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效应究竟有多大：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有多大论文,文献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13)02－0010－11
一、引言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思考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如何设计良好的财政刺激计划。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政府已经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方案，比如，2008年11月欧盟出台了总额高达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12月，巴西政府也正式出台一项总额达100亿雷亚尔(1美元约合2.28雷亚尔)的减免税收计划，2009年1月份又宣布增加1420亿雷亚尔落实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同年2月美国政府通过了一项为期两年，总金额为7870亿美元的增支减收计划，约35％将用于减税，约65％用于投资，两年内的投入相当于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5％，刺激方案突破了美国的历史记录。在亚洲，2008年11月中国出台了投资规模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同年10月日本公布了总额为26.9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12月又宣布了一项总额约为2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印度于12月宣布追加2000亿卢比(1美元约合50.39卢比)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显然，世界各国政府对财政刺激计划都抱有很大的期望，然而，财政政策效应究竟有多大？这只是经验研究的一个目标，目前为止，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实证都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很多OECD国家及欧洲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财政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非凯恩斯效应，即紧缩的，尤其是削减公共支出的财政政策很可能会产生经济扩张效应(Alesina和Ardagna,2010)。[1]Valerie A.Ramey(2011)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与以往几次危机有所不同(如当前美联储处于一个零利率下限(zero lower bound)的尴尬境地等等)，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政府增支减税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兴趣。他认为这在2008年之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对财政政策的作用一直存在质疑，普遍认为财政政策不能作为反萧条的有效工具。[2]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在什么背景下财政政策的乘数大小和符号发生显著的变化，如乘数大于1，乘数符号为正却小于1，或者乘数为负值；然后从实证研究角度，梳理国外学者从哪些角度以及运用哪些研究方法来分析财政政策效应，并总结各研究结论中得出的财政政策效应(乘数)的大小；再次，从中国现有的相关文献中分析和梳理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即乘数的大小；最后；进行总结与讨论。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回顾
(一)传统新古典模型
一般而言，新古典模型认为，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支出时，代表性家庭将会因为预期未来将支付高额的税收，对其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导致家庭的消费和闲暇活动减少，结果导致劳动供给增加引起工资降低，从而刺激企业的用工需求，扩大生产。在新古典模型中，财政政策影响私人经济的关键渠道是财富效应和跨期替代效应。根据Aiyagari、Christiano和Eichenbaum(1992)[3]的研究，政府永久性支出的增加更多地增加下期所需求的资本存量。这意味着政府永久性支出也会较多地提高工作时间，模型中不存在扭曲性税收，李嘉图等价的代表性个体占主导，所以政府支出是通过税收融资方式还是赤字融资方式无关紧要。然而，如果政府支出是通过扭曲性税收进行融资，结果会有显著的不同。例如，增加扭曲性的劳动税会趋向于减少劳动时间和产出。
Baxter和King(1993)[4]利用DSGE模型的标准校准法(standard calibration)对政府支出的乘数可能存在的范围进行归类，他们发现：当政府支出是暂时性的及政府通过提高扭曲性税收来保持预算平衡时，政府的支出乘数可能最低，可能是－2.5。对于靠赤字来融资的暂时性政府支出而言，如果未来是通过提高一次性总付税(lump－sum tax)来偿还，这种类型的乘数稍微高些，但仍然在1以下。如果永久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是靠当前或未来的一次性总付税进行融资的话，会产生一个较大的乘数。较大的财富效应使得劳动供给增加、稳态资本存量需求也增加，进而导致投资增加。这种情况下，短期政府乘数在1以下，而长期政府乘数为1.2左右。
Burnside、Eichenbaum和Fisher(2004)[5]指出，二战后美国的平均数据显示，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增加必然会伴随着扭曲性税收的急剧上升。尽管文章没有直接讨论乘数的大小，从模型分析的图中可以看出，扭曲性税收融资比一次性总付税融资下的短期乘数要高，乘数为正。乘数高的原因是跨期替代效应的存在。因为，个体知道将来会有更高的税负，而当前税负相对低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跨期替代方式在当期提供更多的劳动。
(二)凯恩斯模型
在新凯恩斯领域，由于价格粘性和非李嘉图消费者(缺乏理性预期)的假设，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导致私人消费的上升。但是根据Galí、López－Salido、Vallés(2007)[6]和Cogan等(2010)[7]的讨论，典型的新凯恩斯模型预测会有一个较小的乘数。因为新凯恩斯模型是在新古典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粘性价格这一强大微观基础，新古典效应会减弱凯恩斯乘数。
Cogan等(2010)[7]利用Smets－Wouters模型来估计的乘数大概小于或等于1。Galí、López－Salido和Vallés(2007)[6]得到的乘数高达2.0，但是他们做了如下假设：(1)至少50％的消费者为“rule－of－thumb”，即这种消费者是非“李嘉图”式的消费者，缺乏理性预期，不能长远优化其消费行为，这种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最优化行为的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2)就业是需求决定式的，企业需要多少劳动量，工人就愿意供应多长工作时间。Coenen和Straub(2005)[8]允许模型同时引入李嘉图式家庭和非李嘉图式家庭，假定企业的交易过程中价格变化比较缓慢，且财政当局是通过发行债务的方式为其支出融资。根据参数校准得出政府支出冲击对消费产生正向效应。
然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框架内，即使没有“rule of thumb”消费者这一前提假设，当经济处于“零利率下限”的形势下，政府支出乘数也可能很大。Eggertsson(2010)、Christiano、Eichenbaum和Rebelo(2011)及Woodford(2011)在新凯恩斯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当经济处于“零利率下限”形势下仍然存在螺旋式通货紧缩时，财政政策将发挥多大的作用。研究发现以赤字为融资方式的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预期通货膨胀的上升。但是如果此时的名义利率保持不变，预期通货膨胀上升会导致实际利率下降，从而会刺激经济活动增加。[2]Christiano、Eichenbaum和Rebelo(2011)[9]指出如果名义利率在3年保持不变(12个季度)，在此期间政府支出的增加，乘数最高可以达到2.3。
(三)非凯恩斯效应
1.理性预期效应
当预期是理性时，财政政策的效应则取决于政策的持久性。一个暂时的财政削减计划不会影响到预期，因为它没有长久的效应。然而，一个持久的政策措施的影响是不同的。私人部门会意识到一个预算巩固计划，政府在未来将面临较低的债务水平，这意味着未来的税收会减少。假设人们的消费是依赖永久收入，投资需求具有前瞻性(forward－looking)，投资和消费在预算巩固前会上升，补偿了财政削减对需求直接的影响。这时财政巩固或者称紧缩的财政政策有可能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也就是说财政紧缩产生了扩张效应。最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和丹麦，进行了成功的财政调整(Giavazzi和Pagano,1990; Alesina和Ardagna,1998)。
一般情况下，李嘉图等价性时常遭到批评。例如：一些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面对冲击，他们没有能力平滑各期的消费。另外，家庭具有短视性和非利他主义的特点，他们希望把财政负担转移给下一代。但是，私人部门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采取消费平滑行为。例如，当政府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需要立即进行财政调整，或者财政规则限制了政府债务负担率和赤字率，这时财政状况接近了一个阈值，私人部门即使具有短视性也可能会调整他们的储蓄行为，以避免未来税收的增加。
2.劳动力市场效应
劳动力市场效应指的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效率和经济总体竞争力的上升，使得私人投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财政紧缩会使工会对工资的要求适度下降(因为失业率增加，或者失业成本上升)，这样减少了企业实际工资支出压力，刺激就业、投资和产出的增长。利率效应是当前财政政策成分的作用，它假设财政稳固的实现是通过公共支出的削减，而非税收的增加，尤其是削减政府的工资和福利等消费性支出，降低了市场利率，从而导致私人投资的增加。因为这些支出的削减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通常会导致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比如：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等)，企业利润增加、投资增加。
3.利率效应
当政府面临高额负债时，利率则包含风险溢价以反映违约的风险。因此，财政扩张导致高负债率，增加了风险升水，进而通过利率增强了挤出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收紧财政政策以降低利率，促进消费和投资。然而，如果暂时性的财政扩张并承诺未来的削减是可信的，即使政府的负债很高，也不会引起风险升水。
三、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经验数据的分析
财政政策效应大小通常以财政政策乘数来表示，乘数的估计方法有很多种。一是通过对结构宏观计量模型的研究来分析财政政策乘数的大小；二是基于结构VAR的方法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利用IRF来分析财政政策乘数的大小；三是关于大型的财政调整事件的分析，即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否具有经济扩张效应。
(一)宏观结构计量模型
Evans(1969)[11]的文章是在传统凯恩斯以及采用大型宏观经济模型的框架下来讨论财政政策乘数大小的代表性著作。Evans通过Wharton模型、Klein－Goldberger模型和Brookings模型比较了政府支出持续增加时的乘数。他发现在美国，政府支出乘数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2.0左右。同时，他也讨论了各种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例如在Wharton模型和Klein－Goldberger模型中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55，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74。
根据大部分宏观模型，财政政策乘数在短期内为正，但因挤出效应长期为0。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模型，财政政策的短期乘数范围在0.6～1.3之间(见表1)。表1中显示德国比其它欧洲国家的短期乘数要高，范围在0.9～1.3之间。Barrell等(2003)[12]认为较大的德国财政乘数反映了德国进口商品的短期影响比其他国家要小。德国经济比较重视制造业，比其他欧盟国家有着更广泛的、多样化的制造业部门。因此，没有必要通过调整进口来增加总需求。
然而，这些大型宏观计量模型的缺陷，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如：Robert E.Lucas(1976)和Christopher A.Sims(1980)等。Lucas认为结构性模型的参数会随着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因此无法用于政策分析。Sims认为结构性模型施加了许多不可信的识别约束。受卢卡斯批评的影响，宏观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包含理性预期和跨时最优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成果，Sims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学。所以近几十年中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s)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分析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变化的乘数效应。
(二)基于S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在经验研究方面，近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SVAR模型的分析框架上，由于识别财政政策冲击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往往不同。这些方法可以归为四类(Perotti,2005)[13]：(1)通过设定虚拟变量来捕获具体的财政事件，进而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例如：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军费激增，军备竞赛，里根时期的财政扩张等等(Burnside等，1999；Ramey和Shapiro,1998；Edelberg等，1998)。(2)对脉冲响应函数施加的符号约束(Mountford和Uhlig,2002)。(3)基于Choleski排序对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Favero,2002；Fatás和Mihov,2001)。(4)通过分析政策制定的决策时滞和财政变量对经济活动的弹性信息(因财税制度不同而不同)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Blanchard和Perotti,2002; Perotti,2005)。
自从Blanchard和Perotti(2002)[14]应用SVAR模型对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研究以来，大量的文献都采用Choleski分解的方法来识别政府支出冲击，并根据财税制度、法律等信息求得弹性值来识别税收冲击。但是Ramey(2011)[15]和Leeper、Walker和Yang(2011)批评了SVAR方法，认为大部分政府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化都会被人们所预料，如果不考虑预期的存在，VAR模型所估计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无效的。同时Caldara(2011)[16]指出，在SVAR中所假设的税收和支出同期相关弹性值发生一个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估计的乘数发生较大变化。
根据表2，尽管各种研究采取的样本空间、试验方法和识别策略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美国财政支出乘数所在的可能区间是0.6～1.8之间。Ramey(2011)[15]估计的乘数的底限部分主要来自于当包括朝鲜战争的样本区间时模型估计出的乘数值，该样本中的政府支出主要靠增加税收进行融资。甚至在二战时期的一段时间内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是靠税收进行融资。Barro和Redlick(2011)[17]通过控制平均边际税率的效应来研究政府支出乘数，结果发现政府支出乘数仅仅为0.6。
很多研究表明乘数的大小可能随着经济所处状态的不同而不同。Auerbach和Gorodnichenko(2010)[18]利用体制转换模型估计支出乘数，发现在经济处于衰退期和非衰退期所估计出的乘数是不同的。当不允许体制内生转换时，他们发现在两种体制下乘数的大小相同，但是，动态过程分析中发现衰退期时的政府支出乘数为2.2，扩张时期的政府支出乘数为－0.3。当经济体制可以内生转换时，他们给出了在这种实验下的乘数：在扩张时期的乘数为0～0.5之间，而衰退期的乘数在1.0～1.5之间。因此当允许经济体制内生转换时模型所估计的结果似乎更加合理。另外，Robert J.Gordon和Robert Krenn(2010)[19]分析了当经济处于资源未充分利用状态下的政府支出乘数。他们将季度数据扩展到1913年构造新的时间序列数据，专门研究1940年政府支出增加对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将样本区间扩展到1941年的第四个季度，支出乘数为0.9，如果将样本区间扩展到1941年的第二个季度，则乘数为1.8。他们认为美国在1941年第2季度以后一些部门才开始受到资源约束。然而，Ramey(2011)[15]利用叙事法对这一阶段进行分析，认为Gordon和Krenn对乘数的估计很可能是预期发挥的效应。因为他们用的是标准VAR模型中的Choleski分解的方法，并没有控制居民对未来政府支出增加预期的作用。这样，他们才会得出政府支出的适度上升就会导致当前产出的大量增加的结论。产出的大幅度增加可能是因为企业会预测到政府部门的支出在未来会增加进而加速开工建设导致的结果。
除了关于对美国数据的研究之外，Heppke－Falk、Tenhofen和Wolff(2006)[20]借鉴Blanchard和Perotti(2002)[14]的SVAR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了财政政策冲击对德国经济产生的短期影响。研究发现：直接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和私人消费有正的影响，当期乘数为0.62，第6季度为1.27，统计的显著性不高，而对私人投资有负面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相比政府消费性支出而言政府投资性支出的增加对产出有着显著的正面效应，当期乘数为1.65，直到第12季度影响依然显著。当考虑到财政支出的预期效应时，未能改变私人消费对政策的正面反应。当冲击实现时，预期到的支出冲击对产出有着显著的影响，但不是在预期的范围内。总之，支出冲击的影响只是短期性的。政府净收入冲击对产出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然而，如果将总收入进行分解，直接税对产出有着显著的负面效应，当期乘数为－0.79，而间接税冲击的影响则很小。对公共部门工人的补偿性支出对于刺激经济方面并不能凑效。
De Castro和De Cos(2006)[21]在SVAR的分析框架下，估计了西班牙财政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增加政府支出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在冲击后的前两年，第4季度和第8季度的累积产出乘数分别为1.31和1.33，而在Estrada等(2004)的报告中对应的乘数分别为1.2和1.4。财政支出乘数在长期内(第4年)变得显著为负。而净税收的增加刺激了政府支出，在12季度之前显著为正，此后对产出有负的影响。Giordano等(2007)[22]在SVAR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意大利的财政政策对私人GDP、通货膨胀、长期利率的影响。选取的样本数据为1982:1～2004:4季度数据，财税体制信息来自意大利的财政部季报，经验研究表明，政府购买性支出对经济活动有着稳健的影响：支出占GDP增加1个百分点的外生冲击在3个季度后使得私人实际GDP增加0.6个百分点，累计乘数值在第4、8和12季度分别为2.4，2.4和1.7，两年后效应逐渐减弱为0，同时，对就业、私人消费和投资都有正面的影响。另外，净收入对所有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有负的效应，但乘数值较小。
Jawadi、Mallick和Sousa(2011)[23]根据季度数据，分别利用贝叶斯结构VAR方法(BSVAR)，符号约束VAR模型和面板VAR模型(PVAR)分析了金砖四国财政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政府支出冲击有着很强的凯恩斯效应，尤其是中国和巴西，持续6个季度，而税收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并具有持久性。这些证据表明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并不总是出现“顺周期性”和“扩张性财政紧缩效应”。
(三)财政调整(fiscal adjustments)的经验证据
20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和巨额的财政赤字，这些国家不得不进行财政调整来巩固预算，因此，这些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削减赤字规模，实施财政紧缩政策①。然而，这些政策效果超出了凯恩斯的理论预期，即紧缩的政策并非必然导致经济衰退。Alesina(1988)最早对战后几个大规模债务削减事件进行讨论，Giavazzi和Pagano(1990)发现了最有趣的事件是丹麦1983～1986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期间出现了财政紧缩扩张效应。
为什么会出现财政紧缩的扩张效应？Alberto Alesina(2010)[10]给出的总结是，财政调整的扩张效应可以通过供求双方来实现。在需求方面，财政调整可能是扩张性的，经济个体认为财政紧缩产生的体制变化“消除了在未来更大，也许更具破坏性的财政调整需要”。如果当前的增税/或削减开支被视为永久性的，它可以消除未来更极端和更昂贵的财政调整的危险，产生积极的财富效应。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另外一个渠道是利率，它可以通过代理人的预期产生作用。如果代理人认为，稳定政策是可靠的，为了防止政府债务违约，他们会要求对政府债券征收低的保费(风险溢价)。如果政府债券的利率降低导致与消费者和企业收取的真实利率下降，因此，实际利率敏感性的私人需求成分会增加。利率的下降也导致股票和债券的升值，增加代理人的财富，并引发消费/投资热潮。在供给方面，财政调整的扩张效应是通过三种渠道发挥作用，即：(1)劳动力市场；(2)增加税收或削减开支在新古典模型中对个体劳动力供给的影响；(3)工会在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退一步的立场。
Alesina和Ardagna(2010)[1]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对1980年起几乎包含所有OECD国家的样本，分析研究此期间的“大型”财政巩固事件。他们把财政调整的时期定义为一年内周期性调整后的基本预算平衡至少有GDP的1.5％的改善。根据这个定义选择了107个财政调整时期，研究发现：在成功的财政调整案例中，大约70％是来自支出削减，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调整案例中，几乎60％是来自支出削减。相反，在不成功或者引起衰退的案例中，60％的财政调整是来自税收方面的增加。在那些成功财政调整的案例中，支出方的财政削减甚至比增加支出的财政扩张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而对于支出方的削减，Alesina等(2002)指出成功的财政调整主要来自转移性支出项目和政府部门的工资和就业支出的削减，因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私人投资有相当大的负效应。公共部门工资的增加会带动私人部门的工资，以至于私人部门的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可以推断出，减少公共支出，尤其是公共部门工资和转移性支出，是具有扩张性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往往会受到阻碍，一是公共部门雇员的罢工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二是靠补助金生活的人手中有大量的时间，在工会运动中可能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以便说服政治家们不要触动他们的养老金制度。可能大部分公众会认为调整意味着对弱势群体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必然涉及到社会福利计划、养老金计划和转移性支出的调整。
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财政政策的乘数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仍然是经验研究的一个目标，该问题尚未形成典型的研究范式。然而，大多数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分析美国的财政政策效应，而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文献十分有限。Jawadi等(2011)[23]只是粗略地描绘了中国的经验证据，发现中国的政府支出冲击有着很强的凯恩斯效应，由于他们选取的数据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这一部分集中分析国内学者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过去，国内学者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IS－LM的分析框架下，近年来，开始逐渐出现采用宏观结构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及结构VAR模型的定量分析。总体上来看，国内学者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估计财政政策乘数，主要是在IS－LM的分析框架下；二是从李嘉图等价性或挤出效应等视角来分析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三是关于中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即中国财政政策是否存在非凯恩斯效应。
(一)财政政策乘数
早期，国内学者通常是根据凯恩斯总需求理论，在IS－LM模型框架下来估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估计财政政策乘数。具有代表性的如：马拴友(2001)[24]通过估计出IS—LM曲线来推导财政政策乘数，估算出我国1983～1999年间的财政政策乘数大约为2。高铁梅、李晓芳(2002)[25]利用状态空间方法估计IS－LM季度可变参数模型，得出：1990年以来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在0.46～0.57之间变动，政府支出乘数在1.7～1.98之间变动，而对于包含挤出效应的财政政策乘数在1.4～1.9之间变化，他们指出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占收入应增加部分的3.1％～17.6％。郭庆旺、吕冰洋和何乘材(2004)[26]选取1999年1月到2003年4月的数据，利用IS－LM模型测算出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在1.6～1.7之间，但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从1998年的1.74下降到2002年的1.56，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呈现下降趋势。李生祥、丛树海(2004)[27]通过建立宏观联立方程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理论上，政府购买支出理论乘数大致围绕在4上下波动，转移支付乘数的值在3左右，税收乘数的值在－3左右。实际上，1985～2000年间政府支出短期乘数在1.5左右，长期乘数在1.65～1.9之间，短期转移支付乘数在0.3左右，长期乘数在0.4左右，短期税收乘数大约在－0.3左右，长期乘数大约在－0.4左右。对于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之间的差异，可能原因是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过低，同时消费存在很大的刚性。对于IS－LM模型和宏观结构模型的缺陷，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受到Robert E.Lucas(1976)和Christopher A.Sims(1980)等很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因此，对于国内学者根据上述方法估计出的乘数取值区间可靠性也值得怀疑。
对于近期的研究，黄赜琳(2005)[28]利用DSGE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中国三部门RBC模型，对中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对于财政政策效应，发现政府购买冲击对消费和投资产生负效应，而对产出、就业和利率则产生正效应(没有给出具体的乘数)，说明政府支出的增加挤占了部分的居民消费和投资，存在挤出效应。郭庆旺、贾俊雪(2006)[29]利用VAR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前者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后者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李树培、白战伟(2009)[30]运用SVAR方法，根据IRF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第2期达到最大，乘数约0.215个百分点，而累计乘数为0.524个百分点；政府税收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第2期最大，乘数约0.153个百分点，累计乘数为0.238个百分点。所以，扩大政府支出的效率与效力都强于减税。
(二)李嘉图等价性和挤出效应
关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郭庆旺、吕冰洋和何乘材(2003)[31]从消费的角度检验了李嘉图中性消费思想在中国的适用性，政府支出的增加对民间消费有正的影响，而财政赤字增加对民间消费的影响却不显著。由于分析模型缺乏微观基础，所以其结论并不能就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的真正原因做出解释。李广众(2005)[32]利用最优消费的欧拉方程，从全国、城镇以及农村的三个样本估计中得出，每增加1单位的政府支出，将大致拉动城镇居民消费增加1.5～1.8个单位。李永友、丛树海(2006)[33]借助Brunila的分析思路和方法，通过最优规划得出了一个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可计量消费决策模型，利用GMM估计方法分析了财政政策变化对居民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调整，不仅没有对私人部门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反而产生挤入效应。微观基础不是来自于有限期界的居民消费决策行为，而是来自于中国存在较高比例的流动性约束消费者。陈浪南、杨子晖(2007)[34]分析了1980～2003年中国政府支出和政府融资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经验结果表明，政府的公共投资挤进了私人投资，社会文教费的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而税外费用融资减少了私人投资，货币融资促进了私人投资。
(三)中国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中国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非线性效应，此类实证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郭庆旺、贾俊雪(2006)[35]的研究发现，在2003～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期间，财政收入政策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政策则不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但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项目影响并不相同，即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期间，基本建设支出和文教科学卫生支出都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而行政管理支出并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郭庆旺、贾俊雪和刘晓路(2007)[36]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的情况主要集中出现在具有财政盈余的月份，在1992～1996年间和2004年以来这两个阶段相对较为集中。这两个阶段恰好是我国为了降低政府债务规模、实施相对紧缩性财政政策阶段。1992年我国财政赤字率高达3.4％，为了降低财政赤字，我国政府实施了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2004年同样出于降低财政赤字规模以及防止经济过热的考虑，中央政府开始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大规模政府债务后的财政紧缩性变化即财政巩固过程很可能是我国税收政策“凯恩斯效应”失效的主要原因。
王立勇、刘文革(2009)[37]利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的巴罗－格罗斯曼宏观一般非均衡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MS－VAR模型、MS－VECM模型，选取1952～2008年度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在1952～1982、1987～1990年和1994～1995年中，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这主要由我国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等原因所致；在1983～1986年和1991～1993年，特别是1996～2008年间，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这期间我国经济开始遭受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他们推断出财政初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影响主体预期的因素不是我国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是由我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特点决定，政府要识别财政政策效应类型，应密切关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变化。
项后军、周宇(2011)[38]运用门限模型，选取1993年1月至2009年11月期间的月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政策对私人消费总体上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是税收政策表现为显著的非线性效应②，并以税收增长率0.287为临界值，财政政策从凯恩斯区制向非凯恩斯区制转移；(2)我国财政政策非凯恩斯区制与高通胀区制高度吻合，即在经济出现高通胀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能引发非凯恩斯效应；(3)我国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根据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观点，政府购买乘数和税收乘数均大于1，而他们估计政府支出乘数为0.42，税收乘数为－0.14。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分别从理论和经验实证上总结了政府支出和税收乘数可能的大小和符号。研究结论表明：
(一)从理论上来看，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取决于各种模型的设定和不同的假设，不同的模型和假设得出的结论不同甚至相反
新古典模型和(新)凯恩斯模型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有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财政政策影响私人经济的主要渠道是财富效应、跨期替代效应。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支出时，代表性家庭将会因为预期未来将支付高额的税收，对其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导致家庭的消费和闲暇活动减少，结果导致劳动供给增加，工资降低，刺激企业的用工需求，扩大生产。而后者认为经济中存在名义刚性或粘性，资源未充分利用，家庭和企业受流动性约束，并具有短视性等非李嘉图性特点，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私人消费的上升、投资增加。对于美国而言，新古典理论模拟的短期支出乘数最低为－2.5，最高为1.2。(新)凯恩斯理论模型的短期支出乘数最低为1左右，最高可达到2.3。但是，当经济中出现理性预期效应、劳动市场效应和风险溢价或不确定性产生的利率效应时，财政政策也可能会产生非凯恩斯效应，这时，财政政策乘数的符号和传统凯恩斯理论预期相矛盾(扩张财政政策可能出现负的乘数)。
(二)在经验研究上，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美国数据的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据相对较少
根据早期大型宏观结构模型的估计结果，美国的政府支出乘数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2.0左右(Evans,1969)[11]，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55，长期为0.74。对于一些欧洲国家的证据，财政政策的短期乘数范围在0.6～1.3之间。其中：德国为0.69～1.33，法国为0.6～1.26，意大利在0.9～1.3。后来这些方法遭到Lucas和Sims等很多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
近年来，应用SVAR分析框架的经验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政府支出乘数在0.6～1.8之间，税收乘数在－5.0～－0.5之间。但是Arin等(2009)[39]认为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结构和税收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制定财政税收刺激方案时，应考虑各组成部分的宏观经济效应。此外，一些学者认为财政政策乘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经济衰退期的政府支出乘数要高于扩张期的乘数。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当经济处于资源未充分利用状态或零利率下限时的政府支出乘数，并没有发现理论中更大的政府支出乘数。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和丹麦出现了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经验证据，这些国家取得了成功的财政调整，实施紧缩的财政巩固计划并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Alesina和Ardagna(2010)[1]的经验研究发现，具有扩张效应的财政调整案例中，几乎60％是来自支出削减，尤其是政府部门工资和就业支出、转移性支出的削减。不成功或者引起衰退的案例中，60％的财政调整是来自税收的增加。这说明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最好通过削减政府消费性支出来化解，但这有可能会带来政治风险。
(三)通过对中国经验证据的梳理，发现早期国内学者通过IS－LM模型或者宏观结构模型估计的财政政策乘数最低为1.4，最高大约为2
当运用复杂的计量工具以后，近期较多的相关研究表明财政政策乘数都不超过1，虽然一些学者说明中国的政府支出会带动私人消费(李广众，2005)[32]，但大部分没有给出具体的定量数据。相反，还有一部分学者发现，在特殊时期，中国的财政政策也会出现非凯恩斯效应，如：郭庆旺等人认为税收政策容易出现非凯恩斯效应，王立勇等人发现政府支出更容易产生非凯恩斯效应。而方红生、张军(2010)[40]认为大而持久的扩张时期，政府消费性支出的乘数为－2.1，相反，在紧缩期，乘数为1.12等等。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研究人员不能一味过度依赖传统的凯恩斯政策方案，必须认真研究和分析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科学合理地制定出适当的财政措施实施计划。
收稿日期：2012－12－19
注释：
①当前的欧债危机使得许多国家面临同样的情形，例如，希腊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计划来获取国际救援，很可能会被踢出欧元区。但是财政紧缩计划又会带来严重的政治风险，财政巩固能否成功，是否重现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成功案例，不仅是权力当局困惑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亟需要解决的问题。
②这与郭庆旺、贾俊雪(2006)[35]的研究结论一致，而王立勇等(2009)[37]却发现政府支出比税收变化更容易产生非线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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