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结构的变化与社会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利益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对中外经济、政治体制的研究，往往着重于阶级实质和历史文化的影响，较少从利益整合的角度研究。本文试图着重于从政治体制整合社会利益的功能出发，分析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政治体制变化。
十五年改革与经济成分的多元化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就是绕过难以改革的国有企业部分，而首先发展“体制外”部分——农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体制内部，则采取了分权战略：
——以地方财政包干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
——以企业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其中行业主管部门起着主导作用，实际是国家垄断资本向部门垄断资本的转化；
——以地方分层次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战略；
——以“梯度发展”战略思想为指导，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等等。
上述战略造成的最大社会后果，就是经济成分的多元化与行为的市场化。
首先是所有制的变化：
——从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在公有制内部，以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变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混合所有但是以公有经济成分（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掌握控股权的股份制，多种公有制形式并存；
——在国有制内部，以中央政府（通过各主管部），省级，地市级，县级分级管理，从以中央政府管理占主导地位，变为地方各级政府为主管理，多种管理形式并存。
发展最快的，是非国有经济部分，包括公有制的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中外合营经济。在1992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国有经济，而在后几年中，每年的比重增加1-2个百分点，目前已经接近60%，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在新增产值部分，有80%是非国有经济创造的，而它们所占用的贷款资源，只占30%。
我国出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从1978年的97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100亿美元，其中新增出口部分，80%是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创造的。国营外贸部门，越来越多地到乡镇企业定货，而外资企业的出口年增50%，目前已占出口总额的30%。预计到2000年，我国出口将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可能占50%。
在非国有经济成分中，第一部分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一直是划不清楚的。在形式上大多数是集体企业，并且与乡镇政权密切结合，成 为当地农民收入、甚至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许多乡镇企业实际是私人合伙或一个家族把持的，是在当地乡镇政权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比如提供启动资金，优惠贷款和贷款担保，减免税收等等，因此这一部分在产权划分时，应该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部分。1994年，我国乡镇企业工业产值11900亿元，比上年增加50%，乡镇企业总产值44690亿元，比上年增加54%。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和出口收购额，都已经占到全国的一半左右。乡镇企业在总数为2400万个，利税总额超过2599亿元，为国有工业的122.4%，在乡镇企业中有1亿农民就业，发展起无数个中小城镇（《经济日报》1994.12.18）。但是在乡镇企业中存在重复建设、环境污染，腐败现象，经济效益低下，与国营大中型企业争原料等问题。
第二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尤其以1992年以来发展最快。1992年吸收的外资协议投资，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1993年又相当于前14年的总和，1994年协议投资下降了50%，但是实际投资为历史最高峰，达到250多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占到中国投资的10%，出口的30%，有1200万人在外资企业就业。复关以后，我国还要扩大吸收外资的范围，包括开放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第三产业等许多领域。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最近出现的高增长率，高利润率，高利率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又将成为吸引外商间接投资的强大动力。我国的外债已经达到850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可以超过1000亿美元。外资经济成分已经成为我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部分是私人企业。据正式统计，1992年底我国注册的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占全国人口的2.5%，其中个体工商户2467.7万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231.8万人，注册资金总额占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3%，年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零售总额的16.2%。考虑到相当一部分私人是“戴着红帽子”的企业，即“假集体真私人”，所以我国私营企业应该比统计数字要大得多。
由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独家垄断，到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仅仅是经济主体的变化，而且是经济机制的变化。目前中国价格的90%已经由市场决定，对外经济关系主要由汇率——价格机制调节，指令性出口计划已经取消，基本的工资标准虽然由国家制订，但是居民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来源，已经是奖金和第二职业，这是由市场所决定的；虽然，在基础产品和服务收费，工资水平上与国际水平尚有差距，但是总的方向是由市场决定，与国际接轨，各种经济成分在运行上，逐步统一于市场而不是统一于计划。大部分国营企业转向为市场而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转换所带来的痛苦的调整。
社会利益主体的加速分化
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必然产生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目前中国的利益主体主要有五种：
第一，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制订长远规划，基础建设，环境保护，宏观调控，保护债权、产权和安全，立法以规范市场。在中国，中央政府还有制订产业政策，指导产业结构转换的功能。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下放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权力，中央财政比重降低，总体能力降低，在许多方面，使得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受到了一定影响。
第二，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分省，地，县三级，在改革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直接介入经济，一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重复建设，投资膨胀，地方封锁，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中央产业政策的贯彻。各地方以投资膨胀为手段争抢资源，力争本地区的高速度，高收入，而把通货膨胀转移给其他地区。1994年实行了新的分税制度，旨在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三，经济主管部门。
中央政府的各个经济主管部门，原来只是计划经济下的一个执行部门，在实行全行业承包以后，许多部门如铁道路，石油部，物资部等等，都有了独立的利益并且举办了大量的公司，新增的利润留成部分，其所有权不属于中央政府，而属于中央政府的“某个部门”，中央计划管理的国家垄断资本正在变为部门垄断资本。部门利益在中国经济中起着相当的作用，比如在抵抗外资购买产权，寻求本部门的关税和非关税的国家保护方面，在“寻租”和垄断经营方面，都是能够影响中央决策的力量，再如对外经济贸易部为了出口的利益，年年鼓动人民币贬值，许多经济主管部门成立“行业协会”，垄断部门经济的利益，制订垄断价格等等，助长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第四，企业。
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法人。这里特别要分析国有企业利益的独立化问题。
10年承包制的实行，使得国营企业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培养了一个新兴的经营者阶层。但是企业承包制没有解决“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而且没有超出部门主管的管理。目前以股份制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和产权转让在实际上的展开，背景是经济结构转换所要求的企业兼并，因此改革将超出“增量改革”的阶段，向“存量改革”深入，这就会打破部门主管的限制，使部门垄断资本向混合型的资本形态过渡。所有者的界限将更加模糊不清，真正的变化是经营者之间的互相控制和兼并。
企业改革的结果，实质上将使国营企业大部分转化成为市场和利润而生产，从而丧失“国营”的性质。真正的“国营企业”将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非竞争性的基础设施领域；二是国家经营用于调控市场的经济行为。比如中央银行对于外汇、国库券市场的调控所进行的公开市场买卖，国营房地产公司、粮食公司对于市场供求和价格的调节，目标并不是利润，而是调控市场。对于国营企业性质的错误理解，导致国营企业调控市场的能力丧失，甚至为了利润而实行市场垄断。
第五，个人。
居民个人作为经济主体对于经济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我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40%以上，储蓄连年增长，这是保证积累的关键。
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286元，比1993年实际增长6.8%，农民人均现金收入840元，增长10%，荐款新增5000亿，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居民存款的稳定与否对于经济稳定的关系极大。而决定存款稳定的是居民心理预期，背后是人民币的信誉问题。1994年—1995年中央政府将着力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同时人民币结束了连续15年贬值的历史，变为“稳中有升”，对于建立人民币信誉，消除通货膨胀预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居民个人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还表现为消费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的选择和对于市场的监督等方面。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下列的影响：
——克服了计划经济下缺乏经济动力的弊病，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改革在1992年前后发生了动力上的变化，由中央推动为主变为利益主体谋求利益推动为主，许多变化是自动发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行为趋于个体化，通过联营，价格转移和股份制，把国有财产实际上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许多国有企业的业务骨干，到私人公司或者实际上为私人公司服务，把技术和商业渠道变为自己个人的财富，因此中国的改革具有了自动发展的趋势；
——在经济迅速繁荣的同时，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分化；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贫富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失控，农业收入的相对低下，农村基层组织的失效，出现了巨大的民工浪潮，据估计在6000万左右，其中2000万是跨省市流动的。农民的流动，既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又带来了社会治安的混乱；
——利益主体行为缺乏规范，产生了腐败，垄断，欺诈，暴力，破坏资源等社会问题，社会控制能力降低，各个利益主体对于利益的追求，缺乏明确的规范，因而采取了种种不正当的方式，除了“寻租”，向政府寻求特殊保护和优惠之外，涨价以牟取暴利也是其中之一。中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其根源就是各个利益主体争抢资源的结果。
中央政府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控制通货膨胀，实际是要控制社会过快的分化，以谋求社会环境的稳定。
多元化利益主体与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多元化的经济成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已经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利益分配在各个阶层中严重不均，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
工人阶级的地位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工人拿取低工资而由国家财政统一负责退休，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甚至连治安和计划生育，结婚离婚也要管理。
目前中国面临结构转换，1.5亿职工中，有30%是多余的冗员。1993年失业救济人员380万，为前3年的总和，再就业率由70%下降到30%。企业改革和破产，将使国营企业的工人丧失过去的保障，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以前，会出现社会的动荡。新的工人就业已经完全实行合同制，许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目前政府正在通过立法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无论如何，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利益丧失都是十分明显的。劳资矛盾，是我国改革中新出现的社会矛盾。
农民由公社社员到长期的土地承包者，获得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但是近几年来，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重新扩大，农民负担沉重，增产不能增加收入，农业投资连年减少，水利失修，农业基础仍旧脆弱，加上人口剧增，目前农村劳动力供给为5.36亿，闲置9028万，严重影响着农村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国家信息中心预测，1994.1.30《首都经济信息报》）。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教师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们，处境比较艰苦。目前出现了知识分子加入各个利益集团的趋势。
国家公务员制度尚未完善，干部中间的两极分化也十分明显。掌握经济权力一部分干部，可能继续掌握经济资源而成为新的企业家。
离退休阶层和工薪收入者，在连续3年物价上升13—20%的情况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8000万贫困者，需要政府的救济。
在改革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就是企业家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和未来的股份制企业的股东们，其收入已经不按劳分配而是按资分配；各类企业的经营者，在不断的互相竞争和兼并中发展起来，是中国改革中的新兴的社会阶层。一方面由于其代表社会新生的生产方式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一方面由于其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的特殊性，特别是部分暴富者的侵吞及腐化行为，而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行，出现了一批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同企业家行为一样，具有双重的作用。
社会利益集团形成以后，必然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
在改革初期推行的“不问姓社姓资”，以生产力为第一标准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社会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发展了市场经济。但是，新的利益集团的成熟，必然以产生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的为标志。由于中国文化兼容性的特征，各种新的意识形态可能在总的原则上都不违背马列主义，但是在统一的马列主义旗帜之下，重新加以解释，以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服务，将是必然要出现的。
根据社会利益之不同，各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趋势大致如下：
——代表新兴企业家阶层的，主张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其中上层可能主张垄断，而中下层主张自由竞争；
——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主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社会平等与正义，其中一部分可能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一部分主张计划经济；
——主张实证分析和价值中立的，将是为政府服务的专家阶层。
知识分子，将被纳入各个利益集团服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创造者。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必然要与各个利益集团相结合，一方面又会与中国改革中的问题相结合，在争论中发展。目前理论界就改革中的具体问题，已经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著名的象1994年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已明显带有利益化的趋势。
利益主体多元化所产生的利益整合的需要，将促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迅速发展。中国人以前对于“民主”的理解，偏重于“全民选举”，“民主监督”，“民意表达”，“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参与决策”等等，对于民主是一种利益整合机制认识不清。只要在利益结构多元化以后，甚至是利益冲突严重之后，才能够真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现有的人代会，党代会形式下，代表的性质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将成为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通过公开化的，法制化的民主政治制度，实现公开的利益表达。
一旦政治改革超越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理想，而成为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利益整合的需要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会迅速地推进。这也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中央政府在整合社会利益集团，调节社会矛盾方面，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如果说前15年的改革，我国只解决了“经济动力”这前一半问题，那么“社会整合”就是后一半改革的任务。由于存在阻碍改革和规范市场的社会集团，所以中国改革的风险是很大的。如何把马列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取得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新的创造。中国改革的成败与否，系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