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的战略伦理思想与领导能力
◎任俊华 李朝运
[摘 要]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董仲舒将传统的伦理观念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实现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本文对《春秋繁露》战略伦理思想的依据、战略伦理主体的德性及策略进行论述，并阐述其对当今领导者的德性培养及领导能力建构的价值。
[关键词] 《春秋繁露》；战略伦理；领导能力
西汉初期，统治者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文景之治”。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已不再适应汉帝国的需要。如何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成为时代的新课题。董仲舒以《春秋公羊》的义理为基础，汲取了阴阳家、黄老、法家思想，撰写了《春秋繁露》一书。在书中，董仲舒将传统的伦理观念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实现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这对两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治国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春秋繁露》战略伦理思想的依据
“天”，“天道”，在董仲舒战略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董仲舒说的“天”是由天地、阴阳、五行等多个因素组成的整体。《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上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指出“天”同时具有自然之天、神灵之天、伦理之天的三维特征。但是，董仲舒论“天”，并非为了探索“天”运行发展的规律，而是为其战略伦理思想寻找理论依据。
天人相类。董仲舒认为，人是由“天”创生的，《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上说：“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的形体、哀乐喜怒皆与天相副。“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最终，他得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结论，即按类别区分，天与人是同类的。
天人感应。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中，董仲舒首先指出了自然界中同类感应的现象，接着通过类推的方法，指出天人之间也存在相互感应。这也就是说上天能干预人事，人事也能影响上天。就君主而言，君主行善积德，上天则会赐予祥瑞；君主背道失德，天则会降下灾异谴告之。
法天而治。早在殷周时期，就有法天而治的思想。《论语·泰伯》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董仲舒把这种法天而治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一方面，他指出“天”是人世间的主宰，“人道”源于“天道”。《春秋繁露·郊义》曰“天者，百神之君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作为君主，应法天而治，国家的治国战略也应溯源于“天”“天道”。另一方面，他又把人世间的道德价值赋予上天，为国家战略确立了价值渊源。如《春秋繁露·基义》：“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董仲舒把战略与伦理都统摄于“天”的系统之中，实现了战略与伦理的同构，为汉帝国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春秋繁露》战略伦理主体的德性与领导者的德性
爱民。《春秋繁露·俞序》：“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弒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意思是说有仁德的君主，会因为爱护百姓而为之计深远，防微杜渐。楚灵王、晋厉公就是因为不爱护百姓，不为百姓着想，以至于被杀。因此，作为领导干部，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一）仁
中华文化向来推崇“和”。《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和”思想，提出了“德莫大于和”的思想，并把“和”作为国家治国战略。如《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春秋繁露·楚庄王》：“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
面对诸侯叛乱、礼制混乱的社会局面，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尊君”的思想，把君主作为战略伦理的主体。同时，他又通过“天”对君主进行约束和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对君主德性的要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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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
具有“智”的君主，不仅能发现事物的苗头，还能把祸患消灭于尚未成形之时。正如《春秋繁露·仁义法》所言：“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鲁僖公一直等到敌兵到来时，才去应战，《春秋》对此是不加以称赞的；而鲁庄公在敌兵未来之时就主动追击，《春秋》称赞他，这是因为他忧虑长远、仁爱之心能施及远方。领导者只有加强学习和实践，才能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发现事物的苗头，从而防患于未然。
君主的“义”主要体现在贵微重始、戒骄戒奢。《春秋繁露·立元神》上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这是说君主是国家之根本，其一言一行，都会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作为君主，更应谨言慎行，注重自我修养。如果君主骄奢，人民就会背叛他。正如《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所言“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当今的领导者只有严于修身、戒骄戒奢，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
（三）智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上说，“莫急于智。……不智而辩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董仲舒在此阐述了“智”的重要性。他认为智者能预见事物的发展规律，而提前加以预防。因此，智者在做决定之前，都会先用智慧加以谋划，然后再去执行。
《春秋繁露·仁义法》篇中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这是说“义”在于端正自我，而不在于端正他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端正，纵然能端正他人，也不能称之为“义”。楚灵王讨伐了叛贼、齐桓公治了袁涛涂的罪，《春秋》却不说他们合于“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能端正他人，却未能端正自我。
领导者的德性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有引领作用。如果领导者不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官德败坏，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政令就会无法有效实施；如果领导将“仁”“义”“智”作为自己的道德要求，不断加强道德修养，政令则会不令而行。
三、《春秋繁露》的战略伦理策略与领导能力
西汉建立之初，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仁义道德在守天下中的重要性。《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曰：“君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董仲舒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仁义道德在国家战略中的工具价值，提出了实现“外王”的具体伦理策略。
同时，在处理与他国关系的时候，“以和治国”的战略表现为重文德轻武力。中国古代实施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德化”外交，武力的使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往往是作为最后的手段加以使用的。董仲舒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在《春秋繁露·竹林》中指出：“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战争会给人们带来伤害，故武力最好设而不用；应用修文德的方式，使四夷来朝，协和万邦。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当今社会，领导者也应采取非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一）以和治国
“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董仲舒指出仁的法则不是爱惜自我、而是爱护他人。晋灵公为了改善饮食而杀死自己的厨子，为了娱乐用弹弓弹大夫，这些都是他爱惜自己的行为。因而，不能称为“仁”。相反，有仁德的君主，会爱护百姓、恩及四方，甚至对于鸟兽昆虫都会加以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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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汉初期，诸侯叛乱、贫富分化、社会不稳的局面，董仲舒主张以“和”为指导思想，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曰：“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作为领导者，应该懂得和谐、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在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领导者也应善于发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德主刑辅
《论语·为政》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两种不同治国策略。孔子认为，用政令、刑罚管理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却失去了羞耻之心；用道德、礼仪来治国，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还会从内心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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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秦重刑轻德的恶果和汉初的社会状况，董仲舒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的战略伦理策略，并用阴阳之道对此加以论证。《春秋繁露·天道无二》曰：“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必以此察之。”可以看出，董仲舒在主张以“德教”为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刑罚的作用。在他看来，德教和刑罚就如同春夏秋冬一样，不可或缺。
It is assumed that the shape of the contact region, the relative mo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force between the stator and rotor of the ultrasonic motor do not vary with time. If t=0, the equation of the contact surface of the stator and rotor is in the following
针对“德主刑辅”战略策略，董仲舒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第一，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进行广泛的道德宣传，来达到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功效。第二，主张轻刑慎罚，减少刑罚的施用比例。第三，《春秋》决狱，即以《春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以犯罪者“心志”来判断其罪行。在当今社会，领导者必须明确法治和德治的作用范围、比例，以便使二者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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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义轻利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秦时期的儒家的思想家总体上都是重义轻利。董仲舒的义利观与先秦儒家义利观是一脉相承的。董仲舒的义利观主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他认为义与利都是不可或缺的，主张义利“两养”。正如《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所言“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义之生养人大于义”，强调重义轻利。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5―0113―03
[作者简介] 任俊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战略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朝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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