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183;波特》引发的道德恐慌对西方现代性基础的颠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利论文,波特论文,现代性论文,恐慌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商业角度看，J.K.罗琳(Joanne Kathleen Rowling，1965-)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1997)系列小说无疑是当代流行文化成功的典范。《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首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1997)问世伊始就掀起销售狂潮，曾连续81周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但与此同时，这部文学作品在英美主流文学界却遭遇了尴尬。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宗教团体也不断举行一次又一次的抵制活动，试图将《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从学校和图书馆中清除出去。美国图书馆协会200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999年度最受质疑小说排行榜上《哈利·波特》系列小说高居榜首(Soulliere 1)。2000年至2005年间曾几度发生“焚书”和“禁书”的极端行为。部分青少年儿童的家长掀起了“在家中不读《哈利·波特》”的活动。2005年，刚刚登基的罗马教皇本尼迪克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1927-)批评《哈利·波特》“给基督教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本文拟分析《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英美主流社会引发争议的原因，并分析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一、基督教文明与《哈利·波特》引发的道德恐慌 道德恐慌通常针对某一特定个体或团体发起，此类大众运动往往会经过媒体的炒作而成为打压违背主流价值观念的个人或者团体的工具。当公共文化在社会中呈现出与理性截然不同的表现时，整个社会既定的普遍心理意识及价值取向就面临着挑战。人们开始怀疑这种规定性的社会意识会走向何方。《哈利·波特》所造成的恐慌就是在这种规定的社会模式下产生出来的——以自己的意志、生活模式和标准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个体主体意识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模式的标准与现行社会规定的行为模式发生碰撞和冲突时，必然会造成一种社会心理恐慌。 第一、对巫术复活的恐惧 《哈利·波特》引发的道德恐慌主要集中在宗教和教育等社会领域，这与作者罗琳在小说中成功地将凯尔特文化中的魔幻元素编织进故事中有很大关系。在《哈利·波特》中，巫师、鬼怪、扫帚等以往被贴上“阴暗”、“恐怖”标签的异教文化符号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将主人公哈利设置为一个在魔法学校学习的巫师，他勇敢、机智并富有正义感。哈利的父母也是巫师，他们为了保护哈利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爱在哈利身上留下印记，保护他不受伏地魔的伤害，并作为一种精神指引、陪伴着哈利成长。这种人物形象设置使原本代表着邪恶的巫师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种形象和情节安排一反西方基督教主流话语方向，对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和相应的社会秩序无疑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 第二、血缘之爱与基督教超血亲伦理的冲突 在《哈利·波特》中，作者罗琳特别强调世俗的血缘之爱的重要性。哈利的妈妈为了保护他而牺牲了自己，这种源自血缘的母性之爱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她死后她的姐姐仍能通过血缘联系为哈利提供保护。同时这种爱也能保护哈利的心灵，使他不受邪恶的侵袭，保持善良的天性。相反伏地魔从未享有这种伟大和无私的母性之爱，他的母亲因为丈夫的背叛而心碎，在绝望中离世。在孤儿院长大的伏地魔人格异化，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征服欲而滑向黑暗的深渊。由此可见，罗琳认为这种世俗的母性之爱和血缘亲情是人格健全发展的重要保证，这种前基督教的血亲伦理与基督教的超血亲普世之爱伦理显然是相悖的。 第三、自由意志和精神成长 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反对最激烈的是基督教正统教派，如福音派。他们往往固守使徒保罗的信条，坚信人的自由意志会妨碍上帝对人命运的安排，因此不应该成为人生命的核心。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将自我完全献给上帝，顺从上帝的意旨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哈利却并非如此，他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作为一个孤儿，他必须凭借内在的勇气和智慧去面对周遭的人和事，凭借自己的良知去判断这个世界的善恶美丑，而不是某套固定的规范或习俗。罗琳提倡的这种对人的内在智慧、内在力量的信任和依赖无疑与基督教正统教派的观点是相左的。 二、对启蒙理性和现代道德规训的反抗 第一、对启蒙理性的反思 现代西方文明的理论基础是基督教文明和启蒙理性。远古的人类曾经生活在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当中，而启蒙理性将经验作为人的认识的基础，“摒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韦伯89)，从而将超自然从自然中剥离开来。启蒙使西方世界开始摆脱中世纪的蒙昧，为西方世界带来了几百年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工具理性的霸权。人类将自己陷入了“物化”的沼泽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仅仅是简单的物的关系，代表启蒙精神的工具理性也正是导致人异化的根源。在19世纪下半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就已经开始通过酒神狄奥尼索斯来呼唤与理性对立的“非理性”，而后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哲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呼唤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然而，在越来越功利的社会环境中，人的灵魂不断异化，“祛魅”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朝着金钱社会的方向发展。资本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驱动力量，人类本身和人类的信仰、精神的价值在弱化甚至消失。 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巫师、魔法、在天空飞翔的扫帚、对人怒吼的信件这些超自然事物逐渐唤醒人类被理性压抑住的原始幻想和欲望，激活了长期以来蛰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生命力，为在以理性为价值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下备受压抑的人类灵魂提供了一个停泊的港湾，以抵御“现代性”的消极因素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同时，他们也能让人类重新审视自己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检讨把人类和自然割裂开来、使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这种姿态，逐渐恢复大自然的神秘感和神圣感，重建对自然的敬畏，这对于人类灵魂的拯救无疑具有深刻的文化学意义。就像法国思想家莫斯科维奇所说：“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当我们努力捍卫自然时，我们也在试图拯救生命”(莫斯科维奇20)。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Georg Lukasz，1885-1971)认为，机械化在促进理性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并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引入计算的概念”(卢卡奇149)。德思礼一家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人性异化的代表，他们已完全适应了这个等级化的、功利化的社会，他们严格恪守本阶级的行为规范，不越雷池半步，而且他们生活目标明确、单一——做生意、赚钱。他们对哈利一家非常冷漠甚至排斥，因为自恃理性的他们“从来跟神秘古怪的事不沾边”，哈利的姨父德思礼销售的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钻机——它同时也暗示着破坏，尤其是人类对地球的疯狂攫取和利用。他会为订单的增加而欣喜若狂，也会因哈利无意之中破坏了他的生意而暴跳如雷。哈利的姨妈虽有优越的物质条件，生活却空虚无聊。她宁愿将许多时间花在“隔着篱墙引颈而望、窥探左邻右舍”上，也不愿对哈利多付出一些爱心。以德思礼一家为代表的、沉溺于追求物质利益和俗世享乐的“麻瓜”们，已失去人类最初的灵气和生机，而成为与大千世界万物生灵完全隔绝的异化动物。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对这种现象有精辟的分析：“造成这种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性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贝尔14)。而这也是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忧虑之核心。 第二、对英格兰民族优越感的讽刺 16世纪早期，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对抗罗马天主教廷建立了英国新教，它的发展壮大伴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一方面促进了英格兰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的形成，另一方面起到将其他被殖民民族妖魔化的作用。英国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cer，1552-1599)在一篇政论报告《论爱尔兰之现状》(A Venue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1633)中称爱尔兰人为“野蛮”、“邪恶”、“未开化”的民族，他们“残忍”、“嗜血”。整个报告透露出一种信仰新教的英格兰民族的优越感，赋予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以一种合法性；“野蛮的土地亟待英格兰文明的教化”(李成坚61)。这种英格兰民族优越感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伴随着英国人，这种作为优秀民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曾帮助新教徒以文明的传播者和上帝选民的心理优势义无反顾地担负着统治、管理和教化的责任。 在《哈利·波特》中，代表着典型英格兰人形象的是对魔法和巫术噤若寒蝉的姨丈德思礼一家人，他们个个是唯利是图、冷酷无情、庸俗无聊的小人。哈利的姨妈佩妮对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小哈利丝毫没有表现出温情，她迫不得已收留哈利，非常担心周围人知道哈利的真实身份后会鄙视、排斥自己一家人。在她眼中，社会地位、社会形象的重要性已经完全超越了血缘亲情。与德思礼一家相反，哈利的导师、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巫师。他对哈利充满关心、爱护，在考虑与伏地魔的斗争时，从来都是将哈利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他教会哈利认识“爱”的重要性。在中了魔咒后，他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在做了精密的筹划后，以自己的牺牲拯救了其他巫师。这个老巫师身上的神圣光辉与德思礼一家的冷漠和麻木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哈利·波特》——英国奇幻小说的继承与发扬 奇幻文学作为西方文学中的重要流派由来已久，它是更古老的文学传统——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大卫·普林格尔(David Pringle，1950-)认为，奇幻文学中蕴含的古老宗教元素是由于人类希望自己从属于一个类似宇宙的较大整体而产生的原始崇拜(Pringle 8)。因此，“神话”往往能够体现人们的普遍信仰。他强调，奇幻文学突出体现了古代的一些神话故事元素，包括古希腊神话、凯尔特神话、日耳曼神话和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事实上，英语文学的源头《圣经》和《贝奥武夫》等英雄史诗以及《亚瑟王》等传奇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奇幻色彩。 《奇幻：颠覆的文学》(Fantasy：The Literature of Subversion，1981)一书的作者认为，在奇幻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主要的形式原则，如时间的线性发展、空间的维度等被破坏。奇幻文学对现实主义原则的这种违背本身就具有颠覆性，“奇幻文学扰乱了艺术表现的原则和文学对现实的再现，其最终目的是颠覆被认为是规范的某些原则和习俗”(Jackson 15)。奇幻文学中时间、空间、哲学体系混杂并置，使之能够质疑“社会秩序、形而上学之谜和生活的目的”等终极问题。 20世纪50年代，英国作家约翰·托尔金(John Ronald Tolkien，1892-1973)创作的《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1954)和克莱夫·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创作的《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1951)成功地将奇幻文学的发展带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两部代表作都产生于20世纪中叶，刚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普遍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感到茫然，对科学技术的破坏作用有着切身的感受。同时，启蒙理性的发展使宗教在社会上的作用日益弱化，人们任由欲望主宰自己的行为，拜金思想、逐利现象在世俗生活中比比皆是。与当时的许多英国学者一样，托尔金和路易斯一方面对工业化进程、战争的破坏和人性的疏离感到忧虑，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大英帝国的衰落感到惋惜。他们以奇幻文学探索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指环王》和《纳尼亚传奇》都着力探讨善与恶的冲突、宿命与意志的关系、现世与来世等问题。由于托尔金和路易斯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两人的写作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蕴，因此其价值取向也往往是单向度的，避免探讨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避免挖掘人性的深度。在《纳尼亚传奇》中，路易斯以象征英格兰的狮子作为代表基督教秩序的正义一方，以象征异教的女巫作为代表邪恶势力的一方，最终正义战胜邪恶并建立全新的理想世界，这种充满隐喻意义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无疑反映出路易斯希望恢复宗教传统和重振大英帝国雄风的愿望。《指环王》中的宗教指涉相对隐蔽，这是因为托尔金本人厌恶道德说教，他写《指环王》的目的是以英语创造本民族的创世神话，以提高英格兰民族的凝聚力，“……我要用英文写一则神话，一则遥远的传奇，以精灵的眼睛来看天地初开以降的一切事……”(Carpenter 26)小说中的创世模式、堕落与拯救、仁爱与忠诚等主题都与《圣经》有密切联系。 《哈利·波特》刚问世时即有文学评论家称罗琳为托尔金的继承人。两部作品的确有相似之处：都采用了诸多魔幻元素，都有一个异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都体现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但细读之下，两者的差异也很明显，《指环王》中的“中土”世界是一个与现实世界迥然相异的文学创作，因此，虽然《指环王》含有明显的异教元素和对现代文明的批评，却没有在道德层面引发太大的冲击；《哈利·波特》中的魔法世界与现实世界在时间上是并置的，两个世界都是善恶并存、美丑互现。小说中对于凯尔特风格魔法元素和对哈利、邓布利多及小精灵多比等角色充满赞美的描写，很明显构成了对当代英国现实社会的讽刺。相对于男性作家对基督教正统地位的维护和田园牧歌式往昔的怀念，罗琳在《哈利·波特》中体现了一种文化多元共存的态度，希冀以充满血缘亲情的爱给冷漠、功利的现代社会添加人性关怀。她充分发挥想象力，将幻想与现实相互渗透，以模仿、扭曲和变异的方式把现实世界变成隐秘而荒诞的魔法世界，让读者匮乏的想象力得以释放，透过魔法世界，人们的现实困境也得以表达。 《哈利·波特》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引人关注的一大文化现象，在年轻人当中掀起一股“魔法热”，说明小说在某些方面表达了年轻一代的心声和幻梦已久的想法。他们的内心一直存积着一种打破束缚、冲出牢笼的涌动，而在某些反对者眼里《哈利·波特》则带来一种“波特病”，这说明小说的确触碰了一些人思想中固守已久的传统观念，它的触角直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敏感神经。小说的成功除了作者精彩的创作文笔、丰富的故事想象力、对传统奇幻小说要素的精确把握之外，也缘于它从多个维度引发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秩序和生存状况的反思。人们渴望一种平等的自然关系，但在看似光怪陆离的表象下，存在着种种丑恶的现象。人类能否恢复、至少是部分地恢复远古时期那种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沿着现代理性规训秩序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一条前景无限美好的康庄大道，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此外，小说也倡导生命的价值，期待突破传统的束缚，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命的意义除了创造财富和拥有地位之外，还有亲情、友情、探索未知的乐趣和挑战自我的勇气，以及后现代社会中对传统一元秩序的挑战、对主流意识的冲击及边缘文化的复兴等。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上具有革命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