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民主的辩证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在1954年出版的《选举》一书中作了如下评论：“如果全体公民极大地参与政治，那么这种群众性的民主政治将会怎样起作用呢？但人们缺乏政治兴趣也是不无好处的。其实，政治兴趣极浓的选民投票越多，对于竞选运动越了解，耳闻目睹也多，参与程度也就越高，他们也就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主张，并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主张。极端的政治兴趣伴随着极端的政治狂热，如果遍及全社会的话，这足以破坏民主过程……，相反，政治兴趣低却能够为急剧变化时期的复杂社会的政治变革提供试验的机会”。（注：转引自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贝雷尔森讲出了经验民主论者或程序民主论者对现代民主制度作了实证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但“经验民主论实际上改变着民主政体的根本性质—无论多数公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为规范定义，还是按那些现代政治哲学说法为定义，民主政体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政体（因为在那种政体里，公民政治参与是作为它的绝对必要条件存在的），而是一种积极参与政治既不必要也不受欢迎的政体。”（注：转引自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一、累积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
幸亏在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存在着若干中介环节，这些中介环节造成了民众意愿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脱节。但即使有了这些脱节，如果民众对政治产生了极端的兴趣，这些脱节也不能使国家意志免于被民众大多数的意志拖入平庸与肤浅，温和专制，争执不已，以至于产生政治强迫与社会分裂危机的可能。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已经成熟到了使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与民众意志之间脱节可以保持平衡的程度，这种平衡是西方民主制度数百年来经过无数次试错所获得的，在此进程中，每一次特殊事件所造成的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脱节都会影响到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反过来，民众参与积极性的每一次变动，又都向如何保持同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脱节的平衡提出了要求。若我们假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不存在任何中介环节，民意可以很容易地上升为国家意志，则要达成民主政治所必须的平衡，就要求民众有着极为理智的政治参与度。民众这种理智的政治参与度，也许正是卢梭所说的公意。但公意是社会全体成员基于共同利益，针对共同目标，符合共同幸福所具有的共同意志。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众还不具备产生公意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平等条件与必需的利他与宽容精神。因此，民意若很容易上升为国家意志，或者说在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只有很少的中介，因此也只有很少的脱节，也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但在现实的民众条件下，却不是一个值得实施的目标，也不是一个能够实施的目标。古典民主论者或者说本体民主论者一再强调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改善人民参政的机会，就应该使民众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更加容易些，当然，若古典民主论者考虑到了民意与国家意志脱节更少可以更好地改善民众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利他与宽容精神，这种主张是有合理性的，但是，一方面是资本家不愿意改变现存的经济安排，一方面是脱节更少与改善民众状况的影响力之间并不会是平衡的，因此，古典民主论者的思想虽然是值得同情的，却并不是值得试验的。
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脱节总是在特定的事件中历史地形成的，并且是经由民主价值作了合理化证明的。但这种脱节无论是多么合乎古典民主论者的价值理想，却都只能是在特定民众条件的情况下必须设置的障碍，即便是没有此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也会有彼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来达成脱节。三权分立作为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已普遍被现代民主国家所借用，就是这种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产生脱节的一个典型例子。因此，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卢梭从民主的原则出发，他根本无法理解三权分立原则何以会成为现代民主的基本原则。
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脱节方式一旦形成，这种脱节本身就会具有保守性的特点。现代西方民主体制所形成的制度累积决定了其与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平衡的性质。在现代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度中，脱节与参与的平衡仍然是存在的，在某些关键的情况下，民众可以有效地影响政治决定，但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种平衡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从长远看，我们也可以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制度创新能力。但就目前来看，这种累积制度的保守性已经牺牲了许多本来可以不牺牲的东西（当然也可以说这些牺牲是必不可少的牺牲，但要看参照系）。
二、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累积形成的保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虽然也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缺陷，如有些人说的民主制度是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制度。
第一个方面可以从民众参与政治方面进行分析。密尔认为，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是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而且是创造、发展完善公民的需要。他认为，“对智力活动的唯一充分的诱因，……是智力活动的结果有被实际采用的希望”，“人们只有自己亲自发现真理才能懂得真理”。（注：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马尔库塞认为，如果民主仅仅被局限于周期性选举，那是远远不够的，人民必须还拥有对自身生活的决定权。帕特曼认为，形成朝气蓬勃的、富有知识的人，能胜任国家和社会公共市务的市民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经验民主论者们所发现的公民政治参与既不被现代民主政体所必要，也不受现代民主政体的欢迎的事实说明，现代民主是以牺牲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为代价的。
对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牺牲所造成的后果，是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消极被动。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选举，任何一个公民所投一票的意义都已极其微小了，之所以在选举时人们参加投票，往往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他受到民主意识形态的驱使。但现在他认识到了，自己了解政治和积极参与政治，不仅是现代民主政体所不必要的，而且并不是受欢迎的，他因此自然会“理性地”退出对大规模投票的关心。而现代民主制度失去了意识形成的基础，这种民主制度就会因为缺乏道德基础而陷于道德危机之中。
由于大规模民主所造成的个人作用的渺小，缺乏道德基础的民主制度会因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注：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而导致民主因所需的最低基础的民众参与积极性的缺乏而瓦解。对民众参与积极性的牺牲不仅导致了理想主义价值的损失，而且还会瓦解现实民主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前提是：给民主乌托邦以生存的空间，或者组织民众经常性地参加小规模的政治决定，以给他们力量感与使命感，或者如理想主义者的说法，使“个人尊严得到提高”。
对西方民主制度缺陷分析的第二个方面可以从制度本身进行。达尔将美国的民主制度称为典型的“多头政制”，在1982年出版的《多元民主的困境》一书中，达尔首先论述了独立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即第一是为了相互控制。他认为在一个大的政治系统里，独立组织有助于防止权力垄断和创造相互控制；第二是为了推行大规模的民主体制。他认为自主组织是大的民主体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不仅是民主体制运行的先决条件，而且是它的必然结果。接着达尔分析了多元化可能导致的问题：第一，使政治不平等稳定化。达尔认为在面临社会结构改革时，多元化往往是一种保守力量。在一个国家，组织力量都设法阻止其他集团做出任何有损自己利益的改革。结果，旨在对财富、收入、地位和权力进行再分配的任何结构改革都不可能，除非以取消组织多元化为代价；第二，造成公民意识的扭曲。达尔认为，在多元民主体制下，各种利益集团常常牺牲更为广泛的需要来满足自己的特殊需要，牺牲更为长远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眼前利益。多元组织在加强内部成员之间团结的同时，也加强了与其它集团成员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这样一来，多元民主就在政治行为者中培育出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缺乏关于集体的、公共的、社会的、普遍的利益的认识，而只强调自己的、个人的、集团的、狭隘的利益；第三，使公共议程发生偏向。多元体制下的组织异常活跃，公共政策常常为之左右。各种组织由于它们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不平等，在领导技术上的差异，使得它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也参差不齐，同时，由于集团意识强烈，特殊利益日盛，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得不到考虑，这些都使得正常的政治活动受到影响，使公共政策出现偏差；第四，使得许多有关公共事务的最终控制权从选民及民意代表手中异化。达尔认为，民主理论认为人民对各种政治事务享有最后的控制权，但在多元组织盛行的体制下，这种最终控制权常常出现异化现象，重要的决定常常越出了立法机关的有效控制，更何况人民大众了，这是因为各种组织在很多事情上享有自主权，代表机关无法将其纳入到有效的控制之中。
林德布洛姆1977年出版的《政治与市场》一书中，通过对现代民主国家实业界与民主关系的考察证明，在如美国这样的多头政治国家中，不仅“有特权的实业界控制与多头政治的控制的竞争使实业家在为支配多头政治所进行的斗争中，赢得了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而且，存在着一个高收入、有权威、在社会中备受优待的阶级，这个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向大部分民众灌输了它自己喜欢的态度、信仰和决断”，他在相当程度上用详尽的事实证实了以下可能：“人们接受了灌输，通过购买和投票提出要求，这种要求不是别的，正是决策精英已经安排给他们的东西。那些假定用来引导领导人的决断，原来是由他们（指以实业界为主体或受到实业界控制的决策精英——笔者注）自己确立的。”这样，实业界即便“在操纵决断上的优势并未使大众化控制完全循环”，也使大众化控制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林德布洛姆在书中还进一步探讨了对多头政治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能，但他得出结论：“就民主而言，要想发展远远超过现有多头政治的畸形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较多的民主意味着较少的实质。使大众化控制超出受灌输的决断的约束，等于陷入使大众化控制进入分裂和无序的尝试之中”。（注：参见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98页，334页，293页，309页，535页。）
因为制度的保守性特征，西方民主制度的构架决定了其多元化的必然性，同时，多元组织进一步强化了民主制度的保守性特征。现代民主制度保守性的实质是平等让位于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地位一直高于平等。现代民主制度在其产生的初期，即是以民主来达成自由而非以民主来寻求平等。
现代民主制度的保守性特征既是生成的，又是设计的。因为现代民主制度一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非平等的自由。同时，当社会中的强势阶级面对弱势阶级强有力的要求平等的压力（往往是以扩大民主的要求表现出来的）时，他们一定会在扩大民主基础的同时，想方设法减轻这种民主的实质性内容。当英国1867年不得不通过法案给一部分劳动阶级以选举权时，因为担心劳动阶级“手中已握有权力，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使自己成为形势的把握者，所有其它阶级在他们手心里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其结果，“就在法案通过的那一年，英国保守党人建立了保守党和宪法联盟全国委员会，开始出版大量内容不变的对劳动人民宣讲的传单册”，同时，充分地利用其民主制度中的中介环节，加强在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进行脱节的努力。英国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这是世界上最极端的现象之一，即选民大众所投的票很像他们的领导精英投的票。他们为自己要求的东西极少”。（注：参见《政治与市场》，第298页，303页。）此即“较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少的实质”。也正是因为实质少，才可能有更多的形式上的民主。只有当社会中的强势阶级认识到扩大形式上的民主并不会破坏自由的基础，他们才愿意让民主作形式上多扩大。多头政治是减少民主实质的一种办法，显然可以有效地满足社会中的强势阶级的这种要求，因此，多头政治便成为了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自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以来，虽然形式上一直在扩大民主基础，但这种基础又被种种中介剥去了实质性内容。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与其说多头政制是民主的，不如说多头政制是非专制的，多头政制是可以保证强势阶级自由的制度。
如达尔的说法，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以多元社会组织为基础，多元的社会组织又造成现代民主逐步背离其实质的后果。但是，形式上的民主起码有一些因素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只有以意识形态欺骗才能保证现代民主持续下去，这种欺骗的核心内容是现状的制度是最好的，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持做人的尊严，而且可以最有效地发展经济。西方现代多头政制的基础：经济上的不平等正被说成是保证经济和社会高效率的前提。正是这种名义上的经济理性为西方多头政治的生存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保守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一再用理论证实着这种合法性。
假定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合法性消失了，形式民主中的某些不可逆转因素就可以摧毁掉多头政制的基础。二战后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是西方多头政制获得生存合法性的关键原因，但是，谁能指望一个社会总是发展？谁能肯定西方社会不会发生一场持续的经济衰退？何况即使社会主义运动一时对西方多头民主制度构不成威胁，经过一个时期以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就不再会从反面形成对普通民众的强烈刺激，从而就使西方民主制度缺少了对比所产生的合法性基础。
林德布洛姆说“就民主而言，要想发展出远远超过现有多头政治的畸形的形式是不能的”。他的说法与达尔是一致的，达尔证实了组织的多元化是现代民主体制运行的先决条件。因为社会的存在总体讲是先于政体的存在的，是西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其多元社会组织的发展，核心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才造就了西方现代多头政制的基础。在不触动现有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多头政制当然是很少可供选择的较好方案。因此，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多头政制的选择，一方面多头政制在某种意义上也正依赖于其种种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其中的资本主义基础（当然并非唯一基础）。
三、西方现代民主的启示
西方的经济社会基础成为了多头政制的决定性依据，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在多头政制中又造成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这就是我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缺陷从制度本身方面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给我们的启示则是：对于非西方社会，若要选择多头政制式的西方民主，就不仅要准备面对西方民主制度所造成的困境，所造成的对民主的背离，而且必须要逐步形成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发展出西方社会的多元化的组织体制。
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与它本身的文化状态及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且其强势阶级不仅意识完善有效，而且组织形态完整有力，因此，在面对多头民主的困境时，西方社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运动自如，这是西方多头民主可以延续的关键原因之一。但非西方社会往往缺乏多头政制最基础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历史文化传统，且非西方社会往往没有形成一个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上占到了绝对统治地位的强势阶级，如此一来，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多头政制的结果，往往是来不及享受到多头政制的好处，多头民主中困难的一面就暴露无遗。林德布洛姆是正确的：“使大众化控制超出受灌输的决断的约束，等于陷入使大众化控制进入分裂和无序的尝试中”。非西方社会往往难以从历史与现实中找到强有力的约束大众化决断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组织的基础。
总起来说，现代民主制度通过民主制度本身的脱节处理形成了与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之间的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保证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存在，但西方的多头政制在这种平稳的过程中，是牺牲了很多东西的，这种牺牲很可能消解现代民主本身的基础。
从另一个方面讲，现代民主的缺陷既要求其学习者保持对这种民主缺陷的警惕，又要求其学习者照顾到民主选择的历史与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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