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易学流变述略——兼论《子夏易传》真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易学论文,真伪论文,易传论文,子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B234.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06)06-0003-06
《周易》未遭秦焚，入汉后由淄川人田何传之，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杨何被立为《易经》博士，至宣帝、元帝年间，田何所传之《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此时又出了费直与高相“两家之说”。费直《易》为古文，无师承，其学“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田何所传之今文《易经》，终两汉皆居官学地位。但任何事物都是盛极必衰，一门学问亦如此。据《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据桓谭《新论》说，当时的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尧典”二字说至十余万言，解说“曰若稽古”四字用三万言。此时对《尚书》的研究已达如此繁琐的程度。
受此风气影响，易学也有如此情况。据《史记·儒林列传》记，《易》自孔子经六传至汉代田何，又经两传传至杨何，杨何被汉武帝立为《易经》博士。而到了宣帝、元帝年间，能通一经的人不但可以免去徭赋，还可以做官，像鲁人周霸、莒人衡胡等都以治《易》而做了官。于是，人们把治《易》当作晋身之阶，在传习中不断加入自己的标新立异之见，如《汉书·儒林传》中已讲到蜀人赵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故《汉书·儒林传》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但总的来看，汉初之人还是重视经义的，《易经》卦爻辞的本义皆有师承而未失传，像丁宽作《易说》只有三万言，仅“训诂举大谊”而已，尚保持着“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的淳淳之风。但到了东汉末，五世家传孟喜《易》学，被清人誉为西汉古《易》正宗的虞翻，由《周易集解》所引其注《易》之文看，于互体之外又出四爻、五爻连互之法，已极为繁琐。他的注《易》之文我们今天虽已难窥其全貌，但绝非“三万言”矣！
被《汉书·艺文志》排在首位，对两汉治《易》诸儒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施、孟、梁丘三家所传之《易》，据《经典释文·序录》记，施仇与梁丘贺所传之《易》亡于永嘉之乱。《隋书·经籍志》亦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喜《易》虽然当时影响较大，散播较广，东汉末年又有虞翻五世家传孟氏《易》，但南北朝时已残缺不全，至唐失散更多，入宋亦全部亡佚。故《易》虽未遭秦火之焚，且入汉后居于官学地位，并有师承相传，但其传本及其经义今日已不可得见。我们今日所见之传本乃是王弼本，是得之于并无师承传授的费直古文本。故先儒称《易经》为“绝学”，其旨即本于斯。而“扫象不谈”的王弼《易》之所以能兴起，与今文《易》发展至后来以繁琐的象数说《易》有极大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人今文《易》义，只是从《说文》、《周易集解》、《经典释文》及其它古籍中辑出来的部分经文片断，完整的田何今文《易》义，已不可见矣！然而马王堆帛书经传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土，使我们有幸得以见到汉初今文《易》与战国古文《易》原貌。虽然这些竹帛《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探求汉初今文《易》与战国古文《易》提供了丰富的《周易》经传资料，但是我们若仅以帛书经传的这部分内容，与已残缺不全的楚竹书部分卦爻辞内容，作为研究两汉今文《易》与先秦古文《易》的依据，其内容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遗憾的是，在至今出土的所有先秦至汉人的《周易》经传资料中，皆是只有经传之文而从无一本释经注传之作，此类著作的缺乏对我们系统而完整地研究曾支配两汉《易》研究的今文《易》义，造成了极大困难。
“亡章句”而无师承的费氏古文《易》，在后代古文派大师们为争立学官的不懈努力下，到东汉光武帝时，势力已可与今文《易》相抗衡而至于争立古文《易》博士之职，可见此时的费直古文《易》，恐怕在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王肃以至王弼等数代人的钻研下，已慢慢形成一个完整的解说体系。但古时文字一字多义，这些并无老师系统传授，仅凭个人对经文字义的理解而训解诂释的经义，其解是否符合《易》之本旨呢？兼之当时为争名利，今、古文两派势同水火，难免有古文派对今文派的解说，出于派系门户偏见，往往另出新说，因而无论对《易》学知识的介绍，还是对经传文字的训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下面，我们仅据今日所见之古代典籍与出土简帛《易》资料所示西汉今文经义，与今本所传经义作一简略对比，于是，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看八卦何人所造，及何人重为六十四卦的问题。这是《易》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周易正义·卷首》其“第二论重卦之人”云：“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牺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案“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者，见之《史记·日者列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及《汉书·司马迁传》记太史公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此所谓“先人”者，当为前代传今文《易》之经学大师也。因为依《史记·儒林传》载，自鲁人商瞿受《易》于孔子而六传至齐人田何，八传至淄川人杨何，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故司马迁父子此说必得之杨何而为今文之说无疑也。此说在汉人中影响甚大。案扬雄《法言·问神卷》：“《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而《法言·问明卷》中亦说文王重《易》六爻为六十四。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论衡》中有关伏羲作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的记载。《论衡·对作篇》：“《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其引文之“《易》言‘伏羲作八卦’”，显然是王充在引用当时传《易》的成说，故特予说明：“伏羲造之，故曰‘作’也。”下文说文王自演为六十四卦，又特予说明“故曰‘衍’”，同上文之引也。王充所引应是当时人们援今文《易》说经之明证。而《汉书·艺文志》：“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可证当时不仅西汉末年好古文的扬雄仍用此今文义释《易》，东汉初人王充、班固等人亦袭此今文《易》之说也。
至魏晋，王弼扫象，今文《易》衰落。入唐，据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说，当时有关“重卦之人”已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今文《易》有关重卦之人，已仅为其四说之一了。且此说亦并非因有著名今文经学家说《易》而得立，乃是因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此说，方得以排在四说之尾也。
我以为《周易正义·卷首》除“论重卦之人”外，其“论《易》之三名”、“论三代《易》名”、“论卦辞爻辞谁作”、“论分上下篇”、“论夫子《十翼》”、“论传《易》之人”、“论谁加‘经’字”等，皆是在今文《易》义至唐衰落后，孔颖达针对当时解《易》出现的各种混乱说法，依仗自己“奉敕撰定”的特殊身份，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判断与辨析。
古文《易》因无师承和对经义的固定传授，故虽同研古文《易》，但其对经义的解释往往皆依据个人的理解而各自说之，如上面孔颖达所引重卦四说中郑玄以为是神农重卦，而王弼则以为是伏羲重卦。有关何人重卦，二人之说已自不同，而有关卦爻辞的诂释，差异就更在所难免。古文与古文的传人之间尚有如此不同，古文与今文的解释，差异就更大了。
对后人影响最大，也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较早的完整《易经》传本，乃是王弼本。史料皆称王弼所传源之于费直古文本，然而今由出土之马王堆帛书本考之，余疑其说未必可信。
我们知道，马王堆汉初帛书本尊崇孔子并由隶书写成，是属汉初今文《易》传本，其八卦卦名皆与今本不同，其六十四卦卦名及其卦爻之辞亦多有不同者。如今本“乾”卦，帛本作“键”，今本“坤”卦，帛本作“川”。而由《说卦》称“乾，健也，坤，顺也”，知帛书“乾”作“键”，实即《说卦》之“健”，古“健”“键”互假也。帛书“坤”字作“川”，实即“顺”字。帛书《缪和》篇曰：“川者，顺也”是其证。《衷》篇亦曰：“子曰‘《易》又名曰川，雌道也，故曰‘牝马之贞’，童兽也，川之类也。”其“川”字显然读作“顺”也。依此我们可知，若依古文，《象》释《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应作“天行乾，君子以自强不息”。可证《象》文经今文经师讲解时，已改“乾”字为今文经之“健”字。同样，《象》释《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地势坤”之“坤”字是用的古文，若依今文，此文应是“地势顺，君子以厚德载物”。过去笔者读《象》文至此，每每不解：以古人行文之严密，何以会以“天行健”之“健”字对应“地势坤”之名词“坤”字？由于帛书《易》的出土，我们终于得知：此段《象》文，若依今文，应为“天行健”对“地势顺”，若依古文，则是“天行乾”对“地势坤”，后人抄书时，已不知此《乾》《坤》二《象》今古文之渊蕴，遂《象》文释《乾》卦书以今文，而释《坤》卦则书以古文，致使后人读之总感《象》文语句不工。今读《周易正义》，知王弼此句注所据者，疑亦是今文本，非古文也！案《周易正义》释《象》“地势坤”引王弼注曰：“地形不顺，其势顺。”显然，王弼当时所见本应是作“地势顺”，故而王弼才以“地形不顺”而“势顺”释之。由此而考之，王弼当年所见本，起码《象》中此段文字非古文本也。王弼未对《象》释《乾》卦的文字作注释，但对《彖》释《乾》卦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作了注释，其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
我们通读此段《彖》文，由“大哉乾元”始，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止，《彖》文中绝无一字言及“健”者，而王弼之注，却一开始即言明：“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又云：“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显然王弼当时所见本之此段文字，亦是今文，应是“大哉健元，万物资始”。王弼乃是据今文本而注其文如上也。
以此而考之，魏晋时，今文《易》本仍有传授，王弼并在注《易》时作了重要参考。故后人盲从先儒之说，以为王弼之《易》乃依古文本，今以帛书汉初今文本与王弼注文考对之，我们发现此千古之说恐亦不确矣。故今后要转变传统观念，对王弼《易》注下大功夫作一番探流涉源的考订工作，相信此一工作对挖掘汉人今文《易》遗义，将有极大帮助。
汉人今文《易》义赖汉唐人《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周易集解》等书的流传，至今保留了一些遗义。今举后人多指其书为伪书、争论较大的《子夏易传》一书为例，先列举其训诂举大义的注经文风与保留下来的经文字义，并考证一下此书是否为伪书。
《子夏易传》一书，刘向《七略》中已载，其对《易》义的解释，如解《屯》卦六二之“乘马班如”曰：“乘，音绳，班如，相牵不进貌。”释《比》卦卦义：“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释《小畜》卦之“攣”作“戀”并释其义曰“思也”。释《小畜》卦上九爻辞“月幾望”之“幾望”作“近望”。释《履》卦九四爻辞“履虎尾，愬愬，终吉”之“愬愬”曰：“恐惧貌。”其说与孟喜《易》“愬愬”作“虩虩”亦解为“恐惧”同。释《泰》卦六四爻“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之“翩翩”曰“轻举貌”。《谦》卦之“谦”，《子夏易传》作“嗛”，并释之曰：“嗛，谦也。”释《豫》卦九四爻之“朋盍簪”之“盍簪”曰：“同疾也。”《贲》卦六五爻之“束帛戔戔”，其今本“戔”字，《子夏易传》作“残”，并释“束帛”曰：“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释《复》卦上六爻之“迷复，凶，有灾眚”曰：“伤害曰灾，妖祥曰眚。”释《颐》卦六二爻“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其“拂经”之“拂”作“弗”，并云：“辅弼也。”《离》卦六五爻“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其“戚”，《子夏易传》作“嘁”，并释之曰：“咨慙也。”释《遯》卦上九爻之“肥遯”曰：“肥，饶裕。”释《明夷》卦六二爻之“夷于左股”之“夷”，《子夏易传》作“睇”，并云：“旁视曰睇。”释《睽》卦六三爻之“见舆曳，其牛掣”之“掣”曰：“一角仰也。”释《困》卦九四爻之“来徐徐”曰：“内不定之意。”释《井》卦九二爻之“井谷射鲋”之“鲋”曰：“谓蝦蟇。”释六四爻之“井甃，无咎”之“甃”曰：“修治也。”释《丰》卦九三爻之“丰其沛”之“沛”曰：“小也。”释“日中见昧”之“昧”曰：“昧，星之小者。”等等。其解皆简略明白，确有汉初解《易》者“训诂举大谊”之风，唐时两汉魏晋抄本还在，且《经典释文》所引三十余家《易》著，当时应皆知是真本无疑，故以陆德明之人品学问及识见，是绝不可能引伪书的，此其一；其二，若以今本与近年出土之上博楚竹书《周易》及马王堆帛书《易经》及其它古籍对比而考察《子夏易传》之文字，更可知其确为学有渊源的先秦古《易》传本无疑也。
案《小畜》卦九五爻“有孚攣如，富以其邻”，帛本此爻作“有复
如，富以亓邻”。其“有孚挛如”之“挛”，《子夏易传》作“戀”。案帛本作“”当为“攣”字之省，汉隶此类字多互通。考《隶释·仙人唐公房碑》洪适注曰：“孿字即戀字。”其《夏丞碑》洪适曰：“戀即轡字。”《李翊碑》洪适曰：“孿即戀字。”等，皆其证也。故《子夏易传》中今本“攣”字作“戀”，正如同帛本作“”一样，皆汉隶此类文字相互通假之证也。
《泰》卦上六爻：“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今本之“隍”，《释文》：“音皇，城堑也，子夏作‘堭’，姚作‘湟’。”帛本此爻作‘湟’，正与姚说同，亦皆汉人此类隶字互通之证。
今本《谦》卦之“谦”，帛本作“嗛”，《子夏易传》亦作“嗛”，与帛本正同，故此书若是伪书，则后人作伪，何以能予知汉初帛本亦作“嗛”字耶？且今本《谦》卦六四爻“无不利，
谦”，帛本作“无不利，
嗛”，竹书作“亡不利，
”。案《汉上易传》释此爻曰：“子夏曰‘谦，化谦也，言上下化其谦也。”《汉上易传》此处引子夏曰“谦”者，实为“嗛”，因“谦”字子夏作“嗛”也。“”字竹书作“”，正合子夏作“化”，因“货”之古文作“
”，故子夏作“化”，竹书作“”，今本作“”，帛本作“”，义皆相同，此竹书战国古本与《子夏易传》相同之又一重要证据也！
《颐》卦六四爻：“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今本之“其欲逐逐”，帛本作“亓容笛笛”，竹书作“丌猷攸攸”。今本之“逐逐”，帛本作“笛笛”，竹书作“攸攸”。而《子夏易传》此字亦作“攸攸”，正与竹书同。案“笛”字古文作“篴”，故“笛”“逐”实以音义相同而互假。《释名·释乐器》：“篴，滌也。其声滌滌然也。”故《汉书·叙传》：“六世眈眈，其欲浟浟。”颜师古注：“眈眈，威视之貌也。浟浟，欲利之貌也。‘浟’音滌。今《易》‘浟’字作‘逐’。”由颜注可知，今本“逐”字，古本作“浟”，今由竹书作“攸攸”，可证《汉书·叙传》所引及颜师古之注极是。而由《子夏易传》亦作“攸攸”考之，可证《子夏易传》确是先秦时代真古本也，后世卑陋之儒因其所见之偏，总以疑古自诩，悲夫！
《坎》卦上六爻：“系于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今本“寘于丛棘”之“寘”，《子夏易传》作“湜”。案《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不咥人”之“咥”，帛本作“真”。本人在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版)中辨此文曰：
“不咥人”之“咥”，帛本作“真”。考《广雅·释言》：“真，是此也。”王念孙曰：“诸书无训‘真’为此者。各本真字皆书作真……当是‘直此是也’之讹。‘直’为是正之是，‘此’为如是之是。《说文》：‘是，直也。’是其证矣。或曰，当作‘直是正也’。”《说文》释“直”：“直，正见也。正，是也。”案王氏断“真”乃“直”字之讹，非是。由帛本此处卦辞作“不真人”及六三爻辞作“真人凶”考之，则“真”与“直”古可互用。“不真人”实读作“不直人”，“直”与“咥”以音同、音近而相假耳，故《广雅·释言》作“真”，并“各本真字皆书作真”，可见“真”非“直”字之讹。考坎卦上六爻之“寘于叢棘”，《释文》释“寘”字曰：“刘作示，言众议于九棘之下也，《子夏传》作湜，姚作寔，寔，置也，张作置。”此处“《子夏传》作湜，姚作寔，寔，置也”，正《说文》“是，直也”之证；而其曰“张作置”，亦“寘”“置”互通之证。
由以上所考，知汉隶“寘”字与“示”“是”“直”“置”诸字皆可互假。故《子夏易传》在此作“湜”，如同“姚作寔”一样，乃是与“是”互假，此其抄本乃真古本之又一证也。
《明夷》卦六二爻：“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今本“用拯马壮”帛本作“用撜馬牀”。今本“拯”字帛本作“撜”，《子夏易传》作“抍”。案《子夏易传》之“抍”即帛本之“撜”。古“登”“升”二字互通(详见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之《升》卦解)。《隶释·博陵太守孔彪碑》洪适注：“抍即拯字。”亦其证也。
《夬》卦九四爻：“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牵羊”之“牵”字，《子夏易传》作“掔”。“掔”字在此疑假为“遣”。案《庄子·徐无鬼》：“君将黜耆欲，掔好恶，则耳目病矣！”《释文》：“掔，崔云‘引去也’。”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庄子拾遗·徐无鬼》：“崔释‘引去’者是也。‘掔’盖假为‘遣’。”此字竹书本作“
”，有“亡”“丧”之义，与“引去”义近。以此知子夏《易》确得古义之传也。
《困》卦九四爻：“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今本“来徐徐”，帛本作“来徐”，《子夏易传》之“徐徐”作“荼荼”，《释文》并云：“荼，音图，内不定之意。”王肃本作“余余”。
案《周礼·考工记·弓人》：“宽缓以荼。”郑注：“荼，古文舒。”郑玄以“荼”字为古文，作“舒”字为今文。考《左传·哀公十四年》：“齐陈恒执其君寘于舒卅。”而《史记·齐世家》作“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卅”。《集解》：“《春秋》作舒卅，贾逵曰：陈氏邑也。”《索隐》：“徐音舒，其字从人，左氏作舒，舒，陈氏邑。《说文》作
。”由《史记》，“舒”引作“徐”，知“徐”“荼”亦可互假。故此字今本作“徐”，《子夏易传》作“荼”，王肃作“余”，《说文》作“”，诸字古皆以从“余”而可互假也。
《丰》卦九三爻：“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今本“丰其沛”，帛书作“丰其茉”，竹书作“丰丌芾”，而《子夏易传》亦作“芾”，此竹书古《易》与《子夏易传》相同又一例也。由《子夏易传》与战国时代古文本用字多有相同而考之，可证《子夏易传》确为先秦古本无疑也。
《既济》卦六四爻：“繻有衣袽，终日戒。”“繻有衣袽”之“繻”，《释文》：“子夏作
，王廙同，薛云‘古文作繻’。”由“薛云‘古文作繻’”，知今本作“繻”确为古文本。而由“子夏作”，亦可知此字古文本作“繻”，而传至秦汉，经由隶书抄写的子夏今文本作“”也。“衣袽”之“袽”，《子夏易传》作“茹”，而帛本此字亦作“茹”。由《子夏易传》与汉初帛书今文《易》所用之字多相同考之，再次可证《子夏易传》确为真本无疑也。
那么，后人为何总是怀疑《子夏易传》的真伪呢？主要有两条原因：
一、《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三家中无《子夏易传》，刘向《七略》中虽有《子夏易传》，但人们多以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勖《中经薄》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儒已疑非子夏之作矣。之所以定为“或云丁宽所作”者，恐亦因《艺文志》未录也。
二、《子夏易传》之编次乃遵费直、郑玄、王弼所合《彖》《象》《文言》于爻下而传之，显然非《周易》古经之编次。
案《子夏易传》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只两卷，而《释文·序录》所记亦止三卷。至宋《中兴书目》则益为十卷，后又增至十一卷，显系后世抄书者擅自增加内容、变乱编次所至。而后人总是怀疑何以此书《汉书·艺文志》未录，我认为此疑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之所在：由于帛书经传的出土，我们方知，帛书《缪和》等篇中记录了当时很多的研《易》之人，如《缪和》篇中的缪和、吴孟、吕昌、庄旦、张射等，《昭力》篇中的昭力及《要》篇中孔子特别言及自己所不及的周梁山等。由这些人与孔子探讨的《易》学内容观之，其水平是相当高的。但所有这些人在《史记》所记自孔子至田何的传《易》者名单中皆不见之，所列各家《易》中亦不见其著作。更像子贡这样的孔子重量级大弟子，在帛本《要》篇有大量文字记录了他与孔子讨论《易》中的重要问题。但《汉书·艺文志》所录“凡《易》十三家”中竟无子贡的一席之地，仅于地位大大下降的“杂占十八家”中记有“《子贡杂子候岁》二十六卷。但在排于首位的“凡《易》十三家”中，却列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为什么《古杂》《杂灾异》可以入于“凡《易》十三家”中，位于《艺文志》之首，而作为孔子极重要弟子的子贡，其著作《子贡杂子候岁》却仅录入地位大大下降了的“杂占”类呢？笔者以为：依据中国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显然是一派得势而另一派失势的结果。是故《子夏易传》之未能录入《汉书·艺文志》，亦以此也！
同时，我们凭借帛《易》资料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明白了何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之传《易》名单，从孔子到田何只有六传，而时间跨度却长达三百五十年左右，可见传《易》名单中所记之人物，凡杨何或杨何一派所不感兴趣者，皆已被删除之！因为对比《史记·儒林传》与《汉书·儒林传》，就可以找到此说的依据：《汉书·儒林传》言及田何传《易》：“授东吴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而《史记·儒林传》则仅言“汉兴，田何传东吴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太中大夫”。
很清楚，《汉书·儒林传》不仅言田何传《易》于杨何之师王同，更言还传及杨何之师叔师伯，如周王孙、丁宽、服生等，且也未专事宣扬杨何因何征官，征官时间亦仅言及“元光中”，而《史记·儒林传》中有关汉初传《易》人物的记录，仅仅言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除杨何的直接老师与师祖之外，其余的传《易》人物，已皆被其删去，并特别言明杨何是以《易》而征官，其当官的时间亦记录的极为清楚精确。故考之《史记》与《汉书》的这两段短短文字，我们可以看清：虽是同为记载汉兴田何传《易》之事，但《史记》中特别突出炫耀杨何的用意是极为清楚明显的。而更为明显的是：《汉书·儒林传》言及西汉《易》学所本时，曰：“要言《易》者，本之田何。”而《史记·儒林传》竟称：“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史记》于此竟将杨何置于了其师祖田何之上，捧为西汉《易》学之本！此足证《史记》所言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所提供也。杨何或杨何一派以征官而取得语言霸权之后，以西汉人言西汉传《易》之事，尚且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将其他传《易》者删去，更何况春秋时代之传《易》人物，如子夏子贡乎！故《史记》中所载由孔子六传至田何的这张传《易》名单，当是一份经当时学官删削后的名单，正因如此，才造成了由孔子六传而至田何这种使后人生疑的传承名单！因《子夏易传》之不录入《汉书·艺文志》，是后人疑其书伪的重要依据，故我们今天在考证此一先秦古本时，凭借帛本提供的最新资料，稍费笔墨辨析如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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