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笔杆: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_知识分子论文

枪杆、笔杆: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_知识分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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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位于中国陕西省的北部,著名的黄土高原中部。它的四周有三座山,两条河流 。古称延州、肤施,宋代起称延安府,辛亥革命后又恢复肤施旧名,直到20世纪30年代 仍沿用此名。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这区区3556平方公里、偏居茫茫黄土高原一隅 的小地方,在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巨大的中国,明显只能延续着自己近乎沉 默的历史。

但是,1936年,由于一支长途跋涉、穷蹇然而坚毅的军队的抵达,肤施消失了,延安 的地名重新出现在中国版图上。这个地名很快声名远播,甚至越过国界,一直传到莫斯 科和华盛顿。在以后总计十年时间内,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 ——事实上,比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分量更重的是,它实际上是与当时的国都重庆分庭 抗礼的中国又一权力中心,或者说从长远眼光看,是1949年后新中国的影子首都。显然 很难料到,这个在中国悠久历史上并无耀眼之处的地方,突然间会闻名全球。

与此相似的是,大约二十年前,当中国现代文学随着“五四”运动而诞生的时候,也 不会有哪一个作家、诗人、学者可以想像,这个几乎没有经过现代文明洗礼,以信天游 、秧歌为主要文化特色的肤施小城,将成为又一次文学革命的策源地和名副其实的中心 。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南京、青岛、武汉、昆明……它们无论谁看起来都更有理由 和资格扮演这一角色。但事实上,历史选择的是肤施(延安)。

之能如此,当然跟历史提供的机缘分不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 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日本侵华阴谋逐步升级,直到发动全面的战争,中国也被迫 一步步走上抵抗道路。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利用西安事变迫使国 民党和蒋介石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 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 谈话。同月,林伯渠正式发出致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各省政府的通电, 宣布陕甘宁“工农民主政府”易名“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边区北起陕北府谷 、横山,南达陕中的淳化、旬邑,长450公里;东临黄河,西至甘肃固原和宁夏的预旺 堡,宽400余公里;包括陕、甘、宁3省的23个县。根据国共达成的谅解,边区应该是完 整的和统一的,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事务,行政长官名义上是国民党委派的丁惟汾,但 其不得到任,南京派来的高级参谋仅为联络性质(注: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较诸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共产 党不单作为政党再获合法地位,更前所未有地以合法执政者身份被承认,行使对一方的 统治权,从而从单一的游击军事组织向全面的稳固执政组织过渡。

这样,在一系列历史事件后,延安终于成为一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权力中心,其外壳 便是为国民政府承认的享有行政、司法、财政、教育、文化、治安等各顶权力的“陕甘 宁边区政府”。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此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南方数省马克思主义政权 ,始终是以“非法”名义存在。从“非法”到“合法”,尽管只是国共双方表面上化敌 为友,但它为马克思主义政权赢得了实质性的生存空间和真实的号召力。“苏维埃”时 代革命政权面临极大生存压力,拼全力以维持军事存在,遑论其他。对外界而言,过去 因为全力以赴于军事,外界一般难视之为一稳定政权,各类人材——纵便是心向进步的 青年知识分子——或能在内心赞赏之,却鲜有亲身投奔者。延安政权一旦合法化,情形 立见改观;从此终于不复是纯粹、单一的军事化结构,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同情革命事业 的作家、演员、音乐家、学者、科学家、技术人员,纷至沓来,确有群贤毕集之势。这 不仅仅是改变了延安的人材结构,尤为根本的是,提升了整个革命政权的文化基础,使 马克思义政权自身理想、主张的实现与展开,渐备平台。

1940年6月9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建院二周年纪念大会,前来致贺的八路军总 司令朱德说了这么一番话:“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 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 起来。”(注:《新中华报》,1940年6月18日。)

枪杆子,笔杆子。不光朱德将军,毛泽东、聂荣臻、贺龙等其他延安高层人物,也都 很有兴趣谈论这种字眼。对于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许多中共领袖来说,这意味着一种非 常新鲜的景象和体验。尽管被毛泽东戏称为“上海亭子间的队伍”(注:何其芳:《毛 泽东之歌》,载《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的左翼文学界,不少人是共产党员, 领导权也由共产党人所掌握,然而,在置身于苏区、根据地,经历着反“围剿”和长征 的中共首脑心中,这一切却感到陌生和疏隔。事实上,在大批左翼文化人士投奔延安以 前,中国革命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艺术的位置,打土豪、杀白匪以及“锄奸 ”之余,能够实践的文化活动充其量就是刷刷标语和出几页简陋的油印小报,革命队伍 中只有士兵、将领和政工人员,至于文化人则谁都没见过。1936年11月,当延安成立中 国文艺协会的时候,毛泽东在会上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 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注:《红色中华·红中 副刊》,第1期,1936年11月30日。)不夸张地说,延安以前,革命政权控制范围内的地 区,文艺工作几乎等于空白;党的文艺事业,几乎全部是在遥远的大城市中开展和存在 ——这不仅仅体现着空间上的距离,实际上也意味着情感、心理和思想上的距离,正像 朱德上述讲话的语气中所透露出的那样。

与过去不同,从落脚延安起,党意识到了这种距离,并决心结束它。这无论对党的历 史,还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1942年,具有深远影响的延安文 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那篇极为著名的讲话的伊始,开宗明义地表示:

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 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 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 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 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 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1—4卷,847 —848页,人民出版社,1991。)

这是党的领袖头一次把“笔杆子”放到与“枪杆子”并重的位置来谈论和对待,也是 头一次明确表达文艺将被整合进革命事业的基础建设,提升为党的工作重心之一,实行 直接的领导、组织和建构。

30年代末,随着中共立足延安和延安以“赤都”名扬天下,引发了文化人特别是青年 知识分子潮水般涌来的壮观景象,一时间,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群贤毕至、少长 咸集。

1936年10月,丁玲率先由西安来陕北,拉开了文艺家涌向边区的序幕。大抵由于是文 化名人北来的先例,丁玲的到达备受重视,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首脑毛 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均亲自履会,会后,毛泽东又专门为丁玲 赋词一首志其事,恩遇甚隆。

此后,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1942年前,奔向延安的人流源源不断,周扬、艾思奇 、李初梨、何干之、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刘白羽、何其芳 、严文井、陈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焕之、钟惦棐、江青 、王实味、杨朔、周而复、艾青、贺绿汀、贺敬之、华君武、高长虹、王朝闻、古元、 江丰、彦涵……接踵而至,这份名单如果继续开列下去,最终几乎会将以后共和国各文 艺门类的中坚力量囊括殆尽。

茅盾、老舍亦曾来延安小住、访问。茅盾来延,原有扎根打算,子女俱携在身边,其 子沈霜在陕北公学文工队和西北文工团工作,女儿沈霞在女子大学就读。最令人惊讶的 ,是提倡“距离说”、后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美学观”代表人物遭痛批的朱光潜,1939 年1月曾致信已在延安的周扬,认真地说:“你的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信到本月十五日才 由成都转到这里。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儿 了。”“延安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的书籍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 一线生机。从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头,所以写信给之琳、其芳说明这个意 思。”(注: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45—46页,湖南 文艺出版社,1987。)以朱光潜的性情,都很有一番投奔延安的冲动,则延安在那时知 识分子心中的号召力可想而知。

大批大批的笔杆子涌来,令延安面貌巨变,文化建设突然呈爆发性增长态势,各种机 构、团体、组织雨后春笋般地被创立,“革命队伍”传统上非官即兵的成分似乎一夜之 间改变了,延安城俨然就是最兴旺最活跃的文化之都。下面是1936年到1942年间延安出 现的主要文化单位的概况:

1.中国文艺协会。1936年11月22日成立,丁玲、成仿吾、贾拓夫、王亦民、徐梦秋等1 6人为干事,组成干事会。下分组织部、联络部、研究部、总务部、出版部、机关志编 委会、俱乐部、图书馆等。1937年11月结束存在。

2.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1937年11月14日成立,初由艾思 奇任主任,柯仲平任副主任,后又由吴玉章任主任,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任副主任; 1942年后,由柯仲平任主任。边区文协是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总的领导机关,同时也 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群众性文化组织。

3.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音协”。1938年1月9日成立,为边区文协下属 的专业机构,冼星海、吕骥、向隅、时乐濛、马可、麦新等曾担任执委。所 开展的工作包括组织延安大合唱团、印刷歌曲册子、召开音乐界纪念会、举行大小晚会 等。

4.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1938年9月1日成立。虽谓“文艺界抗战联合会”, 实际上是一个文学方面的专业协会,同“音协”一样,是“边区文协”的分支机构。其 宗旨是,在抗战形势下,选拔文学干部,供给文学粮食,建立基础的文艺理论。第一届 执委会成员有: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 白羽等。1939年后更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5.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其前身为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1939年2月7日成立。 有会员40余人,胡蛮、江丰、力群、钟敬之、华君武等任执委。多次举办画展,并创作 油印画、招贴画、街头美术墙报等。

6.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1939年2月10日成立。负责协调 、领导延安戏剧界,所属有民众剧团、鲁艺戏剧系、烽火剧团、抗大文艺工作团、陕公 剧团、民众娱乐改进会、鲁艺实验剧团、工余剧人协会、旧剧研究会、剧作小组、西北 文工团、青年艺术剧院等。设理事会、执委会。1943年后剧协活动基本结束,边区剧务 改由中央文委和西北局文委、宣传部直接领导。

7.延安文化俱乐部。1940年3月建立,属边区文协领导。萧三任主作,陈明负责日常工 作。地址位于延安青年文化沟,其宗旨是“促进文化活动,提倡文化娱乐,联络感情” 。俱乐部大约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举办各种展览和纪念活动,为诸文化团体提供活动 场所,成了延安文化活动中心。这里以相对考究、舒适、富于享乐性的环境和知识分子 情调,在延安闻名,成为历来朴拙的“革命队伍”中特殊的一景。

8.战歌社。1937年12月成立。延安最早的诗歌组织,柯仲平任社长。发起过“街头诗 歌运动”。1940年归入“延安新诗歌会”。

9.抗战文艺工作团。1938年5月成立,属边区文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团体名称由 毛泽东命名。

10.路社。1938年8月成立。主要成员来自鲁艺文学系学员,从事以诗歌为主的文学创 作和研究活动,成员最多时达百人以上。

11.边区诗歌总会,1938年9月成立。此前,已有“战歌社”、“战地社”等诗歌组织 ,为更好推动边区诗歌运动,边区文协成立了诗歌总会,将战地社、战歌社和其他诗歌 团体统一,并编印机关刊物《诗歌总会》。

12.山脉文学社,1938年10月成立。成员来自抗大、马列学院、总政、边区政府、后方 留守兵团等单位的文学青年。编印《山脉文学》,毛泽东题写刊名。成员最多时达两百 余人,是边区较大的群众文艺社团。

13.文艺小组,约产生于1938年。原是边区群众开展文艺活动的自发的组织,遍及延安 的工厂、机关、学校、兵营,至1940年,已有约45个单位建立了文艺小组85个,成员达 660多人。1941年,中央文委发出通知,要求“各机关学校的俱乐部应把文艺小组的组 织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文抗专门成立“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对文艺小组 的性质、任务、活动以及组织原则、区会组织、总会组织,做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

14.大众读物社,1940年3月12日成立。延安重要的新闻出版机构,社长周文,干部胡 采、金照、胡绩伟等30余人。先后出版过《边区群众报》、《大众画库》、《大众文库 》、“革命岁月”丛书、《大众习作》等。初属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领导,后改属西北中 央局。

15.文艺月会,1940年10月19日成立。丁玲、舒群、萧军等发起,号称是“以文艺批评 与创作来充实延安文艺堡垒的先锋队”,活动方式是经常召集座谈讨论或例会。不设主 任或委员会,由临时推举、轮流担任的主席主持每次讨论会。月会出版会刊《文艺月报 》,颇具影响。

16.延安新诗诗歌会,即延安新诗歌会,1940年12月8日成立。囊括了以前的战歌社、 山脉文学社等几个延安诗社组织,主要负责人萧三,柯仲平、乔木、何其芳、公木、郭 小川等任执委。

17.鲁迅研究会,1941年1月15日成立。系由洛甫(张闻天)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倡议,以及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的《宣言》而组建。艾思奇、萧 军、周文组成干事会,加上周扬、陈伯达、范文澜、丁玲等十人组成编委会,拟定的工 作内容包括:出版鲁迅研究成果、设“鲁迅文艺奖金”、成立“鲁迅纪念馆”和“鲁迅 文化基金”等。

18.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1941年8月成立。中央研究院前身是马列学院,“为培养 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张闻天兼任院长,全院共9个研究 室,文艺研究室系其中之一。文艺研究室的宗旨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 究中国文艺的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各方面文艺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实践的经验, 提出系统的文艺理论,指导今后的文艺实践。欧阳山、艾思奇曾主其事。内设5个小组 :鲁迅研究(刘雪苇等)、文艺评论(王实味等)、小说散文(草明等)、戏剧(金紫光等)和 诗歌(郭小川等)。

19.延安诗会,1941年12月10日成立。由艾青、萧三发起。较诸新诗歌会,它似更有意 办成一个高层次和注重理论性的诗歌团体,但存在时间较短,1942年冬终结。

20.小说研究会,1941年12月成立。系文抗延安分会内小说作家的组织,成员限于驻会 的小说专业作家,宗旨是研讨小说创作,促进创作提高,增进作家团结。成立后约活动 了半年而止。

21.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年8月12日成立。全称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 西战团”,系一半军事化、以宣传为主的表演艺术团体,从相声、快板、双簧、秧歌舞 到大型话剧,一切手段均加利用。

22.民众娱乐改进会,1938年5月23日成立。旨在利用和改进陕北民间艺术,宣传革命 。会员中包括马健翎、吕骥、钟敬之、崔嵬、丁里等。此组织在开发民间文化资源,以 为革命政治之用方面,作用颇大。

23.鲁艺实验剧团,1938年8月1日成立。鲁艺实验剧团是与鲁艺戏剧系教学工作相结合 的一个艺术实践组织。《讲话》前,此团注重学院派技巧和理念,在延安以上演大戏、 洋戏著称,如曹禺的《日出》,果戈理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蠢货》、《 纪念日》,以及苏联历史剧《带枪的人》等。

24.西北文艺工作团,1940年9月1日成立。直属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前身是陕北公学 文艺工作队,1941年8月底,中共中央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合并,建立延安大学,同时决定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更名为“西北文艺工作团”。到《 讲话》前,该团亦同鲁艺实验剧团一样,以演大戏为主,先后推出过《蜕变》、《北京 人》、《雾重庆》、《生活在召唤》、《俄罗斯人》等。《讲话》后,转为以演秧歌剧 为主。

在音乐、美术、电影方面,有延安合唱团、延安作曲者协会、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中央管弦乐团、鲁艺美术工场、大众美术研究会、版画研究社、抗敌电影社、八路军总 部电影团、延安电影制片厂等诸多组织,从略。

教育、研究机构也是知识分子聚集的所在。1937年后,边区及延安各类学校、学术机 构数量增长很快,其中,文艺类主要有:(1)鲁迅艺术文学院,即“鲁艺”,1938年4月 10日成立。首届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第二届起增设文学系,办学规模逐渐扩大, 教工人员增至两三百人之多。1944年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后者的一个学院。(2)部队艺 术学校,简称“部艺”,成立于1941年4月10日,属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领导,1 943年冬终结,先后培养学员八百余人。(3)星期文艺学园,成立于1941年6月1日,校长 艾青。每周日上课一次,毕业期两年。课程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世界文学史、诗学、 文艺理论。1942年6月21日,因“形势紧张,人手渐感缺乏”而停办。(4)陕甘宁边区艺 术干部学校,1942年5月1日成立,属陕甘宁边区文协领导,校长柯仲平,副校长张季纯 。1943年5月并入西北文艺工作团。

主要的文化文艺刊物:(1)《文艺战线》,1939年2月16日创刊,月刊,16开,竖排铅 印。主编周扬。(2)《中国文化》,1940年2月15日创刊,原定月刊,实为不定期,16开 ,竖排铅印。主编艾思奇。(3)《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半月刊,32开,竖 排铅印。主编萧三。(4)《文艺月报》,1941年1月1日创刊,月刊,16开,竖排,由延 安文艺月会萧军、舒群等轮流编辑。(5)《谷雨》,1941年11月15日创刊,双月刊,16 开,竖排铅印。由舒群、丁玲、艾青、萧军、何其芳组成编委会,轮流主持。(6)《诗 刊》,1941年11月创刊,月刊,24开,竖排铅印。主编艾青。

以延安这样小的城市规模,而具如此密度的文化分布,实属罕见。

知识分子的大量涌来,不仅改变着“革命队伍”的面貌,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现象促 使党及其领导人从新的角度和高度,思考革命的战略。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契机,摆在眼前。1939年12月,他为中共中央 起草决定,制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他强烈地提醒党和军队的领导们“必 须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指出 以往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是相当浅薄而缺乏远见的,“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 、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他十分清楚,在传统上,党军 干部普遍地在内心对知识分子怀有敌意或不信任——直到当时仍然如此,而这种态度实 际上对党的事业十分有害,势必影响革命向更高阶段的推进与发展,他严厉批评说:“ 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 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 ,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 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 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 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 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 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这番话的最后一句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在毛泽东的 心里中国革命已经超越了“造反”“起义”“上山”的层次,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 个有能力来建构新秩序的阶段。作为领袖,他敦促自己的队伍都能看到、意识这一宏图 ,形成与实现这种宏图相适应的新的认识;因此他在这个决定的最后措辞强烈地再次要 求:“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注:毛泽东:《大量 吸收知识分子》,见《毛泽东选集》,第1—4卷,618—620页,人民出版社,1991。) 三年后,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把同样的意思讲得更直露了——“没有这一部分人就 不能成事”。他说:“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 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 题来讲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 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432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大致上,1942年以前,中共高层对大量知识分子涌来这一态势的应对,还处在适应和 迎合之中。1940年,名义上仍是最高领导人的洛甫(张闻天)发表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 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长文,此文可以说代表了毛泽东《讲话》之前,党对文 化艺术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意识形态)。其中,对文化人的理解与宽容态度非常引人注 目,例如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于自己所工作的文化部门,应具备一般的知识与 素养,最好自己还有一方面的特长。这样就容易团结文化人。”“善于尊重共同工作的 文化人,其人格、其事业、其创作与意见。要同他们有真诚恳切的交谊,要有大气量, 要谦逊、要能求大同而弃小异。”(注: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 今后任务》,载《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其他资料也证实这样的态度是 基于统一的口径。1940年10月,中宣部、中央文委专门发出指示,提出“正确处理文化 人与文化人团体”的若干原则,主要有:“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 、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 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 ”“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地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 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对于文化人的 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 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估计到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各种特点,特别 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地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 …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气量使自己能够具有不完全同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 生活,共同工作。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 文化)团体内部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以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 由与写作的时间。”“继续设法招致与收集大批文化人到我们根据地来。必须使我们的 根据地不但能够使他们安心于自己的工作,求得自己的进步,而且也是最能施展他们的 天才的场所。”(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与文 化人团体的指示》,载《共产党人》,第12期,1940年12月1日。)1941年1月,总政治 部和中央文委也就部队文艺工作联合发出指示,要求“以极热忱的、虚心的态度去对待 ”“外来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不要使他们与群众脱离联系,而陷于孤独的生 活,因而发生烦闷苦恼等等现象。在部队中分配他们的工作时,要顾虑到他们创作上的 便利,要使他们比较有自由的时间和必要的物质条件”(注:《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关 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卷第2期,1941年2月15日。)。 直到1941年6月,党报《解放日报》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里,仍向广大知识分 子展示着开放宽松的姿态,塑造着延安宾至如归的形象:“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 区,在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在延安,不 拘一切客观条件的困难与限制,各种文化活动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 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保障。艺术的想象,与 科学的设计都在这里发见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甚至以肯定和赞赏的口吻 说:“对边区的缺点(即是任何新社会亦所不免的),也正需要从艺术方面得到反映和指 摘。我们看重‘自我批评’,尤其珍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注:《欢迎科学 艺术人才》,载《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

此时,距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不难看出,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党对文化人、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有不小的差别, 存在诸多不同。座谈会前,对文化人和他们的写作,回护远远多于指责,甚至近于隐忍 。在这方面,中宣部和中央文委1940年10月作出的指示尤其令人惊讶,它所给予文化人 的理解和宽容,几乎优越到理想的程度——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干涉、尊重艺术家个性 、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在这里面包含了文人最看重、最想得到的一切,可以说 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文艺政策。

这种政策的由来,也许有两点:其一,是基于广揽天才、英才的迫切而实用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政策上足够的弹性与宽松,不言而喻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当与国 民党争夺骨子里最反感“专制”“独裁”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其二,对“革命圣地”本 身拥有强烈自信和乐观,相信根据地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正确 性,作为“投奔光明”而来的知识分子将完全置于这种感召力之下,即便他们有这样、 那样的毛病亦不足虑。

可以说,笔杆子与枪杆子在延安的会合,起初纯然是一件快乐甜蜜的事。党从中看到了革命事业的质的飞跃,觉察到一个重要契机的形成,并敏锐地决定紧紧抓住它。不过 ,对某些随之而来的问题显然还估计不足,特别是并未意识到“文治”与“武功”是两 个截然不同的体系,而关于前者,党还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思路、理论、经验与模式。 矛盾逐渐显露了出来,要求党拿出成套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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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笔杆: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_知识分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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