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工业产业进入的制度缺陷及其改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缺陷论文,制度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工业产业过度进入的认识与评价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中央集权体制。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后，中央向地方政府逐步下放 经 济管理权，向企业下放生产经营权，价格机制也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这一 时期由于市场需求在同一时期集中到来，诱使大量中小企业广泛过度进入价高利好的行业， 迅速形成了改革初期工业加工业重复投资的资源配置格局，这一时期以家电产业的过度进入 最为典型。家电产业是适宜大批量专业化生产，且技术要求较高的组装型制造业，其必要资 本壁垒、经济规模壁垒、产品差别与技术壁垒均较高。然而这一时期我国的家电业在松动了 的产业规制作用下得到了超高速的增长：1985年与1980年相比，洗衣机产值增长了103.1%， 冰箱产值增长了676.9%，电视机产值增长了516.3%。在市场经济中，凡是经济高速增长阶 段，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和生产集中度的下降具有必然性。集中度指数的高低反映了产业内 企业规模不对称程度和企业间的垄断竞争关系。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电冰箱行业的过度进入 ，导致了规模不经济和生产集中度明显下降。1982年时冰箱行业的生产集中度高达74.5%，1 985 年生产集中度下降为39.4%，到1988年生产集中度已下降到20.9%。经过80年代中期的急剧扩 张之后，电冰箱行业能力过剩，竞争异常激烈的局面已确定。到90年代初期，电冰箱行业已 经形成的生产能力有一半左右闲置。电冰箱行业的过度进入问题仅仅是加工业的一个典型案 例。在相同的制度安排效应作用下，其他工业产业的生产集中度也都处于低水平，并且这种 低集中度状况并没有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得到改善。1995年在37个工业产业中，集中 度超过40%的行业只有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冶炼业，集中度在30%～40%之间的行 业有6个，20%～30%之间有4个，10%～20%之间有6个，其余21个行业的集中度均低于10%。根 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凯伍斯的研究，前10位的企业市场集中度指数一般应在40%以上。 如果一个行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未能达到起始规模和合理的经济规模，则这个行业肯定不存 在有效的产业组织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产业的集中度有升有降，但基本的总趋势 是集中度逐渐下降。企业规模小型化、分散化生产与过度竞争已成为中国工业产业组织的主 要 特征。
应该承认，80年代家电业的重复性建设具有多种正面效应：①满足了市场需求；②企业获 得巨额利润；③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④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但以上几种正面效应的背 后又掩藏着因过度竞争而产生的负面效应：第一，过度竞争使有效需求被多估，导致生产能 力过剩，在又一轮的生产过程中有效需求又可能被低估而减少供给。有效需求的高估或低估 ，使得资源配置优化难以实现；第二，在过度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会通过价格歧视和掠 夺性定价来抢占市场份额。企业采取的促销手段，阻断或扭曲了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过程中 的作用；第三，企业数目过多，企业的市场份额就小，企业的利润率就低，从而很难产生企 业R&D技术进步等创新能力，很难提高企业间的技术联系水平，进而会形成中间投入品总量 多、产品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状态；第四，过度竞争构成了退出的巨大障碍，亏损企业大 量资产因难以退出而在沉淀闲置中被浪费；第五，排斥现代经济增长的专业化和一体化走向 ，使企业之间的生产技术联系趋于单一，部门交易规模不断缩小，技术传递和技术扩散受阻 ，技术进步时间轨迹大大后移；第六，企业过度进入降低了生产集中度，丧失了规模经济利 益，整个产业的利润长期保持低水平，经济增长速度以经济增长质量下降为代价。以上六个 方面的负面效应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已经越来越凸显出来，严重阻扰着经 济健康顺利地向前推进。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一个产业的扩张与收缩应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进行。从需求的角 度看，影响一个产业扩张与集中的因素有需求弹性、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消费者偏好差异 等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市场规模和需求层次；从供给角度看，主要因素包括：固定投资、 边际成本、投入品价格，成本对研究与开发的弹性、市场的同一性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 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产业的扩张和集中过程，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能通过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 多种因素来起作用。然而，规范的产业组织理论并不能解释清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 过程中的企业过度扩张的供给行为。
对于中国工业产业组织分散化生产和过度竞争这两个特征的形成，一些文章仅仅把它们归 结为是经济扩张的内在冲动、市场需求的拉动、国企兼并机制的缺乏以及低度进入壁垒、高 度退出壁垒等因素所致，并与此相对应提出了改变中国工业产业组织状况的若干对策，如要 求政府制定产业合理化政策、充分利用价格调节机制、提高产业进入门槛等等。应该说，针 对中国工业产业组织特征而提出的治理对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产业组织低质状况，但未 触及制度因素的改进对策往往是一种短期治理手段。事实上，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出现的重复性投资和过度竞争主要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汽车工业无论是资本还是技术要求 ，都决定了汽车工业的高进入壁垒。然而，继二十世纪80年代家用电器大规模地重复性生产 ，90年代我国又出现了汽车工业的重复性生产。企业数目过多，企业规模不经济，以及由此 造成的汽车工业过度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汽车整车的成本与质量水平。如果说80 年代家电业重复性生产主要缘于改革初期政策松动诱导而带来的经济扩张的冲动，那么，在 经历了因过度进入而导致的过度竞争带来的长期经济阵痛之后，又是什么原因诱致具有高度 技术壁垒的汽车工业又遍地开花呢？与所有的经济问题背后都隐藏着制度性因素一样，新一 轮的汽车工业重复性建设出现，实质是中国产业组织传统的制度安排在转轨期的不适应性表 现。
二、导致工业产业过度进入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改革时期新旧体制交替所特有的不规范政府行为与不规范市场游戏规则并存，使制度安排 带有“转换”中的特征。
1、改革初期的产业规制松动，形成了具有高度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地方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 制，这一体制是中国工业重复性生产的主要制度原因：①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投资方向、 建设规模、设计生产能力等都要经由计划部门层层审批，企业进入的产业规制比较严格。此 外，原材料供给、产业价格均由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加以规定。而改革初期的产业规制松动 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投资和项目审批等权力，为地方经济的加速发展开了绿灯，使地方经济扩 张具有了体制方面的保证。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多从本地区利益出发，降低产业进 入壁垒，并给企业以信贷、税收等政策性支持。尤其是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的存在，推动着 地方大量投资于价高利好的产业，使宏观层面呈现出产业过度进入的态势。②在产业规制松 动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与生机的同时，由条块分割体制而衍生的行政垄断却扼制地区间的竞 争，排斥地区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在地区间的企业竞争、企业兼并与联合不能充分展开 的情况下，落后的小规模企业受到保护，从而使分散化的重复性生产和低效率小规模生产成 为工业产业的组织常态。③地方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与政企合一的传统企业制度结合在一 起，使地方政府运用经济管理权力时带有自利性的倾向，即地方政府期望通过扩张地方经济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来显示政府部门或个人的政绩，期望通过审批项目和干预企业生产向企 业创租。地方政府拥有了经济管理权力，实质上是拥有了经济利益。当地方经济利益获得最 大化时，政府部门或公职人员获利也能达到最大化，这已成为不争事实。
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规模收益递增行业，汽车工业巨大的投资和资产专用性，以及由产 业关联带来的对就业的影响，构筑成了汽车工业的高度进入壁垒和高度退出壁垒。尽管90年 代中后期，我国汽车行业出现了一些强强合并的大生产集团，但远未实现我国汽车行业中规 模经济的要求。目前国外一般单个企业的最小经济规模是整车40万～60万辆，零部件100万 ～200万件。而我国整车厂和零部件厂的数量之多，已超过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总和，规模 经济效益在我国汽车工业中远没有得到体现。比较前10位的汽车生产企业的产量，可以明显 地感受到中国汽车工业与世界汽车工业的巨大差距。我国汽车工业最致命的问题是因企业过 多、投资分散化所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度竞争，尤其是汽车工业规模不经济 局面尚未得到扼制，又一轮的汽车工业重复性建设又将开始，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全国 有24个省市把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汽车工业因过度分散化投资引致的过度竞争，说明我 国工业产业的过度进入现象并不能用进入、退出壁垒的高低来解释，因为高进入壁垒的汽车 工业同样地形成了过度竞争。进入高壁垒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说不是一个难越的障碍，因为 行业进入壁垒背后有一定的制度安排作为支撑，中国转型期产业进入的制度性缺陷正是过度 进入形成的根源所在。
2、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乏，委托代理关系模糊，企业经营者不受投资风险约束。依据传统 理论，私有企业的自利行为有可能导致过度的市场进入和重复建设，公有经济具有计划性， 从而可以更好地避免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公有经济过度进入 和重复建设问题甚为严重。在公有制下，企业产权属于国家、属于全民，人人都是企业的主 人，人人都可以不对企业负责。随着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企 开始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自我管理模式。企业经营者虽然具有企业控制权，但只是国 有资产的代理人。企业经营者只考虑在任期内企业投资项目的获利水平，而不会对企业未来 发展谋划与负责。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国企经营者往往会千方百计投资价高利好的项目，以 期快速增加产值与利润，突出任期内的政绩。至于项目投资后可能发生的亏损，对企业经营 者 来说则是毋须关心的，因为国有资产的全民性决定了毋须任何人对其负责任。由于国有企业 缺乏产权，国有资产就不可能有承担财产风险的真正主体，企业经营者也就不可能有硬预算 约束。又由于缺乏对企业代理人长期激励的机制，代理人往往有“投资饥渴症”，好于投资 行为短期化。投资对于代理人来说是一种没有风险而却可以带来多多实际利益的即得行为， 可以显示政绩，晋升官职，增加在职消费的机会。国有企业利润承包制、资产经营承包制等 经营体制的改革，非但不能消除因产权主体缺位而带来的国企预算约束软化、国有资产无人 负责等问题，相反国企产权制度的缺陷在国企各类承包制中凸显得愈加清晰。
另外，国企代理人的选择与国企投资行为也有一定的关联。由于中国缺乏经理市场，也没 有 一种机制能够保证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被选出来当企业经营者，所有的企业代理都由政府 官员选择，但政府官员却不需要为企业经营效果承担责任。在缺乏长期有效激励机制的情况 下，国有企业代理人不需要对国企的投资风险、经营状况、未来发展真正承担财产责任。在 国家所有制下，无论实行哪一种承包制，国企预算约束硬化都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有真正 意义上的自负盈亏，因而国企投资也就不可能具有市场化的行为，而只能是不顾社会整体性 资源配置要求，搞重复建设，追逐短期利润最大化。国企所谓的破产，也只是对严重亏损企 业实行关、停、并、转而已。由于缺乏经济主体的财产约束风险机制，国家对不合理资源配 置格局作关、停、并、转的结构调整之后并没有出现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预期，问题就在 于国企的传统制度安排不可能消除重复建设，这一点正是公有经济过度进入与重复建设问题 甚为严重以及不断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
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这一制度安排相对应的是企业的僵化资本结构。改革开放前，国 企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权高度集中。“拨改贷”后，中国不仅形成了大批完全依靠银行贷款创 立的项目，而且形成了大批完全依靠银行贷款建立的“企业”。“拨改贷”的初衷是通过贷 款的所谓“约束”来提高国企资金使用率和实现投资约束硬化。然而，由于国企一切问题的 产生都来自于产权主体缺位，因此，当国企产权制度安排未改变之时，国家改变了对国企资 金的供应方式，其结果不仅不能提高资金使用的约束硬度和投资行为的审慎，相反，国企可 以无视宏观整体利益，通过各种关系向同样是国家所有的银行贷款，进而实现投资扩张目标 和满足投资饥渴的要求。
3、从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到分级财政包干体制的变革，为地方经济扩张冲动和盲目性投资 提供了财政制度的支持。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下，中央对地方投资分配实 行计划性的平衡，能够满足当时短缺经济时代的投资需求。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不能使地 方政府获得一定的财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地方经济的内在活力。按照财政分权理论 ，有效的财政体制应介于集权与分权之间。80年代初至1994年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进 行了多次改革，建立了以基数法、比例分成法为主要形式的分级财政包干体制。财政分权的 目的是希望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地方政府的竞争并不总是起正 面作用。当地方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支配权力后，就会从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而不是从 全局利益出发来配置资源。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增强，为了扩大地方财源、安排 就业、突出政绩，地方政府会支持项目投资，实行地区封锁，保护落后企业。应该说，地方 财政包干这一制度设计具有缺陷，因为在中央政府不能很好地获得地方政府信息和监督地方 政府行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必然会竭力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和上交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 最小化。财政分权体制的另一缺陷是未注意到在中国公有经济下政企不分和国有投资缺乏风 险约束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之前，地方政府获得了财政权力就意味着得到了创租的机会 。
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财政开始了分税制的改革，分税制的财政体制较财政包干体制更能清 晰地确立起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分权中各自的地位，有利于强化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也有利 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规范化与法制化，从而消除各地经济封锁、市场分割的利益动机 。但由于在推行分税制改革进程中过于照顾地方既得利益，反而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地方政府 增大投资、开辟新财源的动机。同时，分税制对地方政府财力的限制也促使地方项目投资的 进一步小型化与分散化，以及在融资过程中采取不正当手段。由于转轨期财政制度设计的非 优化，以及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博弈，使得改革后的财政体制仍然不能在调整 中央与地方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政企不分与政府投资缺乏风险约束，使原 本并非优化的财政制度设计难以达到理想的预期，推迟了财政体制改革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 构合理化所应起的作用。
4、改革初期，价格由“单轨制”变为“双轨制”，两种价格作用于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式 ，形成了非规范的竞争性市场，进一步诱发公有经济的产业过度进入。建立价格双轨制的初 衷试图在旧体制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既保留传统体制指令性计划调节的优点，又兼有市场 机制的灵活性。然而，价格双轨制在实践中很难行的通。这是因为指令性计划机制与市场机 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运行方式，分别适应于不同的体制，并且有不同的调节功能。把两者简 单地撮合在一起，不仅使指令性计划受到计划外价格破坏，而且使价格信号紊乱与扭曲，失 去对需求和供给的引导作用。尤其在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管理以及国有产权不清晰的一系列 制度安排下，价格双轨制通过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了非规范的竞争性市场与行政 垄断性市场并存的国民经济运行格局：①乡镇企业、其它非公有制企业受市场价格调节盲目 进入后，因规模不经济、技术水平低、产品成本高，过度竞争中难以生存；②政府与国有企 业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国企享受计划价格的原燃材料供应而轻易获得市场超额利润，从而诱 发 国企大量进行项目投资。国有企业通过投资扩张获得巨额利润，政府也从中获得权力租金的 回报。
市场并非是完美的自动调节系统，市场机制自身无力保证竞争的有序性。当市场经济的建 设还处于初期阶段时，单个企业难以获取准确的信息，也难以排除扭曲的价格信号干扰，更 难以掌握同行业企业竞争者的投资动向，因此扭曲的市场价格信号就不可避免地会诱使众多 企 业盲目进入，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调节，加剧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公平竞争，更加剧 了公有经济的过度进入。
在中国近二十年的体制改革中，制度变迁始终是以激发微观组织的内在动力为中心的经济 利益调整，比如农村的家庭责任承包制、企业微观组织分配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引 发的制度变迁在于极大地调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巨大的潜力与活力。然而，现代经济增长中存 在的结构效应以及经济资源配置理论，都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不仅仅是调动市场 主体的积极性。对于中国来说，在调动经济主体积极性的同时，更应通过设计有利于经济资 源配置合理化的制度与机制，来构建出符合现代经济增长的充满活力的产业组织结构成长新 模式。
三、阻遏工业产业过度进入的制度环境
由体制转轨期的制度环境所诱致的工业产业重复性建设而形成的低质资源配置格局，在今 天已成为中央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部署的主要原因。多年来，产业结构调整一直在中央的 经济政策中占有突出地位。从表面上看，人们对结构调整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实际情况并非 如此。在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首先是要认识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已发育到何种程度 ？结构调整的宏观体制环境是否已建立起来？若离开结构调整的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仅仅依 靠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制性力量，结构调整的真正涵义就无法真正体现出来。结构调整与体制 改革之间存在着互动性关系，体制改革到位，结构调整才有了真正的推动力。对处于体制转 型 期的中国来说，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改革银行信贷制度，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建立投资 基金以及进行政府职能改进，是阻遏工业产业过度进入，实现中国工业产业有效竞争的配套 性改革。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工业产业有序竞争的良好微观基础。中国国有企业产权非清晰 化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乏问题的解决，在于国有企业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①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化财产配置结构和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形成了权、责 、利对称，风险与利益相匹配的企业制度安排，并由此建立起一种来自企业内外部监督的制 衡机制，能有效地制止企业的投资冲动和短期化行为，有助于企业经营者形成一种符合企业 生存与发展的理性投资意识与行为。②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明晰了企业产权。当企业成为市 场 主体而不再依附于政府时，就为政企、政资分开奠定了企业制度基础。③改进现有的资源配 置状态，存量资产就必须流动与重组，而有效的存量资产流动要求国企产权清晰化。国有企 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产权界定清楚，自然而然成为市场主体，这就为国有产权交易 提供了可能，从而使资源配置改进成为可能。由于产权交易不仅仅是买卖企业财产，而是交 易企业财产与企业法人实体的总和，因此产权交易的可能性取决于交易双方的产权清晰度， 产权愈清晰，产权交易成功的概率则愈大。可以说，中国工业产业的资源配置的改进、企业 兼并与联合的推进，主要取决于产权清晰化的企业制度安排，现代企业制度是推进中国工业 产业走向有序竞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条件。
2、进行国有银行信贷制度改革，建立起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以形成信贷资金的硬 约束。在国有企业投资资金由“拨改贷”后，国有银行便成为国有企业获得资金来源的主渠 道。但由于银行与企业共同的“国有”性质，债权与债务便没有差别。在政府干预下，国有 银行不可能按照商业银行的信贷法则对国有企业信贷，债权与债务人之间的非市场关系极易 导致银行对企业进行重复性的贷款，而企业低质量地使用资金也毋须承担资金使用的风险与 责任。对此，推进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建立起企业与银行间真正市场化的债权与债务关系， 以使债权充分发挥出对债务起到硬约束的破产权利作用，进而使国有企业融资风险机制得以 真正确立起来。
3、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强化地方政府投资风险约束。在现行的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可支配 的财力取决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对地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以及地方政府投资风险约 束机制的缺乏，使地方政府增大投资以开辟新财源的动机不断增强。遏制地方政府盲目与过 度投资，就必须形成地方财政预算硬约束。建立现代预算制度，通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代议 机构对政府财政进行监督，并赋予公众追究政府投资责任的权力，将会对政府的过度投资行 为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
4、建立投资基金，筹集分散的民间资金投资于存量资本的重组。通过企业兼并、转产和破 产等企业退出行为，减少过多进入的企业数目，将过于分散的生产能力集中起来，是改变产 业过度竞争的资源配置状态，实现工业产业有效竞争目标模式的正确途径。施蒂格勒在解释 美国企业兼并运动发生条件时，曾强调企业兼并的资本条件和企业组织制度的条件。中国资 金长期短缺与存量资本重组的迫切性构成一对突出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变原有的高 度依赖间接融资的资本结构为高度依赖直接融资的资本结构（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兼并更多依 赖资本市场中的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中，美国目前是50∶50，日本 是30∶70，中国大约为10∶90）。投资基金具有规模效应带来的信息优势和专家理财的优势 ，借助于规范的资本市场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投资者对投资基金这类的中介机构的监督 也比较容易。随着企业筹资环境逐步地适应市场化，通过证券市场的作用，充分利用民间资 金的雄厚力量投资于企业的兼并与联合，无疑是存量资产重组走出资金短缺困境的理想途径 。
5、实行政企、政资分离，消除行政垄断的产权基础。从政府方面来说，要通过理顺产权关 系，由多级国有资产管理局专职行使所有者职能；从企业来说，要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将国 有企业改造成以公有股份为主体的多元化产权主体并存的股份制企业。政府不再行使所有者 职能就消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独占、垄断和随意行政干预的产权基础；而国有企业的股份 制改造，则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自觉地进入市场而不再依附于政府。政企分开后，政府 的主要经济管理职能是：①制定国家产业政策，从宏观层面对企业进行投资导向；②制定产 业组织合理化政策，推动企业合并与专业化协作；③制定市场秩序政策，建立各类法规法制 ，着力于建立公平、公正及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
四、结 语
制度性因素是一切经济问题最深层的诱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逐步地建立起来，中 国工业产业组织结构的重组与优化必须要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环境来推进与实现。制 度的创新与完善能够形成微观主体投资自控力和风险责任意识，有效地改变政府干预企业经 营的行政垄断管理体制，并为存量资本的流动与调整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而这一系列期望 在体制变革中出现的企业与政府行为，都是中国工业产业组织从过度竞争走向有序竞争的根 本性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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