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前所未有论文,发展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一世纪西部论坛]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K901）
重庆地处中国腹地，中西部交汇处，是位于长江上游的特大型城市，历来是该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巨大的经济辐射能力。然而，由于开埠以来重庆发展史的某些局限性，特别是建国以来行政区划变动的制约，如此优越的经济区位以及无可比拟的开发潜能，至今还远远未能表现和释放出来。总的来说，重庆的发展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不仅落后于我国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而且与同一地区的省会城市比较，也明显呈滞后状态。这不能不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注；与此同时，山城人民翘首以盼振兴重庆的要求和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急迫。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和背景之下，重庆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一
回顾近代开埠以来的重庆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重庆作为一个重要工商业城市和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形成过程。
商业，在近代以来的重庆社会经济生活中，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市场商品结构的变化，商品流通渠道和管理机构的形成和建立，使重庆逐渐成为四川和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加快发展，四川金融业出现了新的格局，重庆继成都之后，成为新的金融中心。上述中心的形成，必定有与之相适应的交通运输系统，清末民初，这个系统就是发达的水路运输。当以重庆为枢纽的轮船运输体系形成的时候，重庆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近代四川的交通中心。尽管在同一时期，重庆的近代工业远不及商业和金融业发达，但在我国内陆地区仍然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如果失去工业这个基础，那么，重庆也就不可能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经济中心。
如果说清末民初重庆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完成了四川经济中心的东移，使重庆由一个区域行政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发展成为长江上游最为繁荣的近代城市的话，那么，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则为重庆的近代化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随着沿海大批厂矿迁渝，重庆成为大后方唯一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和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基地。作为战时工业经济的命脉，与之相对应，大批重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云集重庆，这就为重庆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重庆更大的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正是由于这种发展所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以及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才使今日重庆终于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时期。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获得了新生。当时的重庆作为西南区（川滇黔康藏）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它一方面具有繁荣的商业区与较为集中的工矿区，另一方面又具有方便集中的文教区与分散的农村，其市幅之大，占全国第三位。作为全国最后解放的一座特大型城市，建国之初的重庆，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西南地区堪称首屈一指。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党和政府发出的“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号召，曾经激起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山城人民忘我的工作热情和奋斗精神，重庆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主要反映在解放三年后，重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全面完成，财政状况得到基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水平。随后，由于国家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重庆的地位大幅度下降，她作为四川省的一个省辖市仍然继续发挥着西南地区最大工商业城市的作用。此后，重庆的发展虽然时快时慢，多有起伏（包括后来的计划单列），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毕竟仍在继续前行。尽管步履沉重，但重庆所固有的山川之利和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使她仍不失为本区域的经济中心和长江上游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对国家和地方财政的贡献依然很大。
通过几十年来的艰苦努力，重庆基本上建成了比较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有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其中钢铁、机械、化工和纺织等行业在全国颇具规模和影响，有数十万产业工人队伍。国有大中型企业众多，前期发展优势明显，成为国民经济的骨干。近十年来，重庆工业经历结构性调整，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涌现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由此带动而形成了新的支柱产业——汽车和摩托车行业，力争把重庆建成我国西部汽车城。
长期以来，重庆的农业发展一直比较平稳，除少有的几次自然灾害外，粮食产量基本上实现了稳产增收，而生猪饲养量却不断增多，有力地保证了城乡市场农副产品的供应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重庆的典型性还在于，她既是一个工业重镇和大城市，同时又是一个大农村，其市幅之大和人口之多，目前居全国第一。因此，从一开始，重庆就肩负起了大工业带大农业、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繁重任务。中央一再希望和要求重庆走好这一步棋，走出一条新路子来，为全国各地起带头和起示范作用。应该说，重庆将要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此密切相关。
几十年来，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究竟如何？她在整个四川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当下的“新重庆”又是怎样一个具体化的概念？相信这是许多人多年想弄清楚而没有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它实际上关系到重庆走向未来的一个起点和定位问题。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初步统计和测算，截止1995年底，重庆（包括涪陵市、万县市和黔江地区，下同）的土地面积为8.22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的14.4%；人口为3001.7万，占全省的26.9%；耕地面积是162.917万公顷，占全省的26.3%；国民生产总值是1013.31亿元，占全省的28.7%；农业总产值是406.3亿元，占全省的26.7%；工业总产值为1087.4亿元，占全省的27.8%；国有大中型企业335个，占全省的32.2%；地方财政收入为50.83亿元，占全省的30.4%。而其它一些重要指标，如原煤产量、天燃气产量、进出口贸易额、旅游创汇收入和高等院校数量等，均远远高于以上比例。仅就重庆而言，1996年已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175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80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493亿元，增长11.6%；第三产业增加值402亿元，增长14.7%。
以上看似枯燥无味的数字，它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建国以来几十年重庆及川东地区对四川区域经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客观存在，因而也就成了今日重庆之现状和走向更大发展的起点。如果从起点看，她仅仅是初具规模和效益；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观察，她才刚刚处于启动期。因此，这远非重庆的辉煌与荣耀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和兄弟省市的快速发展，重庆与其反差越来越大，原有的矛盾更加突出，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下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背景和关键的时刻，加快重庆及川东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已经提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议事日程上，重庆的面貌将为之一新。
二
重庆欣逢时代机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党中央、国务院新形势下战略决策的结果，是山城人民几十年来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丰厚回报。具体分析，当今重庆正面临着四大发展机遇，可谓千载难逢，舍我其谁。
一是长江经济带的开发与开放战略 毋庸置疑，我国的改革开放浪潮是以沿海地区为前沿地带而发展起来的，即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扩大到海南省和沿海14个开放城市，其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时机、条件的逐步成熟，党中央、国务院又及时提出了沿江和沿边开发开放的战略构想，并立即付诸实施。其中，到本世纪末和21世纪初，长江经济带的形成，将把我国经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再上一个台阶。
众所周知，长江流域历来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工农业布局的重心，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以上。该地区大中城市云集，经济实力雄厚，人才资源汇聚，科技文教发达，具有其它地区和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目前，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已经启动，作为前沿的上海浦东先行一步，且已初具规模，可谓“龙头”高高昂起。而重庆作为长江龙尾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自然不该落后，她与上海浦东以及沿江重要城市遥相呼应，将会使长江巨龙腾空而起，从而为本区域乃至全国经济产生巨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初步估计，长江经济带的辐射能力将遍及大半个中国，而如何正确处理龙头、龙身和龙尾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是建成长江经济带的关键所在。
作为“黄金水道”的长江流域一线，集中了我国工商业最为发达、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几个重要城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机制和市场要素最为健全，所以领先一步，率先启动，充分展示了龙头的风采，华东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已有很大改观。而处在龙身一带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虽然也面临着老工业基地改造和历史包袱比较沉重的负担，但依凭其特有的“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也不乏追赶的后劲。而目前的关键所在是龙尾地区，如果龙头高昂，龙尾不摆，龙身实难舞动。正是基于这一战略性的构想，中央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重庆，寄予重庆莫大的希望。因此，长江经济带的开发与开放，实为东进与西进结合的“三部曲”，一看浦东，二看重庆，三看华中，这“三部曲”都先后奏响之时，才是长江浩荡高歌猛进之日。
二是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发展战略 我国中西部地域广阔，资源富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发展缓慢，相对于东部及南方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总结建国以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和东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国家适时制定了“九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其计划的主旨和指导思想，就是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尽快缩小与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差距，实施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发展战略。这对于急盼中西部地区经济振兴的人民来说，不啻是一大福音。
辽阔的中西部地区，地大物博，在资源、劳动力和市场这三方面都具有东部无可替代的优势。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源配置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性，这典型地表现为经济发达的东部及沿海地区智力资源和资金雄厚，而所需的人力资源及能源、粮油副食品和原材料供应，则大量依靠中西部地区。鉴于工农业产品之间、高新技术产品与原材料加工品之间实际存在的巨大价格和价值差别，双方的经济差距被越拉越大。
尽管以上这些都是由于历史的缘故而造成的地区差别，但当其发展到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其负面影响将逐渐增大，甚至将导致国家的不稳定，更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正是由于国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对地区贫富差距的正确估量，才从政策性的高度提出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发展战略。可以肯定地说，既为“倾斜”，国家必然要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强化措施，予“倾斜”以实际意义，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都会受益，更为落后和更为偏远的西部将受益更大。
如前所述，重庆及其川东地区正处于中西部的结合点上，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加快发展必须寻找一个战略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除需具备相应的经济区位优势外，还需具备良好的率先启动的条件。重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经济中心条件，正好担当此一重任。重庆作为西部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流通中心，其便捷的水陆空运输体系和商贸网络使其辐射能力大增。果如此，重庆将充当中西部地区沟通往来的桥梁，东部对中西部资金、技术与人才的支援，以及东部对中西部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需求，都将沿此路径展开。
三是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开发 如果说以上两大机遇正在形成或将接踵而至的话，那么，举世瞩目的跨世纪工程——三峡大坝建设和库区经济开发，已将重庆及其川东地区置于大发展的前沿和中心。以重庆为依托建设三峡库区新的移民城市和新的产业群，无疑是库区建设的重头戏。
作为三峡库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庆的各行各业将直接或间接参与三峡工程建设，这为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开发性移民方针的确定，将使库区经济发展与移民工作齐头并进。尽管重庆及其川东一翼由此承担了百万移民和数十个贫困县的脱贫重任，但是，有奋斗才会有机遇，机遇往往在奋斗中出现。初步预计国家对三峡工程及其库区移民开发的动态投资将高达2000亿元，加之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省市的大力支持与对口支援，相信开发性移民和贫困地区脱贫的艰巨任务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如期完成。果如此，重庆在三峡库区的中心地位将更加巩固，其经济实力和发展规模将会有一个极大的改观。
与此同时，三峡库区开发又是一个长久的系统工程，在三峡大坝建设期间和建成以后，库区开发工作将全面展开，有条不紊地进行。它不仅涉及到新的移民城市和新的产业群的建设，而且还要将整个库区发展规划付诸实施。目前已经确定的至少有两项极为重要的计划：即三峡文化长廊的建设和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此外还有库区商贸走廊的建设。
鉴于长江三峡一线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为确保我们民族这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不致流失，立即着手规划三峡文化长廊的建设，将同样是“功在千秋”的一件大事。如此生动的巴渝文化环境和如此优越的旅游资源相结合，必将使重庆及库区的形象大放异彩。这同样也是一种机遇，一种弘扬民族文化传统、重塑重庆人心灵的机遇。经过不懈努力，把重庆及三峡库区建设成为中西部精神文明的“首善之区”，应该不是奢望。
重庆生态经济区的设想也与库区开发息息相关，是未来库区建设对重庆提出的更高要求和希望。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建设生态经济区，是解决当前重庆环境问题，加快重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建设生态经济区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重庆的环境现实，以发展为前提，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这就要求重庆从整体上优化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在中心城区实施大城市发展战略，在库区以长江干流为主线，重点发展农林、轻工、食品和旅游业等，在各支流实施小流域综合发展战略。只有这样，三峡工程给我们重庆带来的大好机遇，才可能化作美丽的现实。这是重庆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迈向21世纪并谋求超常规发展的新起点。
四是国家对老工业基地的重点改造 重庆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风风雨雨几十年，由于受旧的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历史包袱的拖累，一直处于步履蹒跚、负重喘行的严峻局面之中。具体表现为机器设备陈旧而无力更新、企业负担沉重而难以自拔，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而大面积亏损等。重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大，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所受的创痛比其它新兴工业城市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改造的难度也要复杂得多。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重庆反映得更集中、更突出。所幸近年来，国家下决心加大了对老工业城市的改造步伐和改造力度，重庆是其重点之一。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重庆的经济发展和老工业基地改造，并多次指出：重庆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的根本出路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这就要求重庆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理清思路，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改造与调整的步伐，着力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同时加快区县经济发展的步伐。
具体到老工业基地改造措施，针对重庆当前的情况，必须达成以下共识：首先要进一步理清经济发展的思路，制订好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第二，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确定发展的重点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第三，进一步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向科技要效益。第四，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第五，要打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攻坚战、兼并破产的攻坚战、扭亏为盈的攻坚战。可以这样说，机遇不会无偿给予，伴随着机遇而来的将是对重庆几十万产业大军的一次全新的考验。
与此同时，对老工业城市的改造，一般来说，除了国家给政策、给优惠外，财政方面还要投入巨额资金，以保证改造工程的启动和正常运转。这些都是以往地方当局想办而难以办到的事，只有通过国家统筹安排才可能实现。如果借此良机，重庆的工业部门能够在短时间内分头突围、甩掉包袱、轻装上阵，那么，极有可能一举扭转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新形势下的被动局面，重新成为工业战线的排头兵和国民经济的脊梁，这对于振兴重庆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近年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为谋划三峡工程和库区建设的宏伟蓝图，已数次视察重庆，对重庆寄予了很大的期望：重庆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也先后考察重庆并给予具体指导，表示全力支持新重庆的发展和建设，重庆的国民经济发展将驰入“快车道”。欣闻新华社北京1996年12月30日电，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其中有一项重要议程是：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这将是重庆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对于重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以上四大机遇将不约而同地汇聚重庆，呈“八面来风”之势，使重庆人不禁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喟叹。但是，感慨并不等于行动，机遇并不等于现实，关键在于如何牢牢地把握它、抓住它。把握与利用机遇的前提是提高认识，因为每一个机遇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又有其时间性和特殊性。机遇不争取不行，顺其自然更不行，用好和用活机遇是一门大学问。具体到当下的重庆，前提就是要来一次重庆人（从各级领导到普通市民）思想上、观念上的大解放，莫如此，便不可能有一个大发展。
从建国以来重庆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看，几经起伏，一直在全国中游的水平徘徊，其间错过机遇和丧失机遇的事并不鲜见。机遇当前，“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加快发展”，应该是也必须是重庆人自觉的行为和目标。值得高兴的是，今日重庆市民的改革开放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对机遇的到来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整个干部职工队伍的精神状态是好的，对振兴重庆充满了信心，这正是重庆发展的希望所在。唯其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并预言：一个文明的、繁荣的、现代化的新重庆将悄然崛起于我国中西部广袤而富饶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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