形成了资源下乡遭遇的社会资本和农民习性互动的畸形结构。
（一）外在机制
1.娱乐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B村征地拆迁带来的经济资源，促使了一定的经济资本的流动。经济资源的注入使农民群体有了消费选择能力。赌博中经济资本流动性强、经济资本积累快，成为吸引人员参赌的原因之一。其次，农村当前不能满足农民的娱乐需求。我国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B村在经济提升的同时，公共娱乐设施和开展文化活动的缺失，导致农民的娱乐需求得不到满足；需求与供给不能达到平衡时，就会出现倾向性选择赌博。
1.村民的文化素质。从个人的文化素质角度来看，B村村民中，村民普遍文化素质低，人们对待赌博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方式认知且法律意识薄弱。他们对赌博的认知来源于村落文化和日常知识，在赌博日益猖獗时，容易形成盲目跟风，辨别能力和抵抗能力较差。从村民的文化价值观来看，享受主义和奢靡主义逐渐改变了村民的价值观。布迪厄认为，惯习的倾向性使行动者偏向于选择以他们的资源与过去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因此，农村赌博尽管危害大，但大部分村民企图通过赌博达到自己快速赚钱的目的，且那些成功案例促使大家更愿意通过简单快捷的方式达到目的。
农村赌博有一定的生成机制，包含了外在机制和内在机制，在村域，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变化是农村赌博生成的外在机制，资源下乡带来的双重嵌入性对乡村治理关系和结构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赌博的治理[4]。其次，赌博主体的惯习、能动性是其内在生成机制。农村赌博的原因有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由诸多的因素促成的。
脱靶量测量系统装于船尾，4面天线的波束覆盖示意图如图9所示。天线1监视靶船左舷方向，天线2监视靶船船头方向，天线3监视靶船右弦方向，天线4监视船尾以外方向。
3.个人社会交往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变迁及网络信息时代的普及，使传统农村从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初级关系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乡土社会，发展为无空间性和时间性限制的现代农村。赌博是社会交往方式变迁的直接体现；交往空间和交往范围的扩大化，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仅限于地缘和血缘构成地狭小生活圈内，业缘关系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地缘和血缘的关系纽带作用有所下降，农村逐渐演变成新的社会交往网络。交往目的从单一的情感支持，增添了以权利观念为目的，形成了多元的交流体系，这种交流体系在社区内助长了赌博行为的发生。
（二）内在机制
2.村落结构的变迁。B村从传统农村到城镇新农村的转变，村落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互联网+”背景下，网络对B村有一定的冲击，其拓展了赌博的形式和途径，使其隐蔽化和无现金化；村落内部的结构与社会结构发生对应关系，形成一种场域同构，当村落场域与赌博惯习之间通过网络实践为中介生成或建构了一种动态关系，这种在村落将会持续影响农民的行为及思想，并形成独立的一种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变迁，村落出现的监督机制和乡归民约处于失范，人们的义务观念逐步被权益观念所取代，对彼此的行为约束相对较弱[5]，为赌博营造了一定的条件与环境。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发展红色旅游要把准方向，核心是进行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江桥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是黑龙江省红色旅游的宝贵财富，合理发展好江桥抗战文化，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精选爱国主义示范教育意义重大，而且围绕江桥文化发展红色旅游更能带动地方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2.致富观念的变化。村民不再认为勤劳苦干就能有所回报，而将快速致富的观念寄托于赌博，因为身边的切身实践使其坚信不疑。布迪厄认为，场域与惯习之间通过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场域与惯习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郭海青指出，“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6]城市化进程给城乡农村地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文化元素趋于多元化，它不仅有传统赌博文化，还有由城市化带来的一些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物质文化受到一定的推崇，就会造成村民就业意识相对薄弱，没有忧患意识，没有为长远的生计做打算的意识，因而沉迷于赌博。
1.1 试验试剂 硝酸银(AgNO3)、二水合柠檬酸三钠(C6H5Na3O7·2H2O)、氯化钠(NaCl)、三羟甲基氨基甲烷(Tris)均为分析纯，购买于江苏强盛功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BPA及其类似物，分析纯，购买于上海百灵威科技；试验用水均为超纯水。BPA核酸适配子ssDNA，其序列为5’-CCGGTGGGTGGTCAGGTGGGATAGCGTTCCGCGTATGGCCCAGCGCATCACGGGTTCGCACCA-3’，购买于上海生工公司。
星雨说：“我小时候，每年四月，祖姑婆会用她的小马车带我去洛阳城里小住一段时间，品新茶，看牡丹。姚黄魏紫其实没什么好看，我特别喜欢去洛阳的旅行。由风凌渡过黄河，华山的险峰像一朵朵巨大的莲花开放在远处的原野边上，泾水渭河在更远的地方蜿蜒缓流，嵩山间曲折的山路，路边的松树春天里发出的气味真好闻。在龙门看那些石窟中面目慈悲的佛像，在少林寺山门外看和尚们练拳，一路上霜雪销尽，阳光照着树木发出新芽，翠翠的，路边是不知名的野花，布谷和杜鹃在山林深处啼叫，野猪与鹿被惊吓得乱跑，有时候拉着马车的两匹马都会停下来，吸着山谷里爽利的空气，听成百上千的鸟合唱。”
4.家庭成员的态度。惯习不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赌博的行为受到家庭成员的态度影响。家庭是人们社会化的场所，村民赌博行为的同化或产生冲突行为都是来源于家庭场域的影响，关系网络的集合的表现就是场域，那么在家庭场域内部也必然存在着关系网络，妻子与丈夫、父母与子女之间始终有着一定的位置关系，这种位置关系既是无形的又是有形态的。布迪厄认为，每个场域内的逻揖规则都是存在的，这样的逻辑规则就会决定该场域的行事方式，场域规则就是这么由来的[7]。家庭成员对赌博行为的容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赌博成为家庭的文化构成部分，在家庭场域就会围绕赌博形成一种规则，进而形成一种亚文化。家庭场域经济功能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促使赌博惯习的产生，在农村社区场域交往时，个体成员带有家庭的惯习必然转移到社区，进而使农村成为赌博的重灾区。
四、农村赌博的对策研究
农村赌博造成农村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的流失，严重了影响到农村的正常生产，影响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赌资的欠债和纠纷事件的发生，促使一些人走上了抢劫、盗窃违法犯罪道路，破坏了村民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影响了农村的邻里关系和社会风气，使得农村社会凝聚力减弱，阻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针对赌博现状及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第一，构建监督平台，提供就业渠道。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政府、个人、家庭都在禁赌扮演了不同角色，处理好场域中的客观关系，有利于场域的构建和重塑惯习。要解决农村赌博问题，政府要提高对赌博行为的处罚；构建由村民、基层干部、公安的监督机制，责任确权、实行匿名有偿举报制度。场域是行动者拥有的资本比较、交换和竞争的一个斗争场所，也是这些行动者进行资本再分配的场所。所以，构建一个良好的农村经济场域，在农村创建就业机会，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人员，开展各类培技能培训，拓展赋闲农民转移就业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民的空闲时间，提升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减少赌博的行为。
第二，构建助理模式，社会精英助推。村落赌博文化和行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是由于社会精英和内生性组织的缺失，恢复和重建社区内生性组织以及吸引农村社会精英人员回归村落，是解决村庄缺乏记忆和分层的对策，我们应该借鉴塘约经验，利用村落党员精英队村民的带头作用，对社区的资源进行有效分配，设置村助岗位，协助村干部对赌博的宣传和抵制，让村民真正参与到赌博打击活动中。利用社会精英带头重建内生性组织，使原子化村民聚集在一起，促使公益性和善性组织的重构；重建乡归民约，增强村民的民主参与，对共同建设社区文化和管理有其积极性，形成抵制赌博风气的社会组织。
第三，重塑村民惯习。首先，为村民提供理财指导、赌博行为矫正小组，帮助村民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帮助其改变赌博行为，构建良好的农村文化生活。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从村民的价值观、行为进行改变，有利于赌博问题的解决。其次，政府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加快步伐，娱乐设施多样化，使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得以满足，培育新型的农民群体。场域与惯习之间通过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惯习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当农村场域结构发生改变，惯习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家庭成员或者基层干部对其价值进行肯定，转化村民赌博动机，为其自身的发展而努力。
第四，防治结合，普法为主。首先，要结合实际，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宣传教育。农村赌博猖獗的部分原因是村民对赌博的认知较弱，村干部要在村委会设置宣传栏、张贴宣传画，对沉迷于赌博的村民进行走访，对其进行说服教育，推进社会工作对参赌人员矫正工作的进行。其次，定期开展普法活动，加大送法下乡的力度；开展法律讲堂，对村民进行法制宣传和禁赌教育，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使其充分认识赌博的危害性，引导广大居民自觉远离赌博，并同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做斗争。再次，村委开会时用鲜活的赌博反面事例教育群众，寓教于乐，不断增强教育的感染力，让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赌博的危害性。同时，增加和举办不同的文化活动，丰富其精神文化。
五、结语
在乡村振兴中，乡风文明是乡村治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农村赌博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步伐，直接危及乡村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是社会一大恶瘤。以B村为个案，对农村赌博现象的探析，将其放在村域的场合中，研究其外在和内在生成机制，有效反映了资源下乡后所带来的村落结构变迁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风气问题；对其进行本土化研究和探索，有利于解决新农村建设的困境，构建良好的社会风气。
环境检测数据包括水和废水监测，空气与废气监测，土壤、底泥和固废监测，噪声和振动检测，以及生物检测等项目，涉及水环境（地下水、地表水）、空气环境及声环境等环境要素，还涉及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厂界噪声、生活污水及社会生活噪声等各类污染源．依据国家标准分析方法中的100多项污染物计算方法和实验室的检测原始记录，开发污染物分析结果计算的模块，实现结果计算自动化．
参考文献：
[1]顾仲阳.乡村振兴，小康才全面[N].人民日报，2017-10-23.
[2]评论员.推进乡风文明打赢脱贫攻坚战[N].驻马店日报，2018-12-21.
[3]陈讯.结构弱化与价值失落：转型期农村赌博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黔东G镇的考察[J].南方农村，2017，(1)：50-55.
[4]马良灿.组织治理抑或村庄治理——系统论视域下项目进村研究的学术理路及其拓展[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6，(3)：37-46.
[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10.
[6]郭海青.试述布迪厄关系主义视角下的场域惯习理论[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5)：45-48.
[7]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35-162.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9）22-0020-03
收稿日期： 2019-03-18
作者简介： 姜万燕（1995-），女，贵州兴义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 吴高君]
标签：乡村振兴论文; 农村赌博论文; 场域惯习理论论文;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