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抉择——小城镇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小城镇论文,后期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为世界瞩目，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也出现了一系列妨碍经济发展的问题。一是通货膨胀，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5.2%；二是农业问题，1994年在无重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欠收1000多万吨，表明我国农业的脆弱；三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释放出的大量冗员的安置问题，成为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难点。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是90年代中后期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瓶颈”，而积极有计划地推行城镇化是解决以上三个问题的关节点，或者说，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增长是城镇化推动型的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中的工业与农业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如何？根据钱纳里在大国模型中提出的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工业化实现，即经济“起飞阶段”。(1)中国人均收入已接近一般国家在工业化实现初期所达到的水平。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已完成工业化准备阶段，开始向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起步。(2)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1990年轻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体持平（49.4%∶50.6%），在此基础上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1992年达到52.4%。这次重工业比重的上升与80年代前重工业比重高的性质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具备相当规模轻工业基础上的重工业重新上升，是关联带动型的主导产业，不是自我封闭的片面增长，可以认为，我国工业产业结构已开始向高级化迈进。(3)就业结构方面，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1978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分别为75.5%，17.4%，12.1%；到1990年相应的就业结构就别为60%，21.4%，18.6%。(4)消费结构已达到较高水平。199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544元，人均食品支出693.77元，平均恩格尔系数为0.449；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83.99元，人均食品支出339.3元，平均恩格尔系统数为0.433。
如果更侧重于工业产业来考察，我国则已进入“持续增长阶段”，即将进入“大规模消费阶段”。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是轻纺工业推动型的经济增长。1979-1988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2.8%，其中轻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5%，重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0.9%，1984-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5倍，从投资结构看大部分投资集中于轻加工工业领域，而进入90年代，80年代那种轻工业增长超过重工业的格局被打破，自1991年四季度出现了重工业增长速度持续快于轻工业的局面，1992年重工业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3.1个百分点，1993年高于2.3个百分点。近年来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均在六成左右，根据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理论，我国已进入“经济持续增长阶段”。
再看中国的农业。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过程，对农业来说就是一个剥夺的过程。据统计，40多年来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等价交换，工业从农业中积累资金高达2000亿元左右，从而造成农业长期投入不足，技术落后，劳动者素质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特别是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偏低，粮农和地方政府缺乏种粮积极性，造成了“产粮大省，财政穷省”，“产粮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不良结果。据对全国产粮百强县之一——寿县的分析，粮食生产与财政收入的关系1978-1984年为正相关，1985-1989年为弱相关，1990年为负相关，现实格局使粮食产区缺乏种粮的积极性，1994年粮食产量比93年减产1000多万吨，在我国，粮食供给不足的状况可能会长期存在。
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的推进，对粮食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联合国经合组织等单位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粮食的需求量约在5－6亿吨左右。届时，按13亿人口，人均消费400公斤计算，对粮食的需求为5.2亿吨，而按我国农业发展规则，到本世纪末，粮食产量经过努力上第二个台阶也只能有5亿吨的水平。即使不考虑其它需求，至少也有2000万吨的粮食缺口直接威胁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关于工业化和农业基础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来说明。图中直线L[,1]L[,A]为劳动资源配置线，从L[,A]向L[,1]移动，表明非农化过程：
DD为非农劳动的农产品需求线，OV为45°线，用以比较农产品的供求关系；Q[,r]、Q[,2]为农业劳动的供给线。
假设原先的农业劳动为a[,1]，农业供给线为Q[,1]Q[,1]，农业产出为d[,1]；非农劳动为b[,1]，农产品为c[,1]，正好与d[,1]相等。表明农产品供求均衡。
如果发生非农化过程，农业劳动减少至a[,2]非农劳动增至b[,2]；若农业产出率不变，农业产出减少至d[,2]，但此时农产品需求却增加至c[,2]或d[,2]。于是农产品的供求出现d[,2]d[,2]缺口。即使假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因而减少农业劳动不会降低产出（即产出仍为d[,1]），但也还有d[,1]d[,2]的供求缺口。很明显，要保持农产品供求平衡，就必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劳动的产出线从Q[,1]Q[,1]移至Q[,2]Q[,2]。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产品的需求是巨大的，且呈递增趋势，这就要求农业部门的生产持续增长，否则，农产品供给不足，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造成1994年我国高通胀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农业欠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作为工业化的母体能为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如果农业萎缩，农产品供给短缺，也会导致工业化的停滞，使经济增长落入“李嘉图陷井”。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建立在工农业发展长期不平衡基础上。这是客观规律。
二、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思路
解决经济增长过程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平衡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国内农产品生产，扩大供给；二是通过进口以弥补国内生产之不足。
进口农产品，需要大量的外汇。以日本为例，本世纪80年代初，日本谷物进口量占谷物消费量的69.9%，但进口谷物所支出的外汇占出口创汇所得的3.2%，这样，日本以强大的出口工业作后盾创取外汇来满足进口粮食对外汇的需求。这种情况于我国并不适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有12亿多人口的农业大国，发展经济所需资金（包括外汇）尤其短缺。粮食依赖进口，难免限于被动。1965-1967年，美国采取限制对印度出口粮食的措施，迫使印度改变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立场，1980年美国曾以粮食作为“政治武器”对付前苏联；90年代，日本和韩国由于对国内稻米生产的过度保护而陷入政局动荡和国际贸易矛盾激化。因此，单纯依靠进口农产品以弥补国内生产之不足，从根本上讲是行不通的。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国内农产品生产，扩大供给以满足需求，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在目前资金短缺，农业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要争取更大的产出，我们认为，主要的是要解决好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和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过小问题。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约有1.5亿，今后几年每年新增劳动力都在1300万以上。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当务之急是如何妥善解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农业与其它产业不同，在一般产业部门，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但其绝对量又会随着投入资本量的增加和产业的分化而增大。而在农业部门，就农业本身来讲，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总是在减少，因而存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
按二元经济理论，随着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农业剩余劳动力会被不断地转移到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但是在我国，城市同样存在着失业，特别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释放了大量冗员。据统计，目前停产、半停产的企业职工约有500万人，任务不满，不到法定工作时间一半的职工有2000多万人，城镇失业率1994年估计为3%左右。大量的冗员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之一。因此近几年内在我国靠城市大量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
乡镇企业是我国目前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但是在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带有明显的“兼业性”。从长期看这种兼业性的转移方式不但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和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倒退。那些“亦工亦农”双重身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者，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较低，机会成本较高，必然削弱他们对农业的投资热情，甚至出现耕地粗放化、抛荒的情况。由于乡镇企业倒闭率高，他们又不敢放弃承包的土地。那些没有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劳动者虽有经营农业的兴趣，却苦于土地集中难，生产经营规模小而难以进行规模经营，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进入90年代，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速度越来越慢。据统计，1984-1988年间，我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1260万人，而1989-1992年间，平均每年只吸收260万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目前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形不成规模经济以有效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限制了就业规模的扩大；二是乡镇企业固有的社区性质极大地限制着劳动力的流动，导致劳动力价格扭曲；再加上一些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过早地走上了“资本替代劳动”的道路，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减少。
总之，农业发展滞后已成为我国工业化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农业问题的根本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关键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规模经营问题。
三、农村地区城镇化：中国经济地长的战略抉择
农村地区城镇化，是指在原有的农村地区通过产业非农化及小城镇的发展与建设，使原有地区逐渐改变其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产生新的城镇。农村城镇化过程的顺利推进，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率，进而推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
（一）农村地区城镇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如前所述，农业经济严重滞后于城市产业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使提高农业生产率成为必要。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又有赖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目前城市无法大量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小城镇就成为促进中国城镇化、工业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
第一，市场经济使农村地区城镇化成为可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产业高度单一化，严重束缚了农民多种经济活动、多样化经营的手脚。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农村产业长期以来单一的僵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市场的内在要求使这部分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流动，重新配置。这使农村地区城镇化成为可能。
第二，广布的乡镇企业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乡镇企业自改革以来始终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92年产值17584亿元，占全社会总产值的32.3%。但它们目前布局十分分散（80%分布在自然村落，19%分布小镇，1%在县城以上），很难与城市大工业联系起来，自身的分工与协作也难以展开，又缺少各种基础设施的支持，远离拥有良好通讯、金融、商业、科技文化和教育的社会服务体系，很难有效扩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竞争能力。经过80年代的发展，乡镇企业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势必突破原有的局限性，与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结合起来。因此，只要合理地调整已有乡镇企业布局，并加强新建乡镇企业的规划，使其相对集中，就可以在不需大量投资的情况下促成小城镇形成与发展。
第三，城市产业高级化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大好机会。广义的城市产业高级化在我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产业“退二进三”。即第二产业逐步退出城区，进入农村。第三产业替代城市第二产业。二是“东进西移”，即东部城市产业升级换代，并将资金与技术向西部转移；三是南部沿海地带开始“产业换代”，用更先进的产业替换本地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产业，将替换下来的产业外移。这些情况都为农村地区城镇化提供了机会，只要规划布局、利用得当，这些进入农村的产业就是小城镇的生长点。
（二）农村地区城镇化的内在规律
农村地区城镇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但其自然形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因此应充分认识其形成的内在规律，把握时机，促进农村地区城镇化的形成。农村地区城镇化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首先，依据先天后天优势，确立城镇生长点。可以成为城镇生长点的地区主要是各具自然优势又有一定乡镇企业基础的农村地区。如果不选择合适的生长点，盲目发展小城镇必将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情况在我国80年代小城镇发展过程中教训很深，90年代应引以为戒。其次，以市场建设为突破口，积累城镇形成要素。城镇以一些基本要素的规模为标志，农村地区城镇化，首先有一个要素的积累过程。(1)人口要素的积累。要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除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更重要的是人口的聚集增长；(2)产业要素积累。我国规定在农村地区非农产业必须占其中30%以上才能设镇，非农产业50%以上才能设市；(3)城镇基础建设要素的积累。一定规模的基础建设是城镇产生的又一前提，交通、通讯、住宅及其它公共设施的建设在城镇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上这些要素的积累必须以市场建设为突破口。可先形成中心商业区，发挥其商品流通和经济辐射功能，进而带动为市场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这既是人口聚集的过程，同时又是促进乡镇企业进行集中的过程。当地政府则可从市场中筹资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实现城镇建设要素规模的积累。再次，把握各种有利时机，促进城镇突变，产生新的城市区域。可以诱发城镇突变的因素有：(1)产业的突进，可以造成某一地区人口和技术迅速涌入，促进城镇形成。(2)投资的诱导。大量资金注入某一地区会造成这一地区人口与技术的迅速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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