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研究综述（1991—1995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research work and the mainviewpoints in the research on rural women in the first halfof the 1990s and considers the period 1993-1995 as the goldenperiod of rural women's studies,in which notable
progresswas made in the areas of study,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research personnel.It also introduces the viewpoints of afew major authors on a number of questions, such as thetendency toward non-agricultural fields of work among ruralwomen,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and women and rural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 pointing out problems in ruralwomen's studies such as the lack of field research andinvestigation and the standpoint of research.
在综述1991—1995年的农村妇女研究之前，首先要做两点说明：
第一，任何一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包含社会问题）的研究都不可能脱离人群，例如历史学、社会学、妇女就业、婚姻家庭、生育健康、妇女教育等，都会涉及到农村妇女，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农村妇女研究综述和其他章节的交叉和重复。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和雷同，我将这一节的综述重点放在经济变革和农村妇女发展上，这是近几年妇女研究中的热点，也是当今和农村妇女自身命运最为关切的话题。
第二，学术界一般在三个层面使用“农村妇女”这一概念：一是指职业——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二是指居住地——生活并居住在农村的妇女；三是指社会身份，即持有“农业户口”的妇女，而不管她做什么或住在哪里。本文使用第三种解释。
农村妇女研究回顾
中国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始自农村，自此启动并加速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十几年来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农民，包括农村妇女的社会分化。
相对于农村经济的活跃和社会变迁的急剧，诞生于80年代中期的中国妇女研究，在它起步的初期所给予农村妇女的关注却是极其有限的。这同中国妇女研究兴起的背景有关：正是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后而诱发了一系列的妇女问题，如城市职业妇女的双重负担，企业拒收女工，女大学生分配难等，促使妇女研究的兴起，而农村由于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蓬勃发展却掩盖和隐藏了性别问题；中国当时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大都集中在高等院校，他们较少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村妇女。
早期的农村妇女研究多集中在婚姻家庭领域，主要关注的焦点是买卖婚姻，妇女外流和拐卖妇女等社会问题。8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妇女变化及妇女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地表现在1990年在郑州召开的“中国妇女社会参与和发展研讨会”上：黄西谊的《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中农村妇女经济身份的转换》〔1〕，高小贤的《中国女性人口迁移与城镇化》〔2〕，金一虹的《经济改革中农村妇女的现状与出路》〔3〕，高小贤、崔志伟的《陕西关中地区百户农妇状况调查》〔4〕， 加拿大学者宝森桂的《农村妇女与中国发展的未知数——一个人类学乡村研究方法的示例》，可看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农村妇女研究的起步阶段，1991年—1995年就可以看作中国农村妇女研究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作两个时期，即1991—1993年和1993—1995年。
1991—1993年，农村妇女研究处在一种平稳的发展状态，无论从发表的论文数还是从事此领域研究的队伍都没有大的发展，这可从这一时期举行的较有影响的几次研讨会中看出。1992年北京大学妇女问题首届国际研讨会提交的37篇论文中关于农村妇女研究的有两篇：高小贤的《中国现代化与农村妇女地位变迁》和孟宪范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中国农村妇女》。1993年北京大学妇女问题第二届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44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是关于农村妇女研究的，即高小贤的《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但这几篇文章的研究深度较前有明显提高。笔者的《中国现代化与农村妇女地位变迁》一文收入1992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之性别观念”研讨会论文集《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and the Stat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文载于《性别与中国》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该文论述了1949年以来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妇女自身发展的关系。
1994—1995年是农村妇女研究的繁荣时期。无论是从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来看都有很大的发展，其标志是1994年召开的两次有关农村妇女的专题研讨会，即：2 月北京市妇联和新华社在北京举办的“’94农村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和9 月由《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和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在河南省新乡召开的“’94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研讨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两本有关农村妇女研究的论文集，即李小云主编的《妇女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和新乡会议的成果《当代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4年）。这一时期农村妇女研究相对表现出的活跃是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密切相关的。’95世妇会使中国妇女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各种妇女组织以及学术间交流迅速增加，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资助的一些和妇女发展有关的研究项目中许多是和农村妇女有关的。其中较为大型的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外来女劳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持的关于“华北农村妇女与文化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他们从1991年开始了妇女与农村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在河北省宁晋县和故城县建立了两个妇女发展操作研究试验点，其研究成果便是上面所提及的《妇女与农村发展研究》一书。
涉及到的几个主要问题
1、农村妇女的非农转移问题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衡量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有2亿多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在这一大潮的裹挟下， 相当数量的农村妇女也完成了由农民向非农民的经济身份转换，这一历史性转变给农村和农村妇女自身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同时也成为妇女研究自始至终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的研究和前期不同的是，它将视角由纵向转移到横向，抛弃了以前仅用今天的农村妇女和昨天的农村妇女做比较的模式，引入了性别视角，即动态地观察男女两性在这一转移中的差别，使关注的领域和研究的深度都有所拓宽。
劳动力转移中的性别差异。孟宪范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中国农村妇女》〔5〕一文对农村妇女的非农转移趋向做了以下归纳：（1）在乡镇企业较为发达地区，凡是适于女性就业的行业农村妇女大量的进入，实现了就地转移。这其中有大量的已婚妇女。（2 ）在乡镇企业不够发达的地区，农村妇女的转移形式是离土不离乡。到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在这个群体中未婚青年占很大比例。（3 ）在这些不够发达地区更多的情况是男劳动力离土又离乡，女劳动力在递补效应的作用下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她们的社会角色得到强化。高小贤在《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6 〕一文中着重分析男女两性在转移中的差异，指出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量上女少男多，依据各种不同的调查资料推算，女性约占25—30%；二是就业层次上女低男高，在异地转移中女性占20%左右，许多集中在低技能的家务劳动市场，在乡镇企业中妇女也主要集中在技术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加工等，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低；三是女性转移中逆向转移较男性大。这一方面与妇女转移出去未婚者多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扮演着“第二蓄水池”的作用。“外来女劳工研究”课题组在湖南省钟水村的研究发现，流动中的男女工差异，在数量上男性多于女性；受教育程度上，女性低于男性；类型上，男性100%为个人为主的流动， 而女性未婚者是个人流动，已婚者则一般是伴随丈夫或家人；在工种上两性分工很明显；收入用途上，未婚男性是以给自己存钱以备将来成家用，未婚女性更多用在个人消费上〔7〕。
劳动转移的直接后果是原先单一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开始有了较明显的职业分化。金一虹依据中央政策研究室1992年对全国29个省市312 个固定观察村点的资料对农村妇女的职业分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村妇女最大的职业群依然是农业劳动者，其次为家务劳动者，第三位是农民工，与男性劳动分化相比有以下三个特点：（1）21.4 %的农村妇女进入非农产业部门，比男性低13.6个百分点。在各项非农职业中，男性比重都比女性高。在农业劳动者中，女性纯务农者占同类劳动力的45.4%，高出男性4.9个百分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化速度滞缓， 继承性务农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2）出现新的脱离社会生产， 专门“主内”的主妇群。（3）无论是进入农村中的行政管理层还是经营管理层， 男性比率均比女性多5倍，女性进入管理层的机会依然稀少〔8〕。
农村妇女非农转移滞后几乎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但在分析原因时大家却各持所见：孟宪范在同一篇文章中分析到，女性在转移中处于劣势的原因是：（1）育子、持家的任务是刚性的，女性转移与否， 均要以此为前提；（2）自身素质的限制，包括体能和文化素质；（3）社会对妇女的保护，给女性以较轻、较安全的工作是社会进行性别分工的重要原则。高小贤认为，妇女劳动转移中存在着结构性障碍：（1 ）中国农村工业化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它不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率极大提高的基础上的，主要是土地资源的有限造成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追求相对高的经济效益所致。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转移遇到的外部环境也有自身特点：一是资金短缺，除启动工业外很难再有用做其他用途的投资；二是地域分散，大都以村、乡为单位就近建设，不利于为之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这就从两方面限制了妇女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方面是食堂、托儿所等服务设施不发达，无法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地区级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化服务大都转让给家庭，而家庭往往又交给妇女。大邱庄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2）80 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因而土地的收入依然是每个家庭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农业成为就业和生活的保险措施。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在本身占有土地，家庭成员分工分业，自己兼业的情况下转移出去，自然是对较少拖累的男性机会更多些。只要转移出去劳动力其就业收入和稳定还没有达到放弃土地的程度，妇女的转移就要受到限制（同上文）。
金一虹指出：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受制于以下因素：（1 ）社会经济因素的约束；（2）主观原因的制约：农村妇女在转换职业过程中， 对亲缘、姻缘、地缘的依赖性较大，家庭对她们亦有较大拖累，女性的独立意识与创业能力不如男性，在职业流动中处于被动状态。（3 ）制度性约束（政策法规以及乡镇一级的行政规定），在非农转移过程中，在一个社区内，通常是政策机制（组织安排）大于市场机制，个人的职业选择受制于现行制度所提供的制度空间，农村妇女的选择空间小于男性。（4）非制度性因素的约束——文化观念（比如， 男女两性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应扮演什么样角色，是传统农业社会男主女从的延续还是全新的？）社区意志（社区共同关心的问题，社区要达到的目标——就业目标、收入目标、地方建设和福利目标与是否包括平等目标）以及个人对现行制度安排的理性认同和信赖无一不影响着这一职业分化过程〔9 〕。“外来女劳工研究”课题组却认为，“这些与现时农村仍然沿续的从夫居传统、父系结构及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劳动分工有关，换句话说，婚姻的现实和预期是影响女性流动最重要的因素，而对于男性则没有那么重要。”〔10〕
2、农业女性化问题
农村妇女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滞后，带来最明显的后果是农业女性化趋势，男性转移出去以后，农业越来越成为妇女的主要工作。也有学者将这种分工格局称为“男工女耕”模式。最早对这一现象给予关注的是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他们担忧农村妇女相对低的文化素质对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现代化不利。近几年妇女学者加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这种分工局格和农村妇女自身发展的关系。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持肯定态度，认为“男工女耕”的分工使农村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她们的精神发展已得到了促进：第一，这种分工使农村女性成为精神独立、人格独立、集决策者与劳动者于一身的自觉的劳动者，调动了农村女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摧毁了他们依赖男性的根基。第二，“男工女耕”的分工使农村女性享有对家庭生产和家庭事务的“缺席领导权”，这增长了她们的才干，积累了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第三，“男工女耕”使男女劳动内容异质化，女性收入边界清晰，对家庭的贡献明显，这增强了农村女性的自信心，促进了他们独立人格的发展。第四，农村女性因“男工女耕”的分工而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增加，这大大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声望，也提高了她们的自我评价〔11〕。
另一种观点是在和男性做横向比较中更多地看到的是不利方面，认为农业女性化对妇女地位的提高明显不利：（1 ）随着农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比重下降，致使以农业为主要工作的妇女劳动在家庭收入和社会总产值中比重下降。（2 ）不同程度的农业女性化掩盖了农村妇女严重的就业不足现象。（3 ）农业的低效益妨碍了农民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又使滞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因其劳动量大和收入低，而在农村新的社会分层中地位相对下降。（4）农业成为妇女的主要活路， 并不等于妇女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往往带有兼业性质，转移出去的男性劳动力，除了在春种、夏收、秋收等农忙时间返回直接参加农田劳动外，他们依然是家庭农活的管理者，负责决定种什么、种多少，以及收获后是否出售等，大多数妇女在农业劳动中仍扮演无技能的劳动力的角色〔12〕。
加拿大人类学家劳蕾尔、博森继1990年郑州会议之后，又有一份研究成果——《中国农村妇女：什么原因使她们留在农田里？》（《性别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为同类研究中增添了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和方法。她用自己80年代末在河南、云南等地三个村庄的人类学调查资料，表明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占54%—74%。从每年男性女性花在种植麦子、玉米、水稻上的时间上看，妇女都稍稍大于男性，这表明今天的中国妇女干着大部分的农业劳动，但她认为，妇女对农业劳动本身的参与率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或反映男女平等，事实上，在低技术农业和高技术的城市情况下，妇女参与耕种应该更恰当地看是一种把妇女排除在较好机会之外的一种做法。“把妇女留在农村种地的习俗，是和中国的户口登记以及农村土地权分不开的。只要土地还是一种不能消灭的财产，那么必须有人留在原地以保住对它的权利，而妇女可能留下来做这件事。她们这样做是因为她们找另外赚钱的机会比较少，有照顾孩子的责任，还有她们特殊的需要——不是凭出生在此的权利，而凭劳力在夫家，要保住土地和住房权。”
那么，到底存在不存在农业的女性化？或者说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农业的女性化趋势？农业女性化对妇女意味着什么？从妇女地位的角度来看是往上走了还是往下走了？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中国农村幅员辽阔，各地因地理、历史、文化及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条件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尽可能多的个案，调查仍然是基本工作。
3、妇女与农村发展
妇女与发展是90年代农村妇女研究又一个关注的热点。这和国际大背景有关系。自1975年国际妇女年大会以来，发展被作为妇女的主要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已成为国际援助项目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借助’95世界妇女大会，一些和农村妇女发展有关的研究项目在联合国机构和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下得以开展。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显著的是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这类工作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研究，二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旨在改善妇女状况的发展实践，因而形成这一阶段农村妇女研究又一特点：即鲜明的实践性。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强调妇女是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 妇女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发展。
李小云等撰文介绍国际上妇女与农村发展战略时指出，“妇女与发展”的根本性突破在于首次把对妇女关注的重点从家庭为核心的、福利为导向的发展作用扩展为妇女对发展的直接经济贡献”。蒋爱群、张蓉指出：“农村妇女发展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人的发展，即妇女自身知识、能力、技术、观念等诸方面的进步与提高。”〔13〕
（2）妇女和农业生产的关系。
李小云等人认为，由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妇女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因此，研究农村妇女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是充分理解妇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他们在河北省宁晋县随机抽样调查的100户资料表明， 妇女在果树、小麦、蔬菜、玉米、棉花等几个主要项目生产中劳动力的贡献分别是26%、29%、33%、36%、45%，按照这一顺序，对技术的需求由高往低，逐渐下降，而妇女纯劳动量的投入则在增加。这意味着妇女更多地负责相对劳动密集的生产活动。在种植业生产中，65%的决策工作是由男性决定的，35%是由女性决定。其中男性对新品种、新技术的运用，土地利用等均具有明显的支配作用。他们认为，种植业实际操作者与决策者的分离直接影响着这些资源的使用质量。
（3）农村妇女培训。
苏燕、李来英、郭瑞香认为，妇女在种植业中仅扮演无技能的劳动者的作用与她们很少有机会得到科学技术的培训有关。这种机会不均等现象的原因有：一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妇女对男性依赖性很大；二是妇女的文化水平往往低于男性；三是妇女由于很少直接参与生产决策，影响了她们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因此提出对农村妇女提供培训时，应充分考虑到妇女的自身特点，在培训方法、内容和时间上更能适合妇女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她们在河北建立推广培训中心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妇女最喜欢和容易接受的培训方式是组织兴趣小组。蒋爱群、张蓉介绍了国外家政推广对妇女发展的成功经验，探讨它在中国实施的方法和包括的内容，强调其对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特殊意义〔14〕。
存在的不足
综上所述，1991—1995年农村妇女研究较前虽有了长足进步，但若和世界接轨，无论从研究程度、方法、内容和关注的领域来看，都还存在着许多不足。除了犯有其他妇女研究领域的通病——重现象描述，少理论分析外，它自身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和问题。
1、做扎实的田野研究和农村调查显得不足。 许多文章缺少第一手的实证资料，所用数据多是第二手的，因此出现抄来抄去的现象。尤其是让人担忧的是，中国农村幅员辽阔，各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现代经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妇女的生活状态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有些数据不加鉴别，即不搞清调查统计途径和指标解释而到处套用，会将研究引入误区。农村调查的相对不易，致使现有的一些研究在方法上还存在一些欠缺：例如，定量研究中的随机抽样难以控制，问卷中问题和指标的设计缺乏理论依据，针对大多数农村妇女识字不多这一实际状况，问卷调查这一产生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如何本土化缺乏研究；在定性研究中许多学者缺少相应学科理论和方法上的训练，受各种条件限制，深入到农村去的机会和时间有限，这都影响到研究的质量。
2、研究农村妇女中的立场问题。 农村妇女是中国妇女群体中的劣势群体。她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在发展中面临着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是将她们看作发展中的包袱，被动的受益者呢，还是看作参与的主体和直接受益者；在研究过程中是尊重和熟悉她们的文化，从她们的需要出发引导她们参与，还是轻视她们的文化而一味地指责她们“素质差”；是和她们平等地交朋友，还是表现出一种城里人或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这些都是女性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新乡的研讨会上已有学者指出农民研究中的“贵族气息”，关心总体的有序而忽视农民的利益， 用自己熟悉的文化模式否认不熟悉的文化模式〔15〕，但是这一批评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如果从事农村妇女研究的学者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也会影响农村妇女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注释：
〔1〕《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6期。
〔2〕《农村社会与经济》1990年第6期。
〔3〕《中国妇女分层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4〕《中国妇女分层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5〕载于《北京大学妇女问题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2 年。
〔6〕《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7 〕参见《外出打工与农村及农民发展》， 《社会学研究》， 1995年第4期。
〔8〕见《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研究》， 《当代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
〔9〕参见《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研究》， 《当代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
〔10〕参见《外出打工与农村及农民发展》载于《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
〔11〕参见孟宪范著《改革大潮中的中国女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2〕高小贤：《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女性化》，《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13〕见《家政推广是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教育的有效手段》，《妇女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
〔14〕参见《妇女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
〔15〕参见赵仕林：《’94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研讨会观点综述》，《当代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