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的超越及意义
彭树涛,李建强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完成了对近代发生学方法的超越,形成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范式。这一方法具有科学性、批判性、实践性、辩证性等理论品质,有助于从发生维度及其内在联系,科学阐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动态的发生过程,对社会历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理论品质
发生学最早起源于生物学领域,主要探讨动植物的起源和发生发育等问题。随着科学应用的普遍化和科学知识的专门化,该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其他自然科学领域,聚焦探究自然事物的生长、变化、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使人们“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6页。 自然科学领域的发生学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西方许多思想家认为,人文科学也像自然科学一样有其内在规律,并致力于探寻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发生过程和发生规律。
一、思辨与实证之辩:近代发生学方法的内在缺陷
及至近代西方,发生学方法日渐成型,思辨的发生学方法和实证的发生学方法为其主要代表,但二者的逻辑前提和研究路数各异:前者通过观念、精神、理性来解释社会历史进程,后者通过自然规律来解释社会历史进程。
1)缩小作业面的围堰设施研制。以往使用的围堰,过高或过轻,安装时需要灌水,撤离时要放水。改进型围堰质量、高度适中,不易被风吹倒和被污水浮起;底部镂空很容易放平;材料以镀锌管材和塑料为主比较耐用;拉手移动方便。
(一)思辨的发生学方法
思辨的发生学方法是通过运用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观念,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思考,试图从大量杂多、无序的历史事实中探寻出观念、精神、理性的原则、规律或意义,进而推演出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及其发生发展过程,代表人物有维科、伏尔泰、孔多塞、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兰克等。他们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自己通过理性所创造的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康德认为,历史是一个理性观念的发展过程,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历史学“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注]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实现,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光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 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2页。 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兰克认为,历史是生动、有机的过程,是上帝神力的展示过程和上帝作用的结果,但这一过程和结果是上帝通过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发展而实现的。[注]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7页。
(二)实证的发生学方法
实证的发生学方法是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科学处理(严格的搜集、整理和甄别等),力图以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来探求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孔德、巴克尔、斯宾塞、丹纳、古朗治、兰普雷希特等。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进程由这些客观规律所决定,并遵循这些规律而向前发展。孔德认为,人类历史的演化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宣称“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注] 洪 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6页。 巴克尔认为,人类历史进程中同样存在着像自然界中的那种内在规律,气候、食物、土壤和自然条件是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主要四大因素,这些因素是完全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的。[注] Henry 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New York:D. Appleton and Co.,1934,p.26.斯宾塞将牛顿经典力学理论、生物学规律、生物进化规律等自然规律直接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认为人类历史运动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力的恒久性”,人类社会是与生物有机体相同的社会有机体,社会进化过程也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过程等。[注]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兰普雷希特试图用实证的、社会学的方法颠覆历史主义者们对民族和国家本身的观念信仰,将集体心理学中主观的心理情感植入历史研究,以探求历史的一般性规律。[注] 王亚平:《结构史学与德国中世纪史研究》,《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
(三)近代发生学方法的内在缺陷
无论是思辨的发生学方法还是实证的发生学方法,都是试图建立一种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范式。思辨的发生学方法试图构建一种自然法哲学范式来推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但它最大的问题在于那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理性形而上学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人被高度抽象成狭隘理性的化身而走向理性的独断和人的异化。与此同时,人这一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区别和分离进一步加剧,但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关系又被忽视,因此必然导致二者的绝对分裂和对立,最终的结果将是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二元论和陷入怀疑论。而实证的发生学方法则试图构建一种数理科学模式来推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它用科学理性取代了思辨的发生学方法的形而上学理性,人类社会因此被等同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被等同于自然规律,人也呈现出被物化的趋势。由于自身逻辑前提和研究路数的缺陷,二者无法真正从历史进程之中来解释历史。
二、回到历史进程之中解释历史: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的逻辑生成
向后思索法,是指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出发“向后思索”,通过对现实社会的透视和由结果到原因的返归,来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发生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由不发达到发达、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相对不发达和低级的事物往往会以萎缩、变形或发展的方式,转化到或存留在相对发达和高级的状态中,使得现实成为历史的延伸。历史发展的最后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比较简单的范畴只是在一个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才有过较充分的发展,它充分发展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因此,考察不发达或低级的社会形式,反而要以现实的相对发达或高级的社会形式为参照系,才能够使我们直接考察对象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在纯粹性上认识对象的发生过程。马克思多次提到,人体结构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资产阶级社会“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比如,马克思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对其进行解剖,通过回溯其发生轨迹,探寻其阶段性和连续性,进而揭示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和发生逻辑。马克思通过向后思索法,从资本出发,发现了资本—货币—商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将商品确定为资本的历史起点,将商品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细胞形式”。
(一)从现实的社会入手 ,批判近代发生学方法的历史唯心主义基础
针对近代发生学方法的内在缺陷,马克思一方面通过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让“理性之光”照进“实证之境”,避免实证的发生学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上的“物化”趋势和“经验”归旨,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让“现实之光”照进“抽象之域”,避免思辨的发生学中那个无所不包的、抽象的理性形而上学前提,回到历史进程之中解释历史。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出发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生成过程。他把“现实的人”看作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历史的前提,从人的活动入手对历史发生过程的自然前提以及原始发生进行考察,认为“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基础,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构成并不断调整一定社会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人的存在,才有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类的繁殖)、人类社会关系的生产这几种生产过程中结成了物质联系,形成了人类历史原初四重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的著名论断。
其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看成是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的发展看成是一个精神劳动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发展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由的实现过程。究其实质,黑格尔是用观念统摄现实,把现实理解为观念的产物;用上帝统摄历史过程,把上帝(理性)看成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力量。这种理性颠倒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继而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历史神秘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时指出:“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理性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0~251页。 黑格尔法哲学无视社会现实,主张跳出历史进程之中来解释历史,自然无法揭示人类历史之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清算这种旧有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回到真正的社会现实,从现实的人及其生产劳动才能揭示人类历史进程。
(二)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入手 ,揭示社会历史的唯物生成过程
其一,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历史法学派主张习惯法,认为民族生活及其演变的历史是立法的依据;法的本质存在于实际的社会和历史过程之中。萨维尼指出:“罗马法如同习惯法,几乎全然是从自身内部,圆融自洽地发展起来的。”[注] [德]萨维尼:《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9页。 马克思对胡果的观点进行了剖析,将其总结为“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任何一种合乎理性的必然性都不能使各种实证的制度,例如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等,具有生命力;这些制度甚至是同理性相矛盾的;人们至多只能在拥护或者反对这些制度的问题上空发议论而已。”[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马克思认为,历史法学派的实质是从虚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起源,“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把对起源的爱好发展到了极端”,[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必然导致“船夫不在江河的干流上航行,而在江河的源头上航行”[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的结果。作为历史的产物,法律应该面向现实、服务当下生活。历史法学派对理性精神的反对,使其对现实的此岸世界缺乏批判精神,完全成为替德国旧制度进行辩护的工具,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杜撰,那就是它杜撰了德国历史”。[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随着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统计与概率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简称《标准(实验稿)》将“统计与概率”作为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学习的四大版块之一并提出了“统计观念”,《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 版)》(简称《标准(2011年版)》)又提出了“数据分析观念”.《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版)》(简称《标准2017年版》)更是将数据分析作为六大核心素养之一.可见,数据分析观念在我国当前课程改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那么,关于数据分析观念的已有研究有哪些呢?下面我们将对2001年至2017年的与数据分析观念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
实践构成了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形式和存在方式,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只能从人的活动中寻找答案。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他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页。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社会关系且决定人的本质。而物质生产这一实践活动,它作为人类最根本的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既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质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三)从交往关系入手 ,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包括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等不同环节,在和消费、分配、交换的一般关系中,生产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社会历史发展不仅要依靠单纯的生产或者说单纯的物质产品积累,更要依靠消费、分配、交换等交往活动,因为只有这种交往活动才能延续和扩大物质生产活动。一定的交往形式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二者通过适应—不适应—适应的螺旋式上升的动态持续过程,使新的交往形式不断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和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展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注]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此外BIM技术还可在施工组织阶段中得到应用,通过BIM技术可帮助施工人员更好地了解施工计划安排、施工方案设计以及施工场地实际情况,从而确保施工组织的合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施工地形各有差异,有些地方较低,有些地方较高,通过BIM技术便可对施工现场情况进行模拟,对工作平台加以构建,为后续施工的开展奠定基础。基于BIM技术下可实现施工质量的全面管理,确保施工质量的有效提升,施工人员可通过移动设备来查询施工方案、建立数据模型,将分布式云平台技术运用其中,以便施工人员在施工现场及时发现问题,促进施工管理效率的提升。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的超越
历史叙述的方法,就是按照客观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或者说线性的时间逻辑,来解释历史的发生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的叙述方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描述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历史现象、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等,在掌握和分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细节与环节的基础上,从事物的全部具体性上揭示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本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社会发展与自然历史过程有“相似”之处,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2016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这一年,知乎、果壳、得到、喜马拉雅FM都针对知识付费推出了自己的产品,知识付费这个词红遍大江南北。出版社、期刊社等传统知识付费服务商在这个浪潮中似乎有些措手不及。
(一)历史叙述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采用历史叙述方法,通过线性的时间顺序对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进行外在的研究,考察社会历史如何发生;另一方面,采用历史逻辑的方法,通过深入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机制对其逻辑进程进行内在的探讨,揭示如何认识社会历史的发生过程。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指借用思维的范畴、概念在逻辑上更好地把握丰富的现实之具体,在思维逻辑中重构历史现实的发生发展过程。这种方法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在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混沌表象进行抽象和综合之后,又将这种抽象和综合所得运用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现实之具体,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的特点,从而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把握历史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比如,在对资本的具体考察中,马克思按照资本的逻辑深入展开,得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2页。 的结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经济过程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为工人阶级反抗整个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资本论》第1卷通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的逐步演化过程;第2卷通过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单个资本→社会资本的逐步演化过程;第3卷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揭示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成本价格、剩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商品价值→生产价格、剩余价值→企业主收入、商业利润、银行利息、地租的逐步演化过程。而在这个总过程中,资本运动的总公式表现为G—W—G’。在这个公式中,资本实现了从G到G’的增殖,即剩余价值。从G到W这一阶段,资本家买到了一种能创造高于自身价值的特殊商品,即人的“活劳动”,这种人的“活劳动”只有在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这也就是剩余价值全部秘密之所在。
历史叙述的方法对于考察历史发生具有有效性和科学性,也是他较常采用的考察历史发生发展的方法。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一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分析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斯密的思想、李嘉图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庸俗的政治经济学,最后再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发生过程。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反映历史发生的具体的、动态的过程,但也存在材料简单相加、停留于历史表象和难于触及内在本质的不足。
(二)历史逻辑的方法
历史逻辑的方法,就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的具体形式,通过深入历史发展内部机制,抽象地把握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从逻辑起点出发阐释历史的发生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的方法,具体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研究法和向后思索法来实现。
历史的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还是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4页。
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现实的交往形式等“现实”要素切入,通过分析这些要素及其关系来探讨社会历史的发生过程。
从线性的时间逻辑讨论社会历史发展,能够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全部具体性,为讨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的逻辑进程提供翔实、可靠的感性材料和感性认识;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讨论社会历史发展,能够使对历史发展的外在研究不断走向深入,透过事物的具体性更好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规律。通过这两种方法的结合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回答了社会形态的历史变化,对社会历史发展做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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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的理论品质及方法论意义
所谓方法,是指“研究自然界、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的方式、手段”。[注] 冯 契:《哲学大辞典》(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347页。 它通过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得以产生。认识对象的运动规律是任何科学方法的题中之义,本质上就要求自觉运用对象自身规律。巴甫洛夫称之为“‘被移植’和‘被移入’到人类意识中的客观规律性,是被用来自觉地有计划地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工具”。[注] [苏]柯普宁:《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赵修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的方法与现实本身的客观规律应该是一致的。
相关学者研究指出,妊娠合并甲减疾病孕妇出现羊水胎粪污染级胎膜早破的几率更高,需要给予早期的防治[8-9]。
发生学方法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主要特征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有分析地注重考察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注] 冯 契:《哲学大辞典》(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318页。 据此,我们可以将发生学方法理解为一种关于如何理解和运用事物发生的研究方法的理论。作为发生学方法中的分支,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是关于社会历史发生前提、发生过程和发生规律等内容的研究方法,开创了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新的理论范式,为如何处理主观认识和社会历史客观发生这一关系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
(一)理论品质
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切入,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本质、内在规律、发生的历史前提和演变过程,既超越了思辨的发生学方法按照形而上学理性来解释历史的路数,使解释历史的标准从“历史进程之外”回到“历史进程之中”,又超越了实证的发生学方法按照科学理性来解释历史的路数,避免了社会历史被物化的倾向。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认为其制度是天然的,它消除了以往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是自然的、不受时间制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这种观点脱离了资本主义所处的经济活动环境而去主观地认识历史,显然有悖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和交往方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的观点,也有悖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的科学论断,不过是替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恰恰是这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将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注]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资产阶级虽然在短期内创造了比过去的总和还要大、还要多的生产力,但这种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日渐难以容纳发达的生产力成果,从而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时,这种发展也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现代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代表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只有推翻现有的这种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才能够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
批判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观念形态的精神批判活动。马克思立足于寻求历史的现实基础,认识到只有物质生产活动这一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才是决定历史进程的现实基础。基于此逻辑,马克思完成了对近代发生学思想这些“幻想的武器”的“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物质形态的实践批判活动。“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因此,对观念形态的精神批判活动必须回到对物质形态的实践批判活动。马克思深入社会现实和资本主义内部,对资本主义本质和内在矛盾做出了马克思主义发生学分析,得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重要结论。
实践性。实践促进了主客体的分化和统一。一方面,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使自己逐渐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也使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性存在即客体。另一方面,历史不过是人类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不断地使自己的目的、意愿和理想成为现实,同时使得世界在人类主观意志的主导下按照客观规律不断向前发生。此外,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现实世界的,“改变世界”是其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把“现实”要素作为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逻辑起点,“改变世界”无疑是其关注重点和理论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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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性。唯物辩证法主张“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从事物的相互联系、运动变化、起源和消亡、发生过程等方面对事物予以唯物辩证法的考察,既坚持了“发展原则”,把事物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又坚持了“统一原则”,把现存事物理解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
(二)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不断发生的变动过程,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和价值指向,是推动社会历史发生的基本要素构成。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维度来说,可归之为发生主体、发生客体、发生中介和发生价值。发生主体是指现实的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人类社会历史发生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和主体地位。发生客体是指物质基础(即通常所说的人化自然)、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物质的个体等,它相对主体而言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先在性。发生中介是指实践活动,它通过改变环境并使之与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达到一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创造并扩展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促进人与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发生价值是指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人是价值维度的主体性依据,不管是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生主体、发生客体、发生中介和发生价值,从不同发生维度和历史向度发挥作用,并通过历史合力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动态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发生维度有其自身的子系统,各子系统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大系统。子系统的内涵、外延、性质、层次、水平等,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一个子系统的变化会影响且受制于其他子系统的变化;子系统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和作用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大系统和各发生维度子系统都是动态的发生过程,各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合力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动态发生。
研究目标:1、将当代工笔花鸟画构图的特点、构图形式和北宋院体花鸟画构图的特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着重阐述当代工笔花鸟构图形式美因素,以及北宋院体花鸟画构图相比当代工笔花鸟画构图的新特点作相关的探索。
总之,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因其独特的理论品质和方法论意义,提供了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理论范式,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以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为指导,有助于深入事物内部对其发生过程、发生维度和发生规律进行发生学考察,并作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阐释。
Transcend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Marxist Embryological Method
PENG Shutao,LI Jianqiang
Abstract :Guid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e Marxist embryological method transcends modern genetic method and combines history and logic to become a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explaining human history scientifically. For its scientific, practical, critical and dialectic attributes, the Marxist embryological method can help expla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ryology and internal relations and has general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study of human history .
Keywords :Marxism,embryology,method,theoretical attributes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2019)01-0143-07
基金项目 :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阳光计划”资助项目(16YG51)
作者简介 :彭树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助理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25);李建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0)。
(责任编辑 廖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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