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学的理论特征与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何谓闽学？ 所谓“闽学”，是指以朱熹为核心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闽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思想流派，是相对于宋明理学中其他地域学派而言的，如江西庐山濂溪周敦颐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关中张载的关学等。朱熹是闽学的核心，朱熹的学术思想是这个学派的基本学术主张，所以闽学又称朱子学。由于朱熹晚年在考亭讲学，闽学学派又称考亭学派。(参见刘树勋主编，第3页)
闽学这个概念出现于朱熹死后不久。据记载，南宋末学者王应麟崇尚朱子学，汤斌与其邻居，朝夕议论濂洛关闽之异同。(《宋元学案·深宁学案》)明初朱子学盛行，实即闽学盛行。明人陈鼎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尊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高攀龙传》)到清代，张伯行编《濂洛关闽书》19卷，称闽学即朱子学。
称朱子学为闽学，与地域有关。据古籍记载，福建最古名称叫做“闽”。《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古代七闽部落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史，首次出现“福建”之名，唐大历十二年(777年)把“闽”作为福建的简称。清人蒋垣说：“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然朱子徽州人，属吴郡，乃独以闽称何也？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八闽理学源流》卷一)
闽学发端于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杨时、游酢、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罗从彦、李延平等人，他们以推崇和传播洛学为特征，奠定了洛学闽化的基础。在他们的倡导下，福建理学兴盛起来，朱熹直接或间接地师承他们，由此跟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思想发生关系，并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程颐、张载等人的思想，集儒学之大成，建立起庞大的完整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蒋恒说：“濂溪周子敦颐，继孔孟绝学于仁宗间，以《太极图》、《通书》授程伯子颢、叔子颐。二程之门受业最多，而刘绚、季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炳、吕大临、吕大钧、尹焞、杨时成德尤著。杨时，闽之将乐人……杨时归闽，受业者众多，东南推其程门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门人胡宏、罗从彦尤著。宏传之张栻。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同上)清人熊赐履说：“东南学者推先生(指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文定公往来讲学尤多，胡五峰、罗仲素皆其弟子。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文公张宣公之学得程氏正宗，其源委脉络皆出于先生。”(《学统》卷二十三《翼统·杨龟山先生》)可见学者一般是把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作为闽学形成的传授系统的。(参见高印令、蒋步荣，第2页)
2.闽学的发展与衍化 闽学产生于南宋时的福建，在朱熹生前，它已具备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当时朱熹的门人众多，仅有籍贯可考的登门求教、明言奉侍、自称弟子的正式门人就有500多人，分属于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他们以朱熹思想为核心，进行教学问答、修身养性、道德践履和著书立说，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他们志同道合，为了坚持其学术主张，共同奋斗，从而形成了以朱熹为核心的宋代理学中最大的学派——闽学学派。他们将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上升为哲学本体，用“理”、“太极”来加以概括，明确把天命、天道与人伦礼义等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形上论的本体论体系；同时又将“理”与万事万物的关系称之为“理一分殊”，提出要“从殊求一”。他们坚持以格物穷理和居敬存养的并进互发为主旨，将居敬存养即实践的工夫作为学说加以提倡，系统提出了心性统一的践履论，形成了严密完整的闽学思想体系，成为宋代新儒学最完备的形态。
闽学学派中，除朱熹为世所公认的大学者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定、黄干、陈淳、蔡沈、李方子等。12世纪末，在“庆元党禁”的风波中，闽学学派受到严重打击，闽学被定为“伪学”，朱熹被诬为“逆党”之魁，在贫病交加中抱恨去世。诸多闽学学者亦受株连，甚至被迫害致死。在逆境中，他们并未放弃其学术主张和文化信念，而是尽一切努力存统卫道，以求学派及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得以延续和流传下去。
嘉定二年(1209年)史称“嘉定更化”，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有意推崇理学人物。应闽学学者刘爚等人的请求，解除党禁，恢复了朱熹的名誉。闽学的地位从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朱熹门人由被压抑转为被推崇，闽学盛极一时，使整个江南为朱子学之天地。元初由许衡、熊禾等崇朱子学，致使理学超佛、道而代之，闽学由福建而全国。后由朝廷诏令国家考试以朱熹所订“四书”出题，诠释亦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因而朱子学全国大昌。在最高统治者的扶持、倡导和干预下，朱子学走向全国，成为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3.闽学的一般特征 其一，极力推崇《四书》，确立孔孟思想的权威。闽学学者力图重建道统，把孔孟和程朱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中国正宗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之中。“四书”承载着圣人之道，体现了永恒的“道”在世间的传承。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学说的重新整理和评述，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进行了合编，不仅使之在形式上成为独立于“六经”之外的儒学的又一经学体系，而且还用毕生精力注释“四书”，强调“《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认为只有熟读“四书”才能进行“六经”的学习。朱熹对四书的合编、注释和推崇，实现了儒学发展中的某种转向，即儒家经典注释文本的重心由宋代之前以周孔为代表的“六经”系统，向以孔孟为代表的“四书”系统的转移，与此相适应，道统论虽然仍自三代讲起，但孔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已实现了大大的超越，被置于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并有了孔孟并称。虽然这种转向并非自朱熹始，但朱熹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朱熹的门人及其后继者，也大都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精神进行发挥。据清人陈衍在《福建通志》中统计，闽学学者关于“四书”之类的著述有150多种。“四书”和朱熹的《四书集注》是闽学学者代代相传的教本。闽学学者笃信孔孟程朱，他们的学问虽各有差异，但总离不开孔孟之道的根本。例如，朱子门人陈淳，用思孟学派的德性论来发挥朱熹的理，引用了孔孟程朱的许多言论。朱熹门人黄干，晚年特别注重研讨“四书”中的《中庸》。他认为《中庸》此书，“尽发圣贤底蕴”。他撰写的《朱子行状》，明确朱熹仅次于孔子的道统地位，声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至先生(朱熹)而始著”。清人熊赐履说：“正学一线，得闽诸大儒始倡。”(《学经》卷二十三)所谓正学，就是真正的正统的儒家思想。清人高斌说：“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知其知，返躬以践其实。紫阳(朱子)一脉，所以直接尼山(孔子)者在是。”(《正谊堂文集》卷首)闽学是和孔孟之道一脉相承的具有时代和地域特点的新儒学。(参见徐晓望主编，第116－118页)
其二，以儒为主会通佛道，糅合政治伦理哲学。闽学沿着孔孟把哲学糅合于伦理政治之中的方向发展，但它与原始的儒学不同。一方面，闽学抛弃汉人董仲舒的粗糙的天人感应论，而继承了其天道观的一部分理论。另一方面，它对于佛、道思想采取了既批判又吸收的双重姿态，既反对魏晋玄学“以无为本”的虚无主义，又吸取了其思辨的哲学论证方法；既把隋唐盛行的佛学斥为异端邪说，又接受其内涵丰富的各种命题。尤其是在许多地方，用儒学之内容而借佛道之形式，不仅丰富了自身，而且以此与原始儒学区别开来。如闽学学者把理或天理看作是超越现实事物的绝对精神本体，再把儒学传统的纲常伦理纳入理或天理的范围之内，通过“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普遍形式上升为宇宙本体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绝对的、永恒的、至上的特征，实现了儒学思辨性的提高。又如，朱熹对“理一分殊”的辨析就是吸收融合了佛家中“一多相容”的思想精华，从而使得“理一分殊”成为闽学思想体系中至为重要的命题。
其三，随文解义，注重义理；明辨是非，图新开放。闽学学者在学风和治学方法上与汉唐儒者有很大的不同。汉唐儒者治经，大都偏重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极其烦琐。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者注疏经典，则注重阐述经书中的义理，对经典加以引申和发挥，把它们纳入理学的轨道。朱熹批评只重注疏不重经义的汉代治学之缺陷：“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在朱熹看来，读经是为了明理，其根本是要揭示经典文本所蕴含的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经之于理，亦犹传之于经。传，所以解经也，既通其经，则传亦可无；经，所以明理也，若晓得理，则经虽无，亦可。”(同上，卷一百零三)学者不能因执著于经和注而忘记求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洛、闽继起，道学(理学)大昌，摆脱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诸说，具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所谓“悍”，就是指闽学学者疑经、改经等，这表明闽学在用理学思想重新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并不抱守残缺或拘泥于文本本意，体现了朱熹等闽学学者创造性的理论勇气。但与此同时，闽学也不断地要求避免另一种只强调个人的解经意图而脱离经典本义的极端，主张要“随文解义”，“以书观书，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见”(同上，卷十一)。注经必须以文本本意为基础，合理阐发其蕴含的义理。(参见周元侠、薛孝斌，第166页)“大凡理会义理，须先剖析得名义界分各有归着，然后于中自然有贯通处。虽曰贯通，而浑然之中所谓粲然者，初未尝乱也。”(《朱文公文集·答吴晦叔》)训诂与义理，相辅相成，只有重视文本本意和义理阐发相结合，才能最终达到在遵循文本本意的基础上深入阐发义理的目的。
其四，尚习行讲义气，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闽学学者大都恪守朱熹的心法说。所谓心法，就是人们的言行必须通过心，因此必须用主敬操持之。他们认为，穷理致知，力行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源之地在于心敬。因此，闽学学者非常重视立志做人，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强调要做一个真正的人，“立志当以圣贤相期，见之于事业”(《正谊堂文集》卷七《二程粹言·序》)，要“存天理，去人欲”。闽学在某些方面带有禁欲主义色彩，这与福建人的刻苦精神有关。闽学学者大都自身坚持理学原则，安贫乐道，提倡生活俭朴，关心民生疾苦，具有为道捐躯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一般都具有民族气节，特别发扬孔孟“春秋大义”，强调夷夏之防。南宋朱熹、黄干、蔡沈、真德秀等都是讲求民族大义的。他们都主张抗金，反对屈膝求和。元初的熊禾、吴海等入元誓志不仕，坚决不为异族服务。
4.闽学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宋元学案》100卷记载了92个学派，闽学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学派。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闽学的贡献至少有：
其一，朱熹创立的闽学以孔孟儒学思想为核心，以《易》、《大学》、《中庸》为理论基础，并批判地继承了佛道一些思维经验和思想资料，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把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者博览群书，深研经典，对经学、哲学、史学、文学、乐律、佛学、道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有广泛的涉猎和研究，撰写、编次、注释、校刊了许多著作。据有关资料记载，朱熹一生中撰著《周易本传》等42种，编次《论孟经义》等20种，注释《四书章句集注》等7种，校刊《周易参同契考异》等11种。此外，朱熹还留下了《文集》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朱子语类》140卷；不仅数量浩繁，而且内容包括的范围空前广泛。
其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建立书院，聚徒讲学，总结教育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朱熹一生中非常重视书院建设，他不仅创办了考亭书院，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中的两个)，而且还创办其他一些书院，与朱熹有关的书院就有28所之多，而朱熹的门人创办书院、充任堂长、在书院授课的就更多了。
书院不仅成为闽学的思想学术基地、闽学人才诞生的摇篮，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书院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基本教育方法。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规定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提倡“博学”、“多闻”，又主张“博而不杂”、“博而后约”，主张“学”、“问”、“思”、“辨”相结合，在“博学”、“多问”、“多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思考，明辨是非。同时，他又主张“学而行”、“知而行”，强调要“因材施教”等等。
朱熹等闽学学者通过书院的广泛设立，形成了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省的教育网，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由上层贵族垄断向下层社会的移动，促进了文化和学术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福建人民的文化素质。
其三，闽学还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线，使朝鲜与日本普受其理论的影响。早在15世纪的李朝时代，朱子学(闽学)已成为朝鲜文化的主流，并形成了以李退溪为代表的朱子学派，至今不衰。16世纪，朱子学传入日本，并与日本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以藤原惺窝为代表的日本朱子学。朱熹“爱国、尊王、重礼”的思想以及务实、复古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对明治维新起过很大作用。越南陈朝建立后，由于开国者原为闽中儒生，对朱子学十分尊重，建立国子监，讲习“四书五经”。在黎朝时代，《四书集注》被列为科举教材。朱子学在南洋传播较迟，但在19世纪，已有了《四书集注》的马来亚文译本。新加坡在1949年以后，逐步推广华文教育，也以《四书》为课本。因此可以说，东亚及东南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与朱子学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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