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史图说四则——骨哨、骨笛、陶钟和夔鼓图像的相关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说论文,图像论文,骨哨论文,骨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2)05-0068-04
一、从骨哨图像说开去
人类在初诞之时，就同时创造了音乐；音乐一经产生，就开始了声乐和器乐的分野。 早期的声乐和器乐，今已随历史衍进而不可复得，但先民为后世留下的众多音乐文物， 却为今人了解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实物图像依据和线索。
1973年，考古部门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一种崭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注：《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由于这一文化遗 存具有丰富远古文化内涵，尔后即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据最古层堆积年代树轮校 正，其年代可知为距今约7000年。今音乐史学特别关注的远古拟声乐器“骨哨”，即发 现于此文化遗存，并有大量出土，据发掘清理统计，共有160件之多。这些骨哨，均用 禽类肢骨为材料制成，长度6厘米至10厘米不等，其哨管有的开1孔，有的开2孔或3孔， 经吹奏试测，部分骨哨今仍可吹出动物鸣叫似声音。图一所示即此类出土骨哨的部分实 物图像。从对实物图像观察可知，其中一支出土时骨腔内还插着一根肢骨，好似专为上 下移动而设，这与今民间儿童吹奏一种内腔插有活塞的竹哨非常相似。
无独有偶，此类骨哨还见于江苏梅埝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中 晚期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年代距今约6000-4200年，在时间上正好可与河姆渡骨哨 相衔接(注：《江苏吴江梅埝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
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主要依靠渔猎、捕捞和萌芽状态的农业、饲养业生存。河姆渡 遗址出土多种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说明当时渔猎、捕捞生产在先民的经济领域中占据着 重要的位置。在所发现的动物遗骨中，鹿科类动物遗骨所占比重最大，这又表明当时人 们狩猎动物对象主要部分是鹿类。笔者在此特别强调此点，是因为这种以鹿科动物为主 要狩猎对象的生产劳动方式和经济生活方式，与骨哨起源及其主要用途有着密切关联。
众所周知，鹿科类动物多数有群栖恋境的生活习性，它们对生活地域有较强依恋，惊 走四散之后，若感危险过去，即又会相互呼鸣回到原地聚集，所以常常成为先民们潜伏 引诱而捕猎的主要对象。据今存相关民族同类狩猎行为可以得知，其引诱之法就是：捕 猎者藏于草木丛中，用骨哨或其它哨角类鸣器，模拟吹出幼鹿或母鹿鸣叫声，成鹿或公 鹿闻之就会寻声而至，伏猎者即趁此加以捕猎。与此种捕猎方式一脉相承的作法，不仅 历史文献有其记录，而且现代某些保存狩猎习惯的民族，在捕猎鹿科类动物时仍在沿用 此法。
作为狩猎工具的骨哨，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动物呜叫的模仿和狩猎劳动的需求，它吹出 的音调是相关动物鸣叫的模仿，其功能主要是为了捕猎，可以说这是一种拟声器具，但 也不排除它有时也会兼作娱乐性音调而被先民们所欣赏。这就像今日民间流传的娱乐小 器陶哨和竹哨一样。
新石器时代早期骨哨的存在，在音乐学的乐器学研究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中，具 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在现阶段，它的发现已为人类所用直吹类型管乐器 的产生和形成，提供出了一种确实存在的萌芽状态形制，为乐器发生学和中国音乐史学 写下了一页最早的开篇。
二、罕见的骨管乐器实物
中国远古音乐的音阶构成，是呈现简单音列到复杂音列的“进化”状态，还是简单音 列与复杂音列并存?是先有五声音阶后才有多于五声的六声、七声音阶，还是五声音阶 与六声、七声音阶并存?这曾经是悬而未解并认为是难于实证的音乐之迷。在20世纪80 年代，这些迷惑竟因一种远古乐器的意外发现而得到初步解释。这一举世罕见并具有重 大学术意义的音乐实物，就是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七孔骨管吹奏乐器。 如果说本文开篇所述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骨哨，主要是一种拟声器具，还不是一种纯 粹属于音乐范畴之乐器的话，那么与骨哨处于同一时期并稍早的这种七孔骨管，就是名 符其实的纯粹乐器了。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于1983年试掘；1984年至1987年间正式发掘，在墓葬众多的随葬品 中，共发现16件这样的骨制管乐器(首次公布数)。为便于称呼，参加考察研究的音乐学 者暂时将它定名为“骨笛”。这些骨笛两端直通，均采用猛禽腿骨去掉两头关节制成。 管身大多数设有七个发音孔。本文图二所示，即其中最完好的一支：管体全长22.2厘米 ，曾经过精细磨制，管身开有七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的靠近第七孔处，又设有一 个小孔，考察者通过分析研究认为：这一小孔出现，大约与第七孔钻孔过低再打小孔进 行校正有关。这即是说，它可能是第七音乐孔的调音孔。考察者试奏这支骨管乐器时， 为避免出自主观倾向的口风控制，尽可能地保持测试的客观性，故未请专业箫笛类演奏 人员吹奏而由考察组成员用今日新疆塔吉克族鹰骨笛斜出45°的方式竖吹，结果准确地 吹出了六声清商音阶或七声下徵音阶，甚至还可吹奏民歌《小白菜》这样的曲调(注： 张居中《考古新发现——贾湖骨笛》，《音乐研究》1988年第4期；黄翔鹏《舞阳贾湖 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这就使得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认为：新 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已经在骨质吹奏乐器上有了调律、生律的音乐艺术实践；音乐上 复杂的音列，并非晚于简单的音列出现；多于五声音阶的六声、七声音阶，在音乐实践 中，并非是五声音阶之后的“进化”产物；它们在远古时代因被先民们同时选择而并行 存在，在先民们的音乐生活初始阶段，即已在音乐形态上表现出了音阶、音列的多样化 选择。
如果我们再从贾湖骨笛吹口这一关键部位的形制和吹奏特征来认识，那么这种以上端 横断管口作为吹孔来斜吹或竖吹的管乐器，今在民间仍有多种变异遗存。除了上面已经 提到的塔吉克族传统骨质吹奏乐器鹰骨笛(塔吉克人称“那艺”)是其同类形制外，与此 相类的乐器还有汉族传统吹奏乐器“筹”、蒙古族传统吹奏乐器“楚吾尔”、土族传统 吹奏乐器“箫吾尔”和哈萨克族传统吹奏乐器“斯布斯额”等。这些吹奏乐器的吹口， 皆为上端管口，故属同一类型。并且，这些乐器的吹奏方法也大体一致，即演奏时奏者 或用舌尖或用辱齿堵住端口大部分，将余留小部分空隙作为吹口来送气成声。据此，可 以说贾湖骨笛就是这一类吹奏乐器的先祖。由于这一类吹奏乐器的吹口形制和吹奏方法 体现出远古音乐的古拙风韵，它们即共同为中国吹奏乐器的历史发展序列，从关键性的 吹口形制及吹奏方法方面提供出了最古老的实证依据。
从
年代测定和树轮校正的年代算起，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在7500至8500 年之间。这就是说，这种骨管乐器距今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它的发现，改写了“希 腊6000多年前出现的笛子是世界上最早管乐器”的记录，将管乐器的出现年代，整整地 向前推进了2000年。舞阳贾湖骨管乐器，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古老最为珍贵的一件管 乐器遗存。
三、陶钟陶铙形制略识
《山海经》记载的一则远古神话说：炎帝孙子伯陵与吴权妻缘妇通，缘妇怀孕三年， 结果生下三个孩子，分别取名鼓、延、殳。其中鼓和延，都很有音乐天份，他们创造了 一种称为“钟”的打击乐器，从此开创一代乐风(注：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海经 新释卷十三》，第464页。)。中国历史上最早发明钟的人，是不是鼓和延，这还需要考 证，但在远古时代，钟类打击乐器的确已经存在。为说明这一事实，今还得要从庙底沟 陶钟和客省庄陶铙的发现说起。
庙底沟陶钟发现于1953年，因出土于河南省陕县庙底沟村而得名。它用陶土烧制而成 ，整体形制与后来周代出现的钟口向下用悬挂方式来演奏的铜钟非常近似。观察此陶钟 图像(图三)，可见此钟有圆柱形的短柄，长圆筒形的共鸣胴体，外径上小下大，体高大 于直径，整体呈狭长梯形，这正是后世青铜钟形体的基本形象，故将它认定为“陶钟” 已无争议。庙底沟遗址属仰韶文化类型，据四个年代测定数据可知，其年代为 公元前3900至公元前3000年，故此陶钟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遗物，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 史。就我国现有钟类乐器的远古实物遗存来说，它是迄今所见最古老的一枚。
新石器时代陶钟的出现，为青铜钟是由陶钟衍进而来的认识提供了实物证据，陶钟当 是后来青铜钟的祖先。到了周代，用青铜铸造的钟在宫廷和贵族祭典音乐活动中得到高 度重视，往往被视为“礼乐重器”而出现在重大祭祀礼乐中。当时单枚使用的钟称为“ 特钟”，多枚组合使用的钟称为“编钟”。“周礼”规定，只有王公贵族们才可能拥有 这类乐器和按不同等级享受这类乐器演奏的音乐。
钟类乐器发展到战国时代，无论是在形制方面还是音乐性能方面，都有令人惊叹的发 展。1978年6月，湖北随县发掘出一座战国古墓，其中出土一套大型青铜编钟，此套编 钟一经面世，便立即震惊世界。这套以墓主人曾国君王“乙”来命名的编钟，由总重量 达2500公斤的64件大小不等的铜钟编组而成，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铜木结构的支架上， 在地下经历两千多年历史，出土时仍矗立如故，蔚为壮观。各种音色优美，音律准确， 总音域可达5个八度以上，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可以自由旋宫转调，能奏五声、六 声或七声音阶构成的乐曲，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人间奇迹!
与庙底沟陶钟齐名的陶质钟类乐器，是客省庄陶铙。图四所示，即此陶铙形像。观其 形制，虽大体类似庙底沟陶钟，但不是短柄而是长柄；共鸣胴体不是上小下大的狭长梯 形而是左右扩展的短矮横宽形。仅此两点而论，其形制特点表现出它更适宜手持击奏或 植于案架击奏。据商周时代钟类乐器形制可知：短柄者宜悬挂，悬挂者器口向下多为“ 钟”；长柄者宜持执，持执者器口向上多为“铙”或“钲”。铙、钲可以互训：“钲， 铙也”、“铙，小钲也”(《说文解字》)。而后世铜铙或铜钲，均为长柄，正是以器口 向上用手持之或器口向上植于案架上击奏为其特点。尽管钟和铙、钲都可统之称为“钟 类乐器”，但笔者认为，过去多见学者泛称此陶质乐器为“陶钟”，到不如将之称为“ 陶铙(钲)”更为合适。
客省庄陶铙于1955年发现于陕西长安县客省庄二期文化层，经年代测定和树 轮校正，此文化层年代为公元前2300-2000年间，距今约4000余年，故此铙属新石器时 代晚期实物遗存。据此，似可判断后世青铜铙、钲类乐器，当由陶铙衍进而来；新石器 时代陶铙，当是商代及其之后所见铜铙、铜钲类乐器的祖先。
多件大小不等、音高不同的铙组合在一起，亦称“编铙”。商代编铙，多三件一组， 可发一组三声音列。少数是五件一组，可发一组五声音列。如1976年殷墟妇好(妣辛)墓 出土五件一组编铙，其正鼓发音测定为G[5]、A[5]、C[6]、E[6]、G[6]，可见其已具备 较强音乐性能。与此组编铙同时出土的乐器还有特磬、编磬和埙等，可见编铙在商代亦 属“礼乐重器”之列而多用于祭祀庆典。
四、夔与鼍鼓图解
如果说，由于中国历史具有积淀深厚的龙文化，中国人即可称之为“龙的传人”的话 ，那么由于与龙文化的关系密切，中国传统音乐即可称之为“龙的传乐”了。从远古至 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龙文化难分难解、相依相存，故今天来谈论这一主题，还得要 先从“夔”与“鼍鼓”的存在说起，因为龙的原形就是夔，夔在远古先民心目中是雷神 和音乐之神，同时还是上古尧舜时代掌管音乐的乐官，而鼍鼓则是以夔命名的中国历史 上最早出现的一种鼓类打击乐器。
作为雷神、音乐之神的夔，人面兽身，四肢有爪，腹大如鼓，尾长如鞭，这实际上是 远古鳄鱼类爬行动物的人化。中国的龙，即由夔(鼍)——鳄鱼类爬行动物衍化而来。据 《山海经》记载，夔居于大泽之中，出入水中之时，光如日月，声如响雷，大风大雨随 即而起(注：《山海经·大荒东经》。)。先民们以为，他是用尾作鞭自鼓(击打)腹部才 发出这般似雷似鼓的神灵音响：“雷泽有神，龙首人头，鼓其而熙。”(注：《淮南子 ·地形篇》。)于是便奉他为雷神和音乐之神。传说黄帝得夔之后，因其神灵，便用他 的皮制成夔皮鼓，用他的骨制成鼓槌，击奏时鼓声可以传至五百里之外，黄帝从此威震 天下(注：《山海经·大荒东经》。)。《黄帝内传》还说，黄帝与蚩尤作战时，用八十 面这样的鼓，一擂声震五百里，连擂声震三千八百里，一连擂鼓九通，蚩尤及其军队丧 魂落魄，终被黄帝擒杀于青邱。1978年至1980年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襄汾陶寺新石 器遗址中发现一具鼍鼓实物，从而印证远古传说中的夔皮鼓的确存在。图五所示，即此 鼓图像。
所谓夔皮鼓，就是用鳄鱼皮蒙面之鼓。鳄鱼在古文献中亦称作“鼍”，“鼍”与“夔 ”相通，夔皮鼓即鼍鼓。陶寺遗址鼍鼓，鼓腔用树干挖空制成，一端为0.4米，一端为0 .5米，高1米，外着红彩或以红彩为底用黄白黑蓝诸色涂为繁彩，用鳄鱼(鼍)皮蒙面， 出土时鼓面蒙皮虽已腐朽，但鼓腔内仍可见散落鳄鱼皮甲片，此鼓为鼍鼓即由此而且认 定。(注：《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0年第1期。)
陶寺遗址今被确定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一个类型，据年代测定，其年代 为公元前2500年—1900年，距今约4000年左右，据此可知此鼍鼓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 。另据鼍鼓出土于墓群中的大墓、且伴有石磬出土情况判断，此鼍鼓当是部落首领祭典 、集会所用号召之物。这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为久远的皮面(膜鸣)鼓实物之一。
由于在远古先民心目中，神兽形象的夔与音乐息息相通，并与人类音乐缘起关联，夔 即又衍化为总管音乐、制作音乐之“乐神”：“夔之初作乐，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 八风。”(注：《淮南子·泰族篇》。)帝舜时，夔终而归为人形，成为宫廷乐官“乐正 ”，总管正律、和声及作曲：“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 而天下大服。”(注：《吕氏春秋·古乐篇》。)后来有人说舜的乐官夔只有一支足，深 感怪异，孔子辩解说：音乐只有圣人才能合之，夔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国家有他一人管 理音乐就足够了，这那里是说他只有一支足!这就是孔子名言“夔一足，非一足也”(注 ：《吕氏春秋·察传篇》。)的典故。由此可见，尧舜时代的夔，已不再是神兽形象， 而是一位颇具音乐才能的资深乐官和音乐家了。
由于夔与音乐关系历来密切，因而中国传统乐器从商周时代至今，大都少不了要用动 物形的夔纹龙纹装饰来显示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商周青铜乐器自不用多说，胴体大量使 用夔纹龙纹装饰；后来出现的弦乐器和管乐器，也不少见龙头琴、龙头笛之形制；甚至 那些对音乐情有独钟的人，也常以夔为名为号，宋代著名婉约派词人、音乐家姜夔，就 是一例。龙文化与中国音乐历史，一脉相承、纵横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