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看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四个综合”战略布局_全面依法治国论文

从海外看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四个综合”战略布局_全面依法治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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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5)04-0005-07

      美国《时代周刊》2015年3月16日在其网站公布了本年度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入选。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撰文评价称:“习近平的成功关乎中国以及世界的命运。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导经济体,同时中国正寻求通过其积极的外交政策将这种经济实力转变成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新的全球秩序。”[1]正是基于超强的大国领袖魄力,去年底在江苏调研时,习近平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以下简称“四个全面”)。这不仅得到国内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回应和积极认同,而且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深入研究。国外视野中的“四个全面”如何解读?本文将客观评述海外关于“四个全面”若干重要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和结论,相信这对国内研究者积极地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四个全面”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现实意义

      习近平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2]4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什么要提出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其当代价值和精神实质是什么?这是海外学者研究与追踪的焦点问题之一。

      1.1 “四个全面”:彰显民族复兴伟业的治国方略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指出,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在西方观察家中引起了广泛兴趣,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表明中国梦不只是停留在设想中,而必将逐步成为现实。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向实现“人类梦”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中国梦符合中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贯彻落实“四个全面”,将有力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并且打破那些试图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企图[3]。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卡尔涅耶夫在俄卫星新闻上撰文称,“四个全面”汇聚了国家领导人解决迫切问题的方法精髓,这实际上是新的治国战略。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代国家领导人都会在某个阶段提出一些重要理念,成为领导人的执政特点。“四个全面”理念对于治国方法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转型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他还表示,中国反腐运动证明,中国最高领导层正认真整顿执政党,力求根除令共产党执政能力遭到质疑的消极趋势,引领国家向前发展[4]。

      香港大公报副主笔马浩亮评论称,习近平用两年时间逐步形成的“四个全面”方略,具有宏大的全局观,将成为未来治国理政的总遵循,今后的工作重点将是对这份顶层设计图逐步骤、逐领域地加以细化、深化。总方略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有效防范改革发展的碎片化、盲目性、短视观,稳定老百姓的预期[5]。

      1.2 “四个全面”:营造公平正义的小康中国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约翰·库尔特(John Coulter)分析,中共推出的“四个全面”将使中国梦成为现实。“四个全面”是连贯的,后三者将在联动中动态结合起来打击腐败,让那些不义之财更快浮出水面。通过重查和抽查将权控制起来,帮助确保发展的果实得到更加公平的分配。只有全面依法治国和加强从严治党才能确保改革真正深入,最终才能建成一个更加公平的小康社会[6]。正如美国哈佛燕京学者伍俊飞所认为的,“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就是中国对收入差距问题做出的综合性回应,通过国家介入,削夺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势,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7]。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原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Carlos Magarinos)谈到,过去几年,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目的是让人民群众的努力和奉献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它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心,旨在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开辟通往繁荣和进步之路,让所有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享有充分的机会。全面依法治国构成了对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对延续中国经济奇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其他三个全面的必要手段,其中,消除腐败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8]质言之,从全方位治理的加权综合指数来看,这些都旨在营造公平正义的小康中国。

      1.3 “四个全面”:引领经济健康发展的中国道路

      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尤科赛尔·戈迈兹(Yuksel Gormez)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谈到,“四个全面”透露出很强的信息:一个新的发展框架正在形成[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融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成就和未来发展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能有效防止各类风险。无论开放资本账户、开放金融系统,还是推进社会保障建设、教育改革、环境保护,中国还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全面依法治国在短期内或许与中央银行和宏观经济政策没什么关联,但法律法规事实上对各行业都有很大影响,它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有关。事实证明,善治是使政府和企业能够更好奉献社会的关键因素。

      丹麦驻华大使裴胜德称,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实现“四个全面”不仅会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还会关系到其他国家如何制定与中国的合作计划。201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值得称赞,“四个全面”更是向世界传递出了积极讯号,中国正向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发展。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阶段,中国政府以“四个全面”调整了未来的工作重点,在放缓GDP的同时,更加关注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对此,裴赞同地说:“中国政府对未来的发展目标是理智和明智的,因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标准不应该只是‘车有多好、房有多少’,还应该有‘水是否清、空气是否干净’。”[10]总之,“四个全面”提供了全面且连贯的战略指导,将使中国的发展更加持续稳定。

      1.4 “四个全面”:标识包容性增长的中国解答

      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姜晟振撰文指出,实现可持续包容发展,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四个全面”提供了中国式解答,它“是为解决中国面临的诸如收入差距、贫困、环境和生活质量等问题而提出的,也将会促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以经济增长为导向转变为兼顾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11],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和战略需要重新定位,以使中国经济朝着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发展的方向前进。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已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12]。“十三五”规划将重新定位中国经济,努力使其走上减少环境污染的道路。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并进一步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坦·德瑞格尔认为,中国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实现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他特别强调,“四个全面”赋予中国可持续发展新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是实现环保型和包容性增长;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应更多转向创新驱动,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深化改革是中国有效防范各种经济风险的必要举措;法治环境好,有利于提高投资者的信心,营造更适于商业活动的投资环境;腐败主要与寻租活动相关,如果企业要贿赂官员才能在公共采购中成功中标,就会导致资源浪费,因此,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3]。很明显,“四个全面”是一个实现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也会增强中国在新的全球格局下走向繁荣的能力。

      1.5 “四个全面”:构建与世界共赢的崭新格局

      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王卓祺教授认为,习近平上任两年多已经展示出一整套施政治国蓝图,尤其是“四个全面”。习近平强调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并于去年推出“一带一路”的全球战略。君不见英、法、德、意亦不顾美国反对,选择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所谓时移事易,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和平崛起之势,势不可挡[14]。

      阿根廷学者卡洛斯·马格里诺斯还认为,习近平“四个全面”的中国蓝图包含了一个战略目标和三个战略举措;他作为一个外国人看到了习近平巨大的决心和魄力:除了要在国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在国际上还要承担建设性角色以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一带一路”倡议是与沿线60多个国家紧密相关的发展战略;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是希望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持和便利。新时代,国际社会需要新机制,不能用旧的组织机构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正在构建与世界各国共赢的格局,推动实现新的国际平衡[8]。

      1.6 “四个全面”:焦点突出于中共的从严治党

      有学者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称,中共的“四个全面”的每个“全面”此前都单独提出过,但强调要同时推进尚属首次。中国领导层此前提出的口号一般都集中于一个目标,如“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等。此次提出“全方位、同时推进”的改革方针,体现了共产党政权面对经济减速、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等课题的危机感[15]。提出“四个全面”这一新的口号,将彻底加强对共产党员的严格管理。

      郑伟彬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四个全面”里最为核心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只有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建构起“全面依法治国”的框架,如此之后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手段,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党建与吏治能否成功,决定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能否最终实现。因此,反腐的强度与深度、政党的制度建设与能否自我革新,成了“任性”的权力与“四个全面”之间对弈的关键。因为,如果不能驯服这样那样“任性”的权力,“四个全面”只会沦为政治口号而已[16]。

      显然,在“四个全面”的提出对中国及世界意义的认知中,国外学者和一些观察家的解读是中肯的、认同的,但也有学者的理解存在偏差、误解。诚如习近平2015年4月22日在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上所言,“当前,中国人民正在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齐心协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同亚非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17]。“四个全面”针对了中共发展国家事业中必须解决好的重要矛盾,它的国际价值主要在于:第一,以“四个全面”为行动指针而实现的“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习近平这样诠释:“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18]第二,“四个全面”的提出有利于统筹国际大势。从世界形势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在新的国际格局和既有的国际规则框架下更好地与世界合作,有效地应对西方鼓噪的我们可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消极影响,需要我国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世界观”,努力构建新的世界格局。“四个全面”有助于西方全方位了解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助于中国延长和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期。第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还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毋庸置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会影响中国,也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社会越繁荣,中国经济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改革和转型越成功,世界就会越受益。

      2 关于“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及其逻辑关系

      海外一般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无疑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因为这既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也是衡量领导层治国理政智慧的指标。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非常重要。那么,如何理解“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和逻辑关系呢?

      2.1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战略目标地位的认知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战略研究学院美欧处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巴拉马诺夫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十分重要。如果中国不能建设现代繁荣社会,那么,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就不会成为被效仿的对象。”[12]罗思义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接近甚至会迈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这不仅会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还会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因此,对于那些关心中国利益或人类利益抑或二者兼有的人士来说,实现第一个‘全面’可能是今天最好的消息。中国人口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将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社会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所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向实现‘人类梦’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12]香港媒体人认为:“以往人们对小康的理解主要是经济物质上的,而现在中国人同时渴求公平、法治和廉洁等。”[19]尤科赛尔·戈迈兹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融汇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成就和未来发展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积极向中等发达水平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目标。”[20]姜晟振则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明中国的发展方向是通过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文化软实力持续增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等具体举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20]

      从海外学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知来看,大多是从经济层面解读小康,不够全面,存在片面性。实质上,中国的小康社会是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它不仅包括地域上的全面,还包括社会群体的全面;这里的“全面”要求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经济上、硬实力上实现了“小康”就万事大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显然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物质文明方面,更包括文化方面、精神方面和社会价值意义层面。当然,国外学者也认识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社会目标,中国将面临诸多新挑战,比如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等。

      2.2 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的看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指出,四个全面的排序很有道理。习近平提“四个全面”,第一个全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法治是第三,第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最后一个是从严治党,我觉得这个排法是有道理的。我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观察,就是说法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人均GDP一千美金的社会跟人均GDP一万美金的社会,法治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社会穷人太多,法治社会很难建设。我的判断就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法治非常重要,主要的还是要发展市场经济[21]。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助理鲍里斯·古斯列多夫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是一体的,它们的实现需要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22]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领域的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将为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全面从严治党,治理腐败,加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性,将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更高效的政党组织,提升管理和主导社会变革的综合能力。总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向导”。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称,如果习近平的“新常态”能够成功,或许他就能对中国的政治力量展开进一步的调整;在习近平的执政危机认知中,始终认为“信仰危机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人民当时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为此,他强调“理想信念”是中共党员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他们就会“得软骨病”。所以,要从思想上加强对党忠诚方面的治理[23]。“如何将政府权力关在笼子里是一个政治及管治的重中之重,是习近平‘四个全面’之中‘依法治国’及‘从严治党’的最后两个‘全面’;亦可以说官员贪腐是实现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的不能回避的拦路虎,不能不除!”[14]事实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就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来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全面从严治党,则通过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等巩固其执政根基。

      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认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期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全面中兴时代来临的关键转折时期,他提出的“四个全面”无论是站位、视野,还是方式、方法,都是中兴时代的大手笔,有骨有架、有血有肉,可谓高瞻远瞩。“四个全面”的主张契合了中国政治语言简明扼要的传统和习惯。“4”这个数字,可以分解成“1+3”,也可以称之为“1+3”模式。他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学界,这个模式都是较为普适而稳定的模式。这是一个可摆脱困境、稳妥前行的组合。其中的“1”代表一个中心,“3”代表围绕这个中心的三个主要方面。“从防守的角度,这个模式最能阻止速度下降;从开拓的角度,这个模式最能奋力向前;从结合的角度,这个模式无疑是优化组合。总之,是较能化被动为主动、扭转乾坤、拨正航向的模式。”[24]

      海外学者中诠释“三大举措”内涵和逻辑关系比较详尽的,当属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坦·德瑞格尔[25]。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表明很多领域的改革都会提上议程。比如,为私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条件,鼓励创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实行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政策;等等。全面依法治国能够创造有利的商业投资环境。法律与法规、契约的强制力,法院判决的可追溯性和可预见性,都可以提高司法机构的威信。全面从严治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银行家、大型国企的领导、政策制定者之间密切的个人纽带可能会造成效率的降低,并导致不良贷款总量占比攀高,对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危害。这些问题可能危及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因此,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5]。

      应该说,从海外学者关于“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及其逻辑关系所阐述的观点来看,他们较为客观、正确把握了“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之间的互动,形成了这样的共识:通观“四个全面”,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如何实施。甚至连那些通常建议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评论家也在说,如果能认真贯彻落实这一布局,就有成功的可能。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坚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获得成功的秘方。当然,海外语境下的“四个全面”是什么?观察家们视野中的每个“全面”强调什么?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如何推进“四个全面”?它的提出对推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治理有什么意义?等等问题,因为受中外政治环境、文化差异、情感因素、价值取向、话语体系等影响,观察家们很难透彻领会中国“四个全面”关于治理愿景、治理方式的宏伟和精妙。不过,海外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显示了中国领导层的决心和信心,无论面对多少困难,都将继续在改革的道路上前进,直到实现所有的关键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3 关于对“四个全面”理论定位的认知

      “四个全面”的思想诞生时间较短。作为整体概念,是习近平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提出的;作为单个概念,每一个“全面”的提出,从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算起则有两年多时间跨度;作为理论概念,习近平则于2015年“两会”前后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对此作了阐述。“四个全面”是比“中国梦”更具体的政治口号,已经引发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那么,海外观察家对此是如何理论定位的呢?

      3.1 影响深远的“理论突破”

      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战略研究院法学院詹尼斯·坎巴耶夫教授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经济繁荣富强,人们过上更舒适的生活。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完善这一体系,并创造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经济环境,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是更成功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必要基础。“四个全面”形成了中国新的发展纲领,是影响深远的理论突破[26]。

      3.2 具备成为“理论标志”的条件

      资深媒体人于泽远谈到,在中共历史上,官方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只有两次。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飞跃的思想理论都先后作为“指导思想”被写进党章,成为前四代领导人的“理论标志”。如今,官媒以“最高规格、最强火力”宣传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并将其提升至“新飞跃”的高度,难免让外界猜测官方是否要将“四个全面”打造成习近平时代的“理论标志”[27]。

      还有海外观察家在《联合早报》撰文分析,“四个全面”不仅是中国2015年“两会”上的“主旋律”话题,还可能作为习近平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被写进党章。文章认为习近平主政以来,已提出“中国梦”、新常态等概念。但“中国梦”比较务虚,新常态偏重经济,也难以彰显习近平在反腐、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不适合作为“理论标志”。“四个全面”设定了中共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高度概括了习近平执政后的所作所为,具备了成为习近平“理论标志”的条件[28]。

      3.3 应正式成为中共的“领导理念”

      在2015年“两会”期间,部分外媒与港媒报道,“四个全面”在经全国“两会”讨论后,可望成为“习理论”,也就是习近平所倡议“中国梦”的具体理论论述,应“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念”[29]。路透社报道,沿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足迹,中国正在宣扬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呼吁实施法治和执行党的纪律。澎湃新闻网则称,“两会”系列热点议题包括政府工作的整体部署,从经济发展到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从简政放权到结构优化,从创新创业到社会民生,乃至国防和外交,都将在“四个全面”中得到统一[30].

      客观地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31]。“四个全面”的提出,进一步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问题,彰显了中共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开辟了理论认识创新的新成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32]3,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海外学者以敏锐的观察视角,认为“四个全面”思想是影响深远的“理论突破”,具备成“理论标志”条件,甚至认为应正式成为中共的“领导理念”。这种认同与国内理论家的观点不谋而合,显示出中国问题研究国际化的魅力导向。正如海外学者所指出的,“今天中国研究正在成为显学。世界学术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自己也需要关注自己。现在中国真的成为了一个世界瞩目的问题,中国的实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给人类发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中国崛起仅仅用现在的西方模式是解释不通的。所以,用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问题是否行得通?西方看中国的过程中的弊端和问题出在哪里?中国有没有一套西方的理论”[33]10?这些问题值得借鉴与反思。

      4 结语

      综上所述,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在面对发生在中国的思想理论变革时不但思维是灵活机敏的,而且他们还善于通过比较性和理论性的视角并通过实践认知检验这些变革。实际上,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成为学理上和政策上的谜题。然而,关于“四个全面”,“有待观察的是,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能否继续提供合理的、有素养的、客观公正的分析与评论,从而使这些分析评论为中国辩论提供信息,而非怒气”[34]296。对此,有学者就曾深刻指出:“美国是当今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大本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倾向是,受教条的自由民主学说影响,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制度、发展道路的角度思考和研究中国,而是按照美国的政治标准研究中国、引导中国,从而频繁产生学术失望和政策挫折情绪。”[35]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前行,不久我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华民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己的话语向国人、向世界清晰地说明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说明我们所追求的伟大梦想,并自信地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的成绩、道路和未来的一切质疑”[36]1。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说:“世界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37]鉴于此论,我们必须加强对“四个全面”的海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些中国问题观察家对“四个全面”的认知状况,也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应对,以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四个全面”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当然,由于“四个全面”的思想理论提出时间不长,从现有文献反馈看,以国际化的比较角度来探讨“四个全面”的研究力度还亟须加强。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过,中国的奋斗,便是人类的奋斗,我将长眠,祝福中国。未来世界经济的进步,必将打上更多的中国烙印。尽管依然遭遇各种挑战,但走向复兴之路的中国,带给世界的将是更多的机遇、更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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