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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7）03—0049—06
经济学是一门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科学，它以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中对人的经济学抽象——“经济人”则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概念，并在逻辑上发展成为经济人假说而成为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和基石。这个假说自18世纪末期斯密提出“经济人”思路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一假说的修正、补充或重新诠释形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演化，对这一假说的质疑、批评或背离，又促成了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围绕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说而展开的。
一、经济人假说的创立与发展
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人”思想的萌芽最初始于重商主义者。但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阐述“经济人”思想，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的，一般公认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一部经典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他在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地、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以“经济人”假定作为其思想的立足点，阐明了国民财富增长和经济自由思想的内在关联，从而奠定了“经济人”假定思路的基础。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凡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无一不心怀“自利的打算”。[1] 即“利己心”（self-interest）或“自爱心”（self-love）人皆有之， 是人类的本性。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2] 这种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1](P315) 只有让“利己心”在自由放任条件下充分发挥作用，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才能够实现社会普遍福利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进。因此，斯密所谓的“经济人”，就是体现利己主义本性、追求自己安乐和利益的人。具体来说，“经济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即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是经济人的最基本的规定。第二，经济人具有理性，即每个人都关心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这是经济人实现自利的方式和手段。第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无意识地、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定中最有意义的命题。它表明：“经济人”的“利己心”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媒介，以增进物质生产力的形式促进了社会福利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利己主义动机就同美德联系在一起了。这样，斯密就把17—18世纪学者曼德维尔的“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命题，演绎成“获取财富的途径乃是获取美德的途径”。斯密的贡献在于他开创了分析的、推理的、科学的经济学，如果没有斯密的工作，在斯密之前的“经济人”思想的萌芽就会淹没在人类思维历史的长河中，经济科学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其得以建立的基石。所以，斯密不愧为伟大的科学奠基者。
自斯密在《国富论》创立“经济人”假定思路以后，追随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家如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麦克库勒赫等几乎都把自利原则作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同时强调自由放任是实现自利的必要条件。在“经济人”思想发展史上，边沁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理奉行的最高道德准则，无疑给“经济人”奠定了道德的和心理学的基础，它的经济学意义在于：经济人受自利动机驱使，他的谋利行为会增加社会财富，从而对社会大多数人有利。因此，经济人追求私利的行为是正当的，这种追求不应受到任何干涉。古典经济学家及其学者对“经济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使经济人假说已相对成熟，特别是西尼尔和穆勒开始意识到“经济人”假定方法论的重要作用。西尼尔认为，经济学的前提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得增加的财富”，[3] 追求财富的“经济人”这一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经验常识和普遍真理。穆勒则继承了西尼尔的观点，但他的论述更为谨慎，也更为透彻。穆勒认为，所有科学都是从假定的前提进行推理，他强调“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只是热衷于获取和消费财富”，这并不是说“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一向十分荒唐，居然认为人类真是这样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那门科学必然要着手采取的探讨方式”。[4]
总的说来，古典经济学家们在证明经济人这一假说时，依然是从道德的功利主义方面来为“经济人”立论，这表明他们仍未摆脱传统的道德行为判断的束缚。在他们那里，规范的辩护与实证分析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毋庸置疑，他们所做的努力对经济科学独立化和专门化起了重要作用。
二、经济人假说的形式化和数学化
如果说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人”完全依赖于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而发展。那么，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人”则逐渐脱下功利主义道德学说这层外衣，旗帜鲜明地以个人私利作为关注的焦点，完全切断了“经济人”与道德伦理的关系，经济人日趋被抽象为数学晶体式的理性经济人。这一转变基于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边际革命的三位奠基人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试图以一种新的方法和理论改造并重建理论经济学。他们以心理分析来说明经济现象，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效用或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的领域之内，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为序的理论体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借助于当时微积分学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以边际分析为工具阐明经济人所遵循的法则，并以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加以充分的形式化，开创了边际效用学派。由此，经济学开始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数学形式化处理的新历程。
马歇尔作为由边际革命直接导引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他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假设与边际革命者的“经济人”并无二致。他指出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他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5] 在这里，马歇尔强调了作为假设的经济人的唯一动机乃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这是构造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但是，马歇尔用作其理论推理前提的经济人并不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指出，“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5](P43) 经济人实际上还是“一个怀有利人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5] (P46—47) 他是“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是“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的一员”，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分子”。[5](P45) 因此，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实际存在的人”、“血肉之躯的人”，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抽象的或‘经济的’人”。[5](P46—47) 依马歇尔之见，只有把经济人置于社会历史环境中考虑之后，再主要去研究其生活的某些方面，这才是合理的抽象。
帕累托作为瓦尔拉斯思想的直接继承人，理所当然地支持抽象的“经济人”假定。他认为经济学对人类的任何一种描述都是对现实的抽象，因为人们不可能在所有细节上理解任何具体的现象，惟一合理的做法只能是有限的抽象，“经济人”就是这样一个抽象，假定个人知道什么东西是有益的，并且会选择能够带来较大利益或满足的东西。在他的纯粹经济学中，他用理性行为构建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认为经济学只需考虑“经济人”的最大化理性行为，无需考虑其背后的苦乐主义心理特质，因此，“帕累托继续做了驱除瓦尔拉斯体系中功利主义遗迹的工作”。[6]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方法论上比马歇尔要深入得多。在他看来，“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人，但绝非是主观的、随意的抽象。他竭力为经济人概念的现实性辩护，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经济人概念，是对“现实人”的一种抽象，而不是“杜撰人”的抽象。事实上，“经济人”是经济关系中真人的近似代表。自内维尔·凯恩斯以后，“经济人已经多种多样地被描绘为一种公理、一项先验真理、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一种有用的虚构、一个理想类型、一种自发的构想、一项不容置疑的经验事实，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一种典型的行为模式”。[4](P88)
新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摆脱了古典经济学家“经济人”所包含的功利主义道德伦理因素，但却把“经济人”变成了功利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应用。于是，此后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要使经济人成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石，不仅要抽去经济人所包含的功利主义道德伦理因素，而且还要抛弃其背后的心理因素，以行为主义方式来构建经济人假说。这时的“经济人”概念广泛接受了波普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假说——推理模式，这一科学哲学方法论对于“经济人”假说的意义在于：我们不必对“经济人”的心理假设是否正确或是否符合实际而担忧，只要考虑经济人行为就可以。经济人的欲望、心理等主观的东西是一个不可知的黑箱，可知的只是行为。当人们在价格较低时购买的商品增加，经济人就是真实的。经济人仅仅是对价格或收入变化的刺激作出反应，对这种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主义“经济人”的说明，早期典型代表就是罗宾斯。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7] 这个著名的“目的——手段”型经济学定义表明：经济人的行为就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保证所期望的目的得以实现。如果这种选择与目的是一致的，那他就是理性的。正是通过罗宾斯，经济人概念抛弃了边际主义者的那种功利主义的心理主观因素，转向了理性选择。后来使这一倾向得到强化的最突出的经济学家是萨缪尔森，他提出了“显示偏好”理论，以支持“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假设。
总之，新古典主义者在坚持古典经济学“经济人”自利和理性的基本内涵基础上，对“经济人”有了更为精确的表述：经济人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这些经济人理念至今仍存在于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中，并成为其研究纲领的“硬核”。
三、经济人假说在非经济领域的拓展
近30年来，西方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运动”。以贝克尔、布坎南、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从经济领域演进到非经济领域，将“经济人”假设发展到“新经济人”阶段。贝克尔运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了人类所有行为，将种族和性别歧视、人力资本、时间配置、犯罪现象、自杀原因、利他主义行为、婚姻生育问题等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生理学、政治学、法律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课题统统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实现了经济学的帝国式扩张，以致有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称呼。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模型的基点是把“经济人”假设扩大到政治领域，把人类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行为纳入一个统一的“经济人”的分析模式。他们认为，人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一样，都受自利动机的支配，因此，经济主体是“经济人”，政治主体也毫不例外地是“经济人”，他们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行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永恒主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表明：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实现制度变迁。显然，诺思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了纯经济领域，但他的基本方法则是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这再次证明经济学方法对于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人类行为的有效性。
四、对经济人假说的批评与反批评
对经济人假说的非议，从其诞生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就从来没有停歇过，来自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坚持经济人假说的经济学家则极力为其辩护。于是，在经济学界，围绕经济人假说展开了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
在经济学说史上，对经济人假说较早提出批评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凯里。他指责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实际上不是人，而是受最盲目的情绪驱策的想像的动物”，[8] 他们的理论“讨论人性的最低级本能，却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8] 因此，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字。对“经济人”的批判影响最大也最为持久的当属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认为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第二部著作《国富论》（1776年）的观点是矛盾的，前者立足于“利他”的人性，后者立足于“利己”的人性，以此攻击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抽象演绎分析方法。边际效用学派则反对历史学派对斯密所作的这种解释，试图证明斯密的两部著作采取的是同一思想立场。由此引发了围绕斯密的两部著作是否以同一人性和统一思想为根据的所谓“斯密问题”。历史学派与边际效用学派的论争最著名的是施穆勒和门格尔的方法论之战。施穆勒指责古典经济学依据趋乐避苦的自利动机推论整个经济过程，不承认道德、风俗、法律、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因而从中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经济过程的理论。门格尔则认为这是对“经济人”的误解、歪曲和夸大其辞，并积极提倡作为“精密科学”的理论经济学，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建立起来，承认“经济人”作为方法上的假设是必要的。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伯伦也对经济人观念进行了批判。依凡勃伦之见，传统经济学以边沁“苦乐主义”心理学为哲学基础，把人看作是对苦乐能作出闪电般权衡的计算者，他们只受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动机和感觉的支配，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凡勃伦以本能主义的心理学为基础，把本能引入经济学领域，用以解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他强调经济制度是人类利用天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物质需要而形成的社会习惯，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力量。因此，只有通过对制度的描述，人类的经济行为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一些反对经济人抽象的学者把攻击目标直接指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假设。1939年“牛津研究团体”的成员霍尔和希奇通过调查发现，厂商的实际行为并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1946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也做了与牛津研究团体的研究相似的调查，结果再一次表明利润最大化假设是无效的。马克卢普是最早对利润最大化假设的批评做出回应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指出，霍尔、希奇和莱斯特认为企业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一种惯例的方式行事，这是十分错误的。惯例性行为并不能使边际分析失效，厂商实际上没有达到利润最大，并不意味着其动机就不想达到利润最大化，在各种复杂因素（诸如不确定性、获取信息的成本、时间等）的制约下，厂商没有实现利润最大化与“经济人”的假设并不矛盾。“经济人”假设并不是要给出一个企业行为的详细说明，而是倾向于解释企业行为的趋势。
50年代以后，对经济人的批评与辩护基本上是围绕西蒙和莱宾斯坦因与马克卢普和弗里德曼的观点而展开的。例如，西蒙提出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来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他认为，由于经济人的真实决策情景的不确定性、不完全性和复杂性，使得全面理性不可能实现。同时经济人作为信息处理者本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真实决策过程中经济人是以近似代替精确、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莱宾斯坦因此提出了X非效率理论对“经济人”假设予以批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只能是一种极端的个别的情况，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决策则采取依赖于习俗、惯例、模仿的形式，从而使得企业与个人不可能按极大化理性原理行事。因此，莱宾斯坦因指出，合乎现实的微观经济学必须超越经济人假说，以非最大化作为标准的行为假设。针对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的指责，弗里德曼作了积极的辩护。他认为，现实中人们不按极大化原理行事，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经济人抽象是不可接受的或不合理的。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的，假说是要“构造一个分析世界的‘引擎’，而不是像照相那样再现世界”。[9] 如果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现实性”而作出过分努力，必将使这种理论毫无用途。他甚至断言：“理论越重要，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0] 在弗里德曼看来，经济人的真伪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依此推导出有意义的命题就行。而阿马蒂亚·森则指责“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11] 在他看来，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必须考虑伦理因素、道德因素以及社会因素。
自7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以心理学的某些试验为据，对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展开了攻击。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性行为，提出了传递性、完备性、连续性、独立性、理性偏好等公理。但是，大量的心理学试验证实许多人在进行个人选择时常常违背这些公理，即存在“偏好颠倒”（Preference Reversal）。这表明，人们根据不定的偏好进行决策或判断是非理性的，由此说明新古典理论关于偏好的假定是缺乏根据的。然而，反驳者则坚持认为，假设及其公理是正确的，偏好颠倒是偶然的。如果严格按理性公理的要求进行实验，是不会出现偏好颠倒现象的。
综上所述，经济人假说经历了由“古典经济人”到“新古典经济人”再到“新经济人”的发展历程。“古典经济人”和“新古典经济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于经济领域，而“新经济人”不仅活动于经济领域，而且广泛活动于非经济领域，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在这里，效用的涵义突破了以往仅限于对经济利益追求的局限，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效用，即它是指行为主体在实现自身需要的任一行为过程中所获得的心理或生理上的满足。可见，经济人的内容在日益丰富，经济人模式的解释力也不断增强。尽管经济人假设常常遭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责难，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无论人们对经济人有什么批评，经济人还从未让大多数知名经济学家感到有什么麻烦”。[12] 为此，我们不得不反思“经济人”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的生命力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五、启示
通过对经济人假说的理论回顾，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及启示：第一，“经济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历史范畴，没有永恒不变的“经济人”范畴。经济人假说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发展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从古典到新古典、再到现代经济学阶段，一方面，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在与反对者的论战中，有些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经济人假说，开始考量一些过去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变量及其领域，修正某些传统的表述，弥补原有理论的缺陷，从而使经济人假说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可见，“经济人”正是在不断的争论与反驳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人”越来越接近现实人。如由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由最大化到非最大化，由经济利益目标到非经济利益目标，由单一目标效用函数到多元目标效用函数，将过去作为外生变量的各种因素如社会、制度、文化、历史等变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人分析的框架中。经济人假说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 第二，经济人假定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必要模式，它可以排除次要因素和次要变量的干扰，使人们在纯粹的环境中分析主要因素及其变量，然后再逐一加入次要因素和次要变量进行分析，说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最终得出确定的结论，从而使理论更接近真实的实际。正是因为有了经济人假设的抽象，才使得当今的经济学家加入伦理、社会、制度等因素来分析人的行为和动机成为可能，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经济学模型中来并未损害原有的理论，反而丰富了原有的理论。马克思在建立其理论时也运用了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4] 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能在实验室里、在纯而又纯的环境下做有控制的实验，因此必须借助抽象力来代替，撇开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这种分析方法类似自然科学在纯而又纯的环境下做实验而得出科学的结论。所不同的是，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它“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而不是直接的现实”。[15] 第三，尽管经济人假设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分析工具， 但单纯运用经济人假设却不可能解释现实人的所有行为。理论与现实的偏差构成了一种张力，它促使人们改变理论以尽可能地消除理论与现实的偏差。因此，在肯定经济人假说理论思维价值的基础上，超越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逻辑发展的必然。这种超越要有科学的依据及合理的边界，即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必须建立在人性多维的基础之上，要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来考量人性假设问题。人的欲望及其需要是多元的，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精神属性的统一体，单纯的自然属性、单纯的社会属性或是单纯的精神属性都不是现实的人性。因此，人性中的任何一个属性都不能构成“经济人”人性的唯一根据。只以单一的人性来分析人的行为特征，或是把人性看成是自然之性，或是把人性等同于社会性及其精神属性，显然都有失偏颇。第四，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分析单靠经济学自身是不能完成的，必须和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生物学等其他与经济学相关的学科相结合才能完成。因为科学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体，经济学只有走出长期以来自我封闭的单纯经济变量分析的圈子，借助其他学科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强有力的支持，使经济科学更加完善和完整。第五，我们既不能因非经济利益目标、非最大化、非理性的存在而否定“经济人”，也不应把经济人假说当作永恒的真理，而是要把经济人假说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体系来看待。开放性是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应有的属性，波普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表明：科学知识就是通过猜想——反驳——猜想——反驳的不断循环往复而增长的。反驳就是批判，批判促使科学进步。因此，科学知识要向所有的批判开放，而不能为了抵制批判自我封闭起来。对于经济人假说而言，按照这种科学发展逻辑，重要的是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解读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及其必然性。
收稿日期：200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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